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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火烧十三行熔化洋银流满街,烧毁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 现在流传多幅历史图片再现了十三行昔日的辉煌。其中有当时的西方画家画下的广州十三行全景图、广州府图、广州珠江江面图等,不少图画都是采用当时世界最新科技的铜版制图,画面上十三行商馆区各国商贾穿梭,江面的上万舸竞舤的场面让人不禁对当时广州的繁华叹为观止。
从画面中我们看到,十三行在地理上包括中国行号与外国商馆两个区域:中国街区有一组宽敞的中式建筑,里面有很多房间和庭院,这是行商公所,由政府选定最富、最有声望的人担当行首,被称为总商。
在十地街区内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人经商、居住的地方。商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异域风情,成为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木板平顶型的中国行号与拱形廊式的西洋楼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在目前留下的记载中,常常把十三行商馆描绘成为“金山银海,堆满银钱”的景象,那到底十三行时期繁荣到何种程度呢?据即将正式发行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载,1822年发生在十三行的一场大火持续七昼夜,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一二里地,仅此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
鸦片战争是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战火让17~18世纪东方的贸易中心“广州十三行”渐渐衰败。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也纷纷破产。战争期间,英军所到沿海城市皆势如破竹,只有在广州城外不攻而退。这其中有着至今仍鲜有人知的内情:当时英军已兵临广州城下,准备发起总攻。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令行商前往调停。在城外,行商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达成英军退兵协议———限广州方面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为条件。结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资200万两,其中以伍氏家庭出资最多,计110万两。由于是地方上自筹款项,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便隐瞒了他乞降讲和的真相。签订《南京条约》后,由于“广东之富扬名于天下”,又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道光帝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作战争赔款,此举令不少行商纷纷破产。
1843年春天,广东官府传令行商伍绍荣等人,要求追索300万银元,限全体行商六日内全数交清。这次赔款,怡和行伍绍荣被勒缴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银元。此外,《南京条约》中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行商已也无法管理对外贸易。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炮火将具有150年历史的商馆化为灰烬,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十三行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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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鉴像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
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有关伍秉鉴豪爽大方的故事在外商中流传甚广。据说一个美国商人与他合作做生意,但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元的债务,因为没有能力偿还一直无法回国。当伍秉鉴听说后,叫来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并且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把借据一把撕碎,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两清。而在当时,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型货船也只值1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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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承像
潘振承是十三行历史上除了伍家外最显赫的家庭。“清代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虽然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顶峰,但真正贯穿行商历史,历尽百年的却是潘振承家族。从潘振承开设同文行开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十三行中是绝无仅有的。”
潘振承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于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出生。据其族谱,潘振承年轻时共三次前往菲律宾从事贸易,为日后参与外洋行的贸易挖掘了“第一桶金”。据说潘振承能讲熟练的葡萄牙语,因此与外商交易时较其他行商更有利。
当时,广东行商的庭院成了画家竞相描绘的对象。在现存的图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潘家中西结合的别墅丝毫不逊色于今天西方亿万富翁的私家庭院。这些极尽奢华的庭院中,处处种植着稀有的古树、各种各样的花卉等。“此外园子里还养着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
但这一群富甲天下的商人最后却因为受到各方的压力,纷纷破产。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四家欠外债380万元。乾隆帝担心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还。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欠债,行商潘致祥在1808年想尽办法脱离了洋行界,他曾说过这样一话:“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