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間地獄
　　
　　　　　　　　　　　　　　　　　一、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1958年，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特別荒唐的一年，這一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毛澤東曾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講過這麼一段名言：“……歷來自詡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麼多的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象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種希望中國迅速擺脫貧困落後局面的出發點本無可厚非，但是，在一個剛剛進行過“反右”運動、全國搞成“一言堂”的國家裡，這種激情卻變成了一種拔苗助長、得不償失的時代悲劇。
　　
　　　　在土改農民分得土地以後，農民原本以為可以過上“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田園生活了，很是高興了一陣子。然而好景不長，很快上面又強制農民加入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規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照搬了蘇聯斯大林的集體農莊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大多數中國農民並不喜歡這種“一大二公”的體制。很多農民抱怨說，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還沒焐熱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過程中，和蘇聯集體化時一樣，農民大量宰殺牲畜，造成了一次生產力的大破壞。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產風”的過程中，農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沒收了，斷掉了農民最後的依靠。政權的猙獰面目逐漸暴露出來：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一切。
　　
　　　　由於農場犯人都是政治上受到過打擊的，即便有幾個積極分子，政治氣氛仍然不濃，再加上管教幹部開明，也就沒有跟風躍進。於是，這些“洋勞改”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經常走出農場，比較從容地觀察、親歷了“大躍進”當中許多令人終生難忘的場面。1958年冬天，我的父親和前杞縣縣委書記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採風。他們看到，在凜冽的寒風中，紅旗飄飄，人們都光着膀子幹活，甚至連婦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幹部介紹說，這樣做是為了突出幹勁。赤裸着上身的婦女和男人一同挖土石方，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趕英超美！”赤裸着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趕英超美！”村幹部又呼：“干！”農婦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隨着舉起的手臂晃動着。父親實在看不下去了，拉着任書記的胳膊小聲說：“快走吧！”這時他發現任書記眼中閃爍着熱淚，流露出一種痛苦和迷惘。到晚上開始文藝演出，農民白天勞累十五、六個小時，到晚上早就又餓又累、東倒西歪了，可還是必須得去看戲。父親看到民兵持槍站在道路兩旁，農民在中間艱難地、跌跌撞撞地走，當時的場面就和押送俘虜一樣。
　　
　　　　那時還到處宣傳毛澤東所提倡的豐產經驗——深翻土地。我的父親在農場附近看到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衝擊扇上，表層土深翻一米多後，翻上來的全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麼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里一片荒蕪。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後來父親他們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煉鋼鐵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壯觀景象：一望無際的土高爐，一望無際的、像萬國旗一樣的帳篷（【注】因為這些帳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單縫成的，五顏六色，看上去向萬國旗），一望無際的新墳。每座墳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寫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都很新，連樹幹自身的白色都沒有褪去。上面無一例外地寫着：×××，19××—1958。
　　
　　　　儘管赫魯曉夫嘲笑毛澤東的“大躍進”，中蘇關係出現了齟齬，但五十年代“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慣性還存在。故那時河南農村還流行佩戴肩章，村幹部紛紛在自己穿的中式對襟棉襖上也縫上了肩章，有的竟然還挎着綬帶。看上去不倫不類，活像馬戲團的小丑。我的父親曾經見過幾個村幹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襖，厲聲呵斥幾個蹲在地上挖野菜的農婦，真是可惡、又可笑。那幾個農婦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膽戰心驚地一味幹活。村幹部們也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農場來對農場領導說這些“右派”太滋潤了，消極怠工，如果交給他們“管教”，保證他們會讓“右派”們俯首帖耳、拼命幹活。可農場有政策，管教幹部拒絕了。
　　
　　　　在大躍進時期，我國部分農村實行一種只有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才能與之媲美的偉大創舉——“居家並屯”，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大發明。由於官方蓄意把這一段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居家並屯”這個詞已經感到很陌生了。那麼，什麼叫“居家並屯”呢？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勞力、女勞力、少年勞力、老年人、兒童五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里，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互相不允許見面。我父親他們到農村演出時，當地的“居家並屯” 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所以看演出時，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
　　
　　　　“居家並屯”實行後，農民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兒童村”和“老人村”。由於老人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實際上，以正常的標準來衡量，“大躍進”期間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飢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死時連親人的面都見不到。
　　
　　　　1959年秋天以後，糧食一天比一天緊張了。農場供應比農村要好的多，但是還是飢餓難忍。農場有一個用甜菜作原料的製糖作坊，農場領導很明顯地偏袒這些“犯人”，輪流讓他們到農場的製糖作坊“勞動”，實際上是讓他們補充營養。為此，很多人吃壞了牙齒但保住了性命。很多人也賣掉了自己的衣服、手錶等財產換糧食吃。父親的那枚軍功章，就是那時換了吃的。
　　
　　　　和父親住上下鋪的前杞縣縣委任書記是個有良心的、真正的共產黨人，他目睹了這一切後禁不住失聲痛哭。一天夜裡，被這些令人髮指的殘酷現實折磨得無法入睡的任書記偷偷叫醒我父親，小聲對父親說：“我幹了半輩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蔣斗、跟地主老財斗，為的就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當年我們打游擊槍里來雨里去，老百姓為支援和掩護我們做了很大犧牲……誰反對共產主義，我會馬上砸爛他的腦殼，可是難道……共產主義竟然要用這種方法來實現嗎？”這番話把父親嚇得面如土色，因為同屋的“犯人”中間，前 N地委組織部陳部長是奸細，經常向組織上匯報“犯人”們的言行，如果被他聽到，那任書記算是徹底完了。於是，我父親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夢中的陳部長，示意任書記別再說了。
　　
　　　　1958年，我母親居住的豫北滑縣也開始“大躍進”，要大煉鋼鐵趕超美英，先說要“15年超英趕美”，後來又說“7年超英趕美”。村子裡豎起了土高爐，但滑縣不出鐵礦石，就把農民家裡的鐵鍋、鐵勺、甚至農具拿去當原料煉鋼。沒有燃料就砍樹，所以後來鬧饑荒時連草根樹皮都沒的吃。煉鋼並非什麼人、什麼條件都可以煉的，好好的東西，煉出來卻是充滿雜質的廢物。不是沒人知道這是胡搞，也不是沒人知道這樣胡搞是會受老天爺懲罰的，但就是沒人敢說——反對總路線，誰擔得起這個罪名？
　　
　　　　那時農村還開展勞動競賽，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幹活慢的人。休息時間“民主”評議誰幹的慢，找出來後大家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往往把人打得遍體鱗傷、哭爹喊娘。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土高爐沒有安全設施、沒有必要的技術保障，因而事故頻繁發生。很多人就這麼死了，死在濺出的鐵水裡面，死在倒塌的高爐下面，死在無休止的過度勞累之中。我的外公也被強制去大煉鋼鐵，後來向我講起的時候總是嘆息着說，好多一同幹活弟兄，都死在那個時候。
　　
　　　　後來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戶不許生火做飯，無所不至的村幹部一看到炊煙，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糧食。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鐵條，挨家挨戶打開大門，進屋用鐵條在地上戳，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沒牛槽”（河南土話，意即不許吃飯）。農民下工以後，看到滿屋的狼籍，只有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斷絕了農民的儲備。其實，中國大多數農民都有儲備糧食備荒的習慣，而大躍進期間，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糧食豐收，上上下下鼓勵消費，結果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時，那麼多農民死於飢餓，與此有相當大的關係。
　　
　　　　不久又開始“放衛星”，胡吹一畝地可產糧幾千斤，後來吹到幾萬斤。當時農村的牆壁上到處寫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類的標語。農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心裡自然不信。然而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誰不小心說出自己的懷疑，馬上就招徠橫禍，挨批鬥。有個別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幹部，在報產量時報的低，馬上就被打成“右傾分子”，強加上“瞞產私分”的罪名，結果很快就鴉雀無聲了。就這樣，全國上下到處充斥假話、大話、空話，整天捏着鼻子哄眼睛。
　　
　　　　村子裡的公共食堂在剛剛開辦時，生活倒是不錯。那時的村幹部天天教育農民說：“毛主席說了，現在的問題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怎麼吃，這麼多的糧食一定要想辦法吃完，一天三頓吃不完就吃五頓。”於是，有一段時間號召“敞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餵豬餵牲口，浪費極其嚴重。上級來參觀檢查時，就把糧倉裡面堆上土，外面灑上糧食，造成糧倉充盈的假象。
　　
　　　　後來母親所住的村莊也搞“居家並屯”。開始分類那天，全村人排成一個長隊，村幹部站在前面篩選，哪些人該進男勞力營、哪些人該進女勞力營、那些人進老弱營，都由他們一句話決定。當時我的母親7歲，本來應該進兒童營的，但因為個子比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視，送進少年勞力營，和十幾歲的孩子干同樣的活。村幹部強行拆散家庭進行篩選時，農民全家人緊緊抱在一起，哭聲震天，被民兵和村幹部用大棒強行拆開。2000年，我母親在電視上看了反映猶太人集中營生活的電影《逃離索比堡》後，一邊擦眼淚一邊說，“居家並屯”的情景和電影裡描述的法西斯集中營真是一模一樣。
　　
　　　　我的母親被編入“少年營”後，每天從事的都是十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要勞動十六、七個小時，深夜還要推磨，有時推着推着就睡着了。馬克思曾經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僱傭童工、過度勞動的暴行，指責資本主義“自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大躍進時期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比起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何種方式、到何地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尚可選擇，而在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旗號下，人們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完全是奴隸性質的勞動。由於長期從事過度的勞動，我的母親7歲就得了關節炎，終生折磨着她。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為什麼，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兩條人工河。滑縣是黃河故道，挖地沒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風，就捲起漫天的風沙威脅莊稼。外公挖河時，村幹部如同奴隸主一般拿着大棒站在旁邊監視，稍有懈怠就腳踢棒打。挖河的奴隸們每天泡在在齊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時全身都結了冰。由於勞動強度太高，外公累得脫肛，經常鮮血淋漓，但還是必須上工。很多挖河的奴隸因為凍餓和勞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裡，死在下工回家路上。我小的時候在滑縣老家農村住過兩年，經常到那兩條河邊玩。其中一條河非常寬，低於地面，河床里全是沙土，從來沒有過水；另一條河則高於地面，河床里長滿了青草，偶爾有上游的水庫放一點水，我們小孩子就在裡面放羊、放牛。那條河邊無碑的墳墓特別多，據村里老年人講，那都是“大躍進”時期挖河時死的棒勞力。
　　
　　　　 1958、1959年豫北是連續兩個大豐收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出奇的好。但是棒勞力都去“大煉鋼鐵”、“大修水利”了，“大辦糧食”的任務就落到我母親這個七歲的孩子和外公的父親（時年已經60歲了）這樣的老弱病殘頭上。可這樣這些老弱病殘能有什麼力量呢？況且，在幹部們的重壓之下，還必須趕“進度”、追求所謂的“提前××天完成指標”、“收割放衛星”，於是就胡亂收割，甚至有些地塊根本沒收割而直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後用土把莊稼埋起來就算完事。大量的莊稼就這麼爛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當時，誰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帶回家裡，因為那是盜竊集體財物，是“挖社會主義牆角”，揪出來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時村幹部都守在村口，一個挨一個地搜身檢查，甚至連婦女的私處也不放過。查到誰偷帶了食物，當即就是一頓痛毆。由於飢餓感的驅使，年幼的母親總是在地里偷吃生的農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麥穗、生玉米——什麼都吃過。浮誇風帶來高指標、高徵收，隊裡本來就不多的的餘糧甚至種子都交出去了。就這樣迎來了 1960年。
　　
　　　　如今，大躍進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對於它帶來的慘痛教訓，也有高層的不少人出了書，進行回憶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層體會大躍進，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體會大躍進，完全是不同的感覺。來自高層的反思，一般都比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統計數據來分析，而涉及發生大躍進的深層次原因，則因為政治上的顧慮而閃爍其辭，將其推卸到“國際環境”之類的大背景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大躍進這樣荒誕不經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應當從所謂的國際環境去尋找，而應當從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意圖中來尋找。
　　
　　　　對比蘇聯歷史我們就會發現：1930年蘇聯開始搞“集體化”和“工業化”以後，也曾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強制性奴隸勞動，之後也遭遇了大饑荒。可以說，中國“大躍進”期間發生的一切，是沿着斯大林主義的軌跡前進的。所不同的是，蘇聯的“大躍進”使得蘇聯在付出了幾百萬死亡的慘痛代價後，工業取得了總量世界第二的成績，支撐着蘇聯成為世界一流強國；而中國的大躍進，則在付出幾千萬人的代價後，仍然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斯大林與毛澤東統治時間相仿，其間蘇聯還經歷了慘烈的衛國戰爭，但斯大林逝世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剛剛接手這個國家時要強得多；而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學生。
　　
　　　　談到執政者的政治意圖，我認為在極權主義統治者眼中，為了一個主觀的、宏大的目標，他們是決不會吝惜千百萬人人頭落地的，因為人命是他們眼中最廉價的成本。這不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敗壞，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草菅人命的社會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下成長起來並且為了政權長期進行殘酷鬥爭的人們，自然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要奮鬥，就會有犧牲；犧牲“人”的幸福，“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於犧牲，勝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權需要犧牲，那麼搞建設也需要犧牲。那麼，這種需要不斷犧牲人命的“建設”究竟還有什麼意義？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一切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10頁），社會主義思想本身是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輕鬆而提出的，但結果恰恰相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生活得卻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這種強調人們做出“犧牲”的 “社會主義”，完全是與社會主義的初衷南轅北轍。可以說，毛澤東和斯大林等人，雖然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但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根植於西方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普世思想的社會主義的精髓，而僅僅從經典著作中為社會主義定框框，並且根據自己的好惡做出取捨，棄社會主義的精髓於不顧，在類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經典作家的對未來人類的設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純而又純，從而沿着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經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現實社會主義從蘇聯——中國——柬埔寨，品種越來越退化。領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層幹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更加膚淺，更加公式化。脫離了社會主義一切為了 “人”的本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產生出這樣那樣的慘劇和鬧劇，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大饑荒
　　
　　　　試圖在短短幾年之內建成天堂般的共產主義，違背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註定是要受到報復的。天堂沒有建成，大饑荒卻來臨了。自從1959年秋後，各地的糧食就紛紛告急；而到1960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襲擊了全中國。這次大饑荒在河南被稱作“糧食關”。
　　
　　　　在1960年年初的一段時間裡，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饑荒最嚴重時，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四兩，老人和孩子則是二兩，還常常中斷，或者被村幹部截流貪污。有人也許會說，“四兩糧食不會餓死人嘛，我現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糧食。”其實，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人的飲食主要消耗已經轉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類，糧食已經成為次要消費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幾乎完全沒有副食和超負荷的勞動支出情況下，四兩糧食是根本不可能養活一個棒勞力的。
　　
　　　　而所謂的四兩“糧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全的粗糧，而是由棉籽、豆餅、玉米麵之類混合成的餅子。人吃了這種東西拉不出屎來，青壯年好辦一點，老年人就非常痛苦了。當時，外公的父親已經六十來歲了，原本身體很健康，但每天飢腸轆轆，吃了棉籽後又經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來，很快就病臥而倒。沒辦法，外公只好用手幫他往外摳。揶到1960年2月，老人就餓死了。
　　
　　　　儘管腹中空空，但那時還要 “躍進再躍進”。1960年元旦，在各地已經開始大規模地餓死人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仍然在瞪眼胡說“我們已經完滿實現‘1959年紅到底’，現在正滿懷信心地為‘1960年開門紅’而奮鬥。”於是乎，我的外公仍然被抽調去“大修水利”，挖那兩條無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裡的頂梁柱，無論如何不能塌下來，於是我的外婆從自己和我母親的口糧中節省下一部分給外公吃，算是讓外公沒有和他一同挖河的夥伴們那樣成為“倒臥”（【注】河南民間俗稱餓死的人為 “倒臥”）。外婆渾身浮腫得按一下一個大坑，而時年9歲的母親則因患小兒疳積，肚子腫得像個大鍋，青筋外翻。
　　
　　　　死亡的陰影徘徊在村莊裡，死神隨時向每一個人招手。肚子裡沒有一點熱量儲備的人們，哪怕一次斷頓，甚至晚吃幾個小時的飯，就有可能成為“倒臥”。公共食堂停辦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時家裡不許開伙，也沒什麼鍋之類的東西可以開伙，因此家裡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後才去打飯，如果打得太早，飯就會變得冰涼。當時外婆因為浮腫已不能行走，母親捧着碗去打飯。來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飯只剩了鍋底的糝疙瘩，那是食堂炊事員耍的小聰明，煮飯時故意把飯煮糊，這樣在鍋底形成比較稠密的糝疙瘩自己吃。母親看到這些椹疙瘩滿心歡喜，想着這下可以吃上頓半稀半乾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把飯打回家準備往嘴裡送時，母親的嘴突然張不開了，牙關不由自主地緊禁閉合。外婆一看，知道母親已經出現了人餓死之前的瀕死症狀，於是趕緊用筷子掰開母親的嘴，硬是把稀湯灌了進去。一碗稀飯下肚，母親才從死亡邊緣上活了過來。
　　
　　　　餓死的人快死時的感覺，並非像我們平常人想象的那樣充滿痛苦。實際上，人要餓死時，初期感覺非常的飢餓，什麼都想吃；幾天后就進入第二期，人已經感覺麻木了，不太感覺到餓；死亡是突然來臨的，那時就是有糧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裡送不進去。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說這類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來了。餓死人的感覺我的母親親身經歷，至今不能忘懷。
　　
　　　　飢餓使很多人喪失了起碼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親戚，（我的母親叫他“船叔”，那麼按輩分我該叫他“船姥爺”）當時40來歲，飯量很大，每天的糧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飽。他的兒子給生產隊養豬，經常偷些豬飼料回家，由於豬飼料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爺發現了豬飼料，由於他餓的實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幾口。兒子回家發現後將他暴打一頓，船老爺不久就餓死了。從那以後，滑縣農村多了一條不孝敬老人的惡習，至今未能扭轉。
　　
　　　　此時的公共食堂已經辦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煉鋼鐵”和“反瞞產私分”所賜，農民家裡都已經沒有鐵鍋和任何糧食儲備。那一段時間，整個村莊總是一片死寂，沒有人在街上走；村里一切能動的動物，從牲口、貓狗、麻雀甚至老鼠，都已經絕跡了。那些去年還在用打油詩描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天堂藍圖、抒發“沖天幹勁”的貧下中農們，一個個坐在家裡等待死亡的來臨。開始還經常埋死人，到後來連死人都沒勁埋了。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的男女老少一百八十多口人，都死在短短的兩三年間。其中有幾家一個也沒剩下，成為“絕戶”，外人去收屍時，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於屍體腐爛，沒法抬起來，只能用籮筐裝，用簸箕搓。
　　
　　　　和一般農民比起來，我們家算比較走運的：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參加了工作，有糧食定量，經常自己省下糧票買點食品往家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們家的糧食緊張狀況。其實，當時當工人的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為了往家送糧食，自己節衣縮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輩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數老實巴交、沒有外援的農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鑑於大饑荒年代的慘痛教訓，80年代我們家狀況好轉後，我母親拼命積攢全國糧票，到 90年代初已經積攢了二千多斤，可惜國家糧改取消票證供應以後都作廢了。
　　
　　　　1960年夏天以後，我的大姨父當上了單位食堂的炊事員，經常乘人不備往兜里揣一點麵粉之類的糧食往家裡帶。大姨家的糧食情況稍稍好轉，因此，外婆把我母親送到鄭州大姨那裡求活。白天大人上班，我母親就帶着大姨的兩個孩子在街上轉悠。令人奇怪的是，儘管老百姓大批餓死，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但鄭州街上的飯館還在營業，櫥窗里掛滿燒雞、滷肉等食品，也時常有一些衣着整齊的人在裡面吃飯喝酒。三個飢腸轆轆、衣衫襤褸的孩子，總是站在櫥窗外面，看着那令人垂涎的食物，久久不肯離去。
　　
　　　　飢餓促使了農民向外逃亡。1961、1962年盛傳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飽，於是很多農民背井離鄉向新疆逃亡。由於當時不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流竄犯”，民兵、民警處處設防，捕捉着逃亡的農民。可是奇怪的是，內地圍追堵截，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農民只要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問想不想參加工作。等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先讓這個幸運兒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軍墾戰士——真的有人在新疆參加了工作，還回家捎來了寶貴的糧食、糧票——半真半假的傳言給了人們以希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亡，少數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來了，也有很多因為飢餓和寒冷倒斃在途中、倒斃在貨車車廂里。當時我母親11歲，外婆也開始為她準備行裝讓她逃亡，後來因為1962年麥收後饑荒緩解沒有走成。
　　
　　　　實際上，豫北的饑荒並不是全國最嚴重的。光河南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了100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死了10萬人，有639個自然村全村餓絕。這引發了後來的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清洗，最後找出幾個“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階級分子”槍斃做了替罪羊。就這樣，中國以死亡3000萬人的巨大代價，給毛澤東一手發動的“大躍進”劃上了血紅色的句號。（【注】餓死3000萬人的說法，是個大致的、粗略估計數，具體餓死人口多少，一些學者互有爭議。根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1700～2200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字為1900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為2680萬。不管餓死的人是3000萬還是2000萬，在和平時期內、沒有全局性大規模的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餓死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都是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後來，某些人為了給自己推脫罪責，稱1960～1962的饑荒是“自然災害”，這其實是占不住腳的。根據我國曆年水文氣象資料來看，那幾年的確發生過自然災害，但是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每年不可能保證各地都風調雨順。那三年的“自然災害”的規模和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1954年的全國性洪澇災害，為什麼1954年就沒有餓死人呢？當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氣不足，又給加上了兩條：“蘇修逼債”和“美帝封鎖”，其實這也是很可笑的——“蘇修逼債”發生於1960年夏天，而饑荒發生於1959年秋後，到1960年春季最慘烈（“信陽事件”就發生在1960年春天），哪裡有“因”在後，“果”在前的？事實上，蘇聯當時還曾經借糧食給我國東北地區，使得數十萬人得到口糧而免於餓死。至於“美帝封鎖”就更可笑了，“美帝”自1949年就“封鎖”中國（無非是不跟中國進行貿易），特別以朝鮮戰爭時為烈，朝鮮戰爭後還有所放鬆，然而饑荒竟然是在有所放鬆的情況下發生的！某些人偽造歷史、推脫罪責的卑劣做法，真是讓人齒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陽事件後隨同毛澤東到河南鄭州開會，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一開始就是熱烈鼓掌，偉大領袖的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據大姑父回憶說，信陽事件發生後，為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占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郵件都要拆開檢查，查到有人寫信上告或上訪，都抓起來。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兩天沒人能熬過去，於是就那麼死了。直到後來，有一個轉業兵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全家沒活人。由於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他沒有寫信或去坐火車，而是一路上晝伏夜出，靠轉業時帶的乾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三、轉機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確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劉少奇為首的、希望給予放鬆對農民控制，按農民自己意願從事生產活動的路線；另一條則是以毛澤東為首，造成3000萬人餓死、工農業總產值下降40%的“三面紅旗”路線。由於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已經難以為繼，只好由劉少奇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
　　
　　　　1961年後，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行“三自一包”，政策逐漸寬鬆起來：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樹，也可以開小片荒。從1962年開始，農村開始緩慢地恢復和喘息。外公分得了三分的荒地作為自留地，於是用他種地的專長，精耕細作，家庭開始逐漸恢復生機。到1963年秋後，終於能夠吃飽了。當時的食物都是一陣子一陣子的：一陣子頓頓是紅薯，吃得人直吐酸水；過一陣子又都是南瓜，吃得人直想吐。
　　
　　　　然而即便是能夠吃飽也可以導致厄運。1962年麥收以後，很多飽受飢餓折磨多年的農民，由於長期的飢餓導致腸胃功能退化，飽食後脹腹而死。我的外婆知道一些科學常識，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法讓全家人恢復腸胃功能，才使家裡無人遭此厄運。由於能吃飽了，大自然又開始了人口補償，加之當時沒有什麼計劃生育工作，於是滿街出現了大肚子，中國又一個人口生育高峰來到了。
　　
　　　　我的母親於1965年小學畢業，當時學習成績特別好，還戴上了紅領巾。可以說，1963年到1966年算是她童年記憶中唯一晴朗的日子。當時中國正在搞“抗美援越”，因此我的母親小學畢業語文考試作文的題目就是《給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當時，還發生了一件幾乎可以改變母親一生命運的事：那是1965年夏天，中國民航到母親所在的那個村子招收航空服務員，也就是今天所稱的“空姐”，當時母親14歲，身高長到了1米65，也繼承了外公與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幾乎就走了。可是當政審時看到成分是“地主”，於是泡了湯。後來又招收過鐵路乘務員和赤腳醫生，都是先被選中，又因為出身問題被擼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