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名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