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9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了值得记载的另外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帝国政府在宣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就要开始“议和”了。二、帝国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更加猛烈地攻击北京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5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地说：“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面是：正面，6000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500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枪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上万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国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直到鲜血把小河的水染红。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聂军得到增援，战况就会逐渐明朗，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没有策应和增援的任何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之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了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帝国武官的全套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至高荣誉的黄马褂，这皇家特有的明黄色在黎明明艳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给联军指示帝国指挥官的具体位置。于是，炮弹和枪弹下雨般地朝这个显眼的目标飞来了。

官兵们喊：“军门！您躲躲！”

聂士成没有回答，他跨上了战马，吼了一声：“跟我杀！”

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他的老母和妻儿已被抓走。

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奔去。

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官兵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聂士成完全可以不死。帝国的其他军队可以撤退，他也可以。

一个跟随聂士成多年的名叫宋占标的管带急步上前把聂士成的马嚼环拉住，大哭：“军门，不能去啊！”

前沿上所有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听见聂士成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拉着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放手，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朝宋占标的手砍了一刀。

聂士成策马冲向敌阵。宋占标带着冒血的刀伤，跟随聂士成冲上去。

在八里台正面和聂军对峙的是德国军队，其前线指挥官名叫库恩。库恩认识聂士成，因为他曾经在聂军里当过骑兵教练。

天大亮了，他看到一个冠带整齐的帝国军官出现了他的前沿，库恩立即认出这是聂士成。他派士兵充当军使前去，要求聂士成投降，他不愿意看见他熟识的这个帝国将军在他的面前阵亡。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据说库恩得到的回答仅仅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都不大明白的一个古怪的中国字：屌！

库恩立即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这个德国军官知道，如果不把聂士成打死，战斗永远结束不了。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肉搏的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便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最后他的两腿先后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接着，弹片划开了聂士成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没有从战马的背上跌下来。联军占领了小桥，他带领帝国官兵向小桥上冲击。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

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

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统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德国军官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覆盖在聂士成几乎已经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给聂士成抚恤，但是遭到端郡王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0

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和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枪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良家财帛，或夺勇丁枪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1900年7月24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1900年7月13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是，在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13个连队开始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枪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 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 军官兵害怕。

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1900年7月14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2、中国军团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1900年7月13日，在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的联军中，有一支高举着英国国旗并在英军中担任攻城任务的主力部队显得格外奇特：这是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身穿带铜扣的黄色轻质卡其斜纹棉布紧身上衣，其颈部和手腕处收得很紧，同样布料的暗蓝色的宽松裤自小腿至脚腕被蓝色的绑腿布带缠绕。红色的背带和红宽腰带。脚上是白色的袜子和中国式的黑色布鞋。他们手中拿的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胸前挂有五个子弹袋，固定子弹袋的三条窄带由结实的棕色皮革制成。袖 章是红底金色。头戴低顶的宽边草帽，其形状类似于英国海军戴的“Ｓennet”帽，只是这种英式帽子戴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时其顶部微微耸起，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的那条长长的发辫被折叠起来藏在了帽子下。冲击的时候，他们发出的短促低沉的“杀！杀！”之声，令联军的 其他部队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中国人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熟悉。

这支隶属于英军的部队，除了军官之外，全部是中国人。

确凿的史料证明，在对天津城发起最后总攻的时候，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是一支由英国军官指挥由中国青年组成的特殊部队。也就是说，1900年7月13日，那些在天津城墙上拼死抵抗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的农民 ，至少在一个方向上，他们凶悍的对手是一群与他们同宗同祖的同胞。

对于百年前直至今天的中国人，曾经发生在天津城下的历史一幕，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置信乃至惊骇不安。

上溯百年的中国历史，无论叙述历史的人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发生在天津城墙下的历史那一幕都没有被用任何方式——哪怕是暗示——加以记载与评说。或者，这段历史的有关档案随着洋人们的殖民势力退出这块东方大陆而随之消失？或者，中国方面掌握了有关这段历史的片段但因为种种原因而严封密锁？或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认为这段历史虽然存在但是没有公开、评价和探究的必要？

可是，无论怎样，百年前，那一群服装奇异的“中国军人”确实活生生地存在过。

这确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支奇特的部队就是在英国近代军史上被明确记载的“中国军团”。

“毫无疑问，中国军团光荣地成为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惟一代表。”——曾任这支英国部队的下层军官的巴恩斯在其回忆录中说到道。（《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无论将来如何，谈及中国军团的积极战斗精神时，他们当然会拥有勇敢无畏的口碑。”《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如此评论。（同上）

这位记者说此话的时候是1902年。联军在攻陷大清的都城北京之后，已经如愿以偿地用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他们各自希望得到的所有利益，帝国朝廷在经过艰辛的逃亡之后已经顺利回到北京，各国使节已经被邀请到皇宫之内欢聚一堂，这个帝国的极度屈辱的时刻仿佛已经 成为过去——但是，这位英国记者在评论中国军团的时候，心情依旧极其复杂，因为无论身为哪一个种族，作为思维和情感都正常的人，对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竟然存在这样一支奇特的军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茫然，并且可以预感到，未来的历史对此的评价将会痛苦与难 堪。

同样在1902年，英军军官巴恩斯在写其回忆录时，显然已经听到了对这段史实的各种诘问。其时，中国军团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着英军赋予它的各项任务。因此，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如此艰难地说道：“尽管一个军团在其刚刚成立之时，背叛自己的同胞、皇帝及本 国军队，在异国官员的指挥下，为异国的事业而战，但他们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再受到诋毁。”并且，巴恩斯一再宣称自己之所以歌颂这支“勇敢的军队”，不但事实是“绝对客观公正的”，而且歌颂和记录美好真实的事物，一直是他“追求的美德”。（《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问题是，什么是世间的“公正”与“美德”？

在19世纪末中华帝国那段惊慌失措的日子里，英国人——皇室成员、租界里的文职和武职人员、皇家海军统帅以及指挥中国军团的英国下层军官，与中国人——皇城中的统治者、满汉官员、满腹经纶的读书人和地方士绅、在严重的水旱灾害和官场腐败下挣扎生存的中国百姓以及那些甚至不识字的穿着奇异军装的中国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前提与资格才能辩明这两个具有浪漫色彩和理性光泽的词汇？

中国军团，1898年组建，至1906年因为军纪、经费和兵源等问题而解散，在中国土地上整整存在了八个年头。这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屈辱的时期。

一切是由驻守香港的英国陆军上校哈弥尔顿·鲍尔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开始的。

1898年12月，哈弥尔顿上校得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正式指令，委派他以指挥官的名义前往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块和香港一样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土地上，组建一支至少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军队。根据组建程序，他必须在香港首先招募一些既懂得英语同时也懂得汉语的中国人，充当翻译和传达战斗指令的号手。于是，上校刚出了香港总督府的大门，便迫不及待地招募了两个中国新兵，他首先需要的是能够为他服务的勤务员，于是，这两个中国青年成为中国军团最早的士兵。

接着，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很快前来报到，他带来了他的副官、四名英国连级军官和从皇家步兵团抽调来的六名士官。没过几天，更多的英国军官和招募的翻译员相继到达。

除了在香港招募的那些在广东和香港长大的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之外，所有早期在中国军团工作的英国军官们都格外兴奋。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听说过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叫做威海卫的英国租界风景如画，气候极其“适合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那里的英国人的日子都过得“惬意和美妙”，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组建中国军团这件事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作为军人，没有比去执行一个阴谋更刺激的事情了。

威海卫，19世纪末绝大多数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位于世界远东的荒凉海角。它在中国东海岸的山东省境内，濒临黄海，狭长的海岸加上沿岸的十几个岛屿，全部面积285平方英里，人口12.8万人。居住在那里的世代从事打鱼和农耕的中国人对英国人的认识比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更加模糊。生活在威海卫的中国人也许在他们的前辈那里听说过关于英国人的只言片语，因为80多年前一个夏天，即1816年8月27日的一个海空晴朗的早晨，这里的海岸曾经停泊过两只飘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老人们说，从船上下来的洋人没做什么，只是在海岸上转了转，向陆地上望了望，捡了几块石头或者几个贝壳，就走了。英国海军史中有海军上尉巴塞尔·赫尔的过于简单的航行记录：“不列颠海军的护卫舰‘阿尔塞斯特’号在‘里拉’号帆船的陪同下，勘察了神秘的朝鲜海岸之后，从白河口沿着中国山东省北部的海岸向东航行。”除此之外，便是几条关于这片海岸的风和气候的简单数据和“陆地上的崖石都是浅黄色的长石、白色的石英石和黑色的云母”之类的如同表述一幅风景画一样的抽象描写。面对这块东方大陆的神秘海角，赫尔上尉的航行记录中没有对如果开拓这一海外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将有如何的前景的任何渴望——八十多年前的英国水兵们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预测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将来有一天会高高飘扬起英国国旗。（《龙狮共存威海卫》，里杰那尔德·庄士敦著。前言。）

在中国，沿着海岸，尤其是北方海岸，叫做“卫”的地名很多。“卫”在汉语中是“要塞”的意思。明成祖三十一年，即1398年，这个濒临黄海与旅顺港隔海相望的海角开始设卫，也就是说，当1816年英国水兵在这里登陆时，他们所踏上的这块海角实际上是中国海防系统中的一个前沿哨所——虽然在赫尔上尉的航海记录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海防人员对异国船只登陆的任何反应。清代，这里的“卫”曾经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扩建，尤其是晚清，以朝廷重臣李鸿章为代表的图强派，多次上奏朝廷并且获得大量拨款，这里终被修建成中国北方海岸的 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并同时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巨大的海军基地。

但是，“卫”并没有给这个帝国带来安全。

甲午战争中，随着帝国海军将领丁汝昌的自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威海卫升起了日本国旗。北洋舰队号称是中国海防的最后防线，所以，中国国门洞开。

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山东胶州湾，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俄国强行租界旅顺港，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接着，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

在这个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疯狂时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开始感到不安。他认为，尽管英国人已经和大清帝国签订了《续缅甸条约附款》，但由于俄国人占领了旅顺，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法国人占领了广州，而在中国的海岸上，英国人没有任何一个海港，因此，这样一种现实对英国在华北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英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日本一旦撤出威海卫，英国应该取得占领该地的优先权。在反复的讨价还价之后，结局依旧是清政府屈服。1898年5月9日，在列强的压力下，在拿到了《马关条约》约定的清廷全部赔款后 ，日本人撤出威海卫，随即，英国国旗立刻在那里升起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1898年，英国租界了中国的两个地区：威海卫和香港新界。两个地区的总面积和居住人口大致相同，而且因为租界的目的都是军事上的，因此租界协议条款容也十分相似。但是，两个租界地的后来命运却截然不同。百年后，1997年，当中国政府重新在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回归的仪式极其庄严肃穆，令百年后中国人的感情经历了一次难以言表的自豪。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英国人在威海卫租界内实施了与香港地区毫无差别的殖民管理，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威海卫主权为止，这块土地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异国统治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痕迹地就交还了中国。关于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那段历史以及后人讨论的譬如“英国人为什么会放弃这块土地”、“威海卫为什么没有如同香港一样发达起来”等话题，讨论得很艰难，原因之一是，1930年英国行政长官离开威海卫时，所有的档案全部被运回伦敦，其中包括关于组建中国军团的全部原始档案 。

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签订之后，英方认为，一纸“专条”是无法完成殖民地统治的，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的惟一保证是军事力量的驻守护卫。况且租借威海卫的目的本身就是用于军事——为英国海军在远东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当时的英国似 乎什么也不缺，就是缺乏能够参军服役的精壮子弟。其时，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的总面积已经达到了3271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134倍。如此大的殖民地，都要派英国士兵去驻守护卫，小小的不列颠岛国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资源。况且，当时英国人正陷在与南非布尔人的极端仇恨之中，英国为了早点结束战争，已经向那里派遣了二十五万多官兵，而当时英国陆军的总兵力不过三十多万。面对中国地图，索尔兹伯里首相想到了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在那里，英国人成功地组建了由印度人组成的为英国利益服务的军队。于是，他想到了中国的威海卫应该成为另一个印度。

但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组建一支忠于英国皇室的军队，这事无论如何也要与中国政府商量一下。商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清廷坚决反对。但是，1898年的清廷已经无力反对列强的任何要求，尽管抗议激烈，交涉频繁，但组建中国军团的程序还是按照 英国人的计划开始实施了。交涉中，英国人对付中国官员的话是：英国在威海卫租界内组建的是一支维护租界内安全的军队，也就是说，英国人组建的不是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是一支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的“警察部队”。英国人信誓旦旦地向清廷大员们承诺：“招募仅 限于威海卫的租界地区”，“这支军队绝对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米字旗下的威海卫》，邓向阳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这支部队，英国人称之为“华勇营”。根据英国人以组建地命名组建部队的惯例，又称“中国军团”。

招募刚开始，英国人便彻底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招募范围不但扩大到了山东各地，而且扩大到了河北省。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和河北的中国青年集中到了英国国旗下。从今天能够看到的当时中国军团的照片上，能够发现那些青年体形健壮匀称，神情安详沉稳。这些中国农村青年穿上至少当时中国人认为奇异的服装的时候，肯定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军团的帽子，恰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思路一样，是印度式样的缠头式的帽子。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列队整齐，训练有素，敲着西洋式的军鼓，高高地挺起胸膛。这些形象与今天能够看见的大清帝国的正规军官兵的照片相比，同样的青年汉子已经是全无了拖沓委靡之相，居然显出了百年前中国人难得的英俊与威猛。

无法得知那些中国青年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参加了这支雇佣军。从中国的道德层面上讲，这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仅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感到耻辱的记载，因此没有可靠的依据从民族的、文化的和道义的等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的分析。如果有一点理由勉强可以揣摩出来的话，那就是被穷困逼到了绝路上的中国农村青年们在寻求一条生路。山东、河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公正，造成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北方农村青年走上了一条奇特的人生道路——参加义和团杀洋人可以吃顿饱饭，参加洋人的军队杀国人也可以吃饱饭，而仅仅从吃饭上讲，后者提供得好、多并且稳固。

混乱的时代、混乱的国家和混乱的日子，导致出的道义观念必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而且，一个人如同一个民族，当其生存渴求降低到了最危险的命若游丝的底线时，道义是什么？

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不是向来以饿死“不食嗟来之食”来标榜古老的民族风骨的吗？

中国军团成立时的人数是600。

中国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

中国军团吃得好——肉类、新鲜蔬菜、米饭和面食、茶水，敞开供应。

中国军团穿得暖——夏季军服和冬季军服齐全、普通军服和礼服齐备。其礼服的样式几乎与英军官兵的礼服无异：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和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

中国军团内部，有乐队、翻译、卫生队；编制有长枪连、机枪连、炮兵队和骑兵队。

中国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受到严格的英式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包括符合英国皇家步兵操典的队列、最新式武器的使用和适应近代战争的战术动作。

中国军团刚刚成立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这次任务的执行，与其说是考验中国军团的军事训练成果，不如说是在考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威海卫租界内。租界内的中国农民反对英国的情绪来自英国殖民者对租界土地的勘察，中国百姓认为洋人是在强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中国百姓从来都把出卖土地视为天塌地陷的事情。3月初，租界内的英国人已经看到一伙一 伙的中国青年农民在集会，集会的口号和目的是公开的：赶走英国“野人”。鲍尔上校决定给予这种反英情绪以坚决打击，以此表明英国人要坚决待在中国的决心。3月26日，由上校率领的42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出发了。这些士兵每人发了十发子弹，向一个当地青年农民的聚集点急行军。在一个破败的庙里，中国军团的士兵看见了至少2000名中国青年农民情绪激动地会集在一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有武器：一头绑有刀和剪子的棍子、叉子、生锈的矛、老式火绳枪，还有三门老式的土炮以及一只大鼓和一只套管式的铜号。上校的马被这群青年农民的首领拦截了，中国农民们要求英国上校下马谈话。傲慢的英国上校没有下马，他向中国军团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中国军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上校的命令。虽同样是中国青年，但由于吃得好穿得暖而显得胆气大得多，胆气的前面更有一片闪亮的英式刺刀。中国农民退缩了，中国军团的士兵们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并挑选了三个人将之逮捕，其中自然包括敢于拦截英国上校的马的那个中国青年农民。

这次军事行动不流血地完成了，如此的顺利圆满，给予了英国殖民者一个巨大的惊喜：“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距离这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一个多月后，5月5日，流血的战斗来临了。保护以英国少校彭罗兹为首的租界勘察人员的中国军团士兵连同少校一起受到了中国农民的袭击。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蜂拥而至，少校被刺刀刺伤，左轮手枪也被夺走了。战场位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立即按照英国皇家陆军教材上的阻击阵形布开射击线，然后开始射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中国农民们在中国军团士兵发射的枪弹中勇敢冲击，他们大声呐喊着，冲向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那些为英国人开枪的中国士兵。一个叫帕瑞拉的英国上尉被一群中国农民击倒在地，粪叉子叉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不是一个中国军团士兵的刺刀戳进了那个高举着粪叉子的中国农民的后腰，帕瑞拉上尉的气管很快就会被戳穿。战斗持续的时间很长，尽管中国军团的士兵奋力作战，但是还是伤亡惨重：彭罗兹少校严重受伤，皮雷中士的脸被刺破，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棍子和石头打得浑身是血，其中一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被农民们扔下了山沟摔得奄奄一息。

中国农民死亡20人。

第二天，租界内的形势依旧严峻，聚集起来的中国农民比昨天还多。中国军团在营房里补充了弹药，然后再次奉命出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站满了山坡。一门土炮发射了，“轰”的一声，钉子、铁片和乱七八糟的金属碎片雨点一样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头顶上落了下来 。中国军官的反击开始了。这时，发生了一幕值得历史记载的情景：一个中国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中国军团中的一些士兵认了出来，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跑。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我宁愿待在这里。老汉没有争辩，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另一位中国军团士兵的父亲是袭击英国人中的一员。结果，父亲被中国军团的枪弹击中死了，他的儿子“还是留在了军团”。

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愤怒的农民抓住了，但是，看守他们的却是一个小男孩，不知道这两个中国军团的士兵向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把他们释放了。

这一天，中国农民又死亡二十多人。

中国军团官兵没有死亡的记录。

为此，鲍尔上校收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电报：“祝贺鲍尔上校，他的军团表现出色。”（ 《在华勇营服役期间——中国第一军团于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史》，中文译名又称《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巴恩斯著，1902年，伦敦。）

直接指挥中国军团作战的英国下层军官巴恩斯对军团表现的溢美之辞充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现出他对军团里的中国青年十足的满意：“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同上）

1900年6月21日，无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对中国军团来讲，都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华帝国政府在这一天向全世界正式宣战。而这就意味着中国军团将离开威海卫奔赴天津前线与清军作战。

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四个连。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的指挥官是：

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

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

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

第六连，盟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坐的是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6月22日凌晨5时到达天津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河北人，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故乡。而故乡此时在他们眼中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他们的英国军官这样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1900年6月23日下午8时，中国军团终于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的流弹和同样成为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租界紫竹林，加入了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和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今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那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明确，其中英军250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各色洋人看见这样一支部队开到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而欢呼雀跃，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成为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青年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青年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这些中国青年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英国指挥官的训话，扁平的东方人的脸上神情平静至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做好前往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摩尔将军部队的准备，但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然后便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而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到达的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和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为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1900年6月27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而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的情形，被站在高处观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军团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士兵们开始出发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上，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正向他们汹涌而来，这显然是在企图增援弹药库，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