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的4大干將:聯絡員思想家各有其人zt

聯絡員毛遠新

　　 如果說到毛澤東晚年的親信－－聯絡員毛遠新，就不能不提一下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也就是毛遠新的父親之於毛澤東的關係。毛澤民是中國共產黨內少有的經濟專才，他的實踐能力在陳雲之上，和林伯渠、吳亮平並稱瑞金時代的我黨的經濟領域中的“三傑”。毛澤民管國家銀行和國民經濟部以及開採鎢礦同廣東軍閥陳濟棠暗渡陳倉保證蘇區的供給在黨史上是有口皆碑的，只是因為毛澤民犧牲較早，所以，一直以來他的某些事跡還不為人知，特別是後來他化名周彬，和陳潭秋一起主持新疆我黨的統戰工作，他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僅僅花了三年的時間使得新疆的財政走向平穩，連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對這位神秘的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表示了足夠的興趣。陳雲晚年專門提到毛澤民，他說：“毛澤民同志是一名非常優秀、務實的經濟專家，他是我們黨不可多得的財政經濟領域中的人才。”

　　 更為主要的是，毛澤民是毛澤東很少能夠聽進去不同意見的人。根據毛澤民的親屬回憶，毛澤東在發脾氣的時候，只有毛澤民能夠讓他息怒，而當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罷黜之後，兄弟二人後來曾經做過一夜的長談，內容至今無人知曉，只是後來毛澤東自己和毛遠志、毛遠新說過：“你們的父親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希望你們向他學習。”毛澤東很少對他人談及自己的親屬以及自己對這些親屬的觀感，就是楊開慧也不例外。特別是毛澤東江西下台之後，毛澤民本人沒有消極怠工，反而加倍的工作，為在野的毛澤東贏得了一定的聲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晚年幾次談及他第一次去長沙求學的時候，是毛澤民賣了家裡的豬供他路費，而且，不辭辛苦的挑扁擔送毛澤東上路，因為為了給毛澤東、毛澤覃上學，毛澤民輟學，成為毛氏兄弟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位，毛澤民的任勞任怨、俯首甘為的精神一直是毛澤東極為稱道的。1966年，毛澤東在聽取李訥、毛遠新的關於北京、哈爾濱紅衛兵動向報告的時候，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像你（指的是毛遠新）父親那樣以大局為重的人不多了，都是一心要走資產階級路線的人發號司令。”

　　 毛澤民之被派往新疆其實是毛澤東延安定下的“西進方針”的一個重要步驟，聯絡盛世才藉以爭取蘇聯斯大林的諒解，同時為延安提供一個相對比較具有友好態度的合作夥伴。而派遣毛澤民前去除了發揮毛澤民的經濟才幹以外（盛世才提出需要經濟方面的人才），更為主要的是毛澤民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這一層淵源，毛澤東在眾多的子侄中對毛遠新曆來是另眼看待，規格在李敏之上，而作為一向刻薄的江青也深知毛澤東的脾性，所以，在公開場合下，江青對毛遠新總是青眼有加。外界多次有人撰文說江青在後來如何拉攏毛遠新，這其實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有資料顯示，自從1954年開始，毛澤東先後17次在北戴河辦公、開會，毛遠新在場的次數在九次之上，和李訥的次數是一樣多的。毛澤東對毛遠新的看重除了文革之初流傳很久的所謂的《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之外，在已經公開出版的《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偉大歷史意義》中披露：毛澤東在1970年前後就開始委派毛遠新作為東北地區特別是遼寧地區的 “觀察員”，而此後陳錫聯、曾紹山因為緊跟毛遠新獲得高速提拔也是事實。其中，陳錫聯公開稱頌毛遠新在遼寧的所謂的革命工作不啻於領導一場新的“遼瀋戰役”，而陳錫聯此舉遭到來自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不滿和申斥。

　　 一般意義上說，如果毛澤東堅持的意見，江青是不敢反對的，雖則江青在一些時候甚至在相當時候可以左右毛澤東的對某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一旦毛澤東認同的人或者事，江青只有服從的道理，這也就是為什麼汪東興等人並非是江青的座上客，反而一直身居顯赫的位置的原因所在。所以，毛遠新之得寵和毛澤東的培養是密切相關的。

　　 毛澤東曾經親自問過毛遠新的志向，毛遠新說：“想負責，負起革命的大責任。”如果，同樣的回答放在其他人身上，毛澤東很有可能不以為然，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居然首肯毛遠新的回答。根據汪東興的回憶，毛遠新為了取悅毛澤東，經常請人寫出來一些關於毛澤東著作和列寧著作的心得，自己背誦之後，在毛澤東的讀書時間中通過自己的嘴巴講出來，久而久之，毛澤東竟然得出結論說：“遠新還是有一些理論功底的，雖然比不上春橋、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來還是強的多的。他在基層很有一些寶貴的經驗，這又是我們中央的某些老爺們最缺乏的。”

　　 在打垮林彪之後，軍內一時為空，毛遠新以一個黨內、軍內資歷說起來都是比較低的人物，給毛澤東寫信公開推薦軍隊人選。可見，他當時所處的地位的特殊性。1975年9月之後，毛澤東身體狀況逐漸走向惡化，毛澤東本人親自決定，選擇毛遠新為中央政治局和自己之間的聯絡員。值得注意的是，這前後正是李訥正式因為身體原因退出政治舞台的時候，身為北京市委書記的李訥無法繼續發揮她的特殊身份，留下的真空很快被毛遠新填補上來了，而聯絡員這一十分超越黨內政治生活基本準則的制度當時居然獲得政治局的一致通過。就此，毛遠新取代了鄧小平、王洪文、葉劍英等人，成為毛澤東最後兩年中的第一要員。

根據李先念等人的回憶，我們可以知道，在1976年開始的歷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安排的事項第一件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而所有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被擴大進來的旁聽者只能以“聆訓“的姿態出現。而後，就是會議主持人表態，如何貫徹主席的指示云云。毛遠新自己就曾驕橫的說道：“我只要亮出主席的幾句講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包括既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在內，都是仰視毛遠新的威權，只有鄧小平在1976 年三月的由華國鋒、汪東興、張春橋、紀登奎、毛遠新組成的幫教小組會議上同毛遠新頂撞起來，而這件事直接導致毛遠新的此後著名告狀和風向問題的出現。

　　 四五事件出來之後，毛遠新、陳錫聯指揮遼寧，一次逮捕群眾680多人，而整個四五事件一共逮捕的總人數也不過是2145人，其中遼寧就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比例。以致於葉劍英說：“天安門還是在北京吧？”毛澤東死後，毛遠新被江青以毛澤東生前“偉大謙虛”為名，請求政治局考慮毛遠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和政治局列席會議的資格，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回擊了江青。此前，華國鋒不管是在誰的支持下也是不敢如此公然的對抗來自江青的意見，更不要說是針對聯絡員毛遠新了。

　　 毛遠新自從委任為聯絡員之後，非常跋扈，不僅是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忍氣吞聲，連一貫橫行無忌的王洪文都大為不滿，他向張春橋等人表示：“他（毛遠新）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吧，我怎麼還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呢，我當年在工總司的時候，他在哪裡呢？”而扶植王洪文起家的張春橋竟然三緘其口，不敢表態。由此可見，就是在四人幫的陣營中，毛遠新也是樹敵頗多。這位被毛澤東生前多次誇獎的聯絡員即使不被華國鋒等人抓捕，他最後的結局也未必是善終。

　　 肅反專家康生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訪問中國之後，曾經提及對康生的印象，很顯然，他並不認為這個相貌乾瘦的老頭是什麼頭號理論家，相反，他則認為康生更像蘇聯大清洗時代的著名劊子手葉若夫。葉若夫是蘇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中大清洗高潮時令人膽戰心寒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頭子，他在一九三零年還默默無聞，然則到了一九三五年就進入當時只有三個成員的蘇共中央書記處（另兩位是斯大林和日丹諾夫）。葉若夫在臭名昭著的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親手批准殺害三萬多人，他的最高政治職務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以及中央清黨委員會主席，可是，即令是這樣，葉若夫也不可能和文革時期的響噹噹的反修戰士“康老”相提並論。康生在中共黨內的官運亨通是罕見的，他之所以被稱作康老也是由於他的黨內資格之老也是不多見的，而且，葉若夫一共才迫害了三萬多人，康生在文革中製造的“內人黨”慘案直接迫害無辜群眾以及黨員幹部達三十四萬六千多人，其中致死的多達16222人。葉若夫和此公比起簡直是不值一提。

　　康生看不起陳伯達，他對這個毛澤東一度很欣賞的大秀才嗤之以鼻，稱他是“鳥龍院院長”（陳伯達做過馬列學院的負責人），然而，我們很少看到康生有什麼傳世的理論大作，唯一經手花費大力氣編輯的林彪文選後來也因為九一·三事件而流產。康生之於黨內的一些理論家而言，更多的是停留於口頭而非筆頭，而且，他的口頭的理論之豐富、之狠毒、之決絕遠要比那些筆頭上的厲害起很多倍。一位曾經和康生共同工作十三年的前輩說過這樣一番評價康生的話：“此人文不能提筆，武不能弄槍，卻是各個歷史時期的風雲人物，哪一次整人幾乎都沒有被他錯過，每一次黨內鬥爭他都是勝利者的同道，連五代十國的‘長樂老’馮道也比他不得。”現在流傳下來的照片中我們還能看到延安時期，毛澤東和面容和藹、謙遜的康生在一起探討問題的痕跡，這位深通中國金石之學的“學究”一旦翻雲覆雨則是絕大多數人的災難的臨頭之際。

　　康生自己說過：“在中國搞政治有兩條捷徑，一個是給人家做媒人，因為做了媒人人家就要感謝你一輩子；一個是做老師，收門生，這樣羽翼就擴大了。”康生素以城府很深著稱，這種肺腑之言的吐露雖然罕見，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李銳回憶中就有康生在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和田家英等人大吐苦水的經過描述。但是，康生的所謂這些心裡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基本都沒有什麼主語，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把柄落在聽者的手裡，相反，聽者此時的唱和卻經常被說者抓住，而且到了說者認為關鍵的時候就會立刻毫無猶豫的拋出來，作為聽者的罪狀之一。康生上述談話的對象毛澤東以前的身邊工作人員師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把師哲、田家英、鄧拓這三位毛澤東不同時期的喜愛的對象和康生的關係做一個必要的交待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康生的很多側面。

　　師哲一度和毛澤東的關係很好，好到兩個人茶餘飯後大聊各自的家世，毛澤東與師哲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早年都是各自母親的支持者和父親的反對者，所以，當師哲大談他的母親善良、勤勞時，毛澤東居然有了很動感情的回應，這在一生盤旋於政治漩渦中的毛澤東並不是多見的。當然，師哲的這個得寵信號沒有逃脫康生的法眼，康生想盡一切接觸師哲，因為共同在蘇聯生活的經歷，康生和師哲的“共同語言”少不了，此外，康生還送來當時的奢侈品牛奶、麵包和師哲共享。作為一介書生的師哲得到這位前共產國際代表團第二號人物的照應，深感榮幸，更令師哲感到康生的溫暖還在於以後的整風運動後，康生曾經親手批准把一批被認定是特務的人分別處以槍決、囚禁等刑罰，而被處死的名單上有師哲的弟弟，康生知道之後，立刻又親手劃掉，這種法外施仁在康生則是不多見的。

田家英在最受毛澤東欣賞和讚揚時，康生是田家英府中的常客，二人不時談論起各種感興趣的話題，氣氛十分融洽，田家英稱呼康生是“東海聖人”，至於康生怎麼樣恭維田家英雖然不得而知，但是，從現在的回憶資料來看，有些比較肉麻的話也是少不了的。另一個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黨內秀才鄧拓也曾經是康生考古弄學的同伴，鄧拓因為欣賞康生的對金石的學問，經常邀請康生來家裡觀賞各類古玩，二人就各自的心得大加暢談，不亦樂乎。

　　然而，就是以上這三個人，當他們不再被划進政治的核心圈子之後，康生隨即表示出極大的“憤慨”，失寵於毛澤東的師哲後來被康生誣陷以致於關進秦城監獄，多次受到來自康生親自的“關懷”，三自一包事件遭致毛澤東不滿的田家英很快收到康生的冷遇，田家英假如不是自殺，那麼也很難逃過康生對他的攻擊。鄧拓即使自殺也沒有逃過康生對他的“清算”，鄧拓的古玩收藏其中一部分被康生關照抄家的造反派運到了指定的地點，隨後被康生蓋上了自己的收藏專用章“大公無私”收為己有。而鄧拓屍骨未寒，康生送給鄧拓的幾頂大帽子早就趕製完成。這三個人中只有師哲完整無缺的記錄了康生的翻臉無情的經過，其他二位只能在九泉之下領受了。

　　 思想家張春橋

　　 毛澤東雖然自己從沒有說他是思想家，但是，他內心一定不會否認這點，而這點也不會有人來否認。然而，毛長期以來並不認為黨內可以榮膺這種頭銜的人很多，他說：“我們黨內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並不多，以致於讓假馬克思主義者騙了多年。”這句話在1966年說的時候，指的是劉少奇，在1971年說的時候，則指的是陳伯達。可是，無論是1966年還是1971年毛澤東說起張春橋時，他都要說：春橋是齊魯豪傑之士，是我們黨的難得的思想家。而長年隨侍左右的康生至死不過是理論家。可見，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期許之深了。

　　 張春橋早在五十年中期就已經對毛澤東的一些建國之後的想法開始做系統的研究了，用他自己的話說：“看完《西行漫記》就決定跟着主席吃辣椒，幹革命了。”張春橋本人從來不吃辣椒，但是，因為毛澤東的飲食習慣，張春橋居然練習吃辣椒，連上海灘的徐老三徐景賢都對張春橋的揣摩功夫表示由衷的佩服。後來，中央負責徐景賢專案的人員之一的張挺透露：張春橋在上海做宣傳部部長的時候，經常大段大段的背誦毛澤東講話，在毛澤東兩次蒞臨上海時，在聽取XX上海市委關於近期上海和華東資產階級思想動態報告之時，毛澤東對這位年輕的宣傳部長印象非常深刻。事後，毛澤東對大區書記包括柯慶施和李井泉、王任重說：上海有一個秀才，叫張春橋，文章寫的好，政治嗅覺敏銳，值得培養。

　　 第一次廬山會議過後，毛澤東曾經對柯慶施說：秘書要選對，也不容易，這點上我不如你，小舟、李銳都反對我，張春橋就支持你。可見，這時的毛澤東已經對張春橋的看法出現新的轉變。認定這位山東秀才是無產階級陣營的中堅力量了。

　　 安亭事件處理結束後，毛澤東對左右說過：春橋在關鍵的時候，總是考慮無產階級利益，而陶鑄總是把老爺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黨內也要各領風騷幾百年嘛，這次春橋就領了風騷嘛。而後，陶鑄下台，江青奉命傳達毛澤東的這部分講話，黨內高層終於看出了張春橋的份量。

　　 而在文革成立之初，張春橋就一直不甘心只作一個陪襯，他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全局才能。特別是和譚震林、李先念的爭執，雖然張本人體現了足夠的領導經濟的外行，但是，卻得到毛澤東的一再肯定，1966年11月，毛澤東就譚震林和張春橋的意見對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震林同志是老資格，但是，也有經驗主義，現在是三娘教子，還是子教三娘？我看是子教三娘。春橋的意見值得國務院考慮，為什麼喜歡當官做老爺而不願意下去聽一聽群眾的呼聲呢？”李先念隨後向張春橋道歉，取得了張的諒解，而譚震林自恃毛澤東對自己的寵眷未衰，斷然拒絕了張向他投來的橄欖枝，於是，終於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張的足夠報復。毛澤東曾經憤怒的指責譚震林：“你已經入黨了幾十年嘛，怎麼辦？你已經活了六十六歲了嗎？怎麼辦？。”（這話是針對譚震林說自己不應該入黨幾十年，和活了六十多歲的說法）接着，毛澤東繼續說：“你譚震林抓經濟，抓農林我看也不高明，上個月的報告我看了，你還是以前的那一套，有沒有綱舉目張啊？我看沒有啊。春橋提醒你，你為什麼不注意呢？我看你是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不願意脫褲子嘛。”（毛澤東在1967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聯席碰頭會議上的講話）老一輩的三老四帥就此徹底的明白了毛澤東對於張春橋的態度，但是，有些晚了，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請假檢討了。

　　 然而，林彪集團並沒有從中吸取足夠的經驗和教訓，又一輪的打擊就此重新展開。

　　 林彪最初看重的是關鋒，劉志堅、蕭華倒了以後，林彪在論及總政治部的人選時，曾經指出：“羅榮桓以後，總政沒有什麼好人了，是廟小妖風大，譚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軍委領導，蕭華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聽羅瑞卿的，不聽毛主席的，也不聽我的。總理的話他也不聽。關鋒同志一直是穿了軍裝的秀才是紅秀才。”所以，在關鋒的任命上，林彪一直贊同關出任副主任乃至將來出任主任。總政並不是林彪的地盤，而且，是林彪一直準備拿下的領地，多位總政主任並不是和林彪相處的非常融洽。林彪自己就講過：我多年突出政治，以政治管軍事，但是，總政總是和我唱對台戲，奇怪嘛。然而，直到林彪死前，總政的印信毛澤東也一直沒有交給林彪。關鋒的下場更是說明了這點，王關戚三人被捕是各有各的原因，而關鋒的被捕和林彪的信任是有直接關係的，其中直接致命關鋒的就是張春橋。

張春橋最早看出林彪準備拉攏王力、關鋒進而拉攏陳伯達的意圖的，中央文革內部一向山頭林立，老牌的陶鑄、王任重、劉志堅和代表各大區局的郭影秋等人倒了以後，就是江青、陳伯達、康生和王關戚這幾派了，其中戚本禹一直是追隨江青的，但是，由於受到汪東興的排擠，戚本禹最終難逃厄運。而王力主要是攀附毛澤東、康生，王力的野心比較大，他是一向以鄧小平、彭真等人自詡的，所以，很快失寵，但是，王力也是陳伯達賞識的人之一，王力垮台，陳伯達居然毫無辦法，至於關鋒，也是陳伯達的老部下之一，陳伯達以為林彪可以伸手，但是，關鋒被捕，林彪有苦說不出，根本無法相援，而林彪、張春橋的結怨也由此而來。林彪對吳法憲等人說過：“不要小看了一些陰謀家，主席百年以後，他們要興風作浪呢。”不巧的是這句話在後來的九屆二中全會大區討論時被吳法憲捅了出去，成為林彪打響反張春橋的總攻擊令了。

　　 毛澤東兩次刻意的樹立張春橋的權威。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關於天才的討論，毛澤東首先把口風透給張，所以，才有了讓吳法憲、許世友、李作鵬、韓先楚等人大發雷霆的那句“諷刺”一說，其後，韓先楚等大將因為和林彪無關被保護過關，而保護人竟然是張春橋。至於吳法憲等人自然是要追究幕後人物了。這件事的準備工作事前除了江青、謝富治等極少數人知道，連康生、陳伯達、周恩來都被蒙在鼓裡。何況林彪呢。毛澤東打垮林彪是險勝，而且同林彪集團過早的暴露火力還有直接的關聯。張春橋固然不是毛林翻臉的原因，但是，卻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素材，而在張春橋來說，藉此打倒自己一直視為眼中釘的陳伯達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買賣。

　　 第二次是林彪死後，批判林彪。當時，周恩來、康生在中央組織宣傳組（組長是康生）的會議上和政治局打招呼會上都是強調的批左，批極左。但是，張春橋隨後在《人民日報》上居然大唱反調，說：反左不能沒有界限，不能無限上綱，沒有什麼極左。只有極右。事後，凡是迎合周恩來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而張春橋再次成為所謂真理的化身。其背後的直接授權人就是毛澤東。汪東興曾經不無醋意的說起張春橋：“春橋同志理論水平很高，是我們黨的諸葛亮呢。”

　　 從九大到十大張春橋在毛澤東扶持之下，扶搖直上，雖然他的地位不過是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實權非常可觀，即使是名義上在他之前的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德生、王洪文等其實也不在他的眼中。最為說明問題的是，當華國鋒將被委以重任之時，毛遠新傳達最高指示居然要華國鋒很多大是大非問題上多和春橋商量着辦。

　　 毛澤東在得知張春橋寫的“有感”一文之後，居然沒有發火和惱怒，反而讓江青去安慰張春橋，說起自己的難處，以毛澤東的地位和威望，居然遷就張春橋的牢騷，可見，張的炙手可熱了。

　　 張春橋之所以被毛澤東看重，除了緊跟以外和江青的美言，最為主要的是他是領會晚年毛澤東意圖最為明確的一個人。後來，張春橋對華國鋒的評價很能說明問題，他說：“華國鋒是一個投機分子，遲早要斷送主席的偉大革命成果的。”如果從結束文革浩劫的角度來看，張的評論自然是謬誤的，但是，如果按照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繼續革命論來看，張還是很有預見的。此外，長沙告狀的主謀就是張春橋，張春橋一直極力反對鄧小平復出，根據後來汪東興的回憶，張春橋多次對毛澤東表示，鄧小平其實比劉少奇、林彪更有可能威脅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毛澤東在後來出爾反爾的打倒鄧小平時，提到了張春橋的這句名言。

　　 張春橋被捕以後，李先念說過這樣一段話，很是值得深思：“張春橋就是政治局的‘惡霸’，他說的東西我們根本不敢反駁，也不容反駁，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哪句話是他的，哪句話是主席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和張春橋的關係。

　　 （三）鷹犬謝富治

　　謝富治一直是黨史和軍史上的謎一樣的人物之一，因為死的比較早，所以，有些活動還是沒有展開，但是，由於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藝，使得我們越來越願意把目光投到這位軍功泛泛但是卻異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澤東晚年的少有的寵臣身上來了。

　　（１）謝富治和張國燾。

　　謝富治和吳德峰、黃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從紅軍時代肅反過來的，都是有名的整人專家，但是，謝富治和這些人又有所不同，吳德峰雖然整人狠毒，但是，後來解放後大義滅親，因為執法殺了自己親弟弟；戴季英是一門忠烈，而且，解放以後他已經多次檢討有關錯誤，沒有再犯類似的錯誤；黃志勇只是一個瘋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懾力。唯獨謝富治不僅胸有城府，而且，膽大心細，心狠手辣，不講情面，即使是康生這樣的老謀深算的人對謝富治也是畏懼三分。然而，最早發現謝的才能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張國燾。

　　謝富治在四方面軍的位置後來十分顯赫，做到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前一個組織部長是和張國燾的親信之一的黃超平級，後一個則是監視川陝省委書記傅鐘的監軍。在四方面軍的多次肅反中始終沒有看到謝富治的身影，那幺，他的功勞來自於何處呢？

根據現存的《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和《公安部關於內調謝富治歷史問題卷宗》以及《確認謝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報》等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謝富治在紅四方面軍時期負責的主要是清洗軍隊和分局內部不得力的幹部和提供清洗的證據和名單。在這方面，《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中指出：“謝富治在張國燾的指使下，分別就許繼慎、曾中生、王樹聲、徐向前、傅鐘的問題做了詳細的匯報，並且建議張國燾對待一切敢於對抗所謂中央意圖的措施採取最為嚴厲的手段，其中，他積極配合黃超等人收集和誣陷徐向前同志、傅鍾同志、王樹聲同志的材料，採取無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對上述同志採取的不正當的處理行為，程訓宣事件就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此外，謝富治夥同黃超、李特對大批師長以上的指揮員進行監視、跟蹤。謝富治提出‘要勇於懷疑一切’的反動口號，得到了張國燾的讚許，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政治會議上多次誇獎謝富治是‘尖銳的錐子’。”（該書１５２頁）從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來，謝富治在四方面軍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組織內部的，所以，這和黃超等人的窮凶極惡又有所區別。因而，在後來清算張國燾問題時，謝本人除了賣身投*之外，因為沒有直接參與殺害鄺繼勛等人，所以，相對沒有血債。得以輕鬆過關，而另一方面因為毛澤東的極力保護，謝富治只不過暫時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沒有受到實質性的貶斥。隨後，抗日軍興，謝富治再度還陽。

　　至於謝富治在清算張國燾的罪行的過程的表演，下面還要詳細介紹。

　　２．謝富治和毛澤東。

　　謝富治之被毛澤東激賞，正是在於他得力的揭發了張國燾的罪行。雖然，四方面軍揭發張國燾的大將還有李先念、許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組織機密和人事核心的還只有謝富治，假如黃超、李特能有謝富治一半的聰明，後來也不至於死於新疆。

　　關於謝富治的功勞，在很多文獻中不再被提及，並不是避諱張國燾的事情，而是因為謝富治已經遺臭萬年了，沒有必要為他評功擺好，一度，在教科書中，連陳謝兵團的字樣都被取消。但是，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確實實在無法避免的提到謝富治這樣異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十分罕見的提到這樣一段話：“張國燾同志背着黨中央在鄂豫皖地區實行軍閥統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謝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據謝富治同志揭露，張國燾對於中央一貫陽奉陰違······。”可見，謝富治在揭露張國燾的罪責方面確實具有足夠的表現。

　　在延安時期，朱德、劉伯承關於揭發張國燾的組織軍事路線錯誤的時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謝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說：“謝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證據表明，張國燾頑固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而最具有權威的則是毛澤東的講話。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幫助教育挽救張國燾工作會議上發言：“一段時期以來，張國燾同志的錯誤影響了很多的同志，幹部戰士。前方後方，以致於很多人認識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謝富治同志在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無疑，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對張國燾的致命的打擊。

　　時隔多年以後，在延安的整風會議上，毛澤東再度提及謝富治，他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坦白的襟懷，有了錯誤不怕，要勇於改正錯誤，比如謝富治同志，也受過張國燾的欺騙，但是，他不僅改正了錯誤，還幫助黨中央及時的挽救了一些還在錯誤中糊塗着的其它好同志。”這段話更加可以說明謝富治在整頓張國燾過程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

　　正是由於謝富治頑強的表現，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為他走向新的起點奠定了基礎。

　　３．謝富治的“功勳卓著”。

　　而謝富治真正表現出他巨大的殺傷力和足夠的城府以及手腕則是在於１９５９年之後。

　　廬山會議之後，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提名入選公安部長的人選除了楊成武、楊勇、張際春等人外，還有張宗遜。但是，毛澤東直接提筆寫道：“富治同志如何？請政治局議一下告我。”這樣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實等於告訴劉少奇等人，謝富治是合適的人選。謝富治當選之後，毛澤東還對其它常委做過解釋：“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總是一方面軍裡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懷他們搞個軍事俱樂部，就不是馬列主義嘛，富治是四方面軍的，但是，他對黨的忠誠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嘛，有什幺問題可以來找我嘛。”（《毛澤東思想萬歲》１９７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頁）

　　而謝富治上任之後，果然是不負眾望，他不僅給毛澤東留下了堅定的印象，而且，保護了康生，聯絡了林彪，從而使他的位置日益鞏固起來。

　　康生在上海時期有一段歷史是始終說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趙容被捕而後居然很快釋放的事件，這件事，舒同、饒漱石分別和毛澤東談起過，特別是饒漱石主政華東之時，專門為此作過調查，並且把材料直接送給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對此的批示卻在１９６０年，非常奇怪，而且，還是直接批給謝富治的。謝富治銜命南下，歷時一段時間後，作出新的結論，新的結論在１９６５年底，毛澤東把它交給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過江青傳話給毛澤東：“主席說什麼，我就做什麼，我永遠是主席的一個老兵。”而後在接見紅衛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團時，康生當着謝富治的面說了這樣一番意義含蓄的話：“富治同志經驗豐富，目光敏銳，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其實，他才是我們黨的肅反戰線的傑出代表呢。”出自黨內著名肅反專家之口的評價顯然非常重要。而同時讓康生膽寒的是，謝富治顯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為人，他不會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何在的。而謝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勢力，康生顯然更清楚。

陸定一是劉少奇或者說是１９５９年之前毛澤東在宣傳戰線的代言人，當時，他一身兼任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文化部長、副總理和政治局候補委員，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數一數二的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嚴慰冰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給他惹來了麻煩。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謝富治手中偵破的，其實，這並不是什幺難的事情，關鍵是謝富治把這個人情做給了江青，成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灣聯絡的開機。從此，江青就不再把謝富治看作一般的戰友，而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忠誠的戰士”了。至於林彪無疑更加對謝富治的表現表示出足夠的熱情。九大預備會上，林彪提議謝富治進入政治局，當然，她知道這也是毛澤東的意思。

　　在處理王光美專案問題上，江青名義是顧問，其實是靈魂，而直接決定把處理大權交給江青的正是謝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無產階級革命最高敬禮”的時候，江青說出了真話：“沒有富治同志的敏銳的洞察力和偵破能力，我個人是非常渺小的。”驕橫一時的江青說出這番話也不是偶然的。

　　４．謝富治的為人

　　謝富治冷酷無情的一面深為毛澤東所欣賞，曾志曾經回憶毛澤東之於陶鑄，她以一個跟隨毛澤東多年的戰友的眼光觀察毛澤東之後，她說：“主席其實不喜歡陶鑄，因為陶鑄是一個重感情的人。”話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謝富治顯然是因為所謂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兩次較大的歷史漩渦中獲得“新生”。

　　在毛家灣最為鼎盛的時候，謝富治是林彪夫婦的座上客，吳法憲空運來的螃蟹，葉群總不忘給謝富治、劉湘屏夫婦送去，而獲得了副統帥的饋贈以後，謝富治也要連忙過府道謝，一來一往，關係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澤東命令謝富治調查黃永勝的時候，謝富治不僅十分賣力，而且，提供了極為有力的證據。廬山會議之後，黃永勝多次和人說起一首詩，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而且，談及的對象包括韓先楚、王必成、許世友等人，其中許世友、韓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釋。毛澤東對此一直牢記在心，後來南巡著名的講話中還專門提到了黃永勝的這首詩，毛澤東說：“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１９７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後，在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意讓黃永勝在總參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據當時的目擊者回憶，黃永勝在念報告時辭不達意、三度說錯，極為狼狽。毛澤東聽說之後，說到，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消滅林彪集團過程中，謝富治已經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體堅持部署毛澤東的指示，給林彪、黃永勝以最後的一擊。特別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執勤人員分布在指定地點，雖則沒有起到什幺具體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澤東所肯定。連周恩來都承認，謝富治同志心思縝密，能力突出。由於謝富治的病重，毛澤東不得不啟用吳忠、李德生、吳德等人作為後備，但是，他們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決並告總理知道。 文

　　九一三事件之後，謝富治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其後，用江青的話說，主席讚賞富治同志的高度的階級覺悟性。

　　謝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於毛澤東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陣營出現麻煩，謝富治總是第一個露面，不遺餘力的辦理，比如姚文元父親姚蓬子叛徒事件、張春橋妻子李文靜叛變事件等，謝富治都是第一時間出動，緊急平息異議，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儘管謝富治獨邀天寵，但是，從來沒有受到來自江青陣營的冷箭。謝富治雖然不能和周恩來舉足輕重的作用相提並論，但是，他卻一直受到了來自毛澤東、江青不同方向的認同。

　　可以這樣說，如果謝富治不死的話，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謝富治的。

　　謝富治作為毛澤東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擴大於文革，但是，卻形成於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殺手一類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寵，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心機的發展取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