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領土危機

台灣，中國一個多災多難的海島。

《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天，當台灣省民眾得知帝國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後，“若午夜暴聞驚雷，驚駭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台北民眾鳴鑼罷市，宣布一切銀兩不准外運，製造局不得停工，台灣稅收必須留做抗日之用。所以，當日本軍隊依照《馬關條約》上島去接收土地的時候，他們遇到了抵抗。

這是連日本 人都不可理解的戰鬥：戰鬥的一方是日本的正規部隊，而另一方卻是連軍隊都算不上的一群將辮子纏在額頭上的“義軍”。戰鬥從一開始雙方就明了結局是什麼，因為參戰的中國民眾一開始就聲明他們“知其不可而為之”是要“以示不甘為敵國之順民”。他們張貼出一張布告，為自己近乎“自殺”的行為向帝國政府、日本軍隊和全世界做出解釋，措辭之淒涼令人不忍卒讀：

此非台民無理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省，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變。台民欲盡棄田裡，則內渡後無家可歸；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椎胸泣血，萬眾一心，誓同死守。（《凌霄一士隨筆》卷九第二期《台人抗日》。）

中國民眾的淒涼在於，他們面對的是朝廷的割讓。

《馬關條約》正式生效後僅僅六天，那些帝國主義們就突然一反“中立”的立場而跟“大獲全勝”的日本人翻了臉。一份以俄、法、德三國名義發出的“最後通牒”被送達日本政府那裡：日本占領中華帝國的遼東半島，是對“遠東和平的障礙”，日本必須放棄這個要求，如不答應，我們“將不惜一戰”。

“各國聯合起來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使中華帝國的官員受寵若驚，儘管他們中間有人似乎明白各國此舉的意圖何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認為，日本本是海洋國家，如果日本占領中國遼東，日、俄兩國就等於是有陸地接壤的國家了，俄國人絕不允許日本以“中國的東北為根據地威脅俄國的安全”。沙皇的另一個意思沒有明確說出來，那就是中國的大連和旅順兩個不凍港應該是他們的而不能是日本人的。於是，俄國決定要使中國的遼東半島“保持戰前的狀況”，為此決定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包括轟炸日本本土的港口。而此時俄、法、德三國的聯合艦隊已經游弋在日本海海面上了。法國參加俄國人的行動是因為俄國和法國之間有一個《俄法同盟》。至於德國的目的，是他們“很願意俄國繼續忙於東方事務而緩和俄國人對歐洲的壓力”。在中華帝國面前可以稱霸的日本，在“帝國主義”們的行列中屬於“弱者”，儘管他們極不願意，反覆地爭辯，最後還是不得不表示“屈服”：“日本政府，本於俄、德、法政府之友誼忠告，約定拋棄遼東半島之永久占領。”但同時日本人提出一個“不能便宜中國”的條件：中國人必須用錢來“贖回遼東半島”。帝國主義們立即齊聲說這樣很好，很好，但日本人提出的5000萬兩銀子似乎多了點兒，我們的意見是3000萬兩，這是一個公平的價錢。

就這樣，連同《馬關條約》中規定向日本“賠償軍費”的2億兩白銀，年收入不過8890萬兩的帝國政府一共要向日本人支付2.3億兩白銀。中華帝國即使舉國不吃不喝也無法湊齊這筆巨款。而《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如果在1898年之前還不清賠款的話，不但每年要負擔高達1400萬兩白銀的利息，日本還有權駐軍威海衛直到賠款還清。於是，帝國主義們期待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他們爭先恐後地“借款”給國庫如洗的中華帝國——借款不但是盤活資本賺取利息從而獲得巨大經濟效益的絕好機會，同時也定會使借款國受到永遠無法擺脫的制約。

帝國主義們的借款競爭激烈地開始了。俄國駐華代辦警告帝國政府不能向英國人借款，否則俄國人“必問罪”。英國公使竇納樂同時告訴帝國政府，如果中國借俄國人的錢，英國必採取“最堅決的報復措施”。法國的威脅是，如果帝國政府給予了別國利益而不考慮法國，法國就“立刻奪取中國南方的一塊土地作為補償”。誰也得罪不起的帝國政府只好請赫德出面，讓這個英國人疏通與各國的關係，同時默許了俄國人對中國旅順口的“租借”。中華帝國的“大借款”，令形同搶劫的帝國主義們都有了收穫，其獲得甚至不亞於日本人通過戰爭獲得的。

至於《馬關條約》中規定的中國向日本割讓台灣省一事，由於那個叫做台灣的島嶼的得失與帝國主義們的現實利益沒有多大的關係，於是，儘管帝國政府指望各國像干涉遼東一樣干涉日本對台灣省的占領，但是帝國主義們誰也沒有吭一聲。

從1895年日軍在台北登陸，直到台南陷落，台灣“義軍”的抵抗進行了半年之久。日本人以為只要開上這塊已經是他們“領土”的島嶼就可以開始他們的統治，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需要用日本士兵的生命來換取台灣省的每一座城鎮和每一座村莊。而台灣巡撫唐景嵩命令官員和官兵“全部撤出台灣”，自己則在混亂之中脫下官服，與換上男人服裝的小妾們一起，混在難民中逃到英國人的輪船上尋求保護去了。台灣島上，只剩下那些中華帝國的子民們在抵抗了。

後來日本人在記述他們“接收”台灣省的書中這樣寫道：

無論何時，只要我軍一旦出現，附近的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的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里，當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裡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台北的情況是這樣，而且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日）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第四章。施聯朱：《台灣史略》第179頁。）

根據日本官方公布的數字，日軍在占領台灣省全島的戰鬥中一共損失了3.2萬人，這個數字占日軍侵台部隊總人數的一半。由此可以想像台灣民眾的抵抗是何等的不屈不撓。

日本人對台灣占領並統治了近五十年。

當“帝國主義”們的“借款”競爭基本平息之後，他們該瓜分中國的土地了。

1898年的一個早晨，幾個山東的中國農民把武裝登陸的德國人背上了中國海岸。

那天，年輕的德國海軍陸戰隊上尉馮·法爾肯海因正蹲在一條小船的船頭向瀰漫着晨霧的中國海岸觀望。在他的身邊，是一位熟悉這一帶水域同時也熟悉中國人稟性的德國傳教士，傳教士為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薛田資。在他們倆人的身後，120名德國海軍陸戰隊員戴着立着尖矛的頭盔，蜷縮在搖晃的四條小船里握着槍沉默不語。天色逐漸地亮了起來，海鷗尖厲的叫聲劃破了海面的寂靜，面前的海岸就是中國山東日照縣石臼所灘頭。灘頭砌有高大的石牆，馮·法爾肯海因上尉清楚地看見了石牆上盤着辮子的中國人正拿着火槍向海上凝望。 日耳曼人藍色的眼睛和中國人黑色的眼睛對視了很久，馮·法爾肯海因終於站了起來。石牆後的中國人也站起來，“他們不是在隱蔽處準備射擊，而是……由於感到新奇下到灘頭上來”。已經把槍托握出汗的德國海軍陸戰隊員們對海岸上的那些絲毫沒有敵意的中國人的平靜 姿態感到萬分驚奇。這時，傳教士用中國話向中國人喊起來，接着，岸邊的幾個中國人下海了。“我用中國話招呼海邊的中國人，告訴他們如果能夠下水把我們背過去，我們會給他們一些錢。大膽的人真的把褲管卷到膝蓋以上向我們走來。第一個剛過來，其他人也都跟過來 了。於是，每個‘敵人’竟然都把一個德國軍人背到自己背上，而德國軍隊是騎在中國人的背上進入敵國的。”（德國傳教士薛天資回憶，轉引自《八國聯軍侵華紀實》，孫其海著，華文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41頁。）

當晚，德國軍隊占領了中國山東日照縣城，捉住了知縣。

馮·法爾肯海因的戰鬥日記記錄道：“我們用一袋煙的工夫就出奇制勝地打下了日照城，大家不相信這是在敵人的國家。我們邁着悠閒的步伐，那樣高興和無憂無慮”。日照“城裡籠罩着一片寂靜。中國人在早上知道了我們來的消息，下午的時候已經跑光了”。

德國人在中國山東的歷史——百年以後的今天在那塊民心淳樸的土地上仍到處可見斑斑痕跡。

1898年3月6日，德國強占中國山東膠州灣，是帝國主義們全面瓜分中國正式開始的信號。

德國人覺得他們“迫切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軍港”，於是多次向中國提出要求，都被帝國政府婉言拒絕了。但是沒過多久，一個“好消息”傳到了德國：1897年11月1日，兩個德國傳教士在中國山東曹州的一次教民衝突中死了。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命令他的遠東艦隊“駛往膠州灣占領該處所有村鎮，並採取嚴厲的報復手段”（《德國外交文件》卷一，第15頁。）德國海軍上將蒂爾皮茨指揮的德國海軍在中國膠州灣登陸。登陸後的第二天，德皇親自主持內閣會議，決定“向中國儘可能地提高我們的要求，務使其無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繼續占領”（《德國外交文件選譯》卷一，第163頁。）同時決定派遣海軍大將亨利親王率領第二支艦隊開往中國。

帝國政府向膠州灣中國守將發出的命令是：“不可輕啟兵端。朝廷決不動兵。”同時，中國政府乞求“與中國有聯盟友誼”的俄國“出面調停”。

與寫有中國政府求和內容的文本同時送到沙皇面前的，還有一份俄國外交大臣穆拉維耶夫的上奏：“由於山東已成事件，我們決不能失去時機，請立即派艦隊占領中國大連灣——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東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這些民族的統治者面前耗費任何建議和忠告都不能達到目的。”（《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180、185頁。）沙皇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令俄國艦隊立即開進旅順口。俄國對此舉的解釋是：應中國政府的請求來“保護中國”——而此時，德國政府已經收到俄國政府發來的正式外交通報：俄國人不反對德國對中國膠州灣的占領。

1898年3月，中華帝國政府和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條約規定把中國膠州灣和灣內的所有島嶼全部“租”給德國，租期99年。德皇威廉二世為此發布的命令全文是：“膠州灣領土，歸德意志帝國所占有，茲以帝國之名，置該領土於朕保護之下。”（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上卷，太平洋書店，民國18年版，第205頁。）

這才發覺上當的帝國政府派遣官員要求俄國人從大連灣撤兵，但是帝國政府接到的回覆卻是和德國人一樣的“租借”條約草稿。俄國人要求帝國政府必須在3月27日之前在草稿上簽字，不然俄國就“自行處理，不能顧全聯盟友誼”了。27日，中俄簽訂《中俄旅大租地條 約》，中華帝國將旅順、大連及其附近水面“租”給俄國，租期25年。俄國人在遠東擁有不凍港的夢想終於得以實現，沙皇向外交大臣穆拉維耶夫說，俄國人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德國皇帝也給沙皇發來了賀電：從道義上說，俄國已經成為北京的主宰。

法國人坐不住了，他們認為他們也是向日本人施加壓力而迫使其退還中國遼東的“功臣”之一，為此中國也必須向法國人有所表示。1898年3月13日，法國駐華代辦呂班向帝國政府提出“租借”要求，同時派遣軍艦在中國福建海面示威。11月16日，中法《廣州灣租借條約》簽訂。條約規定，帝國政府在不把廣西、廣東和雲南租借給別國的前提下，把中國廣州灣及其水面“租”給法國，租期99年。

資格最老的帝國主義英國自然絕不會在領土的盛宴上忸忸怩怩。早在1895年，英國就對中國雲南提出控制要求，威脅的語言和其他帝國主義們一樣：如果不答應，就“自行辦理”。於是，1897年2月4日，中英簽訂《續議緬甸條約附款》，割讓了中國雲南邊境地帶。這個條約得罪了一直企圖控制中國雲南的法國，而英法兩國之間並沒有發生衝突，而是一起向中國漫天要價：法國人要求帝國政府做出“海南島不得讓給他國”的承諾，英國人就要求帝國政府保證“不將揚子江沿岸各省讓與他國”。1898年，英國受到《中俄旅大租地條約》的刺激，通知帝國政府：“由於渤海灣上的均勢因為把旅順讓給俄國而被打破，英國必須獲得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衛後對該港口的優先占有權，條件和給予俄國人在旅順的條件一樣。”英國人的理由是：“因為俄國人有旅順，法國人有廣州，所以英國必須占有一個海港。”通知的最後特別寫上了這樣一句話：“英國的軍艦正在由香港駛往渤海灣的途中。”（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9日，日本剛撤出威海衛，英國國旗立即在那個中國海港上空升起。

經過戰爭而取得巨額賠款，並占領了中國的台灣之後，失去中國遼東的日本眼看着帝國主義們的狼吞虎咽終於按捺不住了。1898年4月22日，日本照會帝國政府，要求其承認日本對中國福建沿海的勢力控制——如果拒絕，日本將“自行處理，中國方面必須為後果承擔 一切責任”——兩天后帝國政府被迫聲明，福建沿海一帶的土地不會租借給別的國家。

中華帝國被切割的過程在瞬間就完成了，沒有抵抗和戰爭，沒有流血和流淚，甚至連高聲的爭辯都沒有發生。這個過程的迅速猶如使用極鋒利的刑具行刑，受刑者甚至沒有呻吟哀鳴一聲的機會。在分割中華帝國的時候，帝國主義們的藉口不一，手段各異，但是在向帝國政府發出威脅的時候，有一句話卻出奇地一致：如果不答應，本國將“自行處理”——帝國主義們有什麼權力“自行處理”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

更令人深思的問題是：一個主權國家的領土為何輕易地就被異國“自行處理”了？

12、言論自由：移民巴西！

《大清律例》：“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

《大清律例》：“捏造言論，錄報各處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亡千里。”

本來就瘦弱又讓酷刑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模樣的文人們，辮子纏在死刑牌上，站在搖搖晃晃的囚車裡，被行刑隊押着通過大街。這時候，看熱鬧的中國百姓也許會慶幸自己的不識字 。

中華帝國的“言論”一向是“自由”的，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一樣熱衷於天南地北胡說八道，世界上也只有中國存在一種專供民間人士“自由言論”的公共場所——大清帝國所有城鎮中風險最小、成本最微、收入最穩定的生意就是找個敞亮的地方開一間專供閒聊的茶館。同時，所有的中國人幾乎生來就知道什麼可以胡說八道，什麼連說都不要去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又是世界上全民最自覺、言論最規範的國家。

突然，皇上說“開禁”了——大概是1897年的事情。皇上對他的子民們說：官紳士民有什麼話就說出來吧——言論自由，恕爾無罪！

就在穿着各色軍裝的洋官洋兵們忙着在中華帝國的各個海岸港口登陸和懸掛國旗的時候，帝國的知識分子們正在全國掀起一個全民辦報的熱潮。木刻的、石印的各種類似大傳單的東西滿天飛舞，讓幾千年來一直敬重着紙張和紙張上的字的中國人突然覺得有點不吉利，因為這樣的情形讓他們想起了出殯時漫天飄蕩的紙錢。

在那個有關“言論”的暫短的黃金般的日子裡，因辦報而著名的城鎮就有上海、天津、廣州、長沙、桂林、澳門、重慶、成都、杭州。北京是帝國的都城，官氣陰重，報紙少些，只有《中外紀聞》和《官書局匯報》較有名氣，而這兩個報名其實又是一張報紙先後使用的名稱。《中外紀聞》為康有為創辦，雙日出報，除了選載其他報紙的文章之外，報上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梁啓超之手：《地球萬國說》、《通商情形考》、《地區萬國兵制》、《萬國礦務 考》、《鐵路通商說》、《鐵路工程說》、《佃漁養民說》、《農學略說》、《農器略說》、《鑄銀說》、《西國兵制考》、《報館考略》……《中外紀聞》在創刊35天之後，被帝國政府查封了。它被取締的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一份一般的報紙，這是一份政治團體的“機關報”。

以“學會”的“學術”性質掩護政治目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發明創造——“讖緯妖書妖言傳用惑眾”——帝國的政治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厭惡從此而來。

1898年即將來臨的時候，散布在中華帝國國土上的各種“學會”達五十多個。京師的“強學會”就是由殿試和朝考失敗後心情惡劣的康有為發起成立的一個最著名的學會。就憑發起人，便註定了它必是一個有明確政治目標的組織，而無論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轉方式，實際 都已如政黨的雛形，而在中華帝國，“結黨”是極其危險的。這個“強學會”幾乎可以稱做是“貴族俱樂部”，會員全部是高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各級官員。工部主事康有為為負責人，文人梁啓超是書記員，而會長則是戶部郎中、軍機處章京陳熾，會員包括文廷式、沈曾植、 丁立均等帝國朝廷命官，其中還有後來成為中國近代著名軍閥的徐世昌和袁世凱。在“強學會”的贊助者中，不但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這三位幾乎控制着帝國半壁江山的封疆大臣——他們各捐了5000兩銀子，而且還有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甚至連李鴻章也表示捐款，可他是中日戰爭的總指揮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者，“強學會”的成員們殺他的心都有，怎能讓他“入伙”？於是“堅拒”。

更為奇特的是，“強學會”得到了洋人們的堅決支持，有的洋人乾脆就是“強學會”的骨幹分子，連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也是學會會員。

“強學會”的“會序”出自康有為之手，它不但猶如一個政黨的宣言，而且還是一篇“騷體”的美文。開篇就描寫了帝國主義們窺視中國的各種眼神，然後描寫了中國人在這種眼神下恍恍惚惚的神態：“俄北瞰，英西覘，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台茫茫，回變憂憂，人心皇皇，事勢■■，不可終日。”接着，推斷中華帝國如果再不“圖強”便將出現的慘狀：“三州父子，分為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痛。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覓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康有為《京師強學會序》，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第165～166頁。）美麗的對仗之後，接下來便歌頌中華疆土之廣闊，物產之豐盈，人口之眾多，氣候之適宜，全球無比。最後，號召中華帝國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們，團結起來，向德國學習！向日本學習！

這是明目張胆地在發動群眾。

查封“強學會”的旨意，是以皇上的名義下達的。有人說這是慈禧強迫皇上這麼做的，因為所謂“查封”實際被落實為了“改組”：“強學會”改稱為“官書局”，《中外紀聞》變成了《官書局匯報》——如果要查封一個有一定勢力和影響的民間組織而怕造成不良後果，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個民間組織“轉正”，讓其成為一個吃“皇糧”的衙門，組織中的許多人因此能夠成為衙門的官吏，這是帝國政府收服文人之心的一個一用再用而且屢試不爽的絕招。

失望的康有為只有再給皇上寫信！

在《上清帝第四書》中，康有為主張在帝國政府機構中施行“議院制”——先不去探究光緒皇帝是否知道“議院制”是個什麼東西，僅從康有為直接向皇帝提出的這個建議的舉動，就可以看出帝國知識分子的思緒有多麼的飛揚，而他們的理想和帝國現實之間的差距有多麼的驚人——在中華帝國的紫禁城裡設立參、眾兩院，能夠如此設想的人自古也就是康進士了。

中華帝國的知識分子是這個世界上最神經質的一群人，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人的心理會遭受到如此殘酷的折磨了：他們對帝國的態度如同對祖國的情感一樣，不斷遭遇在大起大落驟喜驟悲的旋渦中——昨天還頂禮膜拜心馳神往，今早又熱淚迸發咬碎銀牙。試問哪個肉體凡胎的神經能始終受得住如此的翻雲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為從上海啟程進京，身上帶着一份他認為是極其重要、關繫着中國“種族生存”問題的文件：將一部分中國人“移民”，在中國境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

康有為設想建立新中國的地點是：南美洲的巴西。康有為設想建立新中國的目的是：“開巴西以存吾種”。

在中國的亡國事實就在眼前的時候，康有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為免瓜分之禍，保中華之種族”，終於想出來了“移民”這個絕世良策——即使中華國土淪亡了，轉移出去的中國人，依舊可以建立一個“中國”。

康有為真的專門為這件大事去找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至少他還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員的協助。李鴻章聽了這個建議，居然鎮靜平和地表示同意，然後說，這件事情需要和巴西公使商量一下，目前那位公使先生還在巴西國內，等他來到中國再研究。至於巴西公使什麼時候來中國，不知道。——李鴻章把康有為客氣地送出門了。

為什麼選擇遙遠的巴西？當時的中國人有幾個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巴西的國家的？

請聽康有為的解釋：“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里，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八百萬，若遷吾民往，可以為新中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康有為什麼都想到了，惟獨沒有想到一個問題：人家巴西國願意不願意？——慌亂的年頭裡，帝國的精英們確實精神錯亂了。

皇家的考試又一次開始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們聚集在北京，京城危險了，帝國危險了。

北京城宣武門外菜市口米市胡同里的南海會館始建於道光四年，由廣東南海籍京官捐資購買工部尚書董邦達的故宅修繕而成，是南海籍學生進京應試複習課程和食宿之地。會館很 大，分13個小院子。康有為住在會館的北側，院子裡有七棵老槐，故名“七樹堂”。康有為將自己住的房間命名為“汗漫舫”，取“小室如舟”之意。

小室春寒料峭，康有為心硬如鐵。他的弟弟康廣仁告誡他，由於他和帝黨的關係過於親密，已經引起了“後黨”們的注意。皇上和他的帝黨們是願意變革的，而慈禧和她的“後黨”們是反對變革的，這個觀點不但在當時康有為的腦袋裡堅信不疑，連今天的歷史書也是這樣寫明的：慈禧“結黨營私”，寧可把國家推入水火也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光緒“憂國憂民”，寧可失去皇位也要“繁榮富強”——中國人書寫自己的往事猶如編寫唱本，能把一部民族的歷史寫得如同京劇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樣，一板一眼都有音律，唱念做打均為師承，故事簡約委婉，象徵手法嫻熟，色彩斑斕的油彩畫在了臉上，曹操陰白的底色上點綴黑斑，關羽鮮紅的底色上撒些碎金，令觀賞者能夠一邊喝茶一邊嗑着瓜子，亢奮的時候還允許叫一聲“好！”——中國人以散淡的心態觀賞複雜事物和以複雜的心態琢磨簡單事物的本領舉世無雙。

康有為至死都是最堅決的“保皇派”，他“無限忠於”的感人事跡之所以被歷史的書頁埋沒，是因為後人覺得他應該是“先進文化的代表”和“封建勢力的掘墓人”。

無論如何，康有為在寒冷的如舟小室中頑強地再次給皇帝寫信了。他向皇上提出建議，主張中國和英國、 日本兩國“結成聯盟”——旅順城內中國百姓的血跡未乾，寫出這樣的文字該是多麼痛苦的事情？經過對諸位帝國主義的反覆比較，康有為得出了要“聯英日以拒德俄”的結論。康有為絕對揣摩過皇上的心思，因為，帝國主義們被各種利益驅使現在已經基本上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德、俄、法集團，與慈禧的“後黨”關係密切，尤其是“洋務派”的那伙人，包括李鴻章、劉坤一等要員，對俄國猶為親近；另一個集團是英、日、美，這三個國家向光緒的“帝黨”表示友好，特別是積極“支持”中國的變革。康有為認為，“日本與中國唇齒 相依，德、俄得東方，於日本不利”，況且，“日本欲奮揚威武而受德俄之挾制，日本必恨德俄”，所以，日本人說的是“真情也”，英國則是“真救人之國也”。

在康有為所有的“上書”中，最著名的是《上清帝第五書》。其中他為皇上指明了三條救國之路，即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向俄國和日本學習——康有為劃分陣線的思維到這裡又亂了——“采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變政”。康有為的“群才”不是指民間聖賢，而是指六部九卿各大臣，要知道康有為大小也是政府官員之一了。下策是“聽任疆臣各自變法”，意思是皇上放權，讓各個省的官員自己去進行變革實踐。康有為最後說：推行上策，國家可以富強；推行中策，能夠維持局面；推行下策，國家僅僅不至於滅亡。如果“三策”都不推行的話，國家肯定就完了，到時候皇上就是想當個安穩的普通百姓都不可能了。9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戊戌變法》（二）第195頁。）

信寫完了，請工部代呈，但工部尚書淞■認為康信有“偏激之詞”，於是扣壓下來。後來，這封信的內容被登在了上海的報紙上，“展閱一周，言有過於痛哭者。”

康有為徹底體會到什麼叫做“宮深帝遠”了。在經過幾個晚上的痛苦失眠後，他終於決定離開北京回老家去，他不幹了——如果那一年康有為真的這樣走了，中華帝國的那段歷史將平淡無奇。可是，當他已經把行李裝上車時，突然有人告訴他，一位大官員到了南海會館的門口，並且指名道姓地要見他。康有為頓時愣住。

來到米市胡同南海會館的人名叫翁同龢。

中華帝國1898年的驚險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翁同龢，皇帝的老師，江蘇蘇州府常熟人。父親翁心存咸豐時為朝廷宰相，同治時為皇帝的老師。名門並不一定出紈絝，翁同龢27歲一舉中了狀元。“狀元”是 數十萬讀書人中獨占鰲頭的無上榮耀。中國明清兩朝，非進士不能入翰林，非狀元不能做宰相。翁同龢官運亨通，真就做了宰相，並且當上了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家父子二人，一個是咸豐、同治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師，一個是同治、光緒朝的宰相和皇帝的老師，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更奇特的是，翁同龢哥哥翁同書的兒子翁曾源在同治年間又中了狀元，一時間國人盛傳貧寒的常熟翁家的茅草屋肯定是蓋在了龍脈上。宋明以來，中國開始重文輕武，武官有多大的功勞也頂多做到將軍元帥，文官卻可以入閣拜相，甚至成為皇帝的老師，得到的寵榮無以復加。1898年的翁同龢任協辦大學士，是掌握帝國外交大權的總理大臣，還是掌握帝國財政權力的戶部尚書，同時還是軍機大臣，地位幾乎僅在皇帝之下，首輔之尊，權勢熏天，一舉一動，滿朝注目。

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師傅，就必然是“帝黨”之首。為了皇帝的利益，他不顧身份親自跑到米市胡同攔住康有為的車，目的僅僅是一個：勸康有為留下來變法。

一個當朝重臣和一個“基層”主事密談了什麼，史書沒有留下任何記載。接下來的歷史事件是：康有為不但留了下來，而且在第二天，光緒皇帝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摺：《請召對康有為片》——請皇帝召見康有為“垂問國事”，並且請皇帝授予康有為適當的官銜，代表帝國到瑞士去參加一個國際和平會議，因為康有為“學問淹長，才氣豪邁，熟諳西法，具有肝膽”。這是第一個正式向皇帝推薦康有為的奏摺，在康有為的人生中極其重要。寫這個奏摺的人是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誰都會想到高燮的奏摺是在翁同龢的授意下寫的。當奏摺遞上去的時候，翁同龢及時在光緒皇帝面前把康有為推薦了一番。結果是必然的了，光緒皇帝表示要親自召見康有為，命令總理衙門安排一下。

突然的變化，令康有為激動萬分。他多年等待的時刻終於突然來到了。

但是，總理衙門的通知一直沒有下來。總理衙門說他們要“研究研究”。

在帝國當時的政權結構中，坐在滿族貴族系列中最高地位上的恭親王奕訢，不但是六朝元老級重臣，而且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為“後黨”的首領，權力之大無人能比。恭親王是總理衙門的大臣，對於皇帝要召見康有為一事，他和禮部尚書許應■表示堅決反對，儘管翁同龢從中極力周旋，奕訢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見，免失身份。今康有為區區小臣，皇上若欲有所問，可令大臣傳語也。”（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

無奈的光緒皇帝命總理衙門大臣召見康有為問話。

召見的“降格”令康有為極其失望和憤怒。

正是春節。京城內外爆竹劈劈啪啪地響着，人們身穿乾淨的長袍馬褂，見面拱手就說：您吉祥！

正月初三那天，西曆1898年1月24日，下午3時正，心中鼓動着千種念頭萬種欲望的康有為陰沉着臉走進了帝國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全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帝國最高的外交機構。這個機構設立於1861年初，是英國人於鴉片戰爭獲勝後強迫中華帝國設立的。英國人認為，世界發展到今天，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帝國居然沒有外交部，簡直不可思議。當洋人們有涉及對外關係的事務需要和帝國政府“協商”的時候，即使是要威脅和勒索，都不知道該找誰去說，真是一件很麻煩很荒唐的事。總理衙門設立後的主要職責是處理帝國的外交事務，派出大使，管理通商、海關、海防、訂購軍火和派遣留學生等；同時，這個機構還管理着中國的第一所外國語“學院”——同文館。光緒讓總理衙門召見康有為“問話”，可見，連皇帝也把帝國的知識分子與洋人們聯繫在一 起了。

西花廳，總理衙門的貴賓室，一向用做接見外國大使。區區小臣能和帝國要臣們平起平座，至少是總理衙門設立以來的第一次。這就是鬥爭的結果。走進了這個華麗的客廳，康有為看見五位帝國的大員正在等候他。他們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總理衙門行走翁同龢、兵 部尚書榮祿、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

問話一開始就沒有客套的語言。掌握着京畿軍權的榮祿首先問：祖宗的成法不能改變，這一點你聽說過嗎？榮祿是此時朝野上下慈禧的絕對心腹。

康有為答：所謂祖宗的成法，是用來治理和保衛祖宗之地的，現在連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的成法？再說，所謂成法，應該因時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哪裡有總理衙門？要說變法，僅憑這一條，各位已經變了。

本來對康有為不怎麼了解的榮祿，立即對這個狂妄的文人產生了仇恨。康有為這樣一句自以為機智的回答幾乎在瞬間便決定了他兇險的未來。

廖壽恆對康有為的“變革”不是很了解，他沒有敵意地問：你說要變法，怎麼變？

康有為明確地答：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可以請個洋人，加上我，一起商量修改法律的問題。比如現在的六部就要徹底地變革一下。

誰也不知道康有為是否故意要刺激各位大員的神經。一個六品小官，竟然要從帝國所有位高權重的衙門下手。李鴻章不禁冷笑了：你膽子不小，把政府六部全撤了，不等於國家的制度 都不算數了嗎？

康有為答：今天是列強並立的時代，不是過去的一統局面了。現在中國的法律和官制不但早就過時，而且弊端重重，將其全部廢除，國家才有希望。

惟一與在座的大員們的心思不同的翁同龢見問答氣氛緊張，於是岔開了話題：要變法，就要有經費支持，不知康主事對籌款有什麼高見？

康有為答：籌集政治變革的經費，各國有各國的辦法。日本人發行紙幣，法國人實行印花稅，印度徵收田稅。中國只要制度改變，稅收至少可以增加10倍以上。還可以借洋人的錢來辦中國的事。

問話從下午3時開始，黃昏時分才結束。這中間，除了榮祿對這樣的問答感到厭煩而中途退場了之外，其餘的四位大員都堅持到了結束。

翁同龢立即把康有為光芒四射的才華向皇帝稟報了，“光緒大悅”。

李鴻章也同時向慈禧稟報了這次問話的內容。慈禧問李鴻章那個叫康有為的人到底是個什麼人物，李鴻章即刻將康有為描繪成一個幼稚的書生和街頭混混的混合體：“此曹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於是就不明白了：洋人為什麼支持他呢？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慈禧已經清楚地察覺到洋人在鼓動和慫恿帝國的文人們進行顛覆活動。

李鴻章回答得十分尖銳。他說，這是洋人們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把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成了他們的知識分子一樣看待了。等洋人們了解了中國的文人們都是些什麼角色之後，別說支持，就是躲避都怕來不及了。（“不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闕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慈禧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康有為們正在策劃又一次的“公車上書”，其規模將比三年前“車馬塞途”更加猛烈。而它造成的後果之嚴重，包括康有為在內，沒有一個人預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