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天津的联军取得联系以得到增援，西摩尔亲自挑选了100名突击队员，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突击出去，把这里的信息带到天津的联军指挥部。但是，这支突击队刚刚冲出去几步远，就立即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突击队在强行前进的时候，他们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人数不多的“一小队洋鬼子”，于是招致了更大规模的围攻，最后不得不撤回武器库。

孤立无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联军官兵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食物再次断绝，武器库已被中国军民围困得如同铁桶。如果中国军民再发动一次或两次像样的攻击，西摩尔的联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就会成为问题，而一旦抵挡不住的后果是可以肯定的：全部被杀死在这里。那时，武器库四周方圆数里内的所有树木的树梢上，都会挂满联军官兵的“洋”脑袋。

就在这个时候：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队赶到了。

奇怪的是，前来接应的联军，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阻击便到达了这里——“除了过一座桥的时候，和帝国的军队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军阵地均一枪未放。”

那么，天津的联军是如何知道西摩尔的消息和位置的呢？

还是一个中国人。

西摩尔组织突击队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军上校，命令他把他“忠实的仆人”贡献出来。这个“忠实的仆人”是一个中国人。西摩尔“拍着他的肩膀”，作了一番“重奖的许诺”，并亲自把这个中国人送到武器库的大门口。这个中国人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尔的信件吞到肚子里，然后称自己是一个“迷路的商人”。不知为什么 ，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时刻，义和团的农民们居然相信了这个中国人的谎话，“把他释放了”。

这个中国人，不但完成了100名外国官兵没能完成的任务，将西摩尔联军的信息送到了天津联军指挥部，并且还为濒临覆灭的西摩尔的联军带来了2500名英军和俄军。

联军们说，这个中国人为此“运用了相当的聪明和不少的勇气”。

西摩尔联军官兵自身穿华丽的军服、带着对帝国京城的贪婪的欲望从天津出发，到万念俱灰、衣衫褴褛地退回原地，时间持续17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290人，其中62人死亡。

无论如何，联军指挥部关于西摩尔部队命运的悬念终于解除了。下一步，联军就可以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

7、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帝国政府是在大沽口炮台战斗爆发前几个小时获得外国联军的兵舰要和帝国开战的消息的。

17日，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向朝廷送来一份紧急报告，并且同时转来了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代表各国给中华帝国政府的一封外交照会。因为时间紧迫，裕禄来不及让人把照会翻译成中文，只是在紧急奏折中按照照会的大致意思进行了转告，并特 别说明了洋人的这个意思：不交出大沽口炮台，就要开战。慈禧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不主动挑战，但如果被迫交战，就要“军民一心”，“别让洋人小看了咱们”。

但是，大沽口炮台很快陷落之后，却迟迟没有“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到达，因此，帝国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对前线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因此，在帝国北方门户已经洞开后的整整两天之内，帝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基础，依旧建立在对“军心”和“民心”的良好感觉之上。

6月17日，在大沽口外，联军的战舰已经向内河运动，更大的战事一触即发。

同一天，帝国政府各级大员突然被“急召入见”，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中，只有载漪和荣禄知道会议的内容将是什么。

早上，荣禄紧急请求慈禧召见。荣大人脸色仓皇地走进慈禧的房间，没多一会儿便退了出来。荣大人的身影还没有在宫墙拐角消失，太监和宫女们中间就开始传播耳语，说是太后哭了 。

女人伤心的时候是要哭的。慈禧从不会当着奴才们的面哭，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

荣禄一大清早求见的目的，是给慈禧送来一个“洋人照会”。这个“照会”的内容和前线战事没有任何关系，内容有四：

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

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最关键的一个“外交文件”。

神秘之处在于，这份“洋人照会”并不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送达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经到达慈禧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中外任何一个外交人员的手。按照荣禄的说法，这份“洋人照会”是一个叫罗嘉杰的粮道秘密送来的。而根据罗嘉杰自己说法，这是他“通过关系弄到手的”。罗嘉杰的官场职业与外交事务相去甚远，粮道是负责转运粮食的，转运粮食的官员居然“转运”来一份“洋人照会”，神秘得极为罕见了。而关键之处在于，在帝国与各国的关系处在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口时，在慈禧太后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这份“洋人照会”中的每一条内容都是一根导致战争的导火索。不要说洋人们提出要夺取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兵权就等于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而更令慈禧万般难受的是，洋人们公开支持她要废除的光绪皇帝，明确“勒令”她放弃权力下台。

慈禧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挑衅。

史料记载：“太后阅之，怒极。言：‘外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自此之后，帝国朝野上下任何劝谏都没有用了，慈禧已决心与洋人“拼一死战”。

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大沽口战事即将爆发的几个小时前，在中华帝国与各国列强的关系还在“战”与“非战”之间摇摆时，在仅仅只差哪怕是轻微的一个砝码就会使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天平会骤然倾斜的最微妙的时刻，这封“洋人照会”的出现是否过分地巧合。同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整个帝国何去何从全凭一个女人的喜怒左右的政体下，这封“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洋人照会”的内容是否显得过分简陋和过于直白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封“洋人照会”从来路到内容，都十分反常。

首先，提出照会的“洋人”们到底是什么人含糊不清。后来因为坚决反对帝国宣战而被杀头的帝国大臣太常寺卿袁昶为此提出过疑问：各国外交使馆并不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相反，各国外交部纷纷表示此次向中国调兵，是为了保护使馆和帮助帝国政府镇压乱民，虽然还不清楚这是否又是借口，但各国终究是表示了。那么，不是各国使馆提出的照会，难道是云集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国海军将领提出的吗？如果是这样，照会也应该送给直隶总督裕禄，再由裕禄转送朝廷。如此重要的文件怎么会由一个粮道偷偷摸摸地送给荣禄呢？不要说所谓照会的内容荒诞不经，荒唐无据，而当时战事未开，洋人们有什么必要要挟帝国朝廷呢？

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想过。

后人不断地“考证”和“分析”这份在帝国最危急的时刻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帝国厄运的“洋人照会”，其结论和百年前帝国大员袁昶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换句话说，这份照会和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中国本土制造出来的。

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案值”最高、使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

造假者，载漪也。售假者，荣禄也。

制造这样一份“假照会”，载漪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当时在整个帝国内，只有这个端郡王更急切地想让帝国和洋人立刻真枪实弹打起来。因为不把洋人们赶走，或者把洋人们打服，他的儿子就别想登上帝国的龙位。而要和洋人们“和平解决”，就等于宣布他的梦想的破灭。尽管他已经成为北京义和团实际上的领袖，尽管他不断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描绘义民的“法术”是如何的灵验，尽管他身先士卒地带领义和团和帝国的兵勇对洋人的各个目标猛攻猛打，但是，慈禧还是犹豫不决，这一点令他寝食不宁，坐卧难安。在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要想出一个能够促使太后下决心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不是还对洋人们还报有幻想吗？洋人们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帝国没有人不知道慈禧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最大的弱点：爱权力胜过爱一切。

但是，载漪能够制造出假照会，可要是由他直接送给慈禧，恐怕会让慈禧看出来破绽。老佛爷精得很，对谁的话都不会轻信，满朝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荣禄。载漪和荣禄，从官场上讲，可以说是一对在慈禧面前争宠的死对头。载漪知道荣禄对他们载家兄弟压根儿就看不起，载家兄弟如今纷纷掌握军政大权的现实也是荣禄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会夺了他在太后面前的风光。但是，载漪作为帝国的一个官员，官场的奥妙还是懂一些的，他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假照会到了荣禄手里，他就会当真地送给太后，一刻都不会耽误。

载漪说对了。作为帝国最精明的官员，荣禄从那个罗粮道手里接过“洋人照会”的时候，他只扫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而且马上就明白是谁、为什么造的假，同时，他几乎是立即便决定了把这个玩意儿赶快送给太后。他头脑的运算程序是：第一，弄来这么一个关系到太后最切身利益的东西，是有大功的；而太后知道，罗嘉杰是自己的人，这东西等于是自己弄到的。把照会直接而迅速地送给太后，说明自己和太后一直同心同德，后果无论怎样，此举定能加强太后对自己的信任甚至是依靠。第二，如果真的把洋人打败了，载漪当上了太上皇，就凭自己的这个举动，也只能得势而不会吃亏。第三，如果洋人们将来占了上风，自己可以“反戈一击”，站出来揭发载漪的“造假罪行”，闹不好在洋人那里还有功可立，至少会在和洋人们过不去这一点上有一个开脱自己的办法。

历史证明，后来荣禄执行了第三点，他“揭发”了载漪，成为没有被洋人们列入“惩办名单”的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荣禄对一旦把这样的假货送到慈禧那里，对整个帝国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难得糊涂”为座右铭的帝国官员从来没有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糊涂过：自身的 命运永远重要于国家的命运。

銮仪殿又一次聚集了帝国政府中的重臣。

还是光绪皇帝先开的口。处于被软禁状态中的皇帝为目前帝国的危机所迫，似乎已经无所顾忌了，开口就以强硬的口吻让负责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解释国家何以到了如此的地步。面对慈禧太后，徐用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皇帝的话才能两全。

慈禧这时候表示：“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上言。”

光绪余怒未尽，言：“我国至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

载漪立即反驳说：“义民掳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杀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

光绪说：“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利兵，乱民岂能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

慈禧问户部尚书立山：“汝言如何？”

立山回答：“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

载漪立即脸色十分难看，说：“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

立山也是满族贵族，向来对载漪的嚣张气焰憎恨不已，于是反唇相讥，说：“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

载漪受到顶撞和嘲讽，脸上挂不住了，索性大骂立山是帝国的汉奸。

慈禧咳嗽了一声，殿堂里立即静了下来。她说刚才接到了洋人们的照会，一共有四条。慈禧逐条念了一遍，但是，第四条她没念。然后，她怒言：“今日衅开自彼，国亡救灾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一战而亡，强于等死！”（《中国历代战争史 》卷十七，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334页。）

所有的帝国大臣都对突然出现的“洋人照会”感到莫大的惊讶和恐慌——洋人们竟然如此霸道蛮横！这是在要大清的江山呢！

暂短的死寂后，群臣一起磕头不止，高呼：臣等愿效死力！有的大臣哭出声来。

慈禧十分满意。言：今日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不得已才和洋人开战。只是一旦开战，结果是什么难以预料。

群臣高呼：臣等同心报国！

这时候，因家住使馆附近、出门的道路被包围使馆的义和团们堵塞而迟到了的大学士徐桐到了。他一进门就给太后磕头说有“好消息”：“臣适才发现，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大帝降临，请太后奖励拳民之神功！”

慈禧听完，“破涕为笑”。

而帝国的皇帝光绪，从听到那“四条照会”的第一条起就没再说过一句话。在那一条的内容里，洋人们要求解除对他的软禁——光绪皇帝至死不知其实这出自帝国的一个郡王之手。

同时，在所有关于这次御前会议的史料中，甚至在野史笔记中，都没有荣禄说了什么的记录，一个字也没有。这位帝国重臣保持沉默的本领可谓惊人。

会后，慈禧令徐用仪、立山和内阁学士联元立即前往使馆，对洋人们说明帝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洋人们非要开战的话，就请他们“下旗归国”，“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慈禧指派的这三个人都是反对开战的大臣。于是，等群臣退下的时候，慈禧把荣禄留下了。史料的记载是，慈禧要求荣禄立即以“武卫军备战守”。两个人还说了什么，无从查考。

第二天，6月18日，大沽口炮台全部陷落的第二天，慈禧再次召集御前会议。

还是光绪皇帝首先开的口。也许经过一夜的思考，年轻的皇帝准备豁出去了。他对载漪等主张开战的大臣们说：“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

53岁的户部尚书立山慷慨陈词：“甲午一战，我北洋水师已经丧失殆尽。如开战，南北咽喉断绝，军械粮饷无从运至，敌兵自津沽至京，其势甚速，那些只懂巫术的拳民如何抵挡得住？”

内阁学士联元接着发言：“臣以为，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

这时，载漪突然怒斥联元刚从使馆回来，对朝廷怀有二心，一定是汉奸，罪当斩首！

喊声未落，早已脸色铁青的慈禧从牙缝里突然挤出一个字：斩！

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满族大臣不敢出声，是怕受到连累。汉族大臣不出声，是因为慈禧的那句“名言”：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

眼看着内阁学士的脑袋没有了，一个人跪了上来，他就是庄亲王载勋：“太后息怒！联元虽然言辞过激，但用心仍为保我大清江山！外敌压境，先斩内臣，于大局不利！”（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主和派见庄亲王带头，立即跪成一片，请求太后开恩。

联元，庄亲王的女婿。

慈禧挥了挥手。

联元暂时躲过一劫。

慈禧会后回了颐和园。作为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她虽然对外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但是，要宣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她还是要犹豫再三。甲午战争的结局她是清楚的，她对义和团不并抱什么希望，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乱民可用”，用的也是“人心”而已，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候，还是要靠帝国的军队。她在这时想到了前线：大沽口炮台。

而大沽口这个帝国北方海岸的门户此时已经陷落两天了。

前线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深宫内。

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炮台陷落的第三天。在大沽海岸的荒野上，中国百姓开始掩埋那些因为闷热的天气而开始腐烂并被野狗撕扯啃食的帝国士兵的尸体。

外国联军已经大规模地向天津城发起进攻，这时候，直隶总督裕禄的又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递”被送达慈禧的案头。奏折的题目是：《接仗获胜折》。

这是一份描述帝国军队在大沽炮台如何把洋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捷报”！

捷报说，洋人疯狂进攻，帝国军队英勇迎战，杀敌无数。“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时分，将洋人击回”，“我军会合团民与洋人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纷纷窜匿。”在河口，罗荣光提督亲自督战，“击坏洋人兵轮两艘”。由于假话说得实在心虚，裕禄最后补充了一句：“天黑远望不真，敌舰未知沉否？”但是“军民情愿报效朝廷，民心极固，军气甚扬”，“齐心努力，奋往无前！”

和那个“洋人照会”一样，这份“捷报”也当进入中国造假史册。

除了中国人自己，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对帝国官员竟然可以在写给朝廷的情报中掺假感到万分不解。他们不了解，帝国的官员“报喜不报忧”是官场规则，而帝国的统治者闻喜则喜闻忧而怒是传统习惯，于是，帝国官员大大小小都宁可相信类似“玉皇大帝降临”之类的虚夸言辞而不愿意相信某地有人举事是国人之禀性。而外国人一致认为虚假的情报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关于这一点，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写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中国官员的故事：1896年，中华帝国钦差大臣李鸿章应邀赴俄参加 沙皇的加冕典礼，那天典礼开始前，由于云集在广场上等待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拥挤，人群一度失去控制，结果在挤压中出现了死伤。李鸿章问身边的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禀报皇帝？维特回答：“当然要禀报。”李鸿章摇摇头责怪维特不该如此冒昧，他说他在中国任直隶总督时，一次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他向皇上写奏折时，一直都称直隶平安无事。他说，为臣的没有必要告诉皇上死了很多人而让皇上担心。维特伯爵接下去写道：“当时我想，看来，我们毕竟走在中国的前头了。”

果然，前线“捷报”使慈禧的愁云和犹豫一扫而光。

慈禧立即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

她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向洋人们宣战。

话音一出，立即就有大臣哭起来。

在浩瀚的帝国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群臣顿首流涕”的字样。帝国的官员在各种“最后”时刻，往往都像女人一样，而他们面对的那个女人，决断得却如男人一般果敢。

“流涕”者包括帝国的皇帝光绪，没有人知道这一时刻他到底为什么而哭。

慈禧的情绪显然也有点激动了，她说大臣们如果愿意，仍可以去告诉外国公使，叫他们前往天津。但是，他们即便因此改变反对废帝立储的立场，帝国也不能保证他们沿途的平安了。帝国原本不想要他们的命，此前还允许他们的兵进入京城保护使馆。可他们竟然是这样“回报”朝廷的——他们想要大清的江山！

江山是谁的？是慈禧的。

慈禧的决心是：如此，拼死一战，强于受人欺侮！

有史料评论说：“太后虽为女人，其勇气智力，迥非寻常男子所及。”

慈禧令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立即前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限令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帝国政府将派军队护送他们。

许景澄接旨之后刚要走，光绪皇帝突然从皇座上站起，走了下来。他走到许景澄面前，拉起他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让他再等等。百感交集的皇帝不知是否还有改变的余地。许景澄当过帝国驻法、德、意、荷、奥等国的大使，在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具有相当的知识，因此，当他对皇帝的举动感到惊讶之余，看见皇帝的眼睛里泪光闪闪，不由得自己的眼眶也湿润起来。君臣二人手拉手相对垂泪，这幕帝宫里前所未有的场面令在场的所有大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光绪皇帝终于哭出声来。当着满朝重臣，他表示死不足惜，只是悲叹如此怕是要连累天下的生灵了——“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景澄亦牵帝衣而泣。”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联元，那个昨天差点被砍去脑袋的大臣拼死上前争辩道：在中国传教，是由法国人开的头，即使开战，也应该与法国一国开战，哪有同时与十一国开战的道理？如果这样，帝国真的要亡了！说完，也大哭起来。

载漪又大叫联元通敌，说只要杀了他，洋人自会退去。

这时，人称外号“油浸胡桃核”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一反圆滑面孔开了口，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少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一旦开战，将何以善后？望太后三思！”

慈禧指着七十多岁的老臣王文韶，说：“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慈禧命令立即草拟《宣战诏书》。大清帝国的命运至此已无可挽救。

许景澄给各国使馆的外交使节们带去了帝国政府的一封照会：

中国与各国向来友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使馆弁兵等妥为约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2页。）

洋人们显然不会按照这封照会的要求行动。因为北京城内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正处在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四面围攻之中，让他们携带眷属出来，等于让他们立刻送死。

20日，慈禧太后又一次召集了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光绪皇帝缺席了。

《景善日记》记载：荣禄首先“含泪跪奏”：“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观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既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力气，毫无益处。”（《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 十四日。）

荣禄退出后，启秀从靴子中取出拟好的宣战诏书的草稿呈给慈禧，慈禧表示很合她的意思，言“好”。然后，慈禧又问诸位大臣的意见如何，大臣“皆主张决裂”。

慈禧然后召见了帝国政府各部、满族贵族等官员。王公有：庆亲王、庄亲王、肃亲王、恭王、醇王、端王等；贝勒有：载濂、载滢、载澜等，军机大臣、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也都参加了召见。

光绪皇帝走在被召见的官员队伍的最前面，他“面色苍白，入坐之时，战栗不已。”

面对大清帝国所有军政官员和满族贵族，慈禧开始解释国家为什么要与洋人宣布开战，其中心意思是：洋人欺辱帝国已到了朝廷不能容忍的地步，皇帝都承认自己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了，洋人们还有什么道理来干预？洋人的照会实在是对帝国国家权力的凌辱！今日帝国臣民理当合力同心，奋勉杀敌，以报国家，永杜外人欺侮。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进入中国传教，此举过于仁厚，成为后来帝国忧患的根源。洋人自恃兵力强大而肆无忌惮，前日天津法国领事居然索要大沽炮台，无礼到了至极的地步。帝国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已奋起效卫国家！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那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帝国实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帝国雪耻的时候终于到了！

如此朗朗的强硬之音，回响在勤政殿的殿堂之内，帝国的官员无不肃穆。

慈禧问身边的皇帝：“帝意如何？”

光绪皇帝“迟疑良久”才说：“此乃大事，不敢做主，请太后决断。”

军机大臣赵舒翘上奏：请发上谕，将内地洋人一律杀光，“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

慈禧说：“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送至天津。”

最后，慈禧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给各省。

召见结束。

至此，中华帝国对各国宣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除了口号、决心和对胜利的展望之外，帝国没有对军事问题做出任何部署。

这一天，北京城内还发生了两件关于洋人的事：一、清军在街上抓了个洋人，“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说何语，”带到庄王府邸之后，立即砍了头，此头悬挂在东华门上，可谓真正的“敌首悬于国门”。二、根据端郡王的命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戮其尸，悬于东安门”，但是，被太常寺卿袁昶把尸体“抢走”了，并且“已经棺殓”。有人大骂袁昶，袁昶说：“吾在总理衙门，亲认德使，不忍其暴尸于外。”并且引出中国经典中的一句话：人皆有不忍之心。（《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0

第二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沿途由义和团护送保驾。慈禧对此颇为感动，她对载漪说：“洋人命该绝矣！”

感动的心情还未平复，慈禧接到了南方官员张之洞、刘坤一的电报。张之洞在电报中说：“臣等随时听候朝命，带兵北上御敌。”而刘坤一在电报中却极力主张围剿义和团，并且声称：“苟御外侮，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使馆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队做此用也。”（同上）

正是这一天，荣禄，这个帝国最难以捉摸的官员，给南方各封疆大臣发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口气和观点都万分奇怪的电报，因为荣禄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最坚决的“反战派”。

电报原文同样出自《景善日记》：

尊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臣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和团竟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转动，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阵，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侍，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再总署会晤，亦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虎神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全力。禄泣电复。（《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景善日记》，清史笔记大多有收，全篇完整无缺。后人考证，此日记为荣禄伪造，因其内容均是描述荣禄在混乱的局势下如何“力挽狂澜”，如何反对开战主张言和的。如果确系伪造，荣禄的才智可谓千古罕见，帝国官员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神谋奇虑者，可惊可叹。而他伪造《景善日记》的目的是给洋人们看，以逃脱罪责。此日记的来由以及如何被洋人们发现，颇有一番故事。

1900年6月21日，中华帝国《宣战诏书》发表。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是军机处的一位普通官员连文冲，据说端郡王伪造的那封“洋人照会”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此官员擅长写这样的文字。

《宣战诏书》全文：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感格，人 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仰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做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1～132页。）

这真可谓一篇千古奇文。此文从外国人传教直接跳跃到帝国宣战，表明中国人是为了某种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愤”难耐到了“旷代所无”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执干戈以卫社稷”，至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辉煌了起来。而“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说得又是“普天臣庶”无不且悲且壮。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词，它最为令人魂魄震撼——自从这个世界有战争以来，就有宣战书。各种文字、各种风格和各种样式的宣战书几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会有一封宣战书能与大清帝国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相提并论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宣战书，矛头所指的对方都十分明确：某部落、某国家或者某将领，而此《宣战诏书》表示，大清帝国的战争的所指仅仅只有两个字“彼等”。

“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

也就是说，中华帝国要向它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宣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