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外國的月亮

1896年，上海。帝國的一個湖南籍旅遊者在一位取了一個中國名字的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那裡，看見了讓他終生難忘的兩樣東西：一張可以清楚地看見人體骨骼的Ｘ光底片和一個可以代替人腦進行數學計算的大木頭箱子。這個帝國的讀書人目瞪口呆，萬分驚異。這兩樣撞擊了中華帝國幾千年思維模式的東西，幾乎在瞬間便把他過激的反叛性格無可更改地固定了下來，使他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寧願被砍去頭顱也不願意放棄自己幻想權利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他的名字叫譚嗣同。

譚嗣同，一個飽讀詩書的帝國省級官員的兒子。1896年他30歲，口袋裡有幾個閒錢，正在帝國的廣袤的土地上亂逛。

Ｘ光射線，1895年11月8日被德國物理學家倫琴發現。Ｘ光機問世幾個月後，中國的《益聞報》向國人報道了這一消息。當時從科學技術上講幾乎如生活在中世紀的中國，即使是最有學問的人也不知道這個發現是什麼和意味着什麼。譚嗣同看見的僅僅是一張Ｘ光底片 ，而第一個看見Ｘ光機，第一個接受Ｘ光檢查的中國人，應該是李鴻章——因為在這一年，李鴻章訪問德國，經旁人的勸告，他接受了剛剛發明的Ｘ光機對他在日本被刺時受傷的頭部的照相。這位中華帝國的重臣大員親眼在一張膠片上看見了那粒日本製造的鉛彈以何種姿勢鑲嵌在他左眼下的骨頭上。

和Ｘ光底片一樣，那個可以代替人腦進行數學運算的木頭箱子是一台剛剛發明的實用自動計算器，雖然電子計算機的發明是1946年的事，但是它的前身機械數字計算器早在1642年就被法國人帕斯卡發明出來了，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皇帝正苦惱於如何把一群在“闖”字旗下手舞足蹈的造反農民阻擋在京城之外。

面對計算器的運算，譚嗣同在給朋友的信中無法遏制自己的驚異：

我在傅蘭雅處見到了計算器，真是奇異無比。任何人，哪怕是村婦愚氓，即使不會作算術，只要掌握了操作方法，機器一轉，片刻之間，答案即出。無論多複雜的計算，都毫無差錯。最奇怪的是，運算最終結果，數字不僅會自動顯示在機器上，而且只要需要，它還會自動打印在紙上，從機器里送出來。我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的這一切。（譚嗣同致歐陽中鵠。轉引自《戊戌風雲》，閔傑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06～107頁。）

中國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走出國門了。按照中國人的幾千年的思維習慣，他們對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興趣，他們只願意在自己既定的圈子裡生活，和與自己有關係的人打交道。中國人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土地，背井離鄉在中國是最悲慘的境遇。外部的世界對中國人不具備任何吸引力，中國人生活的特點就是依據幾千年前先哲們的教訓，毀滅性地強迫自然資源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標準，他們只願意“就地繁殖”——包括他們的子孫的延續和文化的繼承。

中國人接受外部世界是被迫的，包括那些先覺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先覺者當屬那些最早到外國留學的“留學生”們。他們受到帝國政府的官方資助被派往國外學習，其奇特的經歷，足令今天爭相送子出洋的中國人匪夷所思。

1872年，迫于洋務派官員的堅決懇請，帝國政府決定向國外派遣官派留學生。這個決定立即在國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政府的決定十分荒唐又極其恐怖，其恐怖程度不亞於政府把他們的孩子搶走賣了；而大多數政府官員也認為此事不可為之，高度 文明的中國孩子被送到遙遠的“蠻夷”去讀書，這簡直是一種本末倒置——“中國不尚西學，今此幼童越數萬里而往肄業，弗乃下喬木而入幽谷歟？”（張俠等：《清末海軍史料》，第603頁。）儘管政府聲明為留學生出全資，還是沒有人報名，最後只得跑到偏僻的香港才勉強招夠人數。報名的基本是社會低層的窮苦孩子，因為只有這些家庭敢冒這個險：與其在家缺衣少食地病死餓死，不如把孩子給了政府，興許能僥倖活下來。這群梳着辮子，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國幼童在8月11日的暑熱之中於上海登上了一艘美國輪船，開始了漫長而奇特的異域生活。他們全部被安排在美國的普通家庭中，學習的日期沒有明確規定，只是說“學成回國”，而怎樣才能稱之為“學成”？——這些中國孩子一去竟然達10年之久。

10年之後，除了這些孩子的父母和定期為他們供應銀兩的官員外，當其他的中國人把這些孩子已經徹底忘了的時候，1881年，已經長大了且進了大學的中國孩子突然接到了帝國政府的命令：立即中斷學業回國。究其原因，是帝國政府突然發現這些中國孩子已經完全西化，而在他們受到的教育里，有很多污衊中國的內容，以致他們罵起中國來比洋人們罵得更起勁兒。他們穿上了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國的真辮子剪了，人人弄條假辮子“以在中國官員接見時使用”，真是既無恥又狡猾。他們不好好頭懸梁錐刺股地讀書，而“專學美國人運動遊戲之事”。他們全都說美國話，中國話倒說得不地道了。更嚴重的是，他們的“傾向”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一些學生已經開始拒絕向“中國官員和孔子牌位行叩頭之禮”，個個開口閉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真乃“數典忘祖”，“喪失德行”。——政府花費大筆的銀兩難道最終要培養出一群帝國的敵人嗎？

帝國管理這些留學生的“總辦”吳嘉善托帝國駐美國大使陳蘭彬向政府轉述了他堅決的意見：“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極應將局裁撤。”

在闊別祖國和家鄉10年之後，留學生們回來了。其中一位叫黃開甲的留學生在給美國友人的信中記述了他們在登上中國土地之後的遭遇：

曾幻想有熱烈的歡迎等待着我們，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呀！全成泡影……人潮圍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只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是管理我們信件的陸先生，一個不如平庸中國人的頭等笨 伯。他不雇用馬車或者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台衙門，卻雇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程遲緩，使我們再度暴露在驚異、嘲笑的人群中。他們跟隨着我們，取笑我們不合時尚的衣服。我們穿舊金山中國裁縫的傑作，很難為時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獨輪車沒有“法租界”的通行證，我們必須下車自扛行李而過。在中國士大夫眼中，這都是丟人現眼有失尊嚴的事情……為防止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黃開甲給巴特拉夫人信：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於中國上海 》，高宗魯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台）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2頁。）

這些學生們被關在一所廢棄已久的潮濕破敗的書院中達四天之久。在他們中間有個名叫詹天佑的人，數年之後，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至今，在中國首都北郊的蒼翠山嶺中旅行的中國人和外國人，乘坐火車時依舊要行進在他設計建造的鐵路之上。

絕大多數一輩子沒有出過國門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的認識是通過閱讀有限的報紙和書籍，甚至是在茶館酒樓里道聽途說的。在19世紀最後的幾年裡，中國的報紙上突然掀起連續刊登洋人們又發現了什麼或又發明了什麼的報道熱潮，而洋人們每發明一樣新奇的東西都會成為刺激中國人議論不休的話題。這種現象成為一個巨大的預兆，因為至少在封閉的中國這很容易促成一種激進的狂熱，如同流感大面積地傳染大家一起感冒發燒一樣，對於體質已極端虛弱的中華帝國來講，此時此刻，即使是感冒發燒也能引發一場關乎生死的大病痛的到來。在中國能夠閱讀報紙，甚至是外文報紙的基本上是三種人：正在苦讀以追求功名的知識分子、已經取得功名身為各級官員的知識分子、讀書取仕失敗了的落魄知識分子——這一點就預示着，在即將到來的帝國的巨大痛苦中承擔主要角色的，必定是中華帝國的知識階層。

報紙上刊登的一浪又一浪的報道熱潮令一向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的帝國文人們心慌意亂，坐臥不寧：

電氣機車——1897年春《新知報》第11期報道：在美國華盛頓，一位叫布朗多的美國人正在研究一種新型的火車頭。它的形狀是橢圓的，靠電力運行，車速每小時120英里。

地鐵——1897年秋《利濟學堂報》第16期報道：美國紐約現在正開鑿地下鐵路，總長度42英里，總投資5000萬美元。火車通行的地下隧道，寬26英尺，高20英尺。機車往返採用雙軌制，每分鐘可運載乘客340人。

破冰船——1897年《利濟學堂報》第13期報道：俄國最近向其鄰國丹麥訂造了一艘破冰輪船，造成後由丹麥直接駛往琿春。此船馬力4000匹，破冰之法是憑藉巨大的馬力和重量將堅冰破碎，為商輪、客輪開航道。

電熱毯——1898年《湘報》第66期報道：鐵絲在通過電流時，因電阻甚大，會產生巨大熱量。外國人發明電爐用以烹飪，近有美國人某君別出心裁，將此法用之暖被，通上電流，欲溫欲熱，任所欲為。

外星人——1898年4月1日《格致新報》報道：除地球外，宇宙中的星球何止億兆，若說其中沒有一顆上有人未免武斷。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即使某一星上有人，他們的體格和性質，必定與地球人不同……惟有火星，其表面有某種跡象，表明人類可能在上面生存。前不久，法國某貴婦人捐款十萬法郎，交巴黎科學界，稱如果有人能發現外星有人，即以此款作為獎金。但是，火星上大氣極為乾燥，即便有人，當與我不是同類。——外星人的問題已經超出自然科學的範疇，開始動搖所有古老哲學的基礎了。

科學和哲學，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當帝國的知識分子康有為驚訝於一架顯微鏡“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如象”之後，他得出的是關於世間任何生命一律平等的政治性體會：“而悟大小齊同之理。”

康有為和梁啓超都不約而同地回憶道：他們政治信仰的啟蒙教材是一本名叫《瀛寰志略》的地理書。

《瀛寰志略》，道光六年進士、福建巡撫徐繼畲著，10卷，20萬字，圖文並茂。據說是受中華帝國“面對來犯者而束手無策”的現實的刺激，潛心收集世界各國的地理史料，“薈萃採擇，得片紙亦存錄勿棄。每晤泰西人，輒披冊子考證之。於域外諸國地勢形勢，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圖立說，采諸書之可信者，衍之為篇，久之積成卷帙。”（徐繼畲：《 瀛寰志略·自序》。）一個帝國的高級文人和官吏，不以飽儒夸世，不諳官場經營，竟然對世界地理有這樣的耐心和興致，實屬罕見。

康有為說，閱讀了這本書之後，他才“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12頁。）而梁啓超是在考中了舉人並且得到一個新娘的時候看見這本書的：“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梁啓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無論在康有為還是梁啓超的眼裡，這本書與其說是科普著作，不如說是政治教科書。因為除了世界地理知識以外，它最終提供的是一個嶄新的世界觀，這個世界是一個由許多互相競爭的國家所構成的多元世界：在中華帝國的文明之外，同時存在和發展着印度文明、穆斯林文明和歐美文明等多種文明方式。徐繼畲毫不掩飾地推崇着美國的文明：“美利堅合眾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其總統以四年為任滿，再任則八年耳”，而只要有“德”，美國的任何一個平民也可能被推選為國家的“皇帝”。中國世代“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徐繼畲由自然而社會分析得十分奇特，他認為美國國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可以和中國“三代”政治中的“禪讓”、“天下為公”等古道相比，西方民主制度的內涵“符合孔子的遺意”。——即便是拉上了中國道德的祖宗孔子，徐繼畲傳播的“地理知識”也是一種大逆不道——更為重要的是，徐繼畲，這位大清帝國道光年間的普通官吏，在他對地理知識的講述中竟然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資本主義化是世界發展的必然大趨勢。

康有為對地理知識的認識進而也完全政治化了：“英國之制，……都城由公會所，內分兩所 ，一曰爵房，一曰鄉紳房。”（徐繼畲《瀛寰志略》。）“公會所”即指英國的議會，“爵房”是參議院，“鄉紳房”是眾議院。當《瀛寰志略》受到帝國政府“輕信夷書，動輒輔張揚厲”，“輕重失倫，猶傷國體”的批判時，康有為已經開始盤算着如何在中華帝國建立“公會所”了。

誰能說《瀛寰志略》僅僅是一本科學著作？

沒有出過國的康有為僅僅去了一趟香港和上海，就認定了“資本主義”制度要比中華帝國的制度優越得多。1879年的時候，康有為來到香港，他即刻感到自己似乎來到了一個夢幻世界。同樣是中國的土地，被英國人統治不過僅僅才30年，卻“靈島神皋聚百旗，別峰通 電線單微。半空樓閣凌雲起，大海艨艟破浪飛。”“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15頁。）而1882年的上海之行，又一次讓康有為“仿佛進入夢幻世界”：“番商租地，俗稱‘夷場’。洋樓聳峙，高入雲霄。八面窗櫺，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環。街衢弄巷，縱橫交錯。”（黃樊材：《滬游勝記》。）“樓閣之巍峨，道路之平坦，旅店俱樂部之偉麗，遊覽之處，則公園及大橋在焉，交通工具，則汽車電車及公共汽車備焉，洋商林立，電炬爍爛，凡此皆在歐美所習見者。”（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第1頁。）僅僅幾十年時間，在洋人們的治理下，上海變成了一個五光十色的繁華城市。

太陽人家的亮，月亮人家的圓——帝國混亂起來的日子還會遠麼？

10、為皇帝開出的“藥方”

無論如何，1895年，“公車”們無論是對中華帝國還是對帝國主義們，都同時充滿了怨恨。

康有為在中國近代歷史的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幾年間裡，其主要行為是給帝國的皇帝“出主意想辦法”，方式是不斷“上書”。他一共向帝國的皇帝上了長短不一的七封“書”。如果從籠統的“偉大的公車上書”的定義中走出來，認真地看一遍“公車”們上的“書”，就會發現中國 知識分子的一片天真爛漫。

中國文人歷來以“救世”為己任、為樂事，執意要給當權者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這些“救世郎中”不僅“偏方”奇特，“醫囑”也是妙不可言。

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裡，為帝國皇帝開出的一劑良藥是：“近之為可戰可和，而必不致割地棄民之策；遠之為可富可強，而必無敵國外患之來。”他首先從台灣不能割讓開始，說服帝國的皇帝“吃藥”：“竊以為棄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意思很明白：如果放棄台灣，那麼百姓就會認為他們擁戴的政府不一定什麼時候也會放棄他們，這樣的政府擁戴它幹什麼？何況帝國主義們的貪心是一樣的，台灣割讓了，以後別的國家要中國的土地給還是不給？不給，他們就必然學習日本人動武——“有一不與，皆日本也。”——而戰爭一開打，帝國軍隊還是會戰敗，戰敗只好再割地。國土都割讓光了，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皇帝還有什麼意義？因此，當務之急是“鼓舞民心”而不是“鼓舞夷心”。康有為藥方中的四味藥是：“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114～135頁。）

康有為建議皇帝立即向全國下三道詔書：

一為“罪己詔”。皇帝在詔書中為戰爭的失敗承擔責任，並且應該說這樣的話：“今日本內犯，震我盛京，執事不力，喪師失地，幾驚陵寢，列聖怨恫”，“特下明詔，責躬罪己，深切痛至，激勵天下，同雪國恥”。這個建議的天真程度是驚人的：在中國的專制歷史上，皇帝基本上不是人，讓“一貫正確”的聖明天子如同課堂上的小學生向老師承認錯誤一樣向國人百姓發表自己的“檢討書”，如果中國真會有這樣的皇帝，又何至於拖着辮子去別的國家商量如何讓出自己的國土！更妙的是，帝國的“公車”們對皇帝的檢討書一旦發表所產生的景象的描述更加天真爛漫：“忠臣義士讀之而流涕憤發，驕將儒卒讀之而感愧忸怩，士氣聳動，慷慨效死。”——感動得流淚甚至慷慨聳動已經是很可觀了，而“忸怩”一詞更是來得突然：膽小怯敵的士兵饑寒交迫之中讀到皇帝的“檢討書”，竟然出現一種類似害羞的表情，這樣的溫情的場面不是帝國的文人絕無此奇妙的想像。

二為“明罰之詔”。康有為建議皇帝“賞罰嚴明”，對那些耽誤國家大事的人要嚴厲懲處絕不姑息。這個建議本不算新鮮，中國歷史上的諫臣常為之，至於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另當別論。問題是，哪些罪行屬於嚴懲之列？康有為列舉有：“輔佐不職”、“養成潰癰”、“主和辱國”、“戰陣不利”、“聞風逃潰”、“剋扣軍餉”、“喪師失地”、“擅許割地”、“辱國通款”、“守御無備”等等。這是一個“罪行大全”，從皇親貴族、戰場官兵、總理衙門一直到政府各部都罵遍了。中國文人對國家弊病的指責歷來有“一勺燴”的通病，於是被罵的用不着同仇敵愾，知識分子們的滅頂之災就會轉瞬降臨。何況其中的“主和”一條 ，誰都知道這是慈禧太后的意志，在帝與後關繫緊張微妙的時刻，讓皇帝收拾“主和”的罪魁，文人們的意思是不是要求皇帝把中國的老佛爺也順便嚴厲懲辦了？

三為“求才之詔”。這也是一條原本不新鮮的建議，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沒有一個不標榜自己“愛才”的。但是，這話從正在“高考”並且前途渺茫的舉人康有為嘴裡說出來，便有另外一種味道了。帝國官場上一向依靠“論資排輩”和“裙帶關係”兩個基本原則運轉。為了讓皇帝認識到“破格提拔”“有才能的藍色長袍人”的美好前景，康有為表述道：“天下之士，既懷國恥，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報皇上。”——“以報皇上”的措辭中似乎有着慷慨赴死的決心——可惜的是，至少康有為們的歷史表明，帝國政府從來沒有過“破格”的想法，即使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某一位當權者真的“破格”選拔了幾個知識分子進入政權中樞，其政治命運也往往是極其被動扭曲的——想來人生還不如不被“破格”提拔的為好。

熱血沸騰的康有為還是涉及了一個嚴肅而敏感的問題：帝國體制的變革。“變法成天下之治”——這是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重要建議，也是康有為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政治動作的核心。僅僅在《上清帝第二書》裡，康有為關於變革的設想和建議就幾乎囊括了支撐帝國經濟的各個方面，拿他的話來說就是富國、養民、教民和革新。“富國”包括了對下列行業的整頓：貨幣、銀行、鐵路、工業製造、礦業開發和郵政。“養民”包括優先發展農業、鼓勵科技發明、加強貿易流通和開拓民政事業。“教民”包括加強中國教育中自然科學的含量，內容例如天文、地礦、圖繪、醫律、化電、機器、武備、駕駛等。當然，在普及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不能忘了中國的文明傳統。具體建議是：把全國亂七八糟的“鄉落淫祠”全部取締，改成孔子廟，令全國一律“獨祀孔子”，以“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嚴肅的建議到這裡還是發生了荒謬的拐彎——康有為們所說的“鄉落淫祠”指的是什麼？也許是指民間那些“不正規的信仰”吧。讓四萬萬人的思想“獨祀”一個孔子，這恐怕是只有帝國文人才會想到且為之不懈努力的一個理想境界。帝國文人的矛盾在於，他們是最反對給思維“劃定範圍”的人群，而為了讓皇上高興，他們又是用文字圍剿“不規範思維”的最積極者。這樣的矛盾延續千年，史不絕書。

可能是受洋人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啟發和刺激，康有為還提出了一個極其荒誕有趣的建議：派中國人到外國去“傳教”！康有為派出去的中國人不是和尚、道士和尼姑，而是像他這樣有學問的中國人，也就是帝國的知識分子。帝國的知識分子到外國去傳什麼教？當然是中國的姓孔名丘的人的思想。這樣一來就可用中國的“聖教”去改造和教育那些野蠻的洋人。康有為還進而想像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出去“傳教”可以一舉多得，“可覘夷情，可揚國聲”——揚國聲是宣揚國家精神，而“覘夷情”卻多少有點詭秘了——“覘”這個只有中國文人們才會使用的孤僻漢字的含義十分單一明確，就是“偵察”和“刺探”的意思。（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114～135頁。）

但是，即使是這樣千奇百怪的“書”，在那個年代裡也絕對是“一聲驚雷”了，在帝國的歷史上還沒有人敢這樣議論國事。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二書》雖然皇帝沒看到，但是在京城卻被廣泛傳抄，到了“索稿傳天下人人墨爭磨”的地步——康有為出名了。

而且，中了進士的康有為眼看就要當官了。

要想得到理想的官職，還要經過更高層的殿試和朝考。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名為“時務策”，考察的是對國家政策的見解。殿試之後便可取得“出身”，而且殿試的一甲三名立即會被授予官職，第一名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榜眼和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除了殿試的前三名外，其餘的考生還要進行朝考，考題兩道，皇帝特派大臣閱卷，朝考的成績結合殿試名次，再由皇帝分別授予官職，其中優秀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餘分別授主事、中書和知縣等官職——中國的讀書人只有進了皇家最高人才庫翰林院才算是真正地要飛黃騰達了——帝國的大員們幾乎都來自於翰林院。

康有為的殿試和朝考都考砸了。

其實，康有為能以37歲的年齡中進士也純屬僥倖，僥倖於另外一個考生的考卷寫得太好了——那個考生就是他的門生梁啓超。

梁啓超，和康有為同為廣東人，比康有為小16歲，他的家庭世代充滿了“力求功名，熱心世事”的寒士家風。祖父雖然“飽學多智”，但是在考場上奔波一生，只考得秀才，最後花錢捐了一個“縣教諭”的小官。父親的運氣更糟，“屢試不第”，連個秀才也沒混上，一輩子僅僅是個教書先生。這個對功名追求得幾乎絕望的家庭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集中在梁啓超這個長子身上了，因為他“天資聰慧”，六歲時已能對仗合體用典自然，九歲時能寫出“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歲時得到了一本曾經考取過殿試“探花”的著名洋務派人物張之洞的著作《 ■軒語》，“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考中秀才之後，梁啓超16歲參加舉人考試，做的八股文的題目有：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至’子不語怪力亂神》；二、《來百工則財用足》；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詩的題目更是充滿南國風味：《荔實周天 兩歲星》。梁啓超詩文寫得美妙如同浮雲懸月，於是考取第八名舉人。更讓他和他的家庭意外欣喜的是，在主考官、副考官、學政等官員們和新科舉人一同“歡宴”的時候，主考官李瑞一眼便看上了這個年輕舉人，竟然當場決定把自己的堂妹嫁給梁啓超，這真的證實了中國人的那句老話：書中自有顏如玉。

而這一年，帝國全國範圍內的舉人考試，有一個人和梁啓超一起參加了，這就是32歲的康有為。但是康有為和梁啓超不在一個考場，梁啓超在廣州，康有為參加的是順天府考場的考試，地點在北京。當梁啓超春風得意的時候，康有為正心情沉痛：他沒有考中舉人的原因很複雜，除了才力運氣之外，還因為他複雜的思想——這時的他已經開始思考中華帝國的“變革”問題了。考試期間，他每晚在昏暗的油燈下並不是在研讀典籍，而是在給帝國朝廷的名人寫信：皇帝信任的工部尚書、軍機大臣潘祖蔭、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大學士徐桐等等，信中大談國家急需變法變革，因為日本已占領了琉球，法國併吞了安南，英國奪取了緬甸，中國的整個邊疆幾乎被帝國主義包圍，下一步就該是全面圍剿帝國了，而整個帝國從上到下還在沉睡不醒。康有為夜夜急書，天一亮就上街滿城亂轉，想辦法把這些信件送出去。結果可想而知，據說大學士徐桐看過信後極其憤怒，罵道：這個狂生！由於信件的內容太“反動”，徐桐把康有為這個名字記住了，這也許就是康有為希望得到的效果，他希望他的名字能夠在帝國的政治上層掛上號，但是他沒想到由此帶來的另外一個災難性的後果：雖然他渴 望中國進行“變革”，但他同樣渴望考上舉人，考上進士，當上高官，而批閱他的考卷的考官只能是罵他“狂生”的那些人物——他怎麼會不考砸呢？

康有為回到了廣州，開辦了由他執教的“學堂”：萬木草堂。康有為不是進士，連舉人都不是，居然開學堂辦教育，於是遭到人們的恥笑和攻擊。但是，他終究是一個已經小有名氣的上過“書”的“公車”，慕名而來的學生居然不少。嚴格地說，萬木草堂不是一個學堂，而是 一個“政治團體”。學堂講的不是八股文，而是要探討國家的出路。

就是在這一年，繼續苦讀並且夢想考中進士的梁啓超在與康有為相遇的瞬間便認定：眼前的這個人是一個能夠指導他人生，讓他一生都追隨的人。

1894年，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啓超師生二人結伴北上，一起來到京城參加進士考試。兩個人都沒考中。

1895年，師生二人再此結伴北上來到京城，在一起組織了“公車上書”的同時，又一起頑強地向“進士”衝刺——兩個人雖然年齡相差很多，但都表示成敗在此一舉，如果再考不上，就都不再應試了。

令康有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記住了康有為名字的那個大學士徐桐！

徐桐決心絕不錄取康有為，並且對此十分留心。他向副考官們通氣：凡是廣東考生中文章特別出色的，肯定是那個康有為寫的，見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結果，考官們看到了這樣一份“出色的”試卷，經過對文章立意、觀點和風格的分析，認定無疑是康有為所作，於是立即“棄置”一邊。由於文章寫得實在是才華橫溢，一位副考官還在這份試卷的卷末寫了幾句頗為俏皮的話，把康有為比做已經出嫁的漂亮女子，儘管看上去令人心動，可無論如何“娶”不得了：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惜哉惜哉！——誰知道，這份被誤認為是康有為的試卷，其實竟是梁啓超的。按照科舉規定，發榜時前五名依次填寫姓名，當填到第四名的時候，徐桐向考官們“誇示棄者必康有為卷”，站在一旁同為主考官的翁同龢還嬉笑道：“尚有第五，安知無他？”第五名考生的名字填了出來，竟然正是康有為！

據說，徐桐當時“既怒且慚，歸語門者，康如來謁，拒不納。”

梁啓超從此再未涉足考場。

康有為在梁啓超的犧牲中參加了殿試和朝考，但一一落選，他沒能獲得接受皇帝親閱欽定名次的資格。他最後被授予的官職幾乎令他絕望，一個才大心高的社會精英得到的竟是一個低級京官的職務：主事。具體“單位”是政府各部中的工部。

對官職極其不滿的康有為和考進士失敗的梁啓超懷着憤憤不平的心情從此開始一心一意地以變革為職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