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藍色長袍上宮殿

1898年4月22日，在帝國的京城夢想通過科舉時來運轉升官發財的“公車”們又一次上街了。

導火索是康有為們精心尋找並且立即加以利用的：幾個入侵山東的德國官兵有一天閒逛進了即墨縣的一間孔廟，他們拿裡面的一個泥塑的長鬍子老頭開玩笑，弄斷了他的一條胳膊，又把他的眼睛戳成了兩個黑窟窿。中國人把這個長鬍子老頭叫做孔子。中國的聖人遭到 了洋人 的戲弄，康有為和梁啓超聞訊，知道他們“革命”的時機到了。梁啓超立即起草並且向京城內的所有舉子發布了一個類似宣傳鼓動傳單的文章，名為《聖像被毀，聖教可憂，乞飭駐使責問德廷，嚴辦以保聖教呈》，指出德國人“滅我聖教”的舉動，是對我民心士氣的一個試探，如果中國人沒反抗，聖教亡了，國家也就亡了——“若達教即亡，綱常絕紐，則教即亡而國亦從之。”（麥孟華、梁啓超等：《聖像被毀，聖教可憂，乞飭駐使責問德廷，嚴辦以保聖教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都察院門前又出現了“公車”填塞、川流不息的景象。幾天之內重要的上書就有八次之多。同時，上書的官員的數量也大大增加了。帝國的官員們沒有一個不恨德國人毀壞孔子塑像的，但是，他們也沒有一個人不清楚，文人們真正的意圖不是維護那尊泥塑，而是要對帝國現狀提出非難。

面對知識分子的呼喊，帝國的官員們堅決主張施行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原則：先安內，再攘外。圍繞在慈禧太后身邊的保守派明確提出，要對企圖改變國家政治體制的潮流予以堅決的鎮壓。社會有點問題僅僅是某些小小的失誤，是“時弊”而不是政體不好，不能因為出現了某些問題就否定國家的體制，帝國的體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體制——“我朝成法，盡善盡美。”在保守派的強大壓力下，圍繞在光緒皇帝身邊的“帝黨”退縮了，連皇上的老師翁同龢也沉默了。

這一年的4月和5月，是康有為難過的日子，他在《自編年譜》中說：“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不敢來，門可羅雀，與三月時成兩世界矣。”

然而，當關於那尊孔子泥塑的事情已經就要不了了之的時候，突然，一個消息傳來：恭親王死了。

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這樣的情形：一個高級政治人物的死亡，會導致某種政治禁令的突然“解凍”，甚至會導致另一種政治局面的驟然誕生。恭親王是公認的保守派首領，他的死，對於康有為們來講是一個動手的信號。

恭親王死於1898年5月29日。這一天，光緒皇帝來到這位權勢熏天的滿族貴族床前。恭親王最後的遺言是：“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也。”

光緒皇帝什麼也沒說。

兩天之後，6月1日，光緒接到康有為以帝黨骨幹御史楊深秀的名義遞上的奏摺——康有為官太小，沒有權力上奏——請皇上頒布諭旨，明定國是；6月6日，光緒又接到康有為以另一個帝黨骨幹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名義遞上的奏摺，請皇上立即宣布變法。當天，光緒把奏摺 送到頤和園，讓慈禧過目。光緒等待着慈禧的表態。但是，從頤和園回來的人向光緒密報說，慈禧看了奏摺之後將其“擲於一邊”。這一回，光緒皇帝發火了——他知道現在他現在應該火一次，並且必須火一次了。現在到了恢復他帝權的關鍵時刻了。

光緒立即把自己變法的決心托性格軟弱的慶親王轉告慈禧，其中有這樣強硬的話：“倘若太后再不放權，許我變法，我定宣布退位，不甘做亡國之君。”

慈禧也火了，她讓慶親王告訴皇上，他不願坐此皇位，我也早不願他坐！

慈禧說的是真話。廢除光緒帝位的計劃已經開始醞釀。

慶親王究竟是負責處理洋務的，他深知皇帝退位可不是慈禧說退就能退的，因為“熱衷”於中國變革的洋人絕不會答應。洋人一干涉，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於是他力勸太后息怒。

慈禧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個模樣再說。

6月8日，慈禧召見慶親王、剛毅和榮祿三人，說皇上要變法，如果有過頭的地方，你們要出面“阻攔”。三個人都表示，皇上的旨意他們不敢阻攔，並且說，皇上所做的一切根本沒和他們商量過。軍機大臣剛毅更是“伏地痛哭”，請太后勸說皇上不要變法。慈禧沉默了一下，說她到時候自有辦法。

沒有人知道慈禧的“自有辦法”是什麼辦法。慈禧的這句話後來屢屢被中國的正史和野史所引用，都說是慈禧早已經把迫害維新派的陷阱挖好了，甚至已經安排好了砍變法派人頭的劊子手。史料里卻沒有慈禧一開始反對變法的證據，相反，變法是在慈禧的允許甚至是支持下開始的。

只要變法能夠讓帝國擺脫目前國土淪喪的尷尬處境，慈禧應該是最盼望變法成功的人，原因是她才是目前這個麻煩不斷的帝國的真正統治者，國家的強大和穩固是她的最大利益所在。

年初的時候，康有為通過各種渠道幾次給光緒遞上的關於帝國政體變革的奏摺，光緒都送到了慈禧手裡。慈禧不但認真讀了，而且對改變國家的命運表現出極大的關心。史書記載為：“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曾有懿旨焉。”（蘇繼祖 《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一）331頁。）

6月9日，光緒借去頤和園向慈禧“請安”的機會，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變法計劃。慈禧沒有表示反對。

6月10日，光緒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送給慈禧審查。慈禧批准了。

6月11日，光緒的變法詔書發表，宣布帝國變法開始。

這一天，光緒專門去了一趟頤和園，把開始變法的消息告訴慈禧，並且給慈禧又帶去了幾份關於變法的奏摺，其中就有康有為介紹世界強國變革經驗的宏論。史書這樣記載了當時在場人的表現：光緒皇帝在慈禧的榻前讀着講着，慈禧斜倚在床上眯着眼聽，批評着，議論着。她感嘆過去朝廷也行了許多維新自強的事，但究竟都不如這些書裡說得透徹。光緒看見慈禧高興，就主張把這幾本摺子裡的內容大量印刷，大臣小吏人手一本，以習變法。慈禧點頭說，就這樣辦吧。

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變革運動就這樣開始了。

歷史就是這樣簡單。並沒有後人描述的那種謀劃於密室的刀光劍影。帝國的宮廷和帝國的前途至少在那一瞬間是明亮的。

大清帝國的變革運動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表《明定國是詔》開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為止，持續了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力圖使國家強大起來的變革運動竟然如此短命，變革的主力——那些帝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們——的下場竟然如此悲慘，這是包括在初夏和煦的陽光中奔向頤和園的光緒皇帝在內的所有的人都沒有預料到的。

根據粗略的統計，“百日維新”期間，僅光緒皇帝親自發出的變革令就有280件之多，平均每天要下達三個變革令。可以想到帝國的衙門該是怎樣拼命地起草着，而皇帝則要徹夜審定，傳送的官員就得晝夜奔跑於皇宮的紅牆內外了。

中國的皇帝如一個急躁的孩子，他想在一天之內把世界上所有的遊戲都玩上一遍。在“百日維新”的103天中，帝國整個官僚衙門完全陷入了繁忙混亂之中，整個帝國也為之狂癲——沒有人認為自己在變革之外，因為，帝國官制的任何變動都意味着有人或者升遷或者被罷免，而帝國軍制上的變動關繫到官兵養家糊口的餉銀的發放，廢除八股文的消息更令全國的舉子們驚慌失措，因為他們多年苦讀所積累的“高考”經驗突然沒用了，而商業政策的變化令普通的市民連夜計算一下自己可能的得失。

為了避免保守派的干擾，康有為建議皇帝“乾綱獨斷”，意思是所有的文件不要通過各級衙門討論，而是直接命令衙門執行。

光緒皇帝的變革令涉及經濟、文教、軍事和政治等帝國政體的各個方面，其中經濟體制變革令有七十多件，包括鼓勵民間對農工商業的投資，大力發展鐵路和礦業，發展銀行，減免稅收，變革財政制度，等等。文教變革令八十多件，明令變革過去按照書本選拔人才的方法，規定以後的考試要考三場：一為歷史政治，二為時務策略，三才是四書五經。要求大辦中西文化兼備的學校，特別是科技專科學校，要求王公貴族們“出國遊學”。軍事變革令有二十多件，要求裁員精兵，開展現代訓練。政治變革令最多，達九十多件，包括精簡機構， 裁減官員，點名立即撤銷的衙門就有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同時鼓勵“官民論政”，這一條最令中國人感到新鮮，因為中國的法律是不允許民間和下層官員議論國家政治的。這條變革令下達後，民間的奏摺一下子如雪片飛來，幾天之內，僅經都察院轉上來的關於對國家政體變革的建議就達七百多件。帝國的官員對民間議政不習慣，有意無意地表示着不同意見，或者乾脆扣押不送，結果被皇帝一下子撤了一群官員，其中包括把李鴻章“逐退”。

光緒皇帝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想決定帝國由什麼人來管理，他想決定帝國該有什麼樣的聲音。這是帝國最要害的統治權力的關鍵。慈禧絕對不允許。

變革僅僅開始五天，慈禧突然宣布了她的三道指令：一、以後凡是任命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得到她的批准；二、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三、罷免翁同龢的官職。

晚清時代，帝國最高權力掌握者光緒皇帝和沒有任何明確權力職位的慈禧太后的關係，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奇特的國家政權關係形式。沒有人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在變革開始後的每一天，無論天氣如何，光緒都要親自到慈禧那裡去稟報，每次都在慈禧的門外跪着，等待慈禧恩准他進見。慈禧的太監們故意刁難皇帝，每每拖延向內傳達的時間。太監們覺得看着皇帝在白玉台階上跪着的神態很有趣。慈禧對光緒的態度總的來說是和藹的，但是皇帝永遠也不敢抬頭看一眼慈禧的眼睛。

慈禧的第一道令是在明確地告訴皇帝，帝國官員的任免權屬於她。第二道令是在明確地告訴皇帝，國家的“軍事指揮權”屬於她——其中對榮祿的任命後來竟然真的關乎了她的生死。至於第三道令，根據通常的解釋，是慈禧要除掉皇帝身邊最重要的大臣，翁同龢是眾所周知的帝黨的首領。慈禧的突然襲擊怎麼能不讓皇帝感到害怕——“驚魂萬里，涕淚千行，競日不食。”（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一）332～333頁。）——皇帝哭了。

第二天，慈禧得知一個消息：一天沒有吃飯的皇帝擦乾眼淚之後，今天要召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康有為。

1898年6月16日，是帝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天。

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決定是前一天發出的。當時，皇帝和慈禧都在頤和園處理國事，康有為提前一天來到頤和園外的戶部館所住下，等候第二天的召見。

康有為渴望被皇帝召見，他說這是變革的需要。一個六品官要當大官就得“破格提拔”，“破格”的惟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召見，而帝國的皇帝何時“破格”召見過一個六品小官？康有為看見了希望！

三天前的13日，康有為和梁啓超商量，決定以禮部侍郎的名義寫一個奏摺，隆重推薦康有為，當然也順便推薦一下梁啓超、譚嗣同等精英們。擬訂的奏摺名稱很長，說得很直接：《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自強折》。奏 折中特別突出推薦了康有為，一看就知道是康有為自己的手筆：“其才略足以肩艱鉅，其忠誠可以托重任，並世人才實罕其比。若皇上置諸左右以備顧問，與之討論新政，議先後緩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條不紊，切實可行，宏濟時艱，易若反掌。”（徐致清《國是既定，用人宜先，謹保維新救時之才，請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圖強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16日，陽光燦爛。康有為興奮得不能自持。走進等候傳旨的朝房的時候，他迎面碰上了政治上的冤家對頭榮祿。榮祿是因為昨天得到直隸總督的任命而按照帝國的規矩來向皇上謝恩的。兩個人短短的對話是一段精彩的戲劇台詞：

榮祿：“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

康有為：“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

榮祿：“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

康有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既變矣！”（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 法》（一）354頁。）

那個瞬間，榮祿肯定覺得脖子上掠過了一股寒風！

沒有比中國的知識分子失意時垂頭喪氣、得意時忘乎所以更為性格鮮明的人了。問題是，康有為面前的這個大員是誰？是帝國的軍機大臣，是帝國的直隸總督，是掌握着帝國武裝力量的頭號人物！

這一回，秀才真的遇見兵了，榮祿如何也說不清。但是，就憑這一句話，康有為們必死無疑。

頤和園的勤政殿，後來被稱為仁壽殿，在這裡，光緒皇帝見到了康有為。這是光緒皇帝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這位帝國的職業變革家。

皇帝首先問了康有為的年齡和出身，見面前的硃卷上寫有“康有為十三世為士”的字樣，於是“撫掌而笑”。接着，康有為抓緊時間開始闡述自己的變法主張：從變革的必要性、“少變”與“全變”的關係、變法的要點、教育變革、財政變革，一直到官僚機構的變革。當說到變法為什麼今天才開始時，皇帝已經把面前這個小官當成知己了，他不經意地向簾外看了一眼，然後脫口而出：“奈掣肘何？”康有為知道，光緒指的是慈禧。他安慰皇帝說，重要的是慈禧身邊的老臣，他們是憑藉遺老資格才有高位的，他們不讀書，反對新政，蠱惑太后，如果皇帝還不能罷免他們，至少可以提拔一批精明強幹的人，專門破格使用維新人士。光緒聽康有為說完，停了一會兒，然後讓康有為下去歇歇。

可以想像到康有為回到南海會館時的得意和風光。

康有為終於平靜下來了，開始等待皇帝對他的任命書。

但是，他失望了。光緒皇帝確實給軍機處下達了考慮給康有為官職的旨令，軍機處上報給皇帝的建議是：賞六品，在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光緒皇帝批覆：准。

康有為三年前就已經是六品官了，“在總理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只不過是讓他換了個“上班”的單位而已。

慈禧太后收回的僅僅是二品以上官員的任命權，皇帝不是有權任命三品以下的官職麼？按照帝國的先例，召見之後即可進翰林院，至少可以當上內閣中書。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出了什麼變故？

最失望的是梁啓超。康有為沒有升官，預示着他更沒希望了。半個月之後，梁啓超也被召見，召見後的結果也是官職六品，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啓超氣憤之下，要離開京城不幹了：“數日之內，世界屢變，或喜或愕，如讀相宗書也。南海（康有為）召見，面詢極殷拳。而王母主持於上，他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既行矣！”（《梁任公年譜長編》，第57頁。）

有人分析康有為和梁啓超沒有得到官職的原因時，其中居然有這樣一條：皇上聽不懂廣東話 。

中國歷史上如此熱鬧的“康梁變法”終於呈現出極為古怪的事實：策動變法的人官職低微，根本影響不了帝國的政局。而且，這兩個依靠文字來“變革”的人，直到最後竟連以自己的名義上奏的權利都沒能爭取到。光緒皇帝為什麼沒有給他“最寵信的”康有為一個像樣的官職，這是歷史的一個謎團。康有為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的皇上。

失望使康有為們仇恨滿胸膛。他們開始無所顧忌了。

14、奏摺與陷阱

中國知識分子的胸中永遠鼓盪着憤怒，那是由對帝國主義和自己國家的雙重批判所點燃的不滅的烈火，這股烈火百年來一直在熊熊燃燒着。

國家面臨着被列強瓜分的悲慘局面，帝國的文人們沒有上戰場一搏的可能，他們的武器只有嘴和筆。問題在於，帝國主義不是用嘴和筆便能擋在國門外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令能夠接觸到西方文明的帝國的知識分子們在壓抑的生活中感到了一種希望，人權、平 等、科學、技術、言論自由和個人主義……這些思想猶如新鮮出爐的洋麵包濃香四溢，帝國的知識分子是這個古老的帝國中最先認識到世間還有另外一種生活的人。在19世紀末，帝國知識分子的最強烈的願望就是把中華帝國變成和西方一樣的國家。

康有為的上書行為在皇帝召見無效後變得瘋狂了，他一月之內寫給皇上的奏摺數量竟比幾年來寫的奏摺的總數還要多。另添的一個舉動就是大量地給皇上送書，當然是他自己寫的書。他強烈要求中華帝國要學習日本人。他送給光緒皇上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日本變政考》。這部書記述的是日本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三年間明治維新期間所發生的大事。這是康有為獻給光緒皇帝的一部變革“樣板書”，他特別強調要光緒皇帝模仿的內容中最可怕最致命的是：要想變法成功首先要變革帝國的政體。康有為堅決主張成立一個新的政權機構：制度局。他自己解釋說，這是一個只接受皇帝一個人的絕對領導、然後再指導全國變法的政府機構。人不必多，“選天下通才十數人”便可。什麼是“通才”？康有為定義為：那些“有膽識，熟諳西法的草茅之士”，沒人不知道這是在指他自己和圍繞在他身邊的知識分子們。康有為設計制度局下設12個分局取代原來帝國所有的政府機構和衙門——這不是全面奪權是什麼？光緒皇帝也許願意這麼做，因為他怨恨的就是自己目前沒有權力，而這是把權力從慈禧太后那裡奪回來的機會。可是，康有為是否徵求了那些王公大臣們的意見？想必沒有，否則這個小官肯定不會活到現在了。果然，康言一經傳出，“朝論譁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作廢矣 。”——如果天下都歸一個什麼局來管，那麼除了光杆皇帝之外，天下不就是康有為一個人的了嗎？

其實康有為還是考慮到了王公大臣們的情緒，他給光緒皇帝出主意說，不要把原有的官員一掃而光，可以依舊讓他們做官，官職稱呼官餉待遇都不變，甚至可以給他們漲“工資”，只是不要讓他們有實際的權力——總之，把他們架空，就萬事大吉了。

在封建帝制的國度里，康有為設立制度局的建議可謂異想天開到了絕頂的程度。

同樣是異想天開的光緒皇帝命令軍機處對設立制度局拿出具體實施辦法來。軍機處拖延很久之後，答覆：沒有辦法。

那些天，全國上下“人人驚駭”，數萬官員“官心惶惶”。“德高望重”的大學士徐桐首先聲明：要裁就先把他裁了。

制度局最終沒能設立。康有為痛恨阻力，於是又獻給皇上一本《波蘭分滅記》，不是再告訴皇上如何學習洋人，而是告訴皇上如何掃除學習的阻力。在詳細列舉了波蘭變革屢遭阻撓結果導致國家衰敗的原因後，康有為給皇上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建議：變衣服以易人心。這真是個奇特的建議，惟中國的知識分子才能興師動眾地想出此種荒唐政議——國家的政體變革與百姓們穿衣樣式有什麼必然聯繫？康有為的原話是：“守舊者固結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康有為：《波蘭分滅記》卷六。）難道帝國的長袍馬褂都換成了西裝，帝國的男女老少都掛上了領帶，帝國的政體變革就能成功了？

帝國知識分子的變革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失敗的結局，因為他們在這個帝國里沒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力是城市新興的商人階層，而這個代表改革需要的階層在沒有現代商業的帝國根本無法形成氣候。依靠農民？這是帝國最龐大的人口群，但是，康有為們的變革無論口號和目的都不符合這個階層的利益需求。資產階級革命從根本上講是工業革命，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甚至是以犧牲農民的某些利益為代價的。況且，帝國鬆散的、以個體生產為基本生存方式的農民階層不具備現代資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覺悟。依靠中下層士紳？然而，這個較為激進的階層千百年來成長和生存在封建社會裡，自由與民主社會變革將勢必動搖他們存在的根基。後來的事實證明，當國家的變革者被押往菜市口刑場的時候，他們是看熱鬧的主力，是津津樂道的說笑主體。

帝國的知識分子絕望了。絕望中的康有為們只能依靠帝國官員中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他們選中了袁世凱。

袁世凱，民國初年中國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中國歷史給這個人的人品下了鐵的定論：暗殺異己、摧殘革命、偽造民意、欺國騙世。但是，至少在戊戌年間的時候，袁世凱僅僅是一名帝國的職業軍官。這個出身於官宦之家的人曾經熱衷於八股，但才學不佳最終使他走上了從武的道路。他訓練的“新軍”是帝國陸軍中最精良的部隊，全部裝備着洋槍洋炮，雖然這支部隊還沒有參加過真正的戰爭，但是已經引起帝國內外的關注。作為直隸按察使，實際上就是駐紮在京畿地區的軍事長官，袁世凱深得“新軍”官兵的忠誠，因為他每月親自給官兵們發餉，餉銀之高乃帝國軍隊歷史上前所未見，且“新軍”中的德文學堂、炮兵學堂、步兵學堂 、騎兵學堂等都公開招收學員，普通士兵經過學習便可以升為士官或軍官，因此習武熱情高漲全軍。

康有為們認為袁世凱是個具備現代思想的軍官。他們特意派人到天津試探，得知袁世凱和榮祿等人有矛盾，於是決定拉攏這個掌握着兵權的人。歷史給予康有為們的“理由”是：袁世凱是一個漢人。滿人開創的大清國政府為了保障滿人的安全，除非萬不得已，從不把兵權交予漢人，袁世凱也不例外。可是重兵在握的下一步只能是希望兵權也在握。於是康有為們暗示他們可以幫助袁世凱實現心願。

1898年8月底至9月初，光緒先動手了。

8月30日，皇帝一下子裁掉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六個衙門；裁掉了總督和巡撫同在一地的湖北、廣東和雲南三省巡撫以及東河總督；裁掉了各省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

帝國所有的官員開始膽戰心驚，不知道自己的官職什麼時候會不翼而飛。正在這個時候，禮部一個和康有為關係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和太后關繫緊張，為了緩和太后和皇帝的關係而有利於變革，於是上了一道“絕妙”的奏摺，建議“皇帝陪同太后一起到各國去遊歷”。王照認為這樣可以一舉兩得：一是融洽太后和皇帝的“母子關係”；二是親眼看一下洋人變革的成果，太后就會全力支持皇帝了。奏摺遞到禮部，禮部尚書懷塔布認為奏摺“大為出格”，不禁“勃然大怒”，將奏摺扣下。光緒皇帝知道此事後，也“勃然大怒”，言禮部竟敢公然違抗“不准扣押奏摺”的旨意，於是下旨：罷免禮部全部官員。同時，將王照破格從六品直接跨越三級升到三品！

禮部官員“相顧錯愕”，戰戰兢兢地在祖宗的典冊中尋找自己被撤職和王照連升三級的依據，結果是：“蓋自通籍以來，未見此不測之賞罰！”

緊接着，光緒又下了一道更令人驚駭的聖旨：任命四位新軍機章京——光緒皇帝沒有任命二品 以上官員的權力。四位新軍機章京是：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和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帝國的歷史在這一刻發生的事可謂開天闢地，因為這四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實際上已是帝國新任宰相。

還是沒有康有為。

四個新宰相中的三個人是南方封疆大臣張之洞推薦的。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首先，帝國南方的高級官員身處較早開放的土地上，雖為朝廷命官但觀念已經超越封閉腹地內的朝廷，這一點在帝國今後的發展歷史中是有極其特殊的意義的；另外，帝國官員的使用永遠是在官場的範圍內循環再生，沒有任何背景的康有為必然永遠進入不了帝國官場的高層之中。

帝國的法典規定，二品以下官員不能隨便上朝，於是，光緒又找來幾個心腹太監作為他和四個年輕人之間的聯絡人。

光緒已經把制度局以另外一種形式設立了。

軍機處，帝國最高的權力中樞，位居一二品的軍機老臣們眼看級別僅僅為四品的四個年 輕人跑來跑去地忙，他們卻被皇帝冷在一邊，於是，一窩蜂地跑到頤和園，見了慈禧天塌地陷般地磕頭痛哭。

9月6日，新軍機章京被任命的第二天，光緒皇帝到頤和園向慈禧請安，遭到慈禧的迎頭痛罵。光緒涕不成聲，“哭諫”不止。

事到如此，無論是光緒還是慈禧都已經到了忍耐的極限。

慈禧不能任憑局勢這樣發展下去，因為她的權力已經受到嚴重威脅。

康有為們感覺到了來自慈禧的巨大威脅。康有為對他的同仁說：必須除掉這個老太婆，不然一切都完了。“要尊君權”，就非“去太后不可”。具體的辦法是：“此時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太后。”

於是，9月11日，光緒皇帝收到一份奏摺，名為《密保統兵大員折》，奏摺中極力讚揚袁世凱所訓練的天津“新軍”，極力描繪了袁世凱“人才難得”。奏摺向皇帝建議：召見袁世凱並且破格提拔。

這份奏摺是以禮部侍郎徐致清的名義寫的，但實際上是康有為親筆為之。

帝國的變革到這一天已經是第91天了，心中忐忑不安的光緒但願自己手中能夠掌握一支軍隊，於是當天批覆：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這是一個沒有保密的明發上諭，且是經過榮祿之手，因此，瞬間天下都知道了這個消息。不了解真相的“新軍”士氣為之一振，更高興的是同樣不了解真相的袁世凱，他認為自己的官運就要來了，於是特別感謝雖然沒有官職但能和皇上說上話的康有為，夸康有為“真是曠世之才”——人到這個時候，最容易混淆幸福和災禍。

帝國內畢竟還有清醒之人。那個建議皇帝陪同太后到外國遊歷的禮部六品主事王照便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康有為的這個舉動必將造成大禍臨頭了。王照已經沒有辦法阻止，於是寫了一首詩：

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

■詞已辟臧三耳，豈料乘機起項城。

項城，袁世凱之字。

王照說得不錯，確實打草驚蛇了。

9月13日，在慈禧的安排下，榮祿開始大規模向京城周圍調動軍隊。

9月14日，袁世凱到達北京。

到達北京的袁世凱忙着拜訪各位京官，而他聽到的小道消息令他目瞪口呆。京城從來都是盛產小道消息的一個政治城市，連販夫走卒都能夠生動描繪朝廷里正在發生或者即將發生的新聞。袁世凱聽到的消息包括：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銷了，康有為們的“新黨”要執掌大權了，維新黨要專門設立鬼子衙門請洋人來管理國家，皇帝信奉天主教了，現在的衣服樣式要作廢了，等等等等。其中有一條消息最讓袁世凱不知所措：太后已經下旨意，秋天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檢閱部隊，太后準備借檢閱的機會把皇帝殺了——只要稍有常識的人就會明白，這是康有為們玩弄的一個把戲，給他們的“去太后”尋找的一個不存在的理由。慈禧要是真的想殺皇帝，她僅僅需要一劑砒霜或者是一根絲帶，找一個太監就能把事情辦得乾淨利索。她27歲那年殺肅順等王公大員，殺了之後人們才知道。政治陰謀已經玩得十分熟練的慈禧何須像康有為們所描繪的那樣，得興師動眾地跑到天津，在眾目睽睽之下殺掉皇帝？這一切僅僅是康有為這樣的幼稚文人才能編造出來的。

袁世凱住王府井大街報房胡同法華寺海棠院。

還是這一天，光緒皇帝拿着康有為又以別人的名義寫的一份奏摺去請示慈禧。這個奏摺說“制度局”這個名稱有點洋味，大臣們可能聽上去不習慣，建議改成“懋勤殿”。史料記載：“太后不答，神色異常。”

依舊是這一天，康有為接見了他選中的一個刺客：畢永年。此人是湖南會黨的首領，譚嗣同的好友。康有為認為，指望袁世凱一個人對付慈禧和榮祿他們還不牢靠，必須再找一個人擔任關鍵的任務：在圍頤和園的混亂中，伺機殺掉慈禧。康有為對畢永年說：現在情況危機，太后要在9月的天津閱兵時殺皇上，你說該怎麼辦？我想效法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但是皇上手裡沒有一兵一將。我已經奏請皇上召見袁世凱，但願事情能成。

還是這天，另一個重要人物到達了北京。他就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看來京城流傳的“設立鬼子衙門”不是空穴來風。伊藤博文，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馬關條約的主要談判者，康有為們的主要“聲援”者。他是日本天皇的顧問，直接參與和指導過日本的明治維新，這時已經在中國住了不少時間，與康有為們有過密切的接觸，對 中國的變革特別“熱心”。他是應光緒皇帝的邀請來“遊歷”的。

伊藤博文的來京，引起了慈禧的“後黨”們的極大警惕，他們不知道皇上又要干出什麼事情來。因此，榮祿在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名義宴請伊藤博文的宴會上，他惶惶不安，“神色慘沮”，“未遑終席，借事辭去”。榮祿離開宴會就去給慈禧寫了秘密奏摺，提醒慈禧要格外警惕這個日本人，並建議慈禧在這個準備參與帝國政事的日本人見到皇帝之前採取必要的“行動”。

史書記載道：慈禧藉口發難，實由伊藤來華。

洋人們在戊戌變法期間的舉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無論洋人們怎樣在舉子上街的時候聚集在東交民巷興奮地看熱鬧，無論洋人們怎樣暗中鼓動帝國的知識階層起來造反，但是有一條洋人們心裡清清楚楚，那就是這個帝國無論怎樣變化都要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帝國主義們並沒有武裝占領這個帝國的想法，因為幾乎所有盯着中華帝國的列強都知道，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不是非洲和美洲，占領和統治東方這樣一個古老的帝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帝國主義們需要的是這個帝國能夠方便他們的勢力擴張，以便於他們更加順利地開拓東方的巨大市場。為此，建議設立制度局的帝國知識分子需要幫助。

伊藤博文到達北京後，光緒皇帝的案頭上堆滿了康有為們以各種名義寫來的奏摺，他們力促皇帝將這個日本人留在北京當“顧問”，建議皇帝要“優以禮貌，厚其餼廩”。

其實，無論是康有為和光緒還是慈禧，都把事情看得嚴重了。伊藤博文沒有幫助光緒推翻慈禧統治之意，也沒有協助康有為們變革之意，他來華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搞清中國與日本和中國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因為中日戰爭之後，中華帝國對俄國親密起來的傾向是對日本的極大威脅。而伊藤博文之所以對中華帝國的維新派感興趣，是因為包括康有為在內的帝國知識分子們對日本有一種明顯的崇拜和親和傾向。

9月16日，光緒皇帝召見了袁世凱。天未亮，袁世凱就身着禮服在頤和園門外等候了。天亮起來時，他被太監引進了頤和園玉瀾堂。光緒對袁世凱十分親切，詳細詢問了有關軍事上的問題，然後讓他好好訓練軍隊。甚至在袁世凱表示為了迎接皇帝和太后的閱兵他要立即回天津準備的時候，皇帝還勸他在北京多玩幾天。召見沒有說什麼實質性的話。但是，袁世凱剛剛回到住所，聖旨就傳來了。這個聖旨讓袁世凱熱淚盈眶，他被任命為候補侍郎，官二品——這絕對是破格提拔。因為，按照帝國的成例，京官比外官高一品，外官內調為京官都需降一級。此時袁世凱是正三品，內調應變更為四品，即使是最得寵的外官也只能是原級不變。袁世凱居然一下子升為二品侍郎就等於是連升兩級了。

袁世凱立刻給康有為寫了一封感謝信，信中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樣的話。為此，他以後順理成章地被捲入了帝國知識分子變革旋渦中。

袁世凱受到召見的時候，那個名叫畢永年的刺客正和他的好友譚嗣同聊天。譚嗣同說：我以為圍頤和園之事不能做，但是康先生執意要做，而且給皇上寫了奏摺，我也沒辦法，只有拼一死了。有你在我身邊太好了，但不知道康先生怎麼使用你？

到了晚上，當康有為得知皇上任命了袁世凱為二品候補侍郎時，他正和梁啓超一起吃晚飯。康有為站起來拍案叫絕：“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也 ！”

康有為回去就對畢永年說：我想讓你到袁世凱那裡當個參謀，監督袁世凱的行動。畢永年認為他一個人監督不了袁世凱。康有為說：要不，在袁世凱圍頤和園時，你率領百人，奉詔把慈禧太后殺了。

袁世凱官升二品，按規矩必須到慈禧處謝恩。袁世凱和所有的官員一樣在慈禧面前渾身發抖。慈禧這樣對他說：“好好練兵是對的。皇上最近做的事，好像太急了點，我覺得有別的意思。下去吧，以後皇上再召見你，你到我這裡知會一聲。”

緊接着，袁世凱到皇帝處謝恩。光緒皇帝的話令連升兩級“慚愧萬分”的他頭皮一炸。皇帝說：“你練兵、辦學堂都甚好。以後可以和榮祿各辦各的事。”

袁世凱有點慌了，他現在才覺得自己的處境似乎很危險。他想把皇帝的任命辭了，但是又不敢。想了很久，他給遠在南方的張之洞發了一封電報，意思是，他要向皇上保舉張之洞，讓張之洞來北京“主持新政”。袁世凱本是想通過這封電報試探一下老練的張之洞的反應，同時，如果張之洞真的來京，一旦有什麼變故，也可有一個依靠。誰知道，張之洞的回電立刻到了，而且就短短幾行字：“我才具不勝，性情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千萬！千萬！”張之洞的回電清楚地表明袁世凱已經掉進一個萬分危險的政治陷阱里了。

1898年9月18日，是帝國歷史上的一個月黑風高的日子。18日上午，光緒皇帝接到候選郎中陳時政的奏摺，建議皇帝接見伊藤博文：“頃聞伊藤罷相來游中土，已至京師，將蒙召見。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着其參與新政，自於時局更多裨益。”（陳時政：《條陳時務便宜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立即批覆同意召見，時間定在20日。

當天，軍機處就把光緒的批覆連同陳時政的原奏摺一齊遞給了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