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

徐賁

許多學者把中國目前的政治特徵視為後極權主義政治體制，但筆者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特徵或許應該定義為“新極權主義”體制。本文首先說明，為什麼要提出“新極權主義”這個概念，然後分析中國目前“新極權主義”體制的基本特點，據此對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斷。

　　一、從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到“新極權主義”

　　從上個世紀20、30年代極權體制出現以來，人類歷史上發生了一系列與極權體制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從納粹德國和斯大林政權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再經1989年蘇聯東歐的巨變，從中國1949年以後政治體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開放，再到“六四”事件，有的極權主義瓦解了，有的極權主義在內外壓力下不斷調適，試圖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為典型的極權體制原型是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統治。二戰後，隨着納粹德國的失敗，斯大林主義式的統治就成了極權體制的代表。然而，由於二戰後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價值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任何極權體制都不可能在鎖國封閉的狀態中存活，它們對外部世界有着諸如貿易投資、戰略性合作、意識形態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為此就不得不顧及外部世界對它們的看法，從而必須相應地調整其統治形態和政策。斯大林死後，蘇聯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種極權主義體制的自我調適。因此有學者將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東歐體制稱為後極權主義體制，以區別於斯大林主義模式的極權體制原型。處於後極權主義體制下的國家就是過去所說的“社會主義陣營”，其實也包括那些與該“陣營”的核心國有矛盾衝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國家。

　　從這種角度來看，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中國的政治體制接近極權體制原型，換言之，蘇聯步入後極權主義體制之日，正是中國強化和鞏固極權體制之時。中國的斯大林模式之極權主義時代隨着毛澤東的去世而結束，那時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政治上相對寬鬆的時期。一位政治學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蘇聯，赫魯曉夫用解凍來對付他的斯大林主義對手，80年代的中國，鄧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讓經濟現代化派對付他們的（毛派）對手。”[1]這種政治上的相對寬鬆和經濟改革的開始標誌着中國進入了比較典型的後極權主義體制。後極權主義時代裡關於“四個現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話語，曾經一度動員激發了民眾新的政治熱情。但是這種政治上的鬆動並不意味着制度上極權性質的消失，它只是以變通來重新建立專制體制的合法性。這種後極權主義在需要時會象極權主義那樣訴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華約”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等）。

　　後極權主義其實並不能真正挽救這種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沒落，蘇聯東歐的後極權主義相繼垮台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這些歷史事件在1989年之後的突然發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隨着蘇聯東歐的巨變和冷戰的結束，原來處於後極權主義體制下的大部份國家拋棄了這種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認為，後極權主義很快將成為歷史的過去。但筆者認為，就中國的情形而言，這樣的判斷過於簡單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實讓國人看到，“文革”後一度的思想寬鬆並不代表中國已進入一個與極權主義徹底決裂的新時代，極權主義的暴力和恐怖隨時有可能在中國重演，因此國人在“八九民運”前期表現出來的政治熱情被1990年代以來的政治絕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後中國的政治體制確實在告別後極權主義模式，但它並未走向開明的政治進步，而是回頭向極權主義的原型求助，但經歷了後極權主義時代的這個制度又無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義模式的軌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現在這種既增加了取自極權主義原型的某些特徵、又保留了部分後極權時代特色的體制，同時它還有一系列極權主義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特點（詳見第4節）。

　　筆者認為，可以把中國1989年以後逐漸成型的這種制度稱為“新極權主義”體制，因為它不同於極權主義原型，但政治上與極權主義原型有極深的淵源；另一方面，它變自後極權主義，卻和後極權主義有明顯的區別。“新極權主義”是體現了部分地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之企圖的後極權體制的一種變形。寄生於這種體制的利益集團雖然通過採取這樣的變形得以生存，但這種“新極權主義”自身處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極權主義”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劇的現實表明，這種變形顯然不是一種具進步意義的脫困之道。

　　“新極權主義”對後極權體制下出現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憲章”、波蘭的“團結工會”和中國的“八九民運”等），對21世紀中亞地區民眾要求民主的“顏色革命”，抱有無法擺脫的恐懼和焦慮。它把後極權主義時代的寬鬆視為政治上的“軟弱”和失誤，1989年以後大大加強了社會管制和思想控制，許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可是它不再擁有極權主義原型的那種意識形態動員能力，只能用東拼西湊、鼠目寸光的宣傳口號和色厲內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輔之以高壓手段（如越來越嚴厲的媒體和互聯網管制，以及對民間的集體抗議事件施以武力鎮壓），來支撐其腐敗低效的統治機器。

　　“新極權主義”的經濟發展是以全面犧牲社會正義為代價的，經濟自由化帶來的發展機會大部分為權勢集團所壟斷，“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變成只讓一部份權勢集團的成員暴富；同時，經濟“市場化”又成了當局放棄維繫社會公正的責任、甩社會福利支出“包袱”的藉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淪為弱勢群體，喪失幾乎所有的社會福利保障。

　　“新極權主義”體制下表面上的經濟繁榮掩蓋着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如糜爛性的腐敗、司法不公、貧富懸殊、弱勢群體絕望無助、竭澤而漁的資源掠奪和破壞、公共輿論堵塞、信任匱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說，這些問題本身就是由“新極權主義”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極權主義”制度下它們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雖然“新極權主義”體制的統治者提出了“三個代表”、“執政為民”、“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和“和諧社會”這樣的口號，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嚴厲限制公共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制度環境下，這些說法基本上只是一種安撫民心的宣傳手段，並不表示口號的提倡者打算觸動上述問題的制度性根源。“新極權主義”應對現實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它在現行的制度框架內基本上找不到一個系統的、總體性的、能矚目於未來的求變因應之策。

　　“新極權主義”之“新”是相對於“後極權主義”而言的，這樣的“新”本身絲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極權主義”的應急之道產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徵，這樣的特徵註定它沒有出路。“新極權主義”體制是一種似乎在經濟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這種表面上的經濟成就並不意味着它已經找到了延續自身壽命的法寶；相反，在經濟成就的表相下隱藏着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危機凸現出“新極權主義”制度深層意義上的無出路，即在政治倫理、社會理念和群體共同價值觀解體的過程中，統治集團和民眾都不可能依靠現行制度重新建立一個有共同價值觀支撐的、能得到廣泛社會認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體制。“新極權主義”體制的無出路是一種制度性的無出路，但不是某個政黨的無出路。一個政黨可以阻擋制度的變革，但也可以幫助制度的改造。只有當一個政黨綁架整個制度的時候，它才必須為制度的無出路負責。“新極權主義”的無出路指的不是某個政黨的權力危機，而是國家和民族不能與極權體制徹底決裂、無法重建光明未來的危機。

　　在有關極權主義的研究文獻中，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經典文獻[2].這部發表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的著作以納粹德國和斯大林主義的蘇聯模式這兩個極權主義原型為研究對象。從那時以來，由於東歐、中國和亞洲其他極權主義國家顯現出不少與這兩個原型不同的特徵，學者們開始用附加詞來定義各具特色的極權主義。例如，卡索夫於1964年提出了“無恐怖的極權”；林茲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後極權主義”的說法；華爾澤在1980年代則提出“失敗的極權”一說。[3]筆者提出的“新極權主義”也是一種類似的表達。

　　寇羅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 ）說過：“大家一般都承認，那些用來描述廣大社會現象的概念都沒有經驗意義上的完美對應對象。從來就不存在絕對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但這並不妨礙我們運用資本主義和前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很有用的區分。從來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這並不妨礙人們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權和專制政權間的區別。說實在的，現有的極權社會比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更接近於與它有關的概念原型。[4]”

　　漢娜·阿倫特半個世紀以前關於極權主義特徵的分析對我們現在理解變化中的“新極權主義”仍然有重大意義。她提出的那些極權主義統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為目的之思想鉗制、作為欺騙手段的“宣傳”、作為寡頭權力機制的“組織”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眾”，仍然可幫助我們辨認各種形式不同的極權主義的變體。對這些要素的比較可以讓我們看出極權主義與傳統威權專制之間的一些根本區別，也可以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在哪些方面對人性造成特別的長久性摧殘，以及在極權統治下人們反抗的特殊意義。下面就分別從這幾個角度展開對“新極權主義”的分析。

　　二、“新極權主義”下“奴性人格”的延續和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著作里，從極權主義原型的特點中概括出這種制度依賴的三個支柱，即用來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營，讓民眾處於相互隔絕、無共同抵抗手段的狀態，以及為維持極權統治所施行的集權式宣傳和組織手段。如果從這三個角度來觀察極權主義從其原型到後極權主義再到“新極權主義”的演變，則第一個方面的變化最明顯易見，第二個方面的變化最微妙複雜，第三個方面則變化最小。前兩個方面是不得不變，後一個方面則是能不變就不變。

　　極權主義統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營則是極權社會這部恐怖大機器的樣板機構，其樣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顯示極權主義的暴力。極權主義的暴力統治當然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所有的人，但卻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滅真正意義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5]，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摧毀人的權利，殺死他這個法權之人，這是全面宰制一個人的前提。[6]”

　　其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使被殺者“在歷史上頭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壓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來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讓人寧願被人害死，也不願因害人而活”。[7]但這種良心的抵抗在極端嚴酷的極權統治下也會被摧毀。良心是一種純個人的逃脫。“當極權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時，它能順利堵死道德之人的個人逃脫之路，讓良心決定變得極端可疑，模稜兩可。當一個人的選擇是要麼出賣並因此殺害朋友，要麼讓妻兒送死的時候，當一個人的自殺會立即給家庭帶來死亡的時候，他怎麼做良心決定呢？他這時候已經不是在善和惡之間作選擇，而是在謀殺和謀殺之間作選擇。[8]”在極權主義的統治下難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種程度上參與過對他人的加害，因此沒有一個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應有的那種道德控訴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殺絕人的個性思想和創造性，最終把人變得象行屍走肉。極權主義統治下的人無論受什麼殘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毀人的個性就是摧毀人的自發性，摧毀人靠自己重新開始的能力[9]”。原型的極權主義通常致力於消滅人的個性和創造性，而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之類的演變都以此為前提，儘管後兩者看上去不似極權主義原型那麼殘酷血腥，那是因為極權主義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懼為其後繼形態造就了順民。

　　在極權主義原型向後極權主義轉變的時候，作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實驗室”的集中營被放棄了，蘇聯在“非斯大林化”時期和中國“文革”後的大規模平反和糾正“冤假錯案”，就是這一轉變最具戲劇性的顯示。但這種轉變往往只具表象意義。這首先是因為後極權主義始終未放棄以暴力對待任何膽敢公然挑戰它權威和統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極權主義原型的大規模暴力恐怖統治早就成功地改變了人性，在整個社會中造就了一種為極權體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種普遍的安分守己、馴服順從、謹言慎行的人格會在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的環境下不斷再生，從而產生一個無法免於恐懼心理的社會。

　　極權主義的第二個支柱是“散沙型的群眾”，這是支持極權主義權力的基礎和社會條件。在極權主義原型的統治下，所謂“散沙型的群眾”是指公眾不能擁有公共生活的共同價值和正義秩序，而只不過是一些以相互隔絕形態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體。由於群體中每個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們不再擁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價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際社會。他們之間之所以有聯繫，是因為一起被夾裹在某種“運動”之中，一起跟隨某種意識形態的召喚，一起服從某種不可抗拒的政治權力，一起崇拜某個魅力無限的領袖，一起陷身於他們無力改變的制度之中。公民社會中民眾或公眾的政治組織形式，如相互競爭的獨立政黨、工會、社團等等，在極權主義國家裡都不可能存在。

　　從後極權主義演進到“新極權主義”時，部分民眾開始逐漸具有越來越強的自我意識，他們不再相信當權者天然會代表他們的利益，日益自覺地想擺脫這種“散沙狀態”，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間自發性社團的形式保護自己的利益、發出自己的聲音。1989年民眾的民主要求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但同時他們又無力改變制度環境，不得不仍然處於“散沙狀態”之中。面對這樣的處境，人們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從自暴自棄、聽任擺布、憤世嫉俗、冷嘲熱諷、憤懣不平到積極反抗，這各種各樣的反應意味着後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下當局面對的“群眾”早已變成了一個多元化、多樣化的社會，這一點與極權主義原型時期完全不同。

　　在中國的後極權主義時期尚未出現傳媒的商業化和互聯網，而在“新極權主義”下這些手段為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創造了條件，但當局也不斷努力去強化對媒體和互聯網的管制。網絡世界為民間的“異類”聲音提供了從未有過的表述空間，不過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護下才敢發出比較真實的聲音，這與那些以真實姓名參與網上交流並為自己的言行記錄負責的人是不同的。互聯網基本上是一個知識者的世界，一個雖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動的世界，但它畢竟使原本相對隱秘的民間不滿和抗議變得前所未有地明顯公開。這加深了“新極權主義”的恐懼，它把網絡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種現實反抗的警訊，於是進一步加強了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頒布的極嚴厲的網絡管理條例就是其中的一環。“新極權主義”會不遺餘力地提升互聯網控制能力，但網上的批評和反抗也會繼續下去。對於真正公民社會的建設而言，這是一種破壞力有餘、自建力不足的“貓鼠遊戲”，儘管其令“新極權主義”感受到相當大的威脅。

　　三、“新極權主義”的“組織”控制與“宣傳”運作

　　極權主義的第三個支柱是專制統治的組織和宣傳。從極權主義到後極權主義再到“新極權主義”的演變中，這方面的變化幾乎微不足道，或者說幾乎沒有變化。這表明組織和宣傳在極權主義的傳承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般政黨的成員都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和退出，不僅在民主國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國的一些“民主黨派”也是如此。而極權主義政黨的組織則通常具有秘密會社的性質，甚至被稱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會[10]”。它的許多組織特徵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會中找到。例如，秘密社會的等級制度是通過“提拔”和“引見”來建立的，提拔者對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誠，可以結成死黨，訂立攻守同盟；秘密社會成員中的“老大”總是神神秘秘的，行事無定則，這樣才能讓“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會對外採取“一致說謊（保密）的策略”，“幫”里的事“內外有別”，違背這一原則即重懲不殆；秘密社會對外界始終保持警戒，視其為敵意威脅的來源。[11]極權主義政黨和秘密社會都非常看重組織和效忠的儀式及象徵，加入其中都要有內部人員介紹，都要宣誓忠誠，對叛徒的懲處手段甚至比對敵人更嚴厲。它們都有至高無上的“聖物”，“納粹儀式的所謂‘血族’和布爾什維克儀式的列寧遺體，它們都使極權儀式帶有偶像崇拜的色采。……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會常見的組織手段。[12]”

　　這些秘密社會的特徵使得極權主義政黨與一般的政黨有根本的不同。阿倫特指出：“一般政黨把人群分成屬於和不屬於我黨的兩類。一般政黨和公開社會都只把那些公開表示反對者視為敵人，而秘密社會的原則是，‘我不吸納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極權主義政黨看來，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從它，你就是它的威脅或是它的敵人。這種非黨即敵的人群對立觀也是黨內大一統的原則。正是通過消滅黨內民主，一黨專制才轉化為極權專制，“斯大林把俄國的一黨專制改變成極權統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產黨轉化為極權主義運動，他所運用的手段就是消滅黨內的派別，取消黨核心內部的民主，把民族國家的共產黨變成莫斯科指揮的黨支部。[14]”阿倫特的這一見解是針對40年代“共產國際”的實際情況而提出的。這點至今仍未改變，現在的“新極權主義”依然不允許黨內民主和不同意見。

　　“新極權主義”下普通黨員的入黨動機與極權主義原型時期和後極權主義階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極權主義運動掌握政權前加入的黨員往往為理想和價值所感召。黨一旦掌握了政權，就開始有人把入黨當作政治和社會地位的“敲門磚”。“失敗的極權主義”產生了對其理想和價值的幻滅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權比追求理想價值成為更現實的入黨動因。在黨控制着國家和社會絕大部份資源的後極權主義時期，黨員確實有許多實際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極權主義”時期，執政黨不再能壟斷所有的經濟資源，在唯金錢主義的社會氛圍中，黨員身份不再是人人羨慕的政治地位象徵，人們有許多機會去獲取以前必須憑政治身份獲取的利益和特權。但是，“新極權主義”時期要求入黨者依然眾多，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黨員仍然是求職者可資利用的身份。許多聘用單位之所以願意選用具黨員身份的求職者，並不是期待他們去那裡傳播共產主義，而是因為“黨員”特別聽話、便於管理、不會鬧事，卻又相當機靈。在政府機關和科層等級的企業中，黨員型人格都被視為馴服工具的最好典範。

　　對極權主義來說，與組織控制同樣重要的是宣傳。宣傳的作用因極權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而異。在極權主義運動仍處於在野狀態時，它的宣傳是為了吸引那些有待爭取的群眾，“在憲政政府和言論自由的條件下，群眾還有獲得信息的渠道，極權運動運用恐怖的機會有限，必須象其它政黨那樣，……作出取信公眾的樣子。[15]”一旦極權主義運動成功地奪得政權，它的宣傳就會變成“思想灌輸”。“思想灌輸”本身是依託於政治高壓和暴力恐怖的，“灌輸運用恐怖與其說是為了恫嚇，……不如說是在體現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16]”。灌輸可以用強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並不強制的“教育”。無論是改造還是教育都必須用懲罰為最後手段，只有讓所有的人都對異端思想懷有恐懼，才能體現“正確思想”的戰無不勝和絕對正確。

　　阿倫特所說的這種“教育的恐懼”在“新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教育體制中被製造和再生。老師把灌輸在自己頭腦中的教條又灌輸給學生，學生則用被灌輸的內容來檢驗老師是否時時在作“正確”的灌輸。2005年5月，吉林藝術學院的盧雪松老師因上課時採用了民間自製的紀念林昭的紀錄片和相關材料而被一位學生“告發”，並被該校“停課處分”。此事在互聯網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17].若把涉事的三方簡稱為“老師”、“學生”和（校）“領導”，可以典型地看到師生們如何在“教育的恐懼”中互動。儘管林昭的冤案已經“平反”，但在黨的宣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學生”眼裡，讚揚被黨槍斃的林昭無異於給黨抹黑。在這樣的“學生”之監督下，“老師”便不能在學校里“免於恐懼”地教書。“老師”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觸犯“學生”頭腦中積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學生”一旦向“領導”告發了“老師”，“領導”就陷入了“恐懼”的處境中，如果他不處分“老師”，“領導”就可能被當作“老師”的思想共犯而被告發。把“老師”和“領導”置於如此關係之中的是那個實施“思想灌輸”的黨，而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和“領導”，他們都受到了一種權利的、道德的和個體的永久傷害。

　　灌輸和教育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運作的傳統手段。極權主義統治與其它專制、暴政和獨裁所不同的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壓迫”利用了意識形態運作這一獨特的方法，其壓迫的對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這種壓迫如果實行得非常徹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淪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動物，極權主義統治的可怕即在於此。極權主義並不一定剝奪人們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決不允許他們自由地思想。極權主義原型與“新極權主義”同樣仇視人們的自由思想，視之為禍，而兩者的區別在於，後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對立起來（即所謂的“穩定”），甚至誘使人們放縱生理需要，讓他們以為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從而引導他們忽視對自由思想的需要。於是剝奪政治自由和放縱肉慾同時成了“新極權主義”控制人們思想的有效手段。

　　奧威爾（G.Orwell ）的《1984年》和赫胥黎（A.Huxley ）的《美麗新世界》都對極權主義作了預言：“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19]”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現代謊言”，它和“傳統的謊言”有重要的區別。“傳統的謊言”是針對“特定”具體事實的不實，它是用來欺騙“敵人”的；而極權主義的“現代謊言”是將“事實整個進行重新編織”，而且它是用來欺騙每一個人的，因此，編織謊言者“最終也成為自己謊言的受騙者”。[20]在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存在着沒有“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憲法隨意遭到踐踏的“憲政”、不讓人自由說話的“言論自由”、既無權利又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力和地位永遠高於“人民”的“公僕”、對資本家比對工人更親的“無產階級階級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較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謊言的性質，可以說“新極權主義”在這一點上與以往的極權主義並無任何不同，但極權主義原型時期意識形態謊言的社會動員能力卻與“新極權主義”時代有極大的差別。在極權主義原型時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曾經是一個具有普遍公信力和號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規範民眾思想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在後極權主義時代，人們對執政黨是否真正代表這兩個主義產生了普遍的懷疑和失望，對這兩個主義的信仰也開始幻滅。而在“新極權主義”時期，民眾對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連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願意表示，他們往往會用公然的嘲弄來表達自己的厭惡之情。儘管如此，“新極權主義”依然一如既往地堅持着它一貫的“思想灌輸”。

　　四、“新極權主義”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徵

　　“新極權主義”的形成是在吸取後極權主義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蘇聯東歐的巨變讓中國的最高權力集團意識到，對他們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後極權主義道路在政治上是失敗的，要想延續權勢集團的統治，就必須吸取後極權主義的教訓，並採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從“新極權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它的兩個原則。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識，此意識支配下的冷酷決定了它對被統治者不再“手軟”。從1989年以來，當局對其統治前景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懼，由此刺激起強烈的防患意識，稍有衝擊就擔心要“亡黨亡國”，因此它對“正面”引導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視和強化極權統治的傳統鎮壓手段，如加強便衣警察部門的力量並依靠它對國內社會實施廣泛滲透和全面監控，進一步強化極權主義的組織和宣傳體制，更嚴厲地控制媒體、公共輿論和民間言論等。毫無疑問，這些措施都是從後極權主義向極權主義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靈活策略化解難題，為統治集團創造機會。這樣的靈活性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針（如鄧小平針對“姓社姓資”這個意識形態重大問題提出的“不爭論”方針）和經濟制度選擇等許多方面。之所以稱這樣的實用主義策略是“新極權主義”的一部分，是因為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鞏固和加強極權主義統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極權主義統治。

　　在意識形態管理方面，“新極權主義”既堅持極權主義政治統治的基本原則，堅決壓制民間對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許大眾文化及娛樂的活躍繁榮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識形態化，從而把民眾的注意力引向對當局無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識形態從這些領域中淡出並不等於它放棄了對這些活動的控制，極權主義政治統治的現實保證了官方意識形態隨時可以干預宰制民間的文娛活動。

　　在經濟制度和社會政策方面，“新極權主義”對實用主義策略的靈活運用和對被統治者的不“手軟”是後極權主義無法相比的。後極權主義並不敢完全背離極權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主的傳統，同時注重對民眾以懷柔手段為主的籠絡民心策略；而“新極權主義”則基本上拋棄了這兩條。

　　“文革”後至1989年，中國處於後極權主義體制期間，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制仍然據於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來，當局在經濟制度層面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它求助於外國資本，加入經濟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計劃經濟體制，同時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後極權主義時期的統治者維持着專制社會主義的“幸福交易法則”[21]，也就是用社會福利安排（如國家保障的工作機會、住房、免費教育和醫療等）交換民眾的政治順從，民眾雖然放棄了個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但換取了基本的生存條件。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幸福交易法則”被“弱肉強食法則”替代，只要不屬於權勢集團及其依附群體，普通民眾既無公民權利保障，又失去了社會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壓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醫療）。由於1990年代以來當局對社會不滿的鎮壓比後極權主義時期更嚴厲，所以儘管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之生存比後極權主義時期艱難得多，但他們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極權主義”堂而皇之地將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視為仇寇的“敵對因素”（如資本主義、紅色資本家等）納入了自己的體系，同時對許多完全背離其自詡的“社會先進性”的現象（如腐敗、糜爛、色情等）表現出極大的容忍。對“新極權主義”來說，這樣的靈活性顯然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維持延續了極權體制，但另一方面又從根本上瓦解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實性。當在現實生活中“社會主義”變得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資本主義時，當“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淪為社會弱勢群體時，當“共產主義理想”表現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時，“新極權主義”承繼下來的意識形態就成了千瘡百孔的“國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銳地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國王沒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國王。字號（4）{[22]”

　　從極權主義原型到後極權主義，再到“新極權主義”，它們都有一個始終未變的共同點，就是以那個至高無上、無影無形的“黨主子”作為極權統治法統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識形態規定了自己是永遠“光榮、偉大、正確”的。無論極權主義的政統出現什麼樣的斷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幫”），無論極權主義下的現實如何與其正統意識形態尖銳對立，黨都宣稱它自己是永遠洞察歷史發展規律、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先進”力量。它憑藉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隨意界定誰是“歷史”或“人民”的敵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動用一切它認為必要的暴力去殘酷地消滅它的敵人；它可以宰制經濟、新聞、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領域的活動；還可以凌駕在憲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變憲法條款或對憲法條款的解釋。這就是各種極權主義專制與威權主義統治的一個主要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