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20) |
|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7年03月04日09:09:5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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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光绪皇帝和慈禧并排坐在正中。自戊戌变法以来，关于“帝党”和“后党”的明争暗斗满朝议论，然后又充斥宫外的街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难说眼前这跪满殿里殿外的官员哪一个是皇帝的人，哪一个是太后的人。但是，就对局势的看法而言，皇帝和太后依旧水火不容。 会议出人意料地由光绪皇帝的开口而开始了。这是自戊戌以来，大臣们第一次听见皇帝面对群臣如此大声说话。史书对此记载道：“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皇帝说：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 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因为涉及给义和团的定性。 话音缭绕，没人应声。 要说“帝党”，依旧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从后面跪行上前，说：“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 刘永亨的话音未落，一个粗莽的声音陡然响起：“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出此言者是载漪。 刘永亨害怕了，没敢再说下去。 除了这个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储的端郡王，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御前如此张扬喧哗。慈禧不但没有呵斥他，而且她的反应令官员们心里更加没底了，皇家的记载是：“太后默然。” 跪在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喊：“臣袁昶有话上奏！” 这个袁昶，没过多久就被载漪杀了，当然是慈禧批准的。现在他无法知道自己的下场，或者他虽有所预感，但是话还是要说。他发言时情绪甚是激动，以至“声振殿瓦”：“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立即打断了袁昶的话：“法术不足恃，启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今日京城有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 官员们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想像所有的意见会是多么的模棱两可，结果只能是虽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安抚乱民；二、命侍郎那桐、徐景澄立即去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杨村与联军司令西摩尔交涉，让洋人们不要派军队来北京。然后，“挥群臣出”。 御前会议没有解决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目前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四个汉族官员对慈禧依旧偏袒义和团感到失望——“会议未得要旨，乱且未已。”于是他们有意走在群臣的最后，然后回头重新跪在光绪和慈禧面前：“臣等尚有言。” 张亨嘉首先表示，义和团要坚决灭除，灭除的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就行。朱祖谋是个胆大包天的汉官，竟然质问起慈禧来，他说，太后既然相信义和团乱民可以灭洋，但不知太后准备依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慈禧说，我依靠的是董福祥。朱祖谋说：“福祥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大怒而色变，厉声问：“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朱祖谋一下子说不出来。这时，恽毓鼎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弹压乱民。曾广汉接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在场，感觉到应该立即结束这样的对话了，于是开口说，已经准备调袁世凯进京了。 四个汉官觉得该说的说出来了，于是磕头出门。 慈禧“犹怒目送之”。 御前会议史料汇集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敦融《庚子国变记》等。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统一帝国政府的立场，更没有制定出任何应急措施。 那个被慈禧派出去和洋人谈判的许景澄刚出北京城门，轿子就被义和团拦截，几个农民把他从轿子里拽了出来。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有个仪式，点燃一张写有咒语的纸，观看纸灰飘起来的形状，如果形状不对，杀。至于什么形状属于不杀的，解释权在义和团方面。许景澄，这个肩负帝国政府使命的高官，此刻被捆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地看着纸灰如何飘荡。 他被释放了。 他暂时没掉脑袋完全是侥幸。 整个帝国是否能够如此侥幸，就很难说了。 6、大沽口炮台和中国奸细 从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帝国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这里的海岸与帝国都城的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 帝国已经被这个地理现实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在此之前的50年间，外国军队在这里登陆并且直捣帝国都城的严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而更令人担心的现实是，外国军队三次入侵，帝国的正规军没有一次阻击成功。 那是一段景色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乘船逆海河而上，很快捷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帝国的门户。 大沽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即开始建造，几度兴衰，至1900年，这里已经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这四座炮台分别建造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性能优良，技术先进，弹药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帝国的炮口所指的海面上，游弋的是帝国最精良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海容”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驱逐舰、鱼雷艇门类齐全，保养良好，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长年驻守炮台的帝国官兵达三千多人，距离炮台后方数十里，便有帝国陆军主力部队的遥相呼应，只要海岸告急，陆军便能够迅速地给予增援。 至少在那个时代，帝国的大沽口要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法国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出海口的戒备会有这么夸张而富有挑衅意味——沿着流着污水的可怕的白河两岸，像这样的炮台，简直是对峙平列着，看上一眼便给人一种险恶和恐怖的感觉。这海口的周遭虽然糜烂至甚，但看那布置，显然是占着第一等重要的形式，是通向中国繁华城市天津和北京的要冲。”（（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版。） 6月10日，云集在渤海海面上的各国海军和北京的公使们失去了联系。6月14日，他们又和正向北京方向进发的西摩尔的联军失去了联系。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里和海面上英国“露西亚”号军舰的甲板上，同时在猜疑、惶恐的气氛中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是否立即强行夺 取大沽口？是否要“占领这个国家”？ 领事们的辩论分成明显的两派，即“缓占派”和“速占派”。“缓占派”们主张最好使用和平的方式，至少暂缓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开战的话，“等于宣布了每个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死刑”。而“速占派”的观点是，现在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个类型：传教士、西摩尔的联军、北京的外国侨民和天津的外国侨民。如果延迟行动的话，就无法为西摩尔的联军打开通路，更无法“代替帝国政府”围剿义和团，那么这四种人必会遭遇灭顶之灾——“不夺大沽，等于自杀！” “露西亚”号军舰上的海军军官们，观点出奇地一致。1900年6月16日，在帝国的皇太后召集政府官员们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的那一天，虽然帝国的政府会议什么决定也没有做出，但各国海军军官们的会议很快就有了结果。“露西亚”号军舰甲板会议的最后记录是： 自动乱开始以来，联军各国已经派遣分队登陆，以保护其侨民及外交使团，对付通称义和团的叛乱，并未受到阻挡。起初，清朝当局似乎还了解到他们的义务，并做出明显的努力，企图恢复秩序。但是，现在，他们调集军队到铁路线上，并且在白河口布雷，明显地表现了对外国人的敌人的同情，此种行动表明清政府已忘记其对外国人的庄严协定。由于联军各国司令官有必要和登陆的分队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决定通过协商或武力暂时占领大沽炮台，规定将炮台交付联军的最后期限为17日凌晨2时整，并将此项决定通知驻津总督与炮台司令官。（（英）派伦：《天津海关一八九二年～一九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从送达的目标上看，各国军队宣布的交战对象已经不仅仅包括了大沽口炮台上的帝国守军，而且包括了帝国的一级政府——驻天津的直隶总督。 帝国大沽炮台守军司令罗荣光，现年66岁，字耀庭，湖南乾州厅（今吉首市）人。咸丰初年以武童投效曾国藩，参加帝国政府军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斗，并以作战勇敢而屡屡得到升迁。他曾经是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帝国“常胜军”中的军官，先升把总，赏蓝翎，再升守备，赏花翎。1864年在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率领下攻打太平军占领的常州，他“率先登城，手刃太平军将士数人，”因此升为副将。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平息后，他又参加了围剿捻军的战斗，依旧勇猛异常，升为记名提督，赏头品顶戴。1881年，受李鸿章之命，他在大沽创立水雷营，训练帝国海防官兵，因巩固帝国海防有功，升天津镇总兵。不久前，他又接到升迁的命令，被授予喀什葛尔提督。作为汉族军官，他正式被任命为地方武职的最高职位了，这几乎是帝国地方军职的顶峰了。但是，因为大沽的紧张形势，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上任。 据称，罗荣光生活简朴，“见有奢糜者，辄面斥之，”“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 66岁的老兵虽身经百战，但若无1900年夏季津京一战，不但身世将平淡无奇，并且很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戎马历史而得到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称号。此津京一战，对于帝国军队来讲实无可夸耀之处，甚至是一个奇耻，但因战败而自杀于战场的罗荣光由此却被史书称为民族英雄。 帝国战败的历史成全了不少官员的“名节”。 16日晚，一个闷热的夏夜。英国军舰“露西亚”号放下一条小舢板，朝大沽炮台方向划去。 22时整，罗荣光接到通报：沙俄海军鱼雷舰长巴赫麦季耶夫中尉求见。 这是一个傲慢的俄国年轻军官，以前没有和帝国军人交手的经历，因此他对他面前这个年纪已经衰老的帝国军官比他还傲慢的神情和口吻感到万分吃惊。他吃惊的原因是，现在，各国联军已经做好了一切攻击炮台的战斗准备：1600多名沙俄官兵悄悄进入了海河河口；300多名日本官兵已经未费一枪一弹而占领了塘沽火车站；250名法国官兵正向军粮城方向移动，截断了帝国陆军向大沽口炮台增援的通道；900多名英、日、德、法、意、俄联军，已经埋伏在了西北炮台的侧后，时刻等待冲击命令。另外，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各国的32艘战舰已经全部完成战斗部署：10艘舰艇已进入内河，2艘贴北岸靠近塘沽火车站，准备收容侨民；2艘在内河中央停泊，负责保护海关和营救战斗伤亡人员；2艘靠近下游的清军水雷营负责监视北洋海军的行动；另外4艘部署在北炮台河流的拐弯处，任务是和已经埋伏好的水兵们一起南北夹攻进攻大沽炮台。另外22艘巨舰由于吃水问题不能进入内河，它们全部停泊在河口外，成梯次配置，准备以强大的舰炮火力压制帝国海岸炮台火力，掩护海军陆战队员的作战——这种部署，据“老兵”们说，是接受了1859年英法联军强攻大沽炮台惨遭挫折的教训，根据1860年联军抄后路袭击大沽炮台的有效经验而制定的，因此“绝对有胜利的把握”。而重要的是，至少从联军侦察的情报上看，中华帝国的军队似乎对即将发生的战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调动和火力准备。 因此，俄国中尉通过翻译，把话说得一板一眼，他想尽量把联军的动意向这位老人表达得清清楚楚： “罗将军，你了解当前的局势吗？” “当然了解，你们的军舰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我们希望您通知你们的总督大人，明天凌晨2时之前交出炮台，以便让给联军做屯兵之用。否则，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是朝廷命官，惟朝廷旨意从事。未接朝令，谁也休想夺我炮台！” “如果届时不交出炮台，联军将发动进攻。” “悉听尊便！” 俄国中尉刚刚离去，部下通报：联军的军舰已经开进内河，而水雷营并没有按照命令在今日之前把水雷布完。 罗荣光浑身一冷。他立即向各炮台官兵下达了准备迎战的命令。 深夜，海河河口深深地陷在北方的黑暗之中。突然，一声炮响划破寂静。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凌晨0时50分。 关于这发炮弹来自何方，一直是中外史书争论的焦点。中方所持的观点是，联军在一种“对中国领土迫不及待的占有欲望”的促使下，首先开始了对中国炮台的攻击行动。西方史料所持的观点相反，说中方在最后通牒生效前70分钟首先开炮，证明“中国人是不守信用的”——西方人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此刻双方对峙的地点不是一块主权尚未确定的“飞地”，或者是一块国与国之间的“中立地带”，而明明白白是中华帝国的领土和领海，联军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入侵者不但规定了被入侵者交出土地的时间，而且还规定了被入侵者不许反击，如此古怪的逻辑不但令人匪夷所思，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 炮声一响，清军炮台上的大炮立即还击，于是，几乎是同时，双方所有的大炮都开始了最猛烈的射击。 这是中华帝国的战争史上罕见的炮战，数百门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炮口喷出的火光映红了帝国北方这片荒凉的海岸。内河河面上，近海海面上，陆地的田垄中和高大的炮台四周，泥土飞溅，硝烟升腾，一片火海。 清军官兵斗志是高昂的，因为他们的炮火强度要比联军大得多。帝国炮台上岸炮的口径和数量是联军舰炮无法相比的，尽管清军平时训练不多，但在这个时刻，血性十足的帝国青年发射出的炮弹，把整个内河和海面都打开了锅。 在清军岸炮的猛烈射击下，首先受到重创的联军军舰是美国的“莫诺卡西”号和俄国的“高丽芝”号。这两艘军舰的舰长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攻击开始前没有移动舰位。清军的大炮在天还没有黑下来的时候，已经瞄准了联军的每一艘军舰，其射击诸元已经经过精密的计算。只是，战斗打响前，除了这两艘军舰外，联军其他各舰都移动了位置，从而躲过了清军炮火的第一轮射击。俄舰没有移动的原因是俄国舰长轻视了清军的大炮和炮手。而美舰没有移动的原因令人疑惑，据说美军舰长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前接到了华盛顿的指示：美国不参加战斗。理由是“不能向一个和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发起战争。”结果，俄舰中弹后立即起火，螺旋桨被打断，45名官兵负伤，16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其中有军官4人。而美舰“莫诺卡西”号更惨，舰长的“我们没有参战，军舰处在绝对安全的位置”的喊声还没落，清军的炮弹就准确地先落下来了，从天津租界逃上军舰并且正站在甲板上看热闹的美国侨民顿时死伤狼藉——美国人天真得可以，既然“不参加战斗”，把军舰开到战场上来干什么？ 清军的第一轮炮火战果明显，但是接下去就是胡乱轰击了。与之相反，联军落在炮台上的炮弹的落点十分精确。清军夜间射击的技术低劣，加上各国军舰都是水面上的游动目标，命中率大大打了折扣。联军早在两个月之前就派侦察兵对清军的炮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和勘测，炮台是固定目标，射击诸元早已经经过反复计算。 这时，发生了一件严重伤害清军士气的事件：中华帝国最精锐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的鱼雷舰艇被联军俘虏了——只要叙述到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者的战斗，这样的事件便时常突然出现，如鲠在喉，令人扼腕——战斗开始以后，帝国海军舰队官兵接到的是这样一道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理解的命令：不准出击，不准开炮。 命令的下达者是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 叶祖珪，帝国海军中的一名英雄般的战将。在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中，他是北洋海军的中军总兵兼“靖远”号管带，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以至青史留名。但是，在这个闷热的夜晚，他突然乱了方寸。他想到的不是罗荣光派专人给他送来的情报以及战斗开始之后帝国炮台所受到的压力，他知道如果北洋海军舰队出击，联军的军舰将处于两面受夹击的状态，战斗的胜负几乎不用猜想。可是，值此军情紧急之际，他偏偏想到的是六年前的甲午海战，他虽然在战斗中舍生忘死，但是因为威海卫的陷落和“靖远”号的被击沉，他受到了革职的处分，直到去年才官复原职。这个帝国的官员明白了一个听上去荒唐、但在帝国的官场上却屡试不爽的逻辑：战则无功，败则无过。 于是，在整个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的时候，北洋水师的舰队一直停靠在一边观战。 帝国海军官兵眼看着炮台上的炮兵们单独作战，在联军舰炮的轰击下死伤惨重，不禁怒火中烧。长官命令“不准开炮”，于是他们就开枪。他们集中在军舰的一侧，使用轻武器向联军军舰射击。帝国的海军在战斗中充当的是陆军的角色，而且还是海军官兵们自发的。海军官兵的轻武器射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招致了联军炮火的反击。叶祖■害怕自己的军舰受损失，急令舰队撤离战场。但是，英国的“牙鳕”号和“名誉”号军舰各拖着一条载有十名水兵的小船已经包围上来，北洋海军四艘德国造的鱼雷艇被联军水兵俘获并且开走了。而那艘无论火力还是吨位都不亚于英国驱逐舰的北洋水师现代化旗舰“海容”号竟然被英国水兵“扣留”，在这个闷热的夜晚始终没有发出过一道战斗命令的叶祖■ 被爬上军舰的联军官兵俘虏了。 战后，被联军水兵开走的帝国海军的四艘鱼雷艇，始终没有归还，后来才得知，鱼雷艇分别被俄、英、法、德四国当做“战利品”分了。 联军消除了帝国海军的威胁，便开始对炮台进行全面攻击。 在罗荣光的指挥下，帝国的炮台官兵誓死一战。 在联军炮火的轰击下，炮台开始破碎，血肉横飞中，帝国的炮兵们疯狂了。他们经过暂短的实际战斗，开始对大炮的性能熟悉起来。凭借着他们的聪明和勇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战果开始鼓舞人心：俄舰“基略克”号为了给其他军舰指示射击目标而打开了探照灯照射炮台，结果招来下雨般的炮弹。桅楼首先中弹，官兵被炸飞。更严重的是弹药库中了一弹，引发了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沽口海面上顿时大火冲天，“基略克”号的整个甲板被掀翻。紧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命中了它的水下部份，于是它彻底地失去了作战能力，舰长不得不命令抢滩。全舰8人死亡，40多人负伤。
德舰“依尔提斯”号中弹18发，上层甲板全部被炸毁，8名官兵死亡，17名官兵负伤，其中包括舰长兰茨，他身上中的弹片有25块之多，同时，一条腿不知飞到何处去了。即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的头脑依旧清醒，他对身边的人说：“朝咱们射击的那些大炮都是 德国克虏伯制造的！” 俄舰“朝鲜人”号的舰炮被打坏，一发炮弹又命中了它的右舷，把锅炉房的通风机炸碎。而在战斗的继续中，它不断地中弹，最后失去了战斗能力。 攻击南炮台的四艘联军军舰，除了“海狸”号之外，全部受创。 炮战进行到此进入僵持阶段。 天就要亮了。 联军的强攻部队开始行动了。 已经事先埋伏在西北炮台侧后的联军强攻部队由800名各国官兵组成，分三路散兵线前进。当前进到距离西北炮台500米左右的时候，被清军炮台官兵发现，立即遭到炮火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这是17日早晨4点的时候，昏暗的旷野里，联军官兵趴在地上，忍受着 猛烈的炮火打击，伤亡大量出现。军官们开始辩论，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秉承着不同种族的性格，在是否前进的问题上意见不同，于是吵成一团，几近斗殴。俄国人坚决主张拼死前进。自战斗开始以来，俄国人一直有一个良好的感觉：他们的兵多，军舰多，他们是战斗中 的当然主力。吵架的结果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开始向后缓慢地移动，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原地不动，俄军官兵往前移动。 作为强攻部队来讲，这是最艰难的时刻。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天塌地陷般的声音轰然响起，接着，在清军炮台的方向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声音之大，火球之烈，令混乱的战场一瞬间寂静了下来，双方所有的射击都停止了，因为双方的官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帝国北方的海岸在浓浓地向天空翻卷而去的黑烟中惊呆了。 一发来自法国“狮子”号军舰上的炮弹，击中了清军炮台后面的弹药库。 这是致命的一发炮弹。 关于这发炮弹，西方记者曾经这样评述： 很神秘地，一个法国炮弹，恰好落在中方的大火药库，于是爆发起来，他们的炮兵也散乱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偶然，则大沽口外的所有的外国军队，是免不了要完蛋的，而联军的登陆，是成问题的或者不可能的，而战事将变成另外一个局面。（（法）贝野罗蒂：《 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直到今天，中国海防线上依然遗留着当年中华帝国修筑的炮台遗迹。中华帝国的海岸炮台大都修筑成半圆，临海的一面有高台，而身后却是敞开的。这个半圆，深刻地体现着中国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决心，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人可爱的单纯：身后不用担心也不用提防，因为身后是自己的土地。于是，修筑在炮台后面的弹药库，也是敞开式的，并且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作为炮兵来讲，保障弹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没有了炮弹，大炮不如一把匕首。“狮子”号的这发炮弹，神差鬼使地脱离了正常弹道，正好越过炮台落在了帝国炮兵的弹药库中央。堆积成小山般的千万发炮弹瞬间被引爆，在巨大的爆炸声和火焰中，方圆10里内所有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巨大的烟火冲上万丈夜空。千年前，帝国就能够用砖砌长城，千年后的帝国却依旧用土堆炮台——爆炸摧毁了西北炮台，这座炮台上的清军官兵，包括管带封得胜，当场被炸死。 爆炸声刚落，联军的强攻恢复了。幸存的西北炮台上的官兵拿起了枪。 这次是日本人一马当先。日本人和俄国人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日本人要显示自己的善战，他们首先冲到了炮台前的壕沟边，直接冲击炮台大门。 黎明的曙色已经荡漾在大沽口海面上了。 清军官兵纷纷离开炮位，冲出围墙，和联军展开肉搏战。 西北炮台的兵力700人，经过一夜炮战，能够参加肉搏战的仅剩下200人，而联军拥上来的官兵是900人。 日军上校夫部冲在最前面，他带头冲进炮台通道，立即被一颗子弹打倒。日军中尉白石接替他的指挥位置，带领官兵继续冲击。最后时刻，数十位衣衫褴褛的帝国官兵被挤压在一个角落里，他们围成了一圈，东方人黑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长辫盘在头顶，被硝烟熏黑了的面孔扭曲成一张愤怒的面具。他们端着枪，举着刀，发出低沉的吼叫。联军官兵们没有上前，他们在高处架好了机枪，然后开始扫射。 中弹的帝国士兵在倒下之前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开枪。 一个日本士兵爬上了西北炮台，刚准备挂上日本国旗的时候，头部中弹摔下来。一个英国士兵接着爬上去，升起了英国国旗。 英国国旗在中国大沽口西北炮台升起的时间是：1900年6月17日5时30分。 东方天际一片血红。 帝国的北岸炮台失守，联军开始集中攻击南炮台。巨大规模的炮战重新开始。但是，南炮台的弹药库也中弹爆炸，在帝国炮兵弹药已尽的同时，联军从侧后的强攻也步步逼近。 罗荣光跪在炮台上，向着西北方帝国都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荣光无能，辜负天朝雨露！” 6时3分，帝国大沽口炮台全部失守。 大沽口炮台的整个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西方战地记者走上炮台，记下了他们看见的情形：“在所有被攻占的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可以看见断手、断脚和断头的勇敢的守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中国的步兵和炮兵。”（（法）贝野罗蒂：《 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描述应该是真实的。 中外史料中均没有帝国官兵投降的记载。 惟一有出入的是，帝国的步兵没有参加战斗，英勇战死的全部是帝国的炮兵。 帝国的步兵没有增援。帝国有可以在短时间内调来数万步兵参加战斗的能力，如果增援的话，战斗的结局决不会像1900年6月17日早晨这样，因为联军的兵力是极其有限的。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帝国直隶总督裕禄数次接到罗荣光请求增援的报告，但是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他依旧在这个火光冲天的夜晚睡得十分安稳。他的理由是：保留重兵守卫京津。 放弃大门退守内室，是何战略？不得而知。事实是，三天后，天津沦陷。 对国家感到绝望的罗荣光服毒自杀。 在中华帝国，前线军官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失败后依旧活着。他们惟一的选择是自杀。这样的死被中国的伦理道德视为“殉国”，殉国者的灵魂将会受到长久的景仰。 几天之后，大沽口炮台旁边荒凉的海岸边，密密麻麻地堆起了成百上千个土坟。 中国大沽炮台守军数千人全部阵亡。联军方面66人死亡，170人负伤。 中国的大沽口炮台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 但是，最终占领了大沽炮台的联军军官们依旧心情沉重，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没有西摩尔部队的任何消息。 赴京卫队总司令西摩尔和他的官兵难道全部被义和团消灭了？ 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被义和团的农民们围困在廊坊车站的西摩尔的联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西摩尔，这个自认为有丰富海外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中将精神恍惚地在闷热潮湿的夏夜中徘徊着，他的身边是不断掠过的冷枪流弹的嘶叫声和修复铁路的官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他的思维已经混乱不堪。黄昏的时候，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国人溜进了他的车厢，这是北京公使馆派来充当秘密信使的虔诚的中国基督徒。北京公使馆两天以来向西摩尔方向一共派出了三名中国基督徒，其中两个在半路上被义和团截获杀掉。侥幸到达西摩尔车厢的中国人传达了北京公使们请求紧急援助的口信，并且用“最骇人听闻”的语言形容了此刻京城里洋人们的处境：“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数百名欧洲官兵危在旦夕”，“中国政府已经下令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跑马场和外国人的住宅遭到彻底的洗劫。”西摩尔立刻下达了“继续修复铁路”的命令，但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效果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几天以来，他们一直被围困在此，铁路在修复和破坏中不断循环，义和团们不但顽强地破坏铁路，而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小规模的袭击一直在持续。更严重的是，联军的给养已经枯竭，义和团把周围村庄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转移和匿藏起来，并且破坏了周围所有可以提供饮用水的水井。目前，北京公使馆的安危对西摩尔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率领的2000名官兵的生死。前进似乎不可能了，而一旦撤退，义和团必定步步追击，谁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黎明到来了。并不知道大沽口的联军已经取得了胜利的西摩尔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路向天津方向撤退。 开始撤退行动的第一步，是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不然官兵们没有行军的力气。 趁着黎明前的寂静，寻找食物的俄军和德军分队出发了。他们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进行了彻底的搜寻，但是，在所有的村庄里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影子，而且没有找到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中国人藏匿食物的本领世界第一。 寻找食物的官兵在接近中午11时的时候最后绝望了，他们开始返回。眼看就要走到车站了，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饥饿疲惫的德国人和俄国人立即卧倒，在车站上为撤退做最后准备的联军官兵们也顿时乱成一团。 廊坊车站的联军遭到了几天以来最猛烈的袭击。 这就是中国史料上用兴奋的字句被反复描述、至今每年仍然享受着纪念、在帝国的那段苦难时光里惟一可以被称之为胜利的“廊坊大捷”。 大捷发生在1900年6月18日。 袭击一开始，联军们立即感觉到这次袭击和往常不一样。 廊坊一战，是中华帝国正规军首次正式参加对外国联军的阻击战斗。在迟疑了很久之后，帝国正规军终于明白，在这个时刻，他们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具体地说，应该和义和团们站在一起，一致面对列强。虽然帝国的军队肯定是得到了朝廷的指令才参加作战的，但是，帝国的官兵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子弟，仅仅在昨天还执行追杀义和团任务的他们，一旦得到与义和团们一起杀洋人的指令，就异常凶猛起来。 帝国的军队是刚刚从北京方向开来的甘军，人数约三千。甘军的骑兵冲在最前面，纷乱的马蹄下泥土飞溅，马刀寒光乱闪。骑兵的后面是步兵，全部是新式步枪，他们在冲击中发出低沉的“呜呜”的怒吼。步兵的后面，跟随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义和团的人群。这片服装颜色杂乱的人群没有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新式的枪支、土制的大刀和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 仓促迎战的联军立即在车站的建筑物上架起机枪，向急促奔来的帝国骑兵射击。在密集子弹的打击下，帝国骑兵的冲击队形被打乱，骑兵们躲开正面的射击，开始转向联军的右翼。右翼是德军的阵地，帝国骑兵的冲击波刚刚被德军遏制，跟随骑兵而来的步兵和义和团的农民们就冲到了阵地前，于是没有任何喘息，双方进入了肉搏状态。帝国骑兵的骑术高超，但是肉搏时的剑术却在西方人之下，在拼杀中不见优势。联军争取到在建筑物上部署阻击火力的时间，尤其是多挺机枪的架设完毕，给帝国的骑兵造成很大的杀伤。帝国步兵无疑是勇敢的，但是，车站四周的地形极其平坦，没有任何可以掩护前进的障碍物，联军的火炮异常猛烈，帝国步兵的冲击也开始受阻。这时，义和团的农民们超越了帝国步兵开始成为前锋，在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地倒下，他们永远地“睡”在了帝国北方的田野之中。 参战的联军官兵有这样的回忆： 这场战斗非常艰苦，中国士兵装备有新式毛瑟枪和门立式来复枪，但他们只是随意开火，否则联军将损失更大……义和团也装备了同样精良的步枪（显然是由清帝国政府提供的），但幸好他们并不会使用，他们的枪打得太高了，明显不习惯使用瞄准器，因此火力太高而未对联军造成严重伤亡。如果这支军队的训练也像其装备一样精良的话，联军的装甲车队将根本不可能逃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 两个小时之后，战斗以“中国军队和义和团纷乱地退却”结束。双方阵亡的统计是：中方阵亡约500人，联军阵亡6人。 当天，西摩尔不敢再迟疑，立即将部队以乘火车的形式撤退到杨村。到达杨村之后，他发现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再次被义和团破坏。西摩尔没有修复的时间和勇气了，于是命令部队放弃火车，沿着运河水路继续撤退。 19日下午，西摩尔的联军开始从水路撤退。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联军刚刚离开杨村车站，身后就燃起了大火，义和团把联军乘坐的带有50节车厢的火车全部点燃了。 联军只抢到了四只小船，船上载满了辎重和伤员，其余的所有官兵一律步行。由于北运河水浅，河道狭窄，行船只能靠人力岸上拉纤，于是联军的官兵们还要充当纤夫。 沿着帝国古老运河的两岸行进的是一支狼狈不堪的洋人们的队伍。没有食品和水，饥饿和疾病令每一个人都露出绝望的神情。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满脸血污和泥土，黄色的头发蓬乱肮脏，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在军官们的催促下，粗大的纤绳勒在士兵们的肩章上，他们伏着身体，艰难地行进在中国泥泞的土地之上。一切幻想都破灭了，现在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好的结局是活着逃离这片国土。然而可怕的是，义和团的攻击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规模大小不一，但给联军官兵带来的恐惧和焦躁是一样的。沿着北运河两岸，几乎每隔一公里就会出现一座中国人的村庄，而每一座村庄都会成为联军官兵们魂飞魄散的鬼门关。这些村庄周围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和纵横交错的沟渠，打那里面，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冲出数量不等的中国农民，他们杀声震天地扑来，联军官兵们几乎每走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行进行抵抗： 沿河散布着许多有树的村庄，几乎每一个村庄都被义和团占据着。由于有高大的有土墙的房屋，树木丛生，而且四处全是无树地区，是很容易防守的。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攻击不防守一定得准备多损失掉四五倍才行。我们必须携带机枪和轻型野战炮参加战斗，因为义和团有散炮、六磅炮、机关炮、大型土炮、抬枪，而且经常有防御工事保护着。（璧阁衔：《在华一月记》。） 中华帝国军队的骑兵和炮队一直跟随着撤退中的西摩尔联军的左翼。令联军们奇怪的是，帝国的军队从此没有进行过一次直接的冲击，而采用的是与义和团的农民们没什么两样的骚扰战术。每当联军受到义和团的进攻而停止下来阻击的时候，帝国军队就远远地开炮射击，炮弹在联军的阻击阵地上爆炸，伤亡时刻在发生。联军派出小分队向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冲击，帝国军队跑了，转眼间便没了踪影。但是，不一会儿又出现了，等着义和团进攻时再发射炮弹。 联军的官兵们在运河里无论捞到什么都往嘴里塞。“由于战争和饥荒，这条河里流淌的不是清澈的河水，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把捞上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行军锅里随便地煮一下，无论死猪或者树叶子，然后连最难啃的骨头一起全部吞到肚子里。伤员和病员越来越多，拥挤在没有任何治疗设备和药品的烈日下的小木船上。最后，联军开始杀军马充饥，而矛盾是，军马被杀，辎重就得扔掉。 沿着运河撤退的联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的行进速度不到10公里。到达北仓的时候，联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50人，其中包括西摩尔的参谋长泽力克上校。紧接着，联军在穆家寨附近又遭到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大队的攻击，损失再次增加，以至于白天 不敢再行军。 接近天津城的时候，联军遇到一个挡在其退路上的帝国要塞：西沽武器库。西摩尔命令部队绕行，尽量避免和帝国军队发生战斗。但是，当联军沿着武器库围墙外面的河道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们被发现了。两个“身穿红裤子、扎红腰带、缠红头巾”的中国人突然从武器库大门出来，站在河岸上喊： “干什么的？” 联军的前锋是美国士兵。慌张的美国人中有个会说中国话的下层军官，竟然如此直率地回答：“外国人，到天津去！” 两个中国人说：“好的！”接着，就开枪了。 原来，帝国在天津地区最大的武器库，目前竟全部由义和团的农民们把守着。当联军的全部船只暴露在义和团的火力之下的时候，联军除了强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了。 一个英国军官后来回忆：“如果我们面前不是义和团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在联军的火力掩护下，英国少校钟斯通率领海军陆战队队员开始强行冲击。而西摩尔亲自带领另一支部队从下游过河，试图包抄武器库的后门。武器库里的义和团有几千人，但是，他们都是刚刚收完麦子的农民，没有一个人有过战斗的经历，他们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在联军的前后夹击下，联军原本认为坚固无比的帝国武器库竟然被打开了，尤其是联军把武器库的一座角楼轰塌之后，义和团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力量，农民们胡乱放了一阵枪之后，开始四处跑散，一大群义和团农民被联军抓住，立即全部被枪决于武器库的围墙之下。 西摩尔巡视了这座武器库，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四周修建有坚固外围工事的武器库不但是理想的堡垒，而且里面武器弹药充足，可以保障官兵们的生命安全。特别是，武器库里竟然存有一些中国大米，还有大量的空闲房间可以安置伤员。这一切，都是疲惫致极的联军官兵们急切需要的。 西摩尔决定不再撤退了，在这里坚守到天津方向的增援到来。 义和团被赶出武器库后不久，1万多名帝国官兵到达，并开始对丢失的武器库进行反击。这是驻守在天津的聂士成的部队，是“刚刚觉悟，决定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帝国军队。这座武器库应该属于他们的防守范围，现在丢失了，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帝国军队的攻击是坚决的，两个小时的战斗后，帝国军队便占领了武器库全部外围工事，最后，围墙的又一角被攻破，这次是联军退守到库内的营房里。然后，战斗突然停歇了几个小时，武器库四周一片寂静。半夜时分，在极其恐惧和疲惫中惶惶不安的联军官兵听见围墙上有一些动静，等他们爬起来端枪的时候，大量的中国军民已从四周围爬墙了进来。这是最后的时刻。黑暗中枪声连成一片，到处是厮打、咒骂和痛苦的呻吟。 混战持续到黎明，中国军民突然不明原因地退去。 联军伤亡已达二百多人。 武器库中央有一块空地，成了埋葬联军官兵的墓地。 帝国军队有一门巨炮，是一门德国制造的远射程炮，联军的火炮无法压制住它，因此联军官兵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慈禧太后”。这门巨炮昼夜不停地往武器库里发射炮弹，联军伤亡的官兵大多都是因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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