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
　　
　　　　　　　　　　　　　　　　　　　　前敘·一
　　
　　　　周末去看望病中的父親。在與癌症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鬥爭、經歷了將近二十次化療的痛苦後，父親已經變得異常衰老與孱弱了。看到這位躺在床上的疲憊地向我微笑着的，面色蒼白而憔悴的老人，我突然感到一種異常的心痛——我實在難以接受、難以相信、難以面對為我從小遮風擋雨、讓我體會到威嚴、慈愛與力量的父親竟然已經如此蒼老。儘管渾身病痛，父親仍然堅持着跟兒子談了三個多小時，回顧着他走過的這一輩子。末了，父親向兒子輕輕地感嘆道：“我多麼希望，能夠有人把我這一生都寫下來呀。”
　　
　　　　做父親的並不知道，他的兒子，我，早在三年以前就着手寫我的父親——這個普通中國人的一生了。這三年以來，我點點滴滴地向我的父親母親詢問着他們這一代人的親身經歷的風風雨雨、他們的切身感觸和所見所聞，想把我們這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歷史整理下來，獻給讀者。也許，我的看問題的角度未必站得很高，目光也未必遠大，但我可以保證一點：那就是我的體會是真實的。
　　
　　　　我清楚地知道，父親的生命之火已如風中之燭。總有一天，無論我們做出何種努力，都不會挽留住父親離去的腳步。我真願意用自己的十年生命為父親再換取十年的生命。但是，這不可能做到。我唯一所能夠為父親做的，就是忍住我悲傷的淚水，完成父親的夙願，把父親這一生，把我們這個普通中國家庭經歷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呈現給世人。
　　
　　　　　　　　　　　　　　　　　　　　前敘·二
　　
　　　　二○○○年，我根據父親和母親在閒談中的回憶，寫下了一篇大約四萬多字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1850-2000）》在網絡上發表，當時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轟動。後來的幾年裡，我在他們不斷的回憶中增加着內容，修改着謬誤。當時我初涉網絡創作，一些觀點未免有不成熟之處；而一些事實由於年代久遠，父母的敘述也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因此，本着對事實負責的精神，同時也為更清晰地反映我本人思想現狀，我對該文進行了不少修改：改掉一些記敘不準確的之處，增添一些新回憶起的史實，修改一些現在我認為過時或偏激的結論。
　　
　　　　這是一部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一個普通的中國工人家庭的遭遇、命運的文章。文中所敘述的事件，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在生活中遇到和聽到的；間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對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評論。對於這些看法和評論，我並不強求讀者和我的意見一致，我只希望讀者能夠以平靜的心態來看待我們這個普通家庭在150年裡所走過道路，進而從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多災多難歷史中，得到一些啟發，以建設性的心態看待我們的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無論如何，我們今天的寬容和建設，將會給我們的子孫帶來福祉；而我們今天的狹隘和破壞，將會給明天帶來災禍。我衷心希望我國人民的命運能夠在我們這一代被扭轉——成為一個寬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愛的正常國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着彼此仇恨、奴役、狹隘、愚昧和暴戾的鐵屋中苟且偷生。
　　
　　　　這一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
　　
　　
　　　　　　　　　　　　　　　　　　　　　自 序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國北方一家鐵路工人醫院破舊的產房中，一個男嬰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寧靜。對於這個男嬰的降生，他的父親可以說是喜憂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憂的是，今後家裡又添了一張吃“高價糧”的嘴。因為，男嬰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她生下的子女都應當是農村戶口，因此就沒有口糧供應，得不到那張令六億農民所羨慕得“紅本本”。按照這個規矩，她本人、她的女兒，還有這個剛剛生下的兒子，都將不得不吃比供應價格高几倍的“議價糧”。雖然當時一斤“議價糧”只售二毛九分錢，但對於這個只有一個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幾十塊錢的鐵路工人家庭來說，三張嘴怎麼養活不啻是個通天的問題。
　　
　　　　而這個男嬰的母親卻沒有想到這些發愁的事情，她只為兒子的出生感到高興。儘管食不果腹，但她堅信兒子的降生會給這個貧窮的家庭帶來好運氣，她的心中充滿希望。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滿希望，生活就會有意義。
　　
　　　　這個男嬰就是我。我的幼年時代，中國正處在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期，由於當時年紀太小，記事不多，那場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給我留下的記憶就只有毛澤東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幫”。
　　
　　　　從記事開始，我所領略到的就只有飢餓與貧窮。後來，伴隨着改革開放，我們家和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家庭一樣漸漸地富裕起來，能吃飽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屬於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以說，我的家庭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之一。我的家庭憑着誠實勞動，從貧窮走向富裕，從愚昧走向聰明，在為自己增加財富的同時，也在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生活。我所要講述的故事，是我們這個典型而普通中國家族的故事。我們這個家族的歷史，也是100多年來中國風雲激盪、變化無常的近現代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一章　　　嚴　　　冬
　　
　　　　　　　　　　　　　　　　　　　　　一、家庭的由來
　　
　　　　我擁有一個非常奇怪、非常少見的姓氏——中國的“國”。從小到大，總有不少少見多怪的人向我發出這種疑問——“姓國？還有這個姓？少數民族吧？”偶爾，還有一些自作聰明的熱心人在抄寫我的姓名時幫我改正成姓“周”、“匡”。記得中考時，就有人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釋了好半天才進得考場。
　　
　　　　根據老一輩人的回憶，我們家的祖籍是山東省兗州一帶，大約於十九世紀下半葉遷到河南。有據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父。我的高祖父本是一個讀書人，因為不滿於滿清的腐敗統治，和他的族兄國保善、國乃功一起於清咸豐年間參加了捻軍起義，轉戰於山東、河南、陝西等省。據1960年出版的《確山縣誌·咸豐、同治年間鄉團死亡姓名》一節中的記載：“嚴明選，59歲……於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在駐馬店與捻軍國保善部作戰，被殺……張義和，47歲……咸豐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橋與捻軍國乃功部作戰，被殺……史占魁，32歲……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吳寨河與捻軍國保善作戰，被殺。”——這就是我的祖先們在歷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跡。相同的痕跡也許在他們所轉戰過的許多地方中還有，可惜我無法一一考證了。
　　
　　　　捻軍的起義具有很強的流寇性質，幾十萬人馬在山東、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馳，沒有建立穩定的根據地。同時，這種舊式的農民起義沒有一個吸引人的綱領，也難以長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絞殺下，捻軍起義最終歸於失敗。同治四年（【注】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國保善一同兵敗被俘，隨即被清政府處以凌遲大刑，同時全家上百口人被株連處死。唯一漏網的，是尚在襁褓中的我的曾祖父。當清軍去抄家時，家裡的一對僕人夫婦謊稱這是他們的孩子，於是曾祖父的性命得以保全。
　　
　　　　為了防止以後有人告密危及曾祖父的性命，那一對忠義的僕人夫妻，用扁擔挑着尚在襁褓中的曾祖父，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從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確山縣。到了確山後不久，他們用逃命時隨身所帶的我們家的細軟，在當地購置了幾畝薄田，慘澹經營並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父直至他長大成人。後來，那位僕人被我的曾祖拜為“義父”，進了族譜，被當作祖先一樣供後人祭拜。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過，並沒有做出什麼大業績來。年輕時，靠着家裡的幾畝地務農。但他卻有着異常的求知慾，非常刻苦地讀書但又不去考取功名，後來在村子裡做了一名私塾先生。這樣，這個叛逆的家庭又成為封建社會的“模範家庭”——耕讀之家。
　　
　　　　　　　　　　　　　　　　　　　　　二、廢除科舉
　　
　　　　我的祖父名國仲穎，字異公，約出生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曾祖父對祖父要求異常嚴格——作為私塾先生，假如別的學生功課不好，曾祖父就會用抓起他的手，用鐵戒尺打上幾下；假如是祖父功課不好，則將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就這樣，祖父在曾祖父的嚴厲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讀，學得滿腹經綸，又寫得一手好字，二十歲時就中了拔貢。然而，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金榜題名之時，1905年，清庭發布上諭：“從丙年（1906）起，所有宮試、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史稱“光緒廢科舉”。
　　
　　　　“光緒廢科舉”宣告了延續一千多年的中國科舉制度壽終正寢。從富國強兵、改變教育落後的角度出發，廢除科舉無疑是具有極大進步意義的。然而，對於那些自幼熟讀《四書》、《五經》的舊式讀書人來說，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廢除了科舉就是斷了他們的前途。噩耗傳來，天下讀書人莫不如晴天霹靂、捶胸頓足。因此當時讀書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當時也異常苦悶，幾次企圖自殺，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時救起。
　　
　　　　經過一段時間的閉門思考和別人的勸導，祖父也逐漸想開了。後來他到河南南陽府謀了一個差事，大約是八品左右的小吏，還有官服和頂戴花翎。滿清滅亡後他仍然保留着這身穿戴，後來被老家的親戚們一直保存着，每當逢年過節扭秧歌時候就借出來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 “四舊”給燒掉了。
　　
　　　　　　　　　　　　　　　　　　　　　三、革命與混亂
　　
　　　　1911年10月10 日，武昌革命黨人發動了起義，隨即全國發生革命，各省宣告脫離清政府統治獨立，腐敗無能、千瘡百孔的滿清貴族統治隨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經歷了上層精英和知識分子們短暫的對“共和”的喜悅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被魯迅先生形容為“城頭變換大王旗”的袁世凱竊國、張勳復辟和軍閥混戰時代。辛亥革命的失敗如同滿清政府的滅亡一樣不可避免，因為在那個時代，來自於西方的“共和”與“民主”觀念並沒有根植於普通中國民眾的頭腦中。無論幾個留過洋的愛國者們如何滿腔熱血，在兩千年亞細亞專制主義文化積澱影響下的億萬民眾根本還不了解“共和”為何物的時候，“共和與憲政”必然難以獲得普通民眾的認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實權、“咸與維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凱，更是成天夢想着做皇帝。
　　
　　　　時局的混亂，加上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閒賦、務農了幾年，一是為了守孝，二是開始重新思考個人的出路。三年服喪期滿以後，祖父開始感覺到自己以前學的舊式知識已經不能再為己所用了，索性棄文投軍，考上了北京的高等警察專科學堂。
　　
　　　　　　　　　　　　　　　　　　　　　四、馮玉祥麾下
　　
　　　　在祖父畢業前後，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戰爭以後，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馮在河南時頒布了《治豫大綱》，實行了一些進步措施，如：懲辦貪官，提倡節儉，改良社會風尚，禁絕封建陋習，興辦學校等等。這些措施為河南百姓所稱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祖父認為馮玉祥是一個可以救民於水火的革命軍人，對馮產生了敬仰之心，於是從學校一畢業就投奔到馮玉祥的麾下。
　　
　　　　祖父在政治上還是有些抱負的，加上他文筆很好，字也漂亮，於是很得馮玉祥的賞識。在與馮玉祥深談了一個晚上之後祖父便被委以重任，並且很快就躍升為馮玉祥的幕僚之一。1926年9月16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加入國民軍，被推舉為國民聯軍總司令。幾經征討，於1927年6月與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會師於鄭州。鄭州會師之後馮玉祥掌握了豫、陝、甘三省黨、政、軍大權，並成立了以馮玉祥為主席的開封政治分會，祖父也隨之邁入國民政府。其間伴隨着馮玉祥的幾次上台與下野，幾經仕宦沉浮，曾任開封市警備司令、河南省民政廳長、河南省視察委員會主任等職務。
　　
　　　　大約在此前後，祖父離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兩個女孩之後就不再生育了。按照當時人們的觀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沒有兒子對於舊時代的人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對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觀念影響，也不想像當時達官貴人那樣討幾房姨太太。因此，儘管與原配夫人感情不錯，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選擇了離婚。通過媒人介紹，他娶了一名來自豫東的貧苦農民家的女兒，也就是我的祖母。人長得也不怎麼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歲。祖母過門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過不惑之年的祖父如獲至寶，加上又大祖母二十多歲，從此非常寵着祖母，使她養成了非常驕橫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離婚後，仍然養活着她們母女三口，後來祖父去世後，在祖母的阻撓下，她們和我們家庭失去了聯繫。
　　
　　　　中華民國時代各個省的民政廳與當代的民政廳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監察、治安大權，相當於現在四、五個廳。當時一個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廳一部：建設廳、民政廳、教育廳、財政廳，以及一個警備司令部。省政府機關也沒有如今這麼龐大，一個大院就把省政府幾乎所有的部門都裝下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沒有什麼“級別”可言，官員在任上，馬上就有俸祿；一旦免職，馬上就停發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員，明明什麼都不管，還要享受個什麼待遇。至於馮玉祥本人，我的父親當時還小，因而不記得長相；我的大伯倒是記得，因為每個周末到省政府機關澡堂洗澡時候，經常能碰到馮，因為大伯小時長得虎頭虎腦的，馮還很喜歡逗他玩。
　　
　　　　不過，馮玉祥作為一介武夫，儘管有愛國之心，但執政措施卻有不少不妥之處。三十年代初期，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馮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廣時漸漸變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過春節，只能過元旦。可是老百姓過了幾千年的春節卻不是一紙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過。於是乎，馮玉祥派出大兵到處站崗監視，看到誰家貼對子就撕、看到誰家包餃子就踹，弄得雞犬不寧。可是小孩子不管這些，總是在沒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響，馮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槍急急忙忙地追過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沒影了。每當過年，開封城裡的鞭炮聲就此起彼伏，滿街跑的都是大兵。
　　
　　　　雖然祖父官位頗高，但他對人還算平和，特別是對老百姓倒是沒有一點架子。曾經有一次，祖父帶着隨從從一家門口走過，恰好那家主婦出來潑洗菜水，人在門裡，髒水恰好潑了祖父一身。那婦女嚇壞了，祖父的隨從也立即掏出傢伙，卻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撣了撣身上的菜葉子，一邊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職以後，當時月俸就300大洋，三個月以後升為350大洋。由於薪水較高，很快就在開封城內買了一處四合院；隨着職務的升遷，又在省政府對門購置了一處比較大的院落。這個院落有前後有兩個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樓房。同時，用積攢來的俸祿陸陸續續在確山老家購置了不少田地，總計大約有600多畝。作為主管全省官吏任免、政績考核、監察的官員，祖父自然有不少門生。其實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來的，到家裡來的時候都自稱“學生”，稱呼祖父為“老師”，家中總是門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禮收禮，父親記憶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注】成語“集腋成裘”就是這個意思），還有高達二、三尺的珊瑚。很顯然，這些東西都是搜刮來的民脂民膏，作為後來人的我沒有必要隱瞞這些，儘管他是我的祖父。但是另一方面，祖父一生為人還算比較正直，做過一些好事，為此當地民眾還曾經贈送他一把“萬民傘”；受馮玉祥影響，祖父比較親近進步人士，即使馮玉祥下野以後也是如此。因此祖父身上沒有血債，解放後也沒有被清算。
　　
　　　　　　　　　　　　　　　　　　　　　五、楊靖宇和徐子榮
　　
　　　　著名抗日將領楊靖宇將軍原名馬尚德，是和祖父故鄉不遠的確山縣李灣村人。馬尚德與祖父有親戚關係，二人以叔侄相稱。馬尚德生得濃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歡他。民國十六年（1927年），馬尚德領導了著名的豫南農民暴動，一度攻占了確山縣城。在暴動被鎮壓下去之後，馬尚德化名張冠一，躲到了河南信陽地區。在信陽待了一段時間以後覺得不安全，於是北上到了開封，住進了我的祖父家裡。由於祖父是國民政府官員，因此住在那裡是比較安全的。當時，馬尚德和他的戰友徐子榮（【注】徐子榮在解放後任公安部副部長，1968年因被迫害而憤然自殺）以河南大學學生身份為掩護，以祖父家為據點，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當然，祖父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一點。
　　
　　　　後來，馬尚德和徐子榮可能是接到了上級指示，準備轉移。臨別那天，馬尚德想跟祖父告別，湊巧那天省政府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祖父遲遲沒有回來。馬尚德等了很久，始終不見祖父回來，於是對祖母說：“表嬸，俺表叔看來一時回不來了，可我還得走，有件事想您幫忙辦一下，能不能借我一些錢？”祖母二話沒說就按要求把錢給了馬尚德。臨走，馬尚德跟祖母說：“表嬸，我給表叔留了一張條子在燭台下，回來交給他。”之後，他和徐子榮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來，祖母將馬尚德辭行的事情跟祖父講了一遍。祖父看了條子後一言不發就把條子燒毀了。吃飯時，不識字的祖母問祖父：“馬尚德的條子上寫了啥？”祖父讓傭人出去後，說了一句：“馬尚德這孩子，參加了共產黨……”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一次別離成了生離死別。1940年2月，楊靖宇將軍血灑白山黑水，在黑龍江朦江縣犧牲，時年僅35歲。由於音信不通，雖然大家都知道有個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楊靖宇，但誰也沒想到他就是馬尚德。馬尚德還有一個弟弟叫馬令德，大約在土改前後去世，辦喪事的時候我的父親還回去了的。
　　
　　　　談到楊靖宇的家庭出身，現在多數材料都泛泛說他“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這是不準確的。馬尚德家庭是個有着幾十畝地的小地主，他的兒子馬從雲在土改初期也被劃做“地主分子”。幸運的是，隨後不久確認了楊靖宇就是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沒人提起了。文革期間，我的父親曾經看過一本描寫楊靖宇的連環畫，裡面說：楊靖宇出身貧農，小時侯他父親為了少交租子讓他給地主老財送點心，小楊靖宇心想：憑什麼給地主老財送？於是他把點心分給了村子裡的貧苦孩子。當時父親就明白，寫這本連環畫的人要麼完全不了解楊靖宇，要麼就是蓄意胡說八道。
　　
　　　　開封解放後，曾和楊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榮曾經又回來找我們家，但當時祖父已經去世，祖母帶着幾個孩子躲避戰禍回到了確山老家，因此他沒有找到。等從確山老家回去時，鄰居告訴祖母：一個八路軍的大官騎着馬、帶着幾個警衛員來找過你們。祖母想了想，沒想起是誰來，因為畢竟隔了二十多年沒通音訊，那時楊靖宇和徐子榮他們還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徐子榮平反時，才得知當年正是他。後來，重新召開楊靖宇將軍追悼會，由於祖父已經過世，祖母就作為楊靖宇親屬之一參加。祖母告訴我說，由於經過防腐處理，追悼會時楊靖宇將軍的頭顱尚保存完好，面目栩栩如生。
　　
　　　　　　　　　　　　　　　　　　　　　六、捕殺韓復渠
　　
　　　　實際上，1927～1936年的這十年是我國歷史上，特別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發展比較穩定的十年，國民黨稱這十年為“黃金的十年”。是不是“黃金”姑且不論，但當時中國確實出現了比較好的勢頭，表現在：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中原大戰結束和東北易幟實現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斷“削藩”的政策下，統一日益鞏固；在西方大蕭條的情況下經濟仍然取得了很大發展，工、農業產值均在1936年達到最高峰；錢塘江大橋等一批重點建設項目相繼竣工；隨着新生活運動的開展，漸漸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習，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這一切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打斷了。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裝備低劣、指揮不力的國民政府軍隊在日寇的進攻下節節敗退。1937年底，馮玉祥舊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渠為了保存實力，竟然拒絕執行軍事命令，在日寇進攻下不戰而退，把山東拱手讓給了日本人，從而使具有戰略意義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於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內的幾十萬國民政府軍隊陷入被日寇合圍的困境。
　　
　　　　蔣介石對韓復渠的表現本來就甚為震怒，此時，又得到軍統兩個足以置韓於死地的消息，一是說韓與日寇秘密談判，企圖“獨立”，出任漢奸政權主席；二是韓與另一軍閥（【注】這個軍閥的名字父親回憶不起來了，我推測當是石友三）密謀，打算擁兵反蔣。於是，蔣決心解決韓復渠的“漢奸”問題。1938年初，蔣介石抵達開封，在河南省政府內召開軍事會議，會前做了精密布置，誘捕了韓復渠，不久又將其拉到鄭州碧沙崗處決。祖父與韓復渠雖同屬馮玉祥舊部，但對韓這種只顧保存實力、不顧民族大義的做法也甚為不齒。
　　
　　　　不過，捕殺韓復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這一級的官員事先所能知曉的。據祖母回憶，那陣子祖父經常徹夜不歸，逮捕韓復渠當晚，祖父回到家來小聲對祖母說： “韓復渠被老蔣抓起來啦，看樣子要被斃掉……”在捕殺韓復渠的過程中，時任開封警備司令的祖父自然也深深捲入了整個事件的謀劃與準備工作。他的任務主要是：第一，負責蔣的安全，當時時局混亂，當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務，萬一出了差錯，那就腦袋不保；第二，配合蔣介石的衛隊解決韓復渠的私人精銳衛隊——手槍旅。當時韓復渠手槍旅是一支訓練有素、工夫不凡的隊伍，韓來開封開會時，帶了整整兩個車廂的手槍旅隊伍。但火車一進開封車站，就有軍官上車來宣布，各將領的衛隊一律留駐城外。韓沒有料到他與日本人秘密勾結的消息已被蔣獲悉，於是疏忽了，單獨進城，自投羅網。韓一走不久，群龍無首的手槍旅就被繳械了。
　　
　　　　　　　　　　　　　　　　　　　　　七、花園口決堤
　　
　　　　山東陷落後，開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隨即西遷，在鄭州小駐後又遷往南陽。在此前後，國民政府在徐州一帶與日本軍隊進行了一次會戰，雖然取得了台兒莊大捷，但整體來說，國民政府軍隊處於來自江蘇、山東兩個方向的日軍南北夾擊的不利局面。國民政府軍隊與日軍激戰數月，早已筋疲力盡，只有放棄徐州，退回到豫東、皖北休整。特別是1938年5月，日軍一部從黃河北岸偷渡黃河成功，之後沿隴海鐵路迅速西進，於6月初攻陷開封，接着跟蹤西進，抵達距離鄭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鄭州是隴海、平漢鐵路的交匯處，北扼黃河天險，鄭州一失，不但阻斷各個戰區間的鐵路交通，而且將會導致西安、武漢無險可守的嚴重局面。而此時在河南境內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多為徐州戰場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無力再戰。為了阻止日軍侵犯中原，國民政府在鄭州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
　　
　　　　單從軍事層面來講，決開黃河大堤是具有很大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黃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險，從而阻止了日軍的西進，使得中原地區又多守了6年而沒有淪陷，保證了大後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遲遲不能打通“大陸交通線”，遲滯了日軍軍事調動和戰略物資運輸；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滅了日軍精銳部隊萬餘。然而，從政治角度出發，當時戰局混亂，國民政府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對老百姓嚴格封鎖消息。等到洪水來臨，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89萬人死亡的慘禍，這無疑是抗戰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筆。
　　
　　　　然而，我並不同意以往我國解放後一些歷史書所言決開花園口大堤是“蔣介石為了逃命”、“喪心病狂”等提法。因為，人們選擇的時候並不總是能夠在“好”與“壞”之間選擇，而是往往在“壞”與“更壞”之間選擇。是中原淪陷、既而導致整個大後方淪陷、中國被亡國，還是炸開花園口保住中原兩個糟糕的選擇之間，只有“兩害取其輕”。其時，中原附近的國民政府軍隊均已無力再戰，其他戰場上的國民政府軍隊馳援已力不能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還不足以抵抗整個日寇的進攻。因此，在這種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現實的選擇。至於說蔣介石“逃命”，則更是站不住腳的，不用炸花園口，蔣介石什麼時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個流亡政府。如果說花園口決堤這個責任要由誰來負，那就應該由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侵略者來負，沒有他們的野獸般的侵略戰爭，什麼都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