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浮躁的日子

《都门纪变百咏》：诸王贝勒府设立“神坛”，门前高建大纛，上书“替天行道奉旨义和团”字样。

1900年，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凄楚的一页掀开了。

当那些赤贫而淳厚的农民们后来成片成片地在帝国都城里倒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 看见过在背后将他们推向洋人枪口的那只黑手；当他们被王公贵族刚一引领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为终于成了帝国政府官员指挥下的义民而激动不已过。

把东西点燃，这是连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术、装备和特殊的训练，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办到。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义和团刚进城，八面槽和宣武门附近的教堂和教会医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上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灾难即将开始。崇文门内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灯市口和勾栏胡同等处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烟。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信洋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稣堂，又焚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医院两处，连四周群房约有三百余间俱烧尽……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仲芳氏《庚子纪事》，载《义和团》。）

最著名的大火，燃烧在正阳门外的商业区大栅栏。

义和团放火，是有一番仪式的：一个大师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没有什么区别。一伙义和团员围成圈，大师兄在中间手舞足蹈地念“咒语”，关公、诸葛、昆仑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唤了一阵子后，大师兄便“神仙附体”了。神仙附了体的大师兄浑身发抖，口吐白沫，突然一声：“火！”前边的房屋立刻燃烧起来。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愿意知道，这是农民们事先在房屋里面安排人拿着火把专等着大师兄的一声“号令”——“使其党预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号令”一出，“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京城人并不至于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术”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烧之热闹的习惯。每一次放火之前，义和团们都宣称，他们点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灭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处在于：让它着，它就着；让它熄，它就熄。而且这火只对与洋鬼子有关的东西起作用——“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记》，1900年5月21日。）

义和团在大栅栏点火，说是要烧一家叫做“老德记洋药房”的外国药房。跑来看热闹的北京平民，挤在距离这家药房很远的地方，大声地叫好，他们急切地要亲眼看见被传说得很神秘的义和团的“法术”，因为，即使在天桥看魔术也要掏钱，而这里是免费的，况且，大火烧起来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栅栏的商家掌柜却跪了一条街，他们哀求大师兄“放他们一马”，因为只有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是商人，具有严格的经济头脑，只相信按照市场的行情一两银子能生出几分的利，他们不会相信除了市场规律以外的任何“法术”。义和团农民们越“作法”，他们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火，只要一烧起来，外国人的洋药房是没了，他们的店铺也将不复存在。

帝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是给义和团农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要放火尽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

于是，帝国京城里的大火着起来了。

大栅栏，正阳门外数条商业街中最著名的一条，位于帝国皇城的正阳门外。正阳门，帝国皇宫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阳门是帝国皇城的正南大门，因此俗称“前门”。大栅栏原来的名称是“廊房四条”，1774年，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骚乱一直不断，为加强帝都的治安，帝国政府下令“京师内外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在这个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设立的各种栅栏达1746处之多。设立栅栏采取的是“官助民办”的办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筹措资金，自己设计样式，自己请工匠打制，于是，前门外这条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栅栏被打制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为京城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成为帝国北方商业兴旺繁茂的标志。于是，人们就叫这里为“大栅栏”，而原来的胡同名字渐渐被遗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图》印出来的时候，“大栅栏”这个名字已经被帝国政府认可了。

这是一条长不过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却排列着当时帝国最著名的店铺百十家。鞋帽店、绸布店、金银首饰店、药店、绒线店、烟店、饭店、戏园子等等，“为京师最繁华处”。当时有诗云：

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箫管歇余人静后，满街齐响自鸣钟。

（引自《都门杂咏》。）

义和团的农民们进城之后，繁华的大栅栏成为他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吃有玩有长年上演的戏剧。在这里的店铺里学徒的青年特别的多，大都是从乡村来的农民，这些在学徒的时候受到欺侮和盘剥的青年，见到义和团的农民们如同见到家乡的亲人。史料记载，那一年，大栅栏、打磨厂、鲜鱼口等店铺的学徒伙计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大栅栏口外的几家剪刀铺里打造兵器的炉火彻夜通红，丁丁当当的声音响彻半个京城。正打铁的时候，有伙计报告：老德记洋药房不但没有把洋药销毁，而且还在转移货物。

义和团们生气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阙，三日不灭。”（宋玉卿编《戊壬录》之《义和团之乱》。）

老德记洋药房里的火光一闪，神差鬼使般的，帝国都城的天空突然刮起大风，大火瞬间便烈焰飞舞。接着，大栅栏整条街道全都燃烧起来。火势沿着煤市街、观音寺、廊房三条、二条和头条、珠宝市、前门大街、西河沿以及东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后竟然烧到了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点火的义和团们开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烧着了著名的内联陞、同仁堂等店铺。也许是因为波及到了城门，帝国政府这才允许救火，但是声称可以 一声咒语就能“闭火”的大师兄不见了踪影，结果熊熊的大火连续燃烧了一天一夜才被扑灭。虽然老德记的洋药房没有了，而同时消失的还有京城内四千多家商铺。原本繁华的大栅栏商业街变成了一片废墟，街中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或被大火烧毁或被趁火打劫。京 城再有诗云：

大栅栏前热闹场，无端一炬烬咸阳。

问渠闭火多神术，为底神灵误主张。

（复侬氏、杞庐氏：《都门纪变百咏》，载《清代野史》卷二，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页。）

也许利益损失过于巨大了，几乎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数天之后，帝国政府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发内帑五十万两，户部银五十万两”，以借给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国著名银号：“恒和”、“恒利”、“恒源”和“恒裕”，让其“恢复旧业以维市面”。（同上）以稳定金融市场，为店铺的老板们筹措重新开张的资金。

但是，帝国政府没有追究义和团放火的责任，有关官员更没有一个“引咎辞职”——因为这一切是“正义的行为所致”。

能够代表帝国政府立场的是，就在火烧大栅栏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栅栏的大火还在燃烧的时候，火被放到了内城。西单牌楼附近的一家“讲书堂”被义和团认定是和洋人有关的店铺，于是放了一把火，结果，大火波及相邻的商铺千余家。紧接着，东城的一家洋货铺被点燃，其结果和大栅栏一样，一下子又烧毁了整条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铺。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几乎变为白昼。帝国数百年商业精华，已是满目瓦砾灰烬。

火是中国人自己点燃的。

火光之中，帝国官员家里的“拳坛”香火更盛。

载漪，这个京城禁卫军虎神营总兵家中的一半人现在都声称自己“入了拳”。

史书记载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烟蔽城，结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觉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彻底地“自由”了。在烈焰腾起的浓烟滚滚之中，京城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参加义和团为荣耀——“车夫小工，弃家从之”。就连帝国的官员出门也要步行了，因为轿夫们“举事”了，拉车的骡子也好几天没人喂了。许多贵族之家的福晋们必须自己下厨房，因为厨子和杂役们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啸周衢。”（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页。）

帝国的皇族们和官员们没有因此而惩罚这些“奴才”，因为他们许多人已公开宣称自己也是一个义和团团员。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把“如今的奴才们不听使唤”的话题当做一件乐事来谈论了——中国人从来会安慰自己，只要凭空臆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这是帝国的臣民千百年来不闻世间沧桑巨变而依旧浑浑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个北京城已经“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了。（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其人多势众已“比于官军”。帝国的一位官员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英国公使窦纳乐说：“不久，清军也会全部成为义和团！”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在京城内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满大街都是挎刀的义和团团员。

帝国多年的法律严禁私家冶铁，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继续。”

在王公府邸里吃饱喝足了的大师兄，一出门，他们充满酒肉味的嘴里吐出的话就成了帝国的“法律”。这些“法律”一会儿一变，京城的居民们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杀身大祸——“无日不出新花样，或令人悬红灯，或令人当门书‘义和团之神位’，旋又改为‘义和 团众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谨，否则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灭门之祸。”（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说要白面，于是家家户户都拿出白面。又说不要白面了，要大饼夹酱肉，于是家家烙大饼、采购酱肉。每天晚上，义和团团员们都在街上喊：“家家烧香！”于是家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烧香，但是都得烧起香来，帝国的都城烟雾腾腾，俨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庙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于是家家照办，后来一问，义和团们的解释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挥敌，首自落。“（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页。）

义和团进攻使馆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烧香的时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说这样可以灭洋人。早上起来，突然说义和团在大街上杀了个女乞丐，原因是这个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托，半夜里把“秽血涂在居民的门上”，目的是“要招鬼来害居民全家”。于是，家家都出来看自己的大门，全城人心里怦怦乱跳。

义和团要求居民们家家必要有的东西是红灯——家家挂灯，昼夜不熄，一片灯海，犹如节日。但是，挂红灯也不那么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来灾祸。突然有命令来，让家家都把红灯高举起来，说是红灯照迎仙姑。居民们刚刚把红灯高举起来，又来了一个命令，说高举红灯“有碍仙姑的‘云路’”。于是，刚才还满城红灯，“万炬高张”，转眼间满城的红灯又一起消失了，“如万星齐落”。可是，命令突然又来了，说“红灯低者，乃奸细也”，要高高举起来“以助神威”。“乃户户又高举如故。”

京城内传闻纷杂，居民们手忙脚乱，渐渐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传言遥见顺治门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见，居民互相惊异。”“又人狂奔过市，大呼反来，或呼火起，闻者震惊。”乱七八糟的传说夹杂着各种恐怖的传闻蔓延开来，闹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说，有鬼魂半夜里专门剪鸡鸭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辫子；今天又说，“某粮店黑豆一囤，转瞬间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乱得还来不及判断之时，再听见有人大声喊：“泼水！”于是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泼水，结果“街市尽湿”。满街是水之后，人们互相问为什么泼水，谁也说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乱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动、敏感，而且隐约地害怕。

人们甚至为城内大火造成的损失寻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栅栏大火烧毁民房，人们说义和团本来除了老德记洋药房之外，绝不会波及别的房屋，但是由于“二毛子救火”，神仙恼怒了，所以烧了一大片。这个谴责救火、偏袒纵火的说法，居然让帝国的平民们深信不疑。西单的大火明明烧毁了上千家店铺，但是关于义和团“法术”之灵验的说法依旧在京城内传诵着：“西单牌楼二道街洋房烧，粮店跪求。团民手执小红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词，用旗一挥，火即飞过粮店矣。”（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载《义和团》。）

后来帝国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把义和团称之为“匪”。但是，当时的帝国，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至少没有人敢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现象。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上下一心”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过政府官员和“举事”的农民同心协力的时刻。就面对外国势力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内容和性质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绪来讲，他们惊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刘福姚：《庚子纪闻》，载《义和团史料》。）

在当时的史料中，关于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机，几乎不可见，所能见到的多是洋人们古怪的“兽行”——也许因为只有这些“兽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那时的京城内几乎每天都在流传着类似的消息：义和团从某个教堂里搜查出无数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个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剥下的人皮、从孕妇肚子里剖出来的婴儿，还有数十个“阳物”。当义和团冲进西医医院时，他们被人体骨骼标本吓了一跳，抬出来，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证。义和团在烧一家照相馆之前，骇人听闻地从这家照相馆里抬出来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乱滚，京城人个个毛发倒竖，惊叫不已。后来被一个南方人看见，说这是南方的一种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尝尝，甜得很。结果这个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顿暴打——人们不愿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不可更改了。

帝国臣民的心理如同这个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国一样脆弱。面对外国势力的蛮横侵入，帝国全民的心理失衡终于导致了民族整体行为的失衡。

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任何对抗外来势力的可能，哪怕中国人认为有一丝可能性的事物，他们都愿意接受，尽管他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闭火”法术并不灵验。中国人在对外国势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尽管他们只要冷静下来就能清楚地知道，奇迹的发生该是多么的渺茫。

只是，至少在帝国的都城，人们已经无法冷静。

在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中，帝国的臣民们这一次把千百年来欺压、剥削他们的那些昏聩的官员全盘接受下来了。人们向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王公大臣们欢呼，欢呼帝国的大员们带领着义和团们去“灭洋”。除了杀尽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带“洋”字以及与“洋”字沾边的东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国官员率领下的义和团们攻击的对象。

除了洋钱之外。

此时的中国人彻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货以及带有洋人气息的一切事物的区别，他们把这一切单纯地归纳为一个“洋”字，而“洋”字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针对这个概念的任何行动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消灭一切有关“洋”字的名称。

“义和团将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鸡鸣'，令人各处宣传，写条粘贴各巷。”（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各街市铺面有售洋货者，皆用红纸将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写一‘广’字。”（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见东洋车亦用刀乱剁，由是改称东洋车为太平车，用红纸书‘太平车’三字，贴在车尾。”（同上）

“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纸烟、眼镜、洋伞、洋袜子，他们只要看见就用刀一通乱砍，然后统统烧掉。他们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仲 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

由洋货再涉及使用洋货的人，巡逻的义和团看见街上有穿洋衣的人，这个人的脑袋就难保。洋衣的范围除了西装之外，扩展到“窄衣窄袖”，又扩展到白颜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时暑热，白衣为多，贫苦人无衣可易，遂又着妇女红绿衣者，权救一时之急。”无法得知白色为什么是洋人的专利。后来的扩展终于没有了边际：“着灰布衫者奸细也，旋又令曰蓝衣者奸细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几矣。”（侨析生 ：《京津拳匪纪略》。）大清帝国国人的衣服颜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才不至于掉脑袋呢？

紧接着，读书的学生们也开始恐慌起来，因为他们读的是“洋书”，于是家家在门口烧书以示立场。还是有学生不小心——“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齐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 杂记》，载《义和团》。）更令人惊骇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3、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

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 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北京城内的血流遍地，尸横如山的战斗，却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一个奇异的例外。

中国人占据着“天时”。所谓“天时”，就是道德所向。无论洋人们能够列举出万般理由： 现代世界的秩序、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促进一个落后民族的进步等等，却都不能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如同中世纪欧洲海盗横行的年代一样，他们在蛮横地武装侵入一个主权国家，并且利用经济实力的优势，对这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掠夺。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这样的入侵，其奋起反抗的行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间逻辑的。于是中国人面对洋人进行的战斗理直气壮。这是中国人的“天时”。

中国人占据着“地利”。所谓“地利”，就是战场地理。洋人们漂洋过海，龟缩于异国都城之中的几间房屋里，甚至连中国兵书上所说的“背水绝地”都不具备，因为，不但他们的身边没有河流，他们连喝的水都要断绝了。战斗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战场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墙壁和窗户能够更结实一点。

中国人还占据着“人和”。所谓“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都城里的战斗的参与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数十万“武装”起来的农民，而帝国的正规军队向战斗地域开进的时候，市民们更是夹道欢呼。同情洋人的中国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 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参加战斗的中国人不缺粮食和一切补给，北京平民几乎家家都在倾囊相助，因为这已不是“乱民”在胡闹，而是帝国政府在行动——“倾其国力，尽其所有”，声势浩大，威武雄壮。

“战斗”无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团民”英勇无比。

洋人们胆战心惊。

大炮、地雷、火药。

洋人们弹尽粮绝。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为我家，数十万人同仇敌忾，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什么？

中国人在本国的土地上动用了他们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击的洋人们男女加之老幼总数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于异国他乡极其狭小的空间之内，所以，中国人几乎根本不会在这场不能称之为一场“战斗”的战斗中失败。

六十多天内烽火连天，六十多天的“战斗”“异常酷烈”，而最后结局竟然是：中国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年轻的义和团团员和帝国的兵勇——洋人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历史残酷的真实是无法用习以为常的思维理解的。

义和团们首先攻击的是京城内的教堂。其中攻击最烈的是北堂。

北堂，即位于西安门内北侧的西什库大教堂，为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主教就是那个曾被帝国皇帝授予二品顶戴封的法国传教士法维埃——中文名：樊国梁。西什库教堂建于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黄金时光中，那时的樊国梁雄心勃勃，立志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华大地，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天主教在东方最庞大、最坚固的基地。为此，财大气粗的天主教会有足够的金钱在中华帝国的都城修建一座足够辉煌的教堂。设计图纸上显示，这将是中华帝国土地上的最高建筑物。但是，当拿了“回扣”并且和教会签订了合同之后，帝国的官员们发现，如果这座教堂按照图纸修建起来，站在教堂的顶楼上，紫禁城内皇家的一举一动都将一览无余。于是，在反复交涉没有结果之后，帝国政府表示“愿意付出建筑费的三倍价钱”来换取对合同的修改。教会方面同意了，惟一令他们遗憾的是，早知道就应该把教堂的建筑费用估算得更高一些。即使如此，竣工的西什库教堂依旧是一座精美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它至今依旧矗立在原来的位置上，只不过1901年以后做了大规模的修缮，这座高大的灰色宗教建筑上的斑驳烟火痕迹消失了——如同中国人关于它的记忆一样。但是，洋人们的记忆是不会被轻易抹掉的，因为那些心惊肉跳的日子留给他们的印象刻骨铭心。

在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之后，惟独西什库教堂依旧矗立，于是，它显得更加孤独无助岌岌可危了。

教堂受到攻击时，教堂内正“人满为患”：在这座教堂里供职和从外面逃来的神职人员已有数十人之多，其中法国传教士13人，女传教士20人，为逃避义和团的杀戮而躲进教堂避难的中国男性教徒一千多人，而教徒们携带的老人妻孩，加上外国人的妻子、孩童，妇孺人数达两千二百多人。这些人都是非武装人员——除了恐惧之外，他们手上什么也没有。

负责教堂防守的武装人员共41人，即法国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负责指挥的是一名叫做奥利维利的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这些外国军人是两个星期之前在中华帝国政府的允许之下从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的联军中的一部分。他们是6月1日下午被分配到西什库教堂来的。

也就是说，西什库教堂受到攻击的时候，保卫教堂的是41条洋枪。

大约是在6月16日左右，强烈预感到危险即将临近的西什库教堂大门紧闭，门口和窗户已经用装满土的布袋垒起了防御墙，法国和意大利官兵们开始昼夜值勤，警惕地注视着教堂四周混乱喧嚣的街道。

教堂内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已经被严密包围。

大约在早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哨，一支箭射进了教堂，箭上缚有信二：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一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两。指天为誓，厥不食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

你们天主、耶苏（稣）教民听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铺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

（《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99页。）

两封信全是写给在教堂内避难的中国教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能够里应外合杀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赏银子，平分洋人们的财产；如果不从，“破巢”之日，格杀勿论。义和团的“劝降书”为什么不直接写给他们的战斗对手——教堂里的那些外国神职人员和联军官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义和团中没有人会写洋文的缘故，或者是因为义和团们给予洋人们的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路——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接受他们的哀求，如果他们出来哀求的话。

然而，西什库教堂里的中国教民没有一个愿意杀个洋人出来领赏的。原因很简单：教堂外，整个北京城内，已经有上万中国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砍头。人在极度恐怖和毫无退路的情况下，会表现出精神的异常。教堂里的中国教民们几乎没有犹豫，男人们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枪趴在了窗口，他们决定和这座教堂，和这座教堂里的洋人们生死在一起。

没有里应外合的迹象。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义和团向西什库教堂的进攻开始了。

最先的“战术”是使用帝国农民们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制作的“喷水筒”——似乎是一种人力压缩的装置——把煤油喷射到教堂的大门、窗户和院子里，然后射出带火种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热的天气加上熊熊燃烧的火焰，西什库教堂顿时成为一个燃烧的地狱。男人、女人连同孩子，几乎所有有行动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种工具扑火，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湿布把火焰按灭。大火刚刚有被扑灭的迹象，义和团新一轮的火攻又开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须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顿地奔跑，毒辣的太阳和身边的火焰使他们喉咙冒烟，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虽然没有把这座坚固的教堂烧塌，但是，教堂里的人听见了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铜锣声：义和团真正的进攻开始了。轰然一声巨响，教堂中了一发炮弹。这不是义和团农民们的土炮，因为从农民们的土炮炮膛里飞过来的不是真正的炮弹，而是些铁锅的碎片和砖瓦石头。这是只有帝国正规军队才拥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从洋人们那里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这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击的位置，当场就有六个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弹蝗虫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墙打得千疮百孔。在炮弹的爆炸和子弹的呼啸声中，义和团冲锋的吼声骤然响起：“杀——”

这声音在酷热的气温中艰难地扩散着，听上去声波颤颤抖抖。从教堂的窗户和射击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门外的大道，义和团们舞蹈着蜂拥而来。他们“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着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呼啸而来。”（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教堂里开始往外射击，职业军人的射击极其准确冷静，而那些从来没有拿过枪的外国神职人员和中国男性教民也开始射击了，他们的射击凌乱而慌 张。冲在前边的义和团团员倒下了，冲锋的潮水骤然向后退去，瞬间没了踪影。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了，重复出同样的程序：当几个年轻农民的身体轰然倒地后，向前拥动的人潮骤然退去。片刻之后，再一次。

“杀！”

“杀！”

即使夜晚降临，喊声依然此起彼伏，没有一刻间断。

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

至六点十分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 。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尽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轰击下，还是逐渐显示出危机。

为了躲避炮弹、火焰以及坍塌下来的墙壁，妇女和儿童们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断地跑来跑去。一位外国女传教士成了她们的首领。这位女传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在烟火中十分醒目，在妇女孩子们的眼里，这是逃生的路标。女传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摘下来过，“总是低低的，迅速穿过院子”，她的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儿童，她们数十天内一刻不离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躲避。

最严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饥饿。西什库教堂内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已全部吃尽，树叶和树皮都成了最珍贵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们奔跑、躲藏和呐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神经的极度紧张、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弹药以及不断在自己身边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儿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这一切都一齐折磨着他们疲惫的肉体和心灵，使他们两眼呆滞，行动迟缓，最后他们甚至在并没有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情况下突然倒下来，死一样地一动不动了——这是真正的绝望。

教堂里也有永远不谈绝望的男人。一个中国教民豁出一死单独突围，企图把教堂里的情况向各国公使们报告并且请求救兵。但是，这个中国男人自从走了之后，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没听见过他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他当晚就被义和团们抓住，现在脑袋挂在了城墙上。即便如此，在法国报纸关于北京西什库教堂被围之战的连续报道中，依旧记载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十名副主教在一个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国水兵的带领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抢掠了义和团或者中国军队的大炮”，他们甚至“爬墙溜进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厂偷回来了炸药”。如果这个举动不是外国记者们的杜撰的话，就简直是奇迹了。在外国报纸的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更是一个“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帝国军队炸开的墙洞上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的口令几乎“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死亡的：帝国的正规军队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地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国记者的笔下，西什库教堂的抵抗被严重地神奇化了。没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里这座教堂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 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 ，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

同时，1900年对京城外国使馆的进攻，还是中华帝国政府核心阶层的斗争趋于激化的后果。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帝国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支持还是围剿的争斗、对外国人持以何种态度为好的争吵都更加激烈。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后，最敏感、最重要的关于皇位变动问题的冲突已濒临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一切，都是造成帝国的正规军队在高官的授意下对北京的使馆区展开进攻的原因。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跑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多名中国教民。

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约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