每个时代都有偶像。七十年代，知青朱克家便是当时的偶像之一。

世风变得真快。在拜金主义风靡中国大陆的今天，人们为几个外国青年在中国贫困地区教书而感动。又似乎对这种不记劳苦的献身精神所不解。大家似乎忘记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主动地、被动地献身于改变中国贫困地区的人们何止千万。他们的主力就是知青。

我们常听知青讲述他们青春的失落，学业的荒废。但我要对他们说，你们的青春没有浪费、你们的汗水没有白流。你们用自己的年华，为封闭的农村带去了现代文明，拉近了城乡的距离，提高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在今天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与知青在文化上对农村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这么说：知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就相当于红军战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

当你怀疑这种比喻时，不仿设想一下：在文化贫瘠的农村，来了一群来自天南地北，操普通话的“洋学生”。他们唰牙、洗手、喝开水、写标语、出板报。有的青年还拿出笔和纸对着标致的姑娘媳妇画素描（就象网友一郎兄）。这个景象持续了近十年。这些时光对这些青年来说，是珍贵的，是一种“损失”。他们可能能够读学位，成学者，做专家。但对村里人来说，是千百年难得的机会：不出门就看到了“城里人”的生活、卫生习惯。子弟们还请知青们做免费的文化教师。而有了文化的农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就不是包袱而是动力了。

扯远了。以下朱克家的故事主要是根据刘晓航在知青网络的文章整理的。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市海南中学毕业，不久随知青上山下乡队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风俗不同。但这些困难并未使他却步，在劳动中，他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乡们打成一片，因为他出生在一家多子女的贫穷家庭里，父亲是上海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的女工，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的秉性。

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个爱尼族人的山寨，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往返途经勐掌，便与朱克家成了好朋友，这位爱尼汉子告诉他，解放20多年了，至今还在经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的煎熬，都一个个地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只能辍学，希望他到山寨教书。朱克家明知那里条件比勐掌还要艰苦，但毛主席的话给了他信心与勇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主动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转到莫登山寨去。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当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教材学生听不懂时，便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爱尼语。爱尼妇女白天劳动，晚上春米到深夜，家务劳动繁重，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尼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山寨后引来山泉，带动发电机山上便有了电。他还学习了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为爱尼乡亲们服务，他成为爱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勐仓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意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爱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他这一选择与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千方百计的要离开农村大趋势格格不入，带有某种“反潮流”的精神。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了他这个典型的，他们出于一种职责，将朱克家的事迹整理成材料《山寨里最忙的青年》及时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主管文教宣传的徐景贤看到了，立即转呈姚文元。姚文元布置采访时得知朱克家还不是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方面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突击解决朱克家的入党问题。电话传到地、县、公社党委，不巧他此时正在昆明开会，生产队党小组和大队党支部认为：他虽然在一个月前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对其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并不了解，要调查清楚后才能讨论，但上面催督急如星火，要求当晚答复，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当天（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补办，这样朱克家在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下，被突击吸收入党，从上海市委打电话算起，到他“入党”止，前后 11个电话，总共才9个小时。
在姚文元的安排下，上海市委派出写作班子赴云南，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以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朱克家立即成为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1973年6月，中共“十大” 物色委员人选，张春桥要求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席“十大”。8月下旬，他赴京参加党的“十大”。在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都有朱克家。有人提出，这个年轻人入党才3个月，没有经过政治考验，当选不合适这个意见受到上海方面的指责，认为是看不起青年干部，压制新生力量。这样22岁的朱克家便跻身中央委员会，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十大”以后，为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朱克家又被送进王洪文直接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深造。王洪文叮嘱他要“好好学习，要参与上层的路线斗争”。朱克家从此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

1975年9月，他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与柴春泽起草了与会的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表示要在“两三年内把自己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

1976年2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晋见江青、王洪文等人，借汇报机会，把云南省委在1975年进行的整顿，消除派性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王洪文鼓励他回云南仍要坚持斗争，“帮助省委转弯子”。为了总结推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所谓经验，他亲自到昆明师院“蹲点”，将师院变成为全省批邓的典型。为了给层层揪“走资派”制造舆论，他还积极参与话剧《典型报告》，到省话剧团布置任务，要求大写“揪走资派”，要把走资派写到省一级，要通过这个戏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仅半个月，6场话剧《典型报告》就粉墨登场了，产生一片喧嚣。

1976年10月，“四人帮”倾覆后朱克家当然就成为云南省批判的声讨的对象。被关押进监狱接受审查，并接受省直机关一场场批判。但在最终处理时，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给予他宽大处理。他被下放到滇黔边界一个叫洪恩的煤矿劳动。毕竟他有当过知青的经历，干什么都不在乎，他穿上工作服，套上长统水靴，戴上安全帽、矿灯，跟班下井了，但没让他去采煤，他分去掘进风井巷道，以后又调到地面上来，去洗煤厂出煤泥，这是谁也不愿意干的苦活。他穿上渔民穿的橡皮服，一下跳入齐腰身的煤泥中，不叫一声苦，一个月的包干任务，他十二、三天便完成了，矿工们惊呆了，他当时只是个二级工，每月工资37元。

矿上的人们主动关心他的婚姻问题。矿山子弟学校教外语的小杜老师看上了他，女方比他小7岁，是一个老地质队员的女儿，月薪110元。朱克家迟疑地说：“你要考虑好，和我结婚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幸。”但小杜姑娘热情似火，非他不嫁，并说：“过去的事情咱们不去管它，对今后你会怎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咱们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在矿山，我跟你也能过一生”。1983年他们结婚了，不久有了一个女儿叫小星星，这是他们夫妇俩的全部寄托与希望。前几年，有记者寻到洪恩煤矿去采访朱克家，他的日子过的很平静，现在在洗煤厂开水泵，酷爱读电子与机械等科技书籍，他对记者说“我太想去爱尼山去看看，带上妻子和女儿，不知允不允许？”

去年听从云南来的老知青说，朱克家在煤矿承包了一家劳动服务公司，当了矿招待所所长，但又有人说朱克家已带着妻子和女儿提前退休返回上海了。

又据网上消息（不信也罢，前后左右真心希望此事没有发生）：

据当年插队云南的同学谈起朱克家的遭遇：76年底，朱克家遭受反复批斗，有时一天遭受批斗5－6场，多次被人用铁丝绑在广场的柱子上批斗。还遭受残酷的殴打。似乎云南人民将对“上海帮”的仇恨全部发泄在朱克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