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批鬥常香玉
　　
　　　　家裡確實是這個紛紛亂世之中的避風港，儘管外面風雲變幻，但父親每天足不出戶，在家看書、睡覺，興致來了就喝兩口小酒。當時單位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旅社裡租了間房子當辦事處，每個月頭父親他們都到單位辦事處領工資，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就這麼着在家裡待了兩個月以後，有父親的鄭州籍工友王××來找父親，二人約好去街上看看熱鬧。
　　
　　　　二人剛出家門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個正在走路的中年婦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於是大街上素不相識的“群眾”一擁而上，把那婦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饒，還申辯着：“我沒有，我沒有啊……”打了以後，人們四散而去，那個婦女躺了半天，掙扎着站了起來，扶着牆慢慢遠去了。父親再找那個可惡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燒書，各種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父親走過去看，發現裡面竟然有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簡直是莫名其妙。一個五大三粗的漢子拎着個塑料桶往書上倒汽油，另一個則點燃個紙捻子扔在書堆上。頓時烈焰熊熊，人類進步的階梯化做縷縷青煙。旁邊則是砸唱片、摔瓷器的、燒油畫的，隨着“砰、砰”、“咔、咔”的響聲，無數珍貴的藝術品成為一堆廢物。
　　
　　　　又往前走了一會，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遊街。鄭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窮人，以養奶牛為生，按理說也都是勞苦大眾。此時的造反派讓他們牽着自己的奶牛示眾，還在他們的脖子上掛個牌子，上面寫四個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個單位門前時，已經快中午了。恰好裡面由造反派押出來一批專政對象，脖子上掛着木牌，赤着腳在烤得燙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個女幹部摸樣的人，身上糊滿報紙做的盔甲，胸前掛着兩隻破鞋。
　　
　　　　等到他們走到鄭州市百貨大樓對面的河南省人民劇院門口時，看到門前人山人海。抬頭一看，竟然是在批鬥著名藝術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陳憲章。造反派讓他們兩口子站在劇院門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劇院建於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築風格，門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頂上是個平台），兩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兩米高，沒辦法戴穩，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掛着一個大木牌，上寫：“大戲霸常香玉”，陳憲章胸前木牌則寫着：“反革命分子陳憲章”。樓下，造反派正忙着燒常香玉的戲裝、行頭。當時的戲裝不象今天的戲裝那樣，是由尼龍綢、塑料片製成的。那時戲裝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絲綢，上面閃閃發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細的金線，一針一針繡上去的，價格十分昂貴。那些做工精細的蟒袍、鳳冠、烏紗帽東西付之一炬，實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們喜愛的豫劇表演藝術家，她所唱的《花木蘭》、《拷紅》、《斷橋》、《大祭樁》等在河南膾炙人口、婦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愛國，抗美援朝時期還曾經捐獻了一架飛機。就這麼一個有口皆碑的優秀藝術家，為什麼要如此對待她？我的父親看着汗如雨下的陳憲章、常香玉夫婦，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鬥常香玉最積極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處的同事。平時這些人沒有她那樣高的藝術造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燒，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這些藝術上無甚成就的半瓶子醋們翻身的機會終於來了。嫉妒就是這樣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此時已經時值下午，天氣太熱，父親他們二人肚子也餓了，於是又回家去。父親剛到家，就看到我們的鄰居，鐵路技校的常校長他們兩口子面色蒼白地被一群造反派押着從大院裡出來。常校長夫妻是解放前的地下黨，當時國民黨半夜派人抓他，事先有內線來送信，在國民黨兵來之前他先在村里放了兩槍，大聲喊道：“鄉親們，我常××走了！但我還會回來的！我老娘和孩子還在家裡，拜託大家照顧一下，誰要是敢動他們一下，休怪我常××不客氣！”就這麼一個老革命，也居然成了革命對象，真不知道這是哪家的革命。不過，那次批鬥常校長是陪斗，喊了幾句“打倒走資派的孝子賢孫常××”之後就把他給放回來了，沒怎麼着他。
　　
　　　　不過，採取“文革”的方式解決某些問題倒是來得很快，特別是針對現在各級政府都頭疼的“拆遷”問題。五十年代末鄭州市文化路在擴建時，有一家釘子戶，無論如何也不肯搬走，後來政府給他家蓋了一處新院子、新瓦房，也還是不肯搬走。於是，寬寬的文化路走到他們家那裡就窄了一倍。就這麼着從五十年代末一直拖到文革，一天中午突然來了一隊紅衛兵，二話不說就動手拆房子，半天工夫就把他家夷為平地。可憐那家子人，連家具也沒搶救出來。
　　
　　　　1967年春節前後，我父親還見過一回郊區貧下中農的“革命遊行”。那時鄭州郊區的貧下中農還窮得很，農民連內衣都沒有，人人赤身穿着落滿補丁的破棉襖。當時天氣很冷，那些貧下中農個個凍得縮着脖子，渾身哆嗦地舉着標語在街上走着。
　　
　　　　　　　　　　　　　　　　　　　　　八、文革三國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從控訴“大躍進”和“信陽事件”搞起來的。在“大躍進”和“糧食關”期間，河南的領導人吳芝圃 “左”得出奇，給河南老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百姓恨在心上。其實，無論是河南的吳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慶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來就需要忠實的、不具有任何獨立思考的執行者，敢直言說真話的幹部，如同彭德懷、周小舟之類，在雙輪雙鏵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傾等一浪接一浪的運動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從對毛澤東的迷信出發，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歸咎於吳芝圃，因此河南造反派一起來，就把當時已調到廣東的吳芝圃給揪了回來，也算大快人心事。
　　
　　　　鄭州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鄭州大學裡出來的，叫“鄭大聯委”，得到了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支持，其頭頭就是在文革時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黨言川。“鄭大聯委”聯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70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劉建勛調走以後，代理省委書記文敏生反對“二七公社派”，一度把黨言川等“二七公社派”頭頭們給抓了起來。文革初期我的父親尚在東北，對鄭州幾個造反派分分合合的過程不太清楚，也懶得打聽，但還是有所耳聞。反正到了1967年，鄭州三大造反組織的形勢有點像“三國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三足鼎立，後二者在河南省軍區的支持下常常聯合起來對付二七公社。當時的鄭州市已被三者攪得地覆天翻、烏煙瘴氣了，經常有武鬥事件發生。特別是1967年5月間，二七公社、十大總部之間武鬥最為激烈、頻繁。
　　
　　　　從五月初開始，“十大總部”就派人將“二七公社”的人圍困在一棟大樓內，斷水斷電，日夜攻打。可樓內的“二七公社”的人堅守不出。外面“十大總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車吊了一個火車輪子，硬是把大樓撞塌。先開始讓吊車主司機撞樓，主司機是個老工人，知道這事的分量，於是他拒絕了。 “十大總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頓，並高唱“革命的站出來，誰要是不革命就滾????蛋”，於是他滾蛋了。他的徒弟年輕，革命態度積極，頭腦一熱主動請纓開弔車。攻進去後，把還沒死的找出來一個個用梭鏢扎死，那些人死前還高呼“毛主席萬歲！”“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跟真的要就義似的。
　　
　　　　後來“二七公社”死於武鬥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鄭州大學校園裡，並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結束之後就被炸掉了。到了1967年7月底，中央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形勢迅速明朗化了，“十大總部”作鳥獸散，那個用吊車撞開大樓的吊車司機也被找出來槍斃了，父親在鄭州街頭親眼看到過槍斃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幹部和“二七公社”頭頭們為骨幹的革委會，局勢漸漸才平靜下來。後來，“二七公社”頭頭之一，大姨父所在單位的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頭頭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時還被選為中央委員。
　　
　　　　　　　　　　　　　　　　　　　　　　九、血洗戴子營
　　
　　　　在家裡放假好幾個月以後，我父親接到單位通知：單位派性問題基本解決，可以回來上班了。於是，我的父親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發現，單位內的武鬥雖然解決了，但現在武鬥成了槍口一致對外了，而且已經換成了真槍實彈。原來，是當地軍分區支持鐵N局，要他們去攻打一個叫做戴子營的村寨。
　　
　　　　戴子營是一個比較大的村寨，甚至還有土城牆、壕溝。不知道為什麼得罪了軍分區和鐵N局。那天中午，單位里的工人民兵在軍分區代表的暗中指揮下，手持半自動衝鋒鎗、手榴彈，向戴子營殺去。碰到這種事，我的父親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幾個熟悉的工友卻去了。這些人回來時死了兩個，幾個受傷，剩下來的則把攻打戴子營的經歷講給了我父親聽。
　　
　　　　那天他們乘着汽車來到戴子營時，村里早已壁壘森嚴，寨門緊閉。原來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動步槍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裡面打槍，裡面人則以牙還牙。這時穿着工人制服的軍分區的參謀已經制訂了調虎離山的計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門，加強火力配置，造成寨門吃緊的假象。戴子營的人都是農民，哪懂戰略戰術，於是傻乎乎地一股腦往寨門那裡跑。此時，已經挑選出來的鐵N局敢死隊員們則從另外的方向悄悄翻過寨牆，進了寨內，來了個“敵群開花”。這時戴子營的農民民兵就以寨內房屋、院落作為堡壘，繼續與工人民兵激戰。我父親的工友劉××當時與另一個工友孫××二人一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進。孫××想看看前面情況，剛一伸頭，一粒子彈恰好擊中前額，瞬間倒在地上。劉××連忙將其扶起抱在懷中，鮮血從孫××頭上的彈孔里直往外噴，噴得劉××渾身是血，只一分多鐘孫××就斷氣了。另外死掉的一個工友是個學徒工，姓盧，那年才十八歲，剛參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牆時被土炮轟死的。他母親是個寡婦，就這麼一個兒子。
　　
　　　　經過大半天激戰，到天黑時戴子營投降了，俘虜們被五花大綁地押送回鐵N局，還進行了審訊、拷打，又打死一個俘虜。是役，鐵N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傷數十人；戴子營的農民民兵死傷不詳，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於武鬥的九個人，後來都被埋葬在黃河大橋南岸的沙灘上，永遠注視着大橋上南來北往的列車。
　　
　　　　　　　　　　　　　　　　　　　　　　十、孟塬紀事
　　
　　　　打下戴子營以後，鐵N局造反派威震潼關、孟塬，沒有誰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氣。有一回，一列客車停靠在孟塬車站，幾個乘客和乘警坐在車窗前的座位上嘮嗑。乘客看見窗外來來往往穿灰藍色勞動布工作服的人，於是就問乘警，那是什麼單位的？乘警一邊抽煙，一邊顯示自己見多識廣，不屑地說道：“那是鐵N 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誰知，車窗附近恰好有個鐵N局的工人，他一聽乘警這麼說鐵N局的人，頓時大呼起來：“弟兄們！這個乘警說我們都是土匪！”
　　
　　　　這一喊不要緊，頓時有幾百個工人抄着傢伙奔向列車，轉眼工夫就把列車團團圍住，十幾個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給揪下來。那乘警嚇得面如土色，一個勁地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們依舊不依不饒，非要把那乘警單獨留下來審訊。列車長趕緊找了孟塬火車站的站長，老站長來到工人們中間，跟大夥說道：“弟兄們，看在我的面子上，饒了這小子吧，我保證他以後再也不敢了。”那乘警跪在地上，一個勁磕頭作揖，喊道：“我錯了！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孟塬火車站站長跟鐵N局工人朝夕相處，大家也挺敬重他，大夥一聽他這麼說，再看看那乘警的熊樣，也就算了。
　　
　　　　自從1967年以後，伴隨着到處串聯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社會上的流氓明顯多了起來。有一天，一列從四川開來的火車上，幾個串聯的紅衛兵拿了列車售貨員的蘋果和啤酒不給錢，乘務員申辯，那幾個流氓就打了乘務員。乘警去嚇唬他們，誰知他們連乘警都不怕，還把乘警給綁了起來。列車長聽說這事，指示火車司機把列車停到孟塬車站後，通知了車站方面，車站又通知了鐵N局。
　　
　　　　竟然敢在“鐵老大”的地盤上撒野，這還了得！鐵N局掌握實權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兩千人，將列車圍了個水泄不通，幾個工人上車搜查那幾個流氓紅衛兵。幾個肇事的紅衛兵一看這個架勢，連忙翻車窗想跑，可來不及了，大部分當場被抓，只有一個跳下車窗後趴在車底鐵軌上。幾個壞小子被抓住以後一清點，少了一個，於是又全車廂里大搜索。這時，我父親偶然往車下一瞅，火車輪子後面藏着一個人，於是這小子也被抓了出來。然後，又從這幾個壞小子身上搜出鋼鞭、匕首、軍刺、手銬等兇器。列車長向鐵N局道過謝以後，列車又前行了，留下這幾個壞小子由工人審訊。先開始幾個小傢伙嘴還挺硬，於是工人們把他們用電動葫蘆吊起來，用鋼鞭抽打，把這幾個原本不可一世的壞小子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吊了兩天，一看他們已經快沒氣了，這才放他們走。
　　
　　　　在潼關時，我的父親還目睹了一起處決。被處決者據說是原潼關縣公安局長，他在“砸爛公檢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鮮（【注】此人以前參加過抗美援朝），可朝鮮又把他給送回來了，因此犯了“叛國罪”而被判處死刑。因為怕他喊口號，他被用鐵絲穿過面頰和舌頭。類似處決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分流行，後來張志新處決前被割了氣管。後來不久，父親工地所在的村莊上城子有一個九歲的小孩，因為剛在學校學會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寫有“毛主席萬歲”標語的牆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兩個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終。
　　
　　　　當時，陝西的農民非常窮，但民風很淳樸，農民老實、厚道。在孟塬工地不遠，有一個小小的洗染店，當時很多工人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來二往就跟裡面的人混熟了。這個洗染店裡有一個老師傅，姓張，當時背上總是戴着寫着“小業主”三個字的布條。張師傅原本是這個洗染店的老闆，窮苦人出身，抗戰時在國軍部隊裡當兵，給長官當馬夫。日本人打洛陽時，他在戰場上給長官看馬，眼見着一發炮彈打來，離自己百步開外爆炸；第二發炮彈又近了一點，第三發更近一點。老張一看，壞了，再有一發就輪到自己了。於是他撒開腳丫子就跑，剛跑了幾步，一發炮彈落在他剛才站的那個位置，長官的馬全被炸死了。後來他們部隊在深夜裡與鬼子遭遇，被打散了，老張輾轉到了孟塬，開了間洗染店，找了個媳婦。解放後，老張的洗染店被公私合營，老張也繼續留在裡面當職工。老張人很豁達，因此儘管當時每天都背着“小業主”的白布條子，但依舊談笑風生，聲如洪鐘。
　　
　　　　孟塬火車站附近就是著名的西嶽華山，既然到了這裡，不登華山是過不去的，正好當時我叔叔從東北來，因此他們哥倆，連同幾個工人一起登華山。在山下，他們遇到一大群紅衛兵舉着紅旗上山，走在他們前面。還沒走多久，剛過仙姑橋就有一個女紅衛兵摔死了，她妹妹伏在她的屍體上大哭。其餘的紅衛兵繼續上山。等父親他們到了南峰絕頂的仰天池，看到那幫紅衛兵正在往池子裡拉屎，感覺十分掃興。晚上，他們一行就住在山頂道觀里，道觀已被那幫紅衛兵革過命了，砸得亂七八糟的。那幫紅衛兵不住道觀，要學習《智取華山》裡的革命英雄，連夜下山。第二天，父親他們幾個下山時看見，又摔死了幾個。
　　
　　　　　　　　　　　　　　　　　　　　　　十一、“進洞要緊”
　　
　　　　鐵N局在潼關一帶，修築的是連通孟塬（【注】屬陝西省）到風陵渡（【注】屬山西省）的鐵路，合計修了一座黃河鐵路大橋和幾個隧洞。由於當時局勢混亂，工程修修停停，四、五年才最後完工。修黃河大橋時，一個吊臂因基礎不牢而翻倒，致使在吊臂上的幾個工人犧牲，也被埋葬在黃河南岸的沙灘上。後來 1991年我考上大學時，我們全家到臨潼旅遊。火車過黃河大橋時，父親還指着黃河南岸的沙灘對我說，那裡埋着當時犧牲的工人。
　　
　　　　後來開山洞時，山洞塌方也造成了傷亡。有一個叫鄭××的工人一向是個積極分子，也在事故中受了傷。等到大家七手八腳把他抬出來，他在擔架上大叫：“別管我，進洞要緊！”當時，此事被當作“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活教材四處宣揚。但是漸漸的，他的豪言壯語卻變成了工人們的笑柄，人們見了他，總是笑着問：“怎麼樣，進洞要緊不要緊？”更有尖酸刻薄的人做了發揮：“你是要進什麼洞啊？咋的就那麼急？”每當人們問到這裡，他就一臉愧色，爭辯道：“唉，過去的事啦，還提它幹什麼……”
　　
　　　　在孟塬時，有一天傍晚來了一車皮開山洞用的TNT炸藥。火車停在車站裡，領導認為很不安全，於是組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連夜裝卸。可是工人里黨員、團員不多，人手不夠，於是就讓積極分子也去，後來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後出身富農的也叫去了。最後工棚里只剩下包括父親在內的3個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里沒有電燈，只有外面慘白的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3個人誰也沒有睡覺，但誰也不吭聲……“出身”就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你的心頭，讓你窒息，讓你隨時感覺你是個異類。成分不好的人在那個時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賤民、就是中國的“首陀羅”和猶太人。
　　
　　　　在潼關後期，單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友，在上廁所時用《林彪語錄》擦屁股，竟然被一個“覺悟高”的人給檢舉揭發了，還把“贓物”交到了領導手裡。造反派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於是那個王××被抓起來審查，還居然為此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可是查出身，是八輩子貧農，根正苗紅；查歷史，苦大仇深；查表現，一貫積極。這可真難為了專案組，好在這時傳達了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的消息，這才不了了之，把她給放了。
　　
　　　　　　　　　　　　　　　　　　　　　　十一、崇拜芒果
　　
　　　　那個高高在上的太陽，經常發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為什麼，這些“最高指示”總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傳達到父親單位。於是，人們不得不從睡夢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鑼、打起鼓，有時還要燃放鞭炮，在舉着大紅紙寫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頭頭帶領下遊行，以顯示革命群眾的偉大力量。
　　
　　　　還有一次，遊行是因為聽說“據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甚至更長”這個特大喜訊。當時半夜起來先是在工地折騰了一陣子，又覺得這個喜訊實在是太重要了，幾個頭頭湊到一起一合計，打算到幾十里外的陝西省華陰縣去遊行慶祝。等大夥浩浩蕩蕩、敲鑼打鼓坐汽車來到華陰縣時，當地已經慶祝過又去睡覺了，街上一片漆黑，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聽到鑼鼓聲聲，只有一個人從一間商店裡探出腦袋來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門關了。見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還有一次，半夜起來傳達一個“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雖然這句最高指示讓人聽着感覺到丈二摸不着頭腦，但也管不了這麼多了，反正毛澤東說的話，就是屁話也要慶祝。後來才知道，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澤東批評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芒果之後，又興起了“芒果崇拜”，全國到處都充滿了用蠟做的假芒果，人們就對着這些假玩意頂禮膜拜。在鐵N局，由於沒人會使用蠟做芒果，就有心靈手巧的木工用木頭雕成芒果的樣子供人們崇拜。
　　
　　　　　　　　　　　　　　　　　　　　　　十二、天涯淪落人
　　
　　　　1967年底，我的母親時年16歲。滑縣老家已經實在不敢再待下去了，於是外婆托媒人為我的母親找男人結婚。母親太小，外婆怕她受欺負，於是提的條件是也找一個出身不好的、年紀大一點的男的，希望他能心疼她。就這麼着，找到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由於年紀輕輕就受到政治上和婚姻上的雙重打擊，因此一直沒有再婚。波折的經歷，使得他脾氣很暴躁，對什麼都缺乏興趣。此外，由於還要供養祖母，特別是文革初期祖母被紅衛兵押回確山老家，也使得父親頗為破費，不但沒存下什麼錢，還欠了幾百塊錢債。結婚時，我父親找人借了5塊錢給我的母親買了件新衣服，父親裝行李的炸藥箱是他們唯一的“家具”；沒有房子，就住在父親單位的帳篷里或者寄住在祖母家裡；沒有被褥，是我大姨買了個套子連夜趕製的。
　　
　　　　前面已經提到過，我的祖母養成了自私冷酷、飛揚跋扈、花錢大手大腳的性格，因此對這個兒媳婦的到來，她並不歡迎。因為，這個兒媳婦是農村戶口，來了就是註定要吃“高價糧”的。同時，由於我的父親整整大我的母親一倍，年齡差距達16歲，人又長得漂亮，因此祖母認為我父親和母親之間的婚姻不可能持續多久，故而我母親過門後，對我的母親百般虐待。我的父親對我母親感情還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心粗，又經常隨單位東跑西顛，因此疏忽了我的母親，經常單獨讓我的母親和祖母住在鄭州。父親留給母親的生活費一併交給祖母，沒想到自私冷酷的祖母私自截流花掉了。母親當時年紀小，又不敢說，因此在那一段時間裡，我的母親受了很多的苦。
　　
　　　　後來我的姐姐出世時，由於家裡太窮，買不起衛生紙，我的父親就到工地撿了些裝水泥的袋子，回來後洗乾淨，又在鍋里蒸一蒸算是消毒，給母親臨產時用。生姐姐時，祖母使壞不讓父親陪伴母親。我父親孝順，不敢違抗命令，只好待在家裡，任由我的母親一個人在醫院裡掙扎。當時醫院裡產婦，基本上都有家人陪護，只有我的母親一人孤苦伶仃。當時恰逢冬天，窗外滴水成冰，母親羊水破時，就浸泡在冰冷的羊水裡幾十個小時。我姐姐出生時個頭太大，母親年齡又太小，因而極度難產，人都快憋死了。幸虧當時醫院的醫生、護士都特別好，在一個老護士長的帶領下，慢慢用寬帶子一點一點勒，生了40多個小時才生出來。孩子出生後，祖母和父親去看我的母親，醫生實在可憐我母親，於是對他們倆大聲訓斥，祖母聽後一言不發。
　　
　　　　回家不久，父親就又和單位走了，留下祖母和月子裡母親在家。祖母故意虐待母親，讓還在坐月子的母親大冷天去洗被子，結果又使我母親落下了不少病根。祖母這個人，在我少年時來過我家住過一段時間，我發現她殘忍、自私、冷酷，對我這個孫子一點也不親。母親原指望找了我父親能逃出苦海，此時又落到我的祖母手裡，真是雪上加霜。
　　
　　　　我的母親實在不堪祖母這種令人髮指的虐待，父親又不在身邊，又不敢對外公外婆說讓本來就陷於苦海的他們傷心，於是到鄭州人民公園上吊自殺。當時母親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因此打了一個結結實實的結。也是母親命不該絕，當時幸好有幾位行人路過，行人見狀大驚，連忙將母親七手八腳地放下，此時我的母親都已經聽不見、看不見了，但意識還清楚。出了此事以後，父親才恍然大悟，於是把母親帶到了工程隊，母親才算脫離了祖母的魔爪。
　　
　　　　　　　　　　　　　　　　　　　　　　十三、徹底的無產者
　　
　　　　因為我的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照當時的規矩，奴隸的子女也是奴隸，所以我的姐姐也是農村戶口。當時，我的父親一個月工資加補貼大約是六十來塊，按當時標準說已經比較不算低了，但是，父親單位是流動性質，經常需要外出吃飯，無形中多了很多開銷；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強行扭送回農村，父親幫她安家欠了300元外債，每月都需要還債；祖母回到鄭州以後，花錢依舊大手大腳，經常請人幫着寫信要錢，還時不時地發來電報，謊稱自己“病危”，實際是要錢。我父親孝順，一接到電報就六神無主、長吁短嘆，趕緊跑回鄭州去，這麼折騰着，也花掉不少錢。此時，家裡又添了兩張吃“高價糧”的嘴，家裡日子越來越困難了。
　　
　　　　為了求生，我的母親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農田裡挖別人不要的、半腐爛的馬鈴薯，撿別人收割時灑下的麥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運氣不好時，曾被生產隊抓住遊街示眾，但我的母親為了這個女兒，自己豁出去了，愛遊街就遊街，愛鬥爭就鬥爭；不過，有時運氣好，也遇到過好心人，偷偷塞給她一把麥子。
　　
　　　　七十年代初期，潼關鐵路修完，鐵N局又流動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懷來、幽州一帶，從事豐沙線鐵路複線建設工程（【注】豐沙線是連接北京豐臺——河北沙城的鐵路，該線於1954年建成，1955年11月運營。其複線工程於1972年10月竣工運營）。此時我們的家庭，用“徹底的無產者”形容是一點都不過分的。當時全家三口住在父親用木板和油毛氈定成的簡易房子裡，用枕木鋸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當桌椅板凳。當時的衛生狀況也非常差，臭蟲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無法睡覺。臭蟲這東西，今天的人們多已見不到了，但那時卻非常普遍。臭蟲是一種菱形的寄生蟲，專門靠吸人畜的血過活，未吸血時呈扁平狀，吸飽人血之後，則像人指頭肚子似的圓圓鼓鼓。
　　
　　　　風沙線沿線地處燕山山脈，四周都是崇山峻岭，間或有河流溪谷流淌。附近出產葡萄、山杏。當地的葡萄呈奶白色，晶瑩剔透，非常可口。如今我們市面上常見的“長城”葡萄酒，就是用當地生產的葡萄做的。
　　
　　　　到風沙線不久，我的母親又懷孕了，這個胎兒就是我。剛一懷上，我母親的反應就非常劇烈，特別想吃酸的食物。於是，她和另外一個家屬一起到山谷里摘酸杏吃。時值1971年夏末秋初，二人剛摘了一會兒，突然下起大雨來。雨越下越大，轉眼間變成了傾盆暴雨。那個家屬一看，指着一塊大石頭說，咱們找個地方避避雨吧。於是二人向那塊大石頭走去。可是我的母親抬頭一看，發現四周的懸崖上均有水沖刷過的痕跡。當時母親不懂什麼地質學，但直覺告訴她，既然那麼高的地方水都能衝到，那麼何況這溝底呢？母親越想越怕，於是對那家屬說此地不能久留，得趕緊跑回去。那個家屬本來不願意走，但母親跟她說了自己的擔憂，於是二人拼命跑起來。一路上頂風冒雨、磕磕碰碰，但總算安全到家。剛剛過了家裡附近的那座橋，巨大的泥石洪流就傾瀉而下，裡面夾雜的石頭，大的有雙人床那麼大。
　　
　　　　一回到家裡，看到屋裡陋得跟水簾洞一般，地上的水已經齊膝那麼深了。我的父親正在忙着用臉盆往屋外舀水，姐姐則哭得哇哇叫喚。母親暗自慶幸，要是當時依了那家屬，那肯定是在劫難逃了。
　　
　　　　　　　　　　　　　　　　　　　　　　十四、咄咄怪事
　　
　　　　豐沙線靠近北京，因此我父親偶爾也利用星期天帶母親到北京玩玩。一天他們到頤和園去，到了石舫，被人攔住不讓進。父親看見上面有一兩個外國人，於是就問，上面明明有人，怎麼不讓進。工作人員說，只有外賓才能進，否則這麼多人，石舫早就垮了。這事父親一回憶起來，就很氣憤，說這不是“華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翻版嗎？現在，頤和園的石舫也對普通百姓開放了，並沒見被踩垮。
　　
　　　　還有一次，父親到八達嶺長城去玩。當時不知道為什麼，長城好好的垛口被拆掉了一段，修成了花牆。我的父親想到垛口那裡照相，可照相的不想走，偏不讓照，非要在花牆那裡照不可。於是我父親只好在花牆那裡照了一張，至今，我們家還保留着這張照片，成為那段荒唐歷史的又一個見證。
　　
　　　　　　　　　　　　　　　　　　　　第四章　　艱難時世
　　
　　　　　　　　　　　　　　　　　　　　　　一、太谷縣城
　　
　　　　1971年下半年，伴隨着豐沙線的完工，我們全家又隨鐵N局，搬到了山西省太谷縣，並且在這裡結束了流動生活，開始定居下來。文革以前，太谷縣是個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現在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牆、整齊劃一的棋盤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鐘樓。城內還有個無邊寺，有一座七層高塔，通體潔白，這座白塔以後成了太谷縣的標誌。原來寺里還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舊”時全部被砸爛了，我小的時候去無邊寺里玩時，還見到幾尊無頭斷肢的佛像，殘缺的肢體是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見證。我們家搬來後不久，太谷縣革委會認為如果把城磚拿來蓋房子，城牆就會“變廢為寶”，於是乎全城開展了大規模的拆城牆運動，轉眼間這座美麗的古城不見了，變成了一座當今我們隨處可見的、沒有任何特色的灰色縣城。後來平遙城漸漸地聞名於世，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也成了當地的一大財源。對此，太谷縣的人們又是羨慕，又無可奈何。
　　
　　　　太谷這個地方是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國錢莊的發源地，大名鼎鼎的“晉商”的老家就在這裡，當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實。我們家剛到時，租住在一處私人的高大磚瓦四合院裡，門口兩個高約一米的石獅子，進門就是女兒牆，院子裡正房廂房齊備，房頂還是類似於城牆垛口的防衛牆。而這，還只是這家主人兩處院落中的一處。可這家的主人成分竟然是……中農！我母親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一幢二層小磚樓就算地主了，可這家卻比自己家氣派得多怎麼會是中農呢？原來，這是因為該地比較富裕，人人家底殷實，為了便於開展階級鬥爭，只好富人裡頭找窮人，抬高“劃分成分”的標準了。
　　
　　　　太谷縣民風比較淳樸，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動亂雖然也波及到這裡，但實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來。聽當地人講，文革期間最大的一次武鬥發生在火車站，對立的兩派“紅色造反總司令部”和“紅色造反總指揮部”遊行時相遇，先是比賽背誦《毛主席語錄》，接着就是辯論，最後動起手來，皮帶、磚頭、棍棒上場，傷了幾個，但一個沒死。
　　
　　　　太谷縣有一所大學，是原來孔祥熙修建的，原來名叫“銘賢學校”，以紀念在“義和團”時代死難的外國傳教士。當時叫山西農學院，現在改稱山西農業大學。剛到太谷時，太谷火車站那裡總是有一個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來的火車”和“中央文革”。後來一打聽，此人原是農學院的老師，文革初期他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裡嗅出了風頭，於是搞政治投機，最早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可是，當時劉少奇雖然黨內地位下降，但還並沒有被徹底打倒，還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天安門上，於是，這個不走運的傢伙投機的時機不對，被打成反革命，整瘋了。此後很多年，他都風雨無阻地天天守侯在火車站旁，等待着永不會來的“中央文革”的大員們。
　　
　　　　　　　　　　　　　　　　　　　　　　二、援助非洲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國人民雖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但某些人總是愛到處打腫臉充胖子，號召人民“節約最後一個銅板，支援亞非拉人民的解放鬥爭”，給援助、給錢、給糧。我國援助“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總計達70億美元，結果霍查分子用這些錢修了10000多個紀念碑、30000座碉堡（全國才 200萬人）。甚至我國援助的優質無縫鋼管，也被阿爾巴尼亞用來當電線杆子。“歐洲社會主義明燈”要錢要物從來都是理直氣壯、獅子大張口，稍有不滿足就不滿意，最後要得連高瞻遠矚、一貫正確的偉大領袖自己都覺得力不從心，只好落得個出力不討好的結局，也顧不得什麼“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牢不可破” 的友誼了。除了“明燈”以外，還有烏干達的阿明政權（阿明以愛吃人心聞名於世）、柬埔寨的紅色高棉（這個邪惡的政權屠殺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拆散了家庭，把全體城市居民全部趕到農村）、越南……浪費在這些國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計其數。
　　
　　　　當時，鐵N局也擔負起一項光榮援外任務：幫助修建坦贊鐵路。那時正以“階級鬥爭為綱”，因此雖然坦桑尼亞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紅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親自然沒有份兒了。就是這些“根正苗紅”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處在民兵和政工人員的嚴密監控之下。那些工人回來以後講了很多趣聞：當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別懶，沒有任何儲蓄觀念——一句話就是還沒開化。當地的工資是每天下工時發放的，黑人白天幹上10小時活，晚上發工錢後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個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離去；很多黑人工人連房子都沒有，就用芭蕉葉加樹枝搭起個窩棚睡；白天再去幹活，午飯沒錢買就爬到樹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麼果實，用火一燒就吃。這些“亞非拉人民”為什麼總是處於貧困之中，光歸咎於“帝國主義掠奪”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亞、贊比亞等國家報紙早就公開報導，早已經是路人皆知了。可咱們國內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後，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秘密召集起來到森林深處開會傳達，還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實別說去開會的，連沒開會的哪個不知道呢？那時就是這樣，什麼都要“保密”，什麼都算秘密，獨裁者就是靠這種無處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盜鈴來維持自己統治的魔力。
　　
　　　　後來，這些工人回國時，也往國內捎了很多東西，竟然是……中國產的白面。因為當時山西省的細糧供應實在是太少了，甚至比非洲還糟糕，而且還要憑票。坦桑尼亞是不用憑票供應的，於是很多工人把回國當成了買細糧的絕佳機會，把全部收入都買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於連很多非洲朋友都奇怪，問你們不是還援助我們嗎？怎麼還往回捎這些東西？你們應該不缺糧呀！於是後來政工人員專門下了命令：不許捎白面回國，違者沒收白面，並給處分。等“革命”鬧到了這個地步，無論你再唱什麼高調、再玩什麼把戲，再自欺欺人地談論“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壓迫的人民”，再自暴自棄地提什麼“寧要窮社會主義，不要富資本主義”、“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也沒人會真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