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鼓楼下的“抢劫风格”

1900年7月14日凌晨。在彻夜的枪炮声中惶恐不安的天津居民突然明白灾难来临了。

破晓的昏暗街道上，人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往那个方向逃命，突然有人喊：“北门开了！”

天津居民和丢弃武器脱下军装的帝国官兵混杂在一起，向北门方向拥挤而去。很快，通往北门的街道上涌出数万男女老幼组成的人流。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

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联军官兵几乎瞬间便从空无一人的南门冲进来，顺着笔直空旷的街道向这座城市的内部搜索。他们的眼前很快就出现一座高大的楼阁。联军夹杂有跟随前进的中国教民，他们告诉联军军官，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的中央都有这样一座楼阁，中国人一般管它叫做“鼓楼”。中国楼阁的功能是：向居民报告时间，重大节日典礼的会场，诗人们登高赋诗的场所。楼阁是城市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见城市四面所有的街道和城门。

联军立即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帝国军民。

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联军开火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这个时刻曾经被帝国的逃亡幸存者、目击的洋人记者以及联军官兵们大量反复地记载和回忆，白纸黑字散见出版于各个年代的各种中外史料中。大约的情形是：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前者仆，后者继，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救护中弹者的家人刚刚弯下腰来，立即被人流冲倒，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女人们疯狂地逆人流而回返，因为她们的儿女丢失了；男人们拼死顶着女人的逆流，因为他们不愿再失去妻子。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地碎裂开。

联军官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证明了“保卫使馆”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又一个借口。这些19世纪起就不断寻找借口入侵中国的列强，此刻他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

“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 《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支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办喜事，突然联军冲了进来，将一对新人和宾客全部杀死，原因是新郎披红绸，新娘穿着红衣。

“天下第一团”张德城的老家独流镇，遭到联军的包围，无论老幼，“剿除干净”。镇内街巷和房屋里，到处是居民的尸体，全镇的老人、儿童、妇女，无一幸免。

天津的城内和郊区，成了一座积尸场。“到处可以嗅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烂尸体的臭味。你在这儿发现一个义和团的尸体，而在另一个地方，你又会发现两三个被一枚炮弹重伤的清军，堆在一块。你未听见呻吟的声音吗？听，有，那个在血泊中躺着的中国人还活着吧。当问他是否需要喝水——这是人们可能给予他的惟一的帮助——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屏住呼吸，装做已经死了的样子。很多可怜的伤员，由于缺少援助，留在这儿等死，因为红十字会并没有向中国人开展工作。”（（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清理天津城内的尸体，“三日尚未干净”。

根据目击者回忆，“俄国人杀人最多”。俄军大规模的杀戮地点是车站和租界附近。车站旁，“堆积中国百姓尸体数以千计”；而租界附近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开放浮桥将尸体冲向下游”。一个叫做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军官后来这样写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万居 民了，而过去有100万。”（（俄）科罗斯托维奇：《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见《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页。）

中国人描述匪徒恶行的时候，大多用“杀人放火”一词，联军官兵杀人之后便是放火。大火烧毁了天津城内几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东一带原来一望无际的房屋几天之后便成为一片空地。自马家口至租界周围，原来高楼林立，瞬间荡然无存。从法租界到城里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废墟，至闸口的两里长街“亦不剩一屋”。从锅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针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烧尽。损失最大的是临街的商铺，隆顺、隆福、瑞蚨祥分号等财产雄厚的商号，资本上千万金，都被大火吞灭。

联军的烧杀行为，都是在“剿灭义和团”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当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时候，天津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不见了踪影。一说是他们携带着政府发给义和团的巨额饷银逃亡的时候被帝国军队的官兵抓获；另一说是，尽管他们还原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躲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愤怒的农民们揪了出来，死在乱棍锄头之下。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了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守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着3000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叫做林黑儿的船家女，她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战斗勇敢，毫无畏惧。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千万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准备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的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对她们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帝国年轻的女儿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她们站在笼子里看见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联军们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拍摄了许多照片，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转引自余杰：《火与冰》，香港天地出版 公司，第136页。）一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最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说，她们很快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她们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来，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它，这怎么能不骤然间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与烧杀同时进行但持续更久的是抢劫。抢劫不但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争的起因。抢劫是人类的天性，是战争最实质的内容。抢劫这件事在联军官兵心里比杀人放火重要得多。他们在军舰上狭窄闷热臭气熏天的卧仓里忍受颠簸的时候，在战斗中面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的时候，惟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他们烦躁惶恐的心灵的，就是对“富庶的东方天堂”大肆抢劫的不可遏制的贪欲。

一个名叫萨维奇·兰德尔的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与联军》的书，其中对联军对天津城的抢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无疑抢掠是应当受到谴责、惩办的严重罪行，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既无民族尊严，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们的口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出他们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抢劫的首先是紧张激烈的竞争：“一群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与中国人疯狂地跑进跑出。那些拼命挤进去的家伙手中什么还没有，可是那些被人们从后面推出来的，却连站稳都不容易。在他们的头顶上、伸长的手臂上，有好几个装得满极了的箱子，里面是货物、成把的珠宝，还有皮子。人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死了。从大门挤进去时——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马上进去——人们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后左右的压力，可是一挤进去，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厅。人们从这间房屋跑出来，又跑到另一间房屋里去。金属丢在石板上的响声，抢掠者粗暴的喊声，混杂在一起。”（（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

那些原来就居住在天津、对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标，他们因在抢劫中比联军士兵的动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联军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萨维奇·兰德尔说，联军的士兵们认为这“很不公平”：“城门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对城里很熟悉，这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军、美军的士兵们只到处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场、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里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便拿走什么，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和金条。”

萨维奇·兰德尔接着按照各国士兵的国籍不同，描绘了各国士兵的“抢劫风格”——

英国士兵首先想到的是吃：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的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同时，英国兵还喜欢精致的东西，因为据说他们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情人：哎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她完全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于是，英国兵的口袋里装满了镀银的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银制品。一个英国水兵把足够一班人穿的丝绸衣衫堆在一块布上，他想拿这块布把衣衫包裹起来，但是怎么也包不好。他挠挠头，决心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绸衣送给他的情人，而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老母亲，因为她已经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差别来。把另外一件皮里子的送给她兄弟约翰的老婆，再把另一件金色的花缎送给曾经借给过他五先令的史密斯先生。（（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日本兵是“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式事物”，“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一只古茶杯、一只碗、一卷年久色黄的画轴、一幅毛笔画都比一捆值钱的丝绸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最想拿的是象牙玉器。每一个士兵细长的手上都有一只花瓶或者一只碟子，他们翻过来倒过去地审视，非常仔细地研究上面的图案。这些家伙们找寻外国造的钟表，银制的刻时、刻分的弹簧表使许多日军士兵高兴。除此之外，没有比乐器和八音盒更为他们所喜爱的了。尤其是当一件小巧精致的物品被日本人优雅而艺术家式地轻轻一触拿到 手时，如果跟美军、俄军、法军或着英军的笨重得像香肠那样的手相比较，人们不免惊异了。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同上）

“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惟一绝对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一些”。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卤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4.25磅重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当他们一找到手，为了立即换取现钱，他们总是很愿意把每个4.25磅重的元宝（按重量价值70元）卖掉，换取5元、10元、15元或20元的本地通行货币。(（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法国人是一群务实的家伙。他们"似乎不愿意拿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国的棉布睡衣"，以为"改变他们的服式"。他们还需要各种食物和烟草：面对一堆银子，他们却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条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国人，他们对发现的东西欢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铺中传出来，堆放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两三个法国青年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铺里又传来消息说，一间新发现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发疯了。（同上）

俄国人“除了金条、银块和毛皮之外，什么也不看重”，表现出“从西伯利亚来的野蛮”：他们可能是联军中最乱的人了，一切对他们无用的东西他们都是乱扔一通。他们特别喜欢珠宝，而且把戒指与手镯当做个人身上的装饰品。他们似乎对钟表里面的机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们听到里面的发条折断掉下来，否则，他们绝不会满足。一个哥萨克在一个中国官员家中找到一个奇异的艺术品，这是一只不比香烟盒子大的象牙盒子，一碰到弹簧，盒盖就打开，一只夜莺——体态匀称美丽而只有苍蝇那么的大——跳出来，栖息在盒子边上，在那儿像一只真夜莺一样地叫着，声音极为动听，在它歌唱的时候，喙一张一合地，尾巴摇摆着，两翼扑动着，甚至于颈部与腿部也能合拍转动。这个小鸟是瑞士造的，在盒子的题词上说，这个盒子曾经在几个著名的欧洲收藏家的手中待过，中国官员一定为它付出了一大笔钱。（（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

联军士兵在天津城内普遍的、大规模的抢劫，是得到了联军指挥部的允许的——“要阻止抢掠是不可能的，当权者们于是采取了明智的方针，让士兵们为所欲为地抢一天。”

的确是“为所欲为”，但不只是“一天”。联军士兵对中华帝国平民财物的抢掠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他们从这片国土上撤出去为止。

受到抢掠的还有帝国政府的财产。除了长芦盐道的数百万两白银被日本和美国士兵抢走之外，俄军洗劫了帝国政府的造币厂，将几吨白银全部运走。同时，天津道署、府署和县署的银库以及所有的工厂企业，全部被抢掠一空。联军还抢掠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掠获了三百 多门火炮、大批弹药和各种“相当值钱的财物”。

搬运不走、装不进口袋的惟有土地和人民。

于是，列强们烧杀抢劫之后开始了占领和统治。

俄军认为自己参战的官兵数量最多，伤亡最重，因此功劳最大，最有资格首先行使占领者的权力。联军占领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列耶夫召集八国联军首脑开会，经过数天的磋商，于30日达成共识：由俄、日、英三国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员组 成一个军事殖民机构，并把这个殖民机构定名为“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殖民机构成立之后，很快就颁布了同样是俄国人起草的《都统衙门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联军有权管理所有的事务，并且殖民机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这是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低不点低。”这是在任何时候都逗乐的天津人当时编的顺口溜。殖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把占领区的原居民不当做人看待。这一点从洋人政府的“司法解释”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中国人和洋人之间发生冲突，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向中国人开枪或开炮轰击。”但是，中国的百姓不是财物，不会顺从地任由洋人肆意逮捕、处决和抢掠，表面上谦恭温顺甚至连走路都举着外国国旗的中国人，不久就被洋人们发现，他们“一个个不动声色，不可捉摸。”俄国记者写道：“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一队的士兵到中国住宅区或邻村去弄饲料，但却一去不复返了。他们闯进某个偏僻的胡同，碰上武装的中国人，于是便被人从拐角后面打死了。”（（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转引自《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为此，洋记者对“到底是谁野蛮”的问题发了一通感慨：

我不敢断言，究竟谁与野蛮人这样的称号更为合适，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人，为数达50万以上（指当时天津城内人口），没有任何权利，基于溶于血液中的悠久的民族纪律，在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指天津原来的人口），这个他们全力保卫的城市里，从未破坏过秩序，从未发生过骚乱，而是那些文明的外国人，他们砸坏银行、商店和衙门的门窗，抢劫银子，冲进住家，把财物洗劫一空，糟蹋妇女。一旦遇到中国人反抗便开枪行凶。究竟何人称为野蛮人更合适呢？（同上。转引自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9页。）

突然有一天，俄国上校凯列尔在海河左岸插上了俄国国旗和一块写有“奉军事当局命令占用此地”的牌子。俄国人的举动立即在各国联军中引起轩然大波。如果说平民的财物可以随便抢，但抢帝国的土地就得坐下来商量了，这是关乎占领区域的“重大原则问题”。俄国人的举动出自于历来对中国土地占有的野心，同时也出自于对战前英、法、美、德、日等国已经在天津拥有5382亩租界感到愤愤不平。插了牌子的俄国人甚至向各国领事发出了一封照会：

既然6月17日，中国朝廷的部队曾经联合义和团袭击由俄国部队占据的外国租界和火车站，并且由于6月23日俄军的增援，才解除了封锁，扫荡了海河左岸……那么，这块长约两英里包括火车站在内的土地，就已经成为俄国部队通过6月23日的战事行动而取得的财产……俄国不承认在6月16日军事行动开始后缔结的土地契约，所有中国的地产要在一个月的限期内呈验地契。（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1页。）

这份照会竟然宣称过去各国廉价强占的土地连同契约统统无效——俄国人依仗兵力强大，公开向各国索取土地，各国立即联合起来和俄国人翻脸。英国领事甘伯乐强硬地回答俄国领事：“英国认为凡是在英国领事馆登记过的土地契约都是有效的，不容许俄国对这些契约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英国根本不同意‘在6月16日以后签订的土地契约无效’这一原则。”日本领事的答复是：“俄国军队在海河左岸作过战并有伤亡，这一事实并不能构成俄国人就有特殊的优先权。这只是一个借口。日本士兵也作过战，也保卫过租界，因此对左岸也有同样的权利。”美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反对，只有比利时军队乘机也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因为此时该国在中国的天津还没有租界。

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像到的：已经惊慌失措的帝国政府索性满足了每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土地要求：法国，2360亩；俄国，5474亩；德国，4200亩；比利时，740.5亩；意大利，77.1亩；英国，6149亩；日本，2156亩；奥国，1030亩。

没有划给美国人土地是因为他们的做法更加别出心裁。眼看着天津位置好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再争下去也是无利可图，于是，美国人把租界原来属于美国的131亩土地“让”给了英国，然后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自己“门户开放”的主张，宣称美国人“享有租界内的一切特权”。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租界美国都利益均沾，都等于是美国的。

在天津的占地矛盾还在争吵之中时，帝国的都城北京的局势愈加恶化了。

7月14日，刚刚进入天津的英军指挥官就收到了英国公使于7月4日从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详尽描述了英国使馆的危机：“如果中国人不加强进攻，我们可以坚持数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们下定决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杀，只有不失时机才行。”7月18日，又来了一个日本密使，由于他在途中被清军俘虏了四天，密信已经被他吞进肚子里，于是只有口头汇报：“使馆危机，帝国政府已经将北京的董福祥的部队调往天津方向。”7月25日，联军接到美国公使从北京送来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速来援救。”

从联军占领天津到从天津出兵攻打北京，之间相隔了20天。既然北京使馆的局势危在旦夕，而联军的“救援”却如此拖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联军各有各的小算盘，始终没有在出兵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顾虑最大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英国人不希望自己在联军中充当无关紧要的角色，这和他们在中国的历史最长的利益不相符。但是英国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去年，英国人卷 入了自拿破仑战争之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即为了抢夺南非的金矿而进行的布尔战争。“布尔”，荷兰文，意思是农民。英国军队和非洲农民的战争进行得很不顺手，伤亡惨重。后来在国际舞台上大出风头、当时只有25岁的那位名叫丘吉尔的英国士兵就被“布尔”们俘虏了 ，差一点在丧命那片不毛之地。英国现在已是无兵可调。同时，英国人知道，在去北京的路上，定有上千万东方的“布尔”在等待着他们。

美国这个被老牌帝国主义们称之为“牧童”的年轻人本来不想参加战争。他们一直主张“门户开放”，主张世界的“自由贸易”，这个主张自然为对海外有领土要求的老牌帝国主义们所不容。再说，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人并没有心思在遥远的中国打仗。要不是北京的美国公使康格一个劲儿地要求增援，美国人原来的心思是想先坐山观虎斗，后再决定自己怎么办。

德国人对帝国的深仇大恨起源于公使克林德的被杀。德国人喊出了“为公使克林德报仇”的口号，在本土组织了一支将近七千人的远征部队。德皇在动员讲话中说：“无须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要像一千年前阿拉提率领下的匈奴人那样，为自己争得永垂史册的光荣。即使千年之后，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敢藐视德国人！”但是，从遥远的本土到达中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北京的局势已不允许等待。所以，与其派几个兵前进，不如不参加进攻，等增兵到达之后再出发。这就是德国人不积极主张进军，后来没有参加当年对北京进攻的原因。

而法、俄、日三国，尤其是俄、日，他们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占领北京。他们知道占领北京没有意义，因为谁也不可能把中华帝国肢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力量。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人在中国西南，俄国人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之内可以为所欲为，比和“大伙”一起占领一个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帝国都城强得多。

至于意大利、奥地利，国小力单，吃点“残余”就满足了，因此在参加向北京进军的联军队伍里，他们的军队犹如仪仗队，区区数十人，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

联军内部关于各国兵力对比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兵力的多寡，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联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华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国家当然是距离帝国最近的日本和俄国。因为既然参加，就要当主力，以后在分赃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权利。日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列强干涉日本向帝国归还辽东的事情仍令他们心有余悸，因此，北京使馆的局势越紧急，日本人越不吭声，他们的打算是各国终会主动“请”他们增兵。但是，各怀账本的各国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意图，根本不提请日本人增兵的事。同样距离帝国很近的俄国人没日本人那样阴柔，早在联军攻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俄国人就开始大举增兵了。有一天，俄国人的增兵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终于向联军表达了增兵3万的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立即受到英国人的支持，英国明确提出“托日本人充当联军主力”——英国人想让日本人牵制住俄国人。但德国人担心日本出兵太多对自己不利，因为英法已经瓜分了帝国的南方，德国人担心自己占领的胶州湾会被一直觊觎着帝国北方的日本人挤占，于是反对日军当主力，更何况德皇有过明确的指示：必须避免日本人单独行动。

增兵的勾心斗角僵持了数天，北京使馆传来的消息令各国军队再次紧张了起来，这次的消息说：各国驻华使节的性命真的难保了。英国人于是赶紧趁机活动，并向各国保证“日军完成任务后不会留在中国追求特权”，同时宣称，如果日本人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将“用舰队来强迫日本履行他的义务”。暗地里，英国人怂恿日本人赶快增兵，并答应为日本政府提供百万英镑的援助。

各国无奈之下，同意日本增兵。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驻扎广岛的第五师团火速赶往天津，由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少将山口素臣为统帅，这时候，日本在华兵力达到1.3万人，成为联军中各国兵力之首。

同时，各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尽可能地扩充了兵力：

英国从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殖民地紧急调兵，兵力达2700人，以印度锡克兵为主，司令官盖斯里少将。

美国从本土和菲律宾紧急调官兵来华，即美国第14步兵团、第5炮兵团的瑞利连、第6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兵力达3100人。司令官查菲。

俄国人更不甘落后，他们把旅顺和营口的兵力全部调到了天津，使其兵力一下子达到6627人。司令官林涅维茨。

法国人是从越南调的兵，多是越、寮、柬三国的雇佣军，兵力为1500人。司令官费雷。

意大利和奥地利无兵可增，依旧是“掌旗兵”，分别为50人和53人。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五十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共同去“救援”他们共同的国人，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具体的行军序列是：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日本人为左翼，英国人为右翼，美国人为中路，其他国家的军队随后。

日、美、英三国军队组成的先头部队的兵力为：14050人，49门火炮。

俄、法、意、奥军队的兵力为5650人，34门火炮。

8月3日，联军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天津至北京，陆路137公里。

40年前，英法联军曾沿着这条陆路向帝国的都城前进，一路上用洋枪洋炮对付清军的大刀马队，整整走了一个月。而今，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手拿洋枪洋炮的帝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 。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联军部队开拔。

联军官兵对开拔甚不满意，因为“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史称的“八国联军”，实际上是“七国联军”，因为德国人最终决定等增兵到达之后自己再前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种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而且没有明确的总司令，谁也不想听从谁的指挥。

从在异国的国土上攻打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的都城这一军事举动上看，联军的行为近乎不可思议。他们不但兵力少得可怜，军事指挥和部署也混乱不堪，于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联军向帝国都城北京的进发都像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自杀行为。

中华帝国北方盛夏的夜色依旧暑气蒸腾，还没有正式行军，所有联军官兵的军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这些来自异国的官兵们望着黑沉沉的前方之路，都心情忐忑地祈祷万能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够活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