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四月一日, 在家人和老师同学们的欢送下, 坐上大轿车,离开北京城去了当时还算远郊的通县永乐店公社插队. 现在那里都快成城区了.

插队在那时已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了. 72年初中毕业生创造了15个月回城的记录. 插队可以说是分配工作的前奏.

记得1972年初中毕业时, 15-20%上高中, 10%去中专技校. 剩下的大部分人去了农村插队. 等我们高中毕业时, 人家已经都回城了.

高中毕业时, 最好的是当兵. 当时100多人的毕业生, 走了10多个去当兵, 有去空军的和去首都机场海关的. 有些人当兵当到现在. 这次回来还在首都机场碰到我们高中的一位同学. 只不过还没有听说那位同学混到将官了呢. 也有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当兵,失去了后来上大学的机会. 世事难料.

另外那时的政策已经松动, 家里老二可以留下, 如果老大已经在当兵或者插队. 还有病留也比较宽松了. 记得因家庭困难留在城里的同学,分的工作都还可以, 有大学实验室的,一般都是大工厂. 至少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因病留下的也分的不错. 总之留下的同学分的比去插队的好很多.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 现在有个留城的同学混到了某部的司长,还有一个当了某区法院的副院长.记得当时108个高中毕业生,也就是30-40个去了农村插队. 突然想起水浒, 天罡星都去插队了,地煞星都留城了.

北京在1970年以后还是不错的. 1970, 71 两届毕业生基本留城. 71年恢复高中,本来据说是可以直接上大学的. 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张铁生.

北京自70年以后的毕业生,除了留城的以外, 插队都是远郊. 近郊区的收入比当时城里的工人都好, 当然不可能接受那些应该受再教育的知青. 但是就是远郊插队这一条, 比起其他大城市来说,还是好多了. 据说上海插队分郊区, 邻省, 边远地区. 这点吴德还是比张春桥,马天水们好多了.

北京市办的另一件好事是在1978年建立了好多大学分校. 一下子把录取分从360降到300. 这该是全国大规模扩招的开始. 那时市长是林乎加-此人好像是唯一担任过京津沪三市主要领导人的中共干部,不知后来为什么没有上去, 据说是被老邓当了西单墙的替罪羊. 此是后话. 顺便在此提一下.

要说抵制插队,各村都有很多高招.

记得当时有很多有路子的人把孩子送去当小兵. 14-5岁的孩子到部队当兵. 我们班上有个念书不错的北空家属在初一时就去当兵了. 高中毕业时,我们那俩班的北空子弟都当兵去了. 记忆中没人去插队.

另外北京市的三建公司去湖北建2汽, 有些家属就跟着或者从别的插队的地方去了那里. 更有甚者, 当时三建的头张百发利用职权把好多老干部的子女用吃空额的方式留了下来.就是把那些人招在三建名下, 不去湖北, 干拿工资, 三建从湖北回来后立即把这些人再放走到他们想去的单位.老张由此在文革后提升很快.

没有路子的平民百姓也以泡病号之类的办法抵制下乡.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已去世的岳母.

他们家4个适龄青年, 67高中, 68, 69, 72 初中. 愣是一个都没有去插队. 老人是个没有什么文化,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家庭妇女. 可是顶住了各种压力, 不让子女下乡. 最后都分了还算不错的工作. 多年以后和我LP说起此事,还觉得她老妈在这点上挺伟大的.
总而言之, 纵观我党的各种表现, 不紧跟党的步伐, 是不会吃亏的. 1956年前后的知青支边,1957年的反右, 特别要说的是1962年的下放运动-据说2000万职工下放, 谁响应党的号召,谁就上当了.

不管怎么说,插队在当时是一种无奈但还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我可从来没有奢望能够被推荐上大学. 只要平平安安回城就好了.

我去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两年接受,管理知青的经验. 在村边给知青盖了40间平房, 外加伙房,办公室. 知青基本自成一个小天地. 知青按照各生产队分成几个排. 每个排派一个管理人员,称为指导员. 另外大队还有一个副书记,一个妇女主任专管知青. 如果那个指导员是个农民还好说话,要是个复原兵就对知青比较刻薄. 复原兵比较愿意对着知青训话.刚去的前几个月,天天挨训. 就是那么几句话: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分配大权在他们手里. 总之觉得特受压抑.

当时我们那拨知青高中生和初中生的比例大约是1:4. 高中的还是少数. 当时时兴挖沟治盐碱. 知青的男生被大队组织起来成了一个专业挖沟队. 除了农忙的时候去干其他农活. 记得那时每人每天的任务是挖8米长的沟.那个沟是2米深, 上宽1.8米, 下面宽0.6米. 也就是每人每天要挖近20方土. 1-2周干下来倒也还可以. 一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就是三夏农忙时白天割麦子,晚上还要去场上. 一天要干近20个小时. 好在就是那么2-3周的事. 凭着当时年轻,还能挺过来.

后来出过几天河工,就是去挖河, 一共才两三天,属于支援的性质. 泥巴粘在铁锹上, 挥了半天锹那泥也甩不掉.那可能是最累的几天了. 难怪把挖河列为农村四大累之首. 据说有些人愿意去出河工,原因是吃的好.

知青有自己的食堂, 伙食一般就是馒头,窝头,贴饼子. 菜一般是大白菜. 每一个月可能有一次红烧肉吃. 平时菜里也很少有肉. 当时开玩笑说真成了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了. 人家那是听音乐听得,我们那是真没肉吃. 记得一次去公社去看病,听说那里有肉饼, 可能是时候不对,没有买到, 买了好多大肥肉吃的不亦乐乎. 我可是去那里查肝炎的. 查出来转胺酶360. 可见当时多么缺肉吃了.

比较好过得是冬天,从家里带些挂面, 炸酱,大油. 在火上烤馒头片,再摸上猪油, 估计现在没有几位吃的下了. 那时可真算美食了. 冬天出工时间短,还可以下下棋,打打牌. 也算悠然.

我下乡几个月之后, 突然觉得嘴里发苦, 就去公社卫生院体检. 查出急性肝炎. 本来我还算干活出力的, 人缘还算可以.评工分评了当时知青的最高分. 这下就找到泡的理由了. 回家一连休息了5-6个月,直到1976年初才回去干活. 这中间收到一次刺激-一个很近的亲戚被推荐去天津上大学, 就是怕以后会分到外地,愣是没去. 我当时看着挺眼谗的.可是也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轮到我的.

插队期间好像是老一辈革命家辞世的高峰季节. 75年4月初董必武和老蒋相继辞世. 接着就是就是周恩来, 朱德,毛泽东. 加上4.5天安门事件, 唐山地震, 也算乱糟糟的.抓四人帮的消息还是听美国之音或者台湾广播知道的. 那时对偷听敌台,管制的不是很严.
说起父母单位和插队的关系,在北京一般都是随学校去插队, 很少听说单位组织去插队的.可能是北京太大了. 记得我们那里有两个高中生, 一个是同届的, 一个是小一届的. 通过关系到了那里. 最后同届的因为哥哥是那里的干部, 分配占了一些便宜.

病休返回村里之后,受照顾和一个知青,另外两个老农管理知青的菜地. 倒也不算很累. 这时和老农有了更多聊天的机会,也学了一些种菜的知识. 后来在美国在后院种菜多少有点帮助.

地震之后,白天干活,晚上看更-有地震就敲锣. 顺便和办公室主任们聊聊天. 办公室主任是我们给当时在办公室给书记当秘书的女知青起的外号. 其中一个主任后来上了某大的新闻系.

那里对知青的男女关系管理的特严. 记得我同高中的两位同学是男女朋友, 稍微有点来往, 被整的挺惨的. 几年下来, 好像只有一位有点缺心眼的女生被当地的农民搞大了肚子. 别人都能全身而退.

另外虽然说要扎根农村, 大家知道几乎没人真的要扎下去. 有个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 喊了扎根, 在那里入了党, 当了副书记. 实际上就是被人利用当个典型. 最后随着插队接近尾声,他也考大学走了.

到了96年底,插队结束, 就到了回城分配工作的时刻了. 这也是本人唯一一次被人分配工作.也可以说是对插队成果的检验.

结局是比较惨的. 我们四个高中男生. 一个去了热电厂-当时算最好的工作. 一个去了织带厂-还算马马虎虎.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饮食,还是集体所有制编制的. 当时比较好的工作还有某东郊大厂,和我分到一起的那个同学的父亲还在那厂里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位.可惜也爱莫能助. 只有那个有哥哥在公社的人去了那个东郊大厂. 多年后,我那一起在饮食的同学的弟弟成了那厂的厂长.

听到这些消息, 几个分在一起的人灌了两瓶二锅头,醉的不省人事. 第二天就回城了.回到城里, 又是一个劲的接受招工单位的训话. 当时心想,一个TMD破单位老子还要听你训话. 又是一堆扎根饮食行业的教育.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当我们被分到下属单位时, 来接人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四个当时的铁哥们都上了大学. 现在号称百万产业工人的东郊各大厂几乎荡然无存. 我那些在饮食行业的同事们还真没有什么下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