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海道起舞與張之洞勸學 　

1900年中華帝國的大混亂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造反”都發源於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發源於廣西蔓延至長江下游廣大地區的太平天國運動。而1900年的農民“造反”卻發源於帝國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當帝國的整個北方都已經混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時候，帝國的南方卻是另外一番寧靜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華帝國此時為南北兩個不同的國家。

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是：當帝國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滅洋”行動的時候，帝國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聯合做出一個決定：抗旨。

在大清帝國歷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開指責朝廷的聖旨是錯誤的，並且明確表示堅決不予執行，這是帝國歷史上無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這個意外至少可以說明：在洋人們以軍艦大炮開路，同時裹挾着工業製品、科技成果、貿易觀念以及社會文明等等附屬物強行進入中華帝國的同時，也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帶來了近代歐洲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隨着商品貿易和經濟生活的日益活躍而悄悄地改變着帝國某些官員的思維方式，從而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無法逆轉地影響了這個帝國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模式。於是，在帝國北方農民們“造反”的同時，帝國南方的官員們也同時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造了反”。此時的大清帝國風雨飄搖，南北的“造反”形勢各具奇趣。

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是產生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這是一個令自稱有數千年文化積澱的中國人越來越感到尷尬、困惑和無奈的規律。中國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以“倫理道德”為“立國之本的國家。中國歷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學說的所有經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換、商品貿易和從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脅國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頭號敵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學說從一開始就把“利”與“義”嚴重對立起來，使“無商不奸”的觀念在中國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於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奸”，從道德意義上講，等同於政治意義上的不可靠。因為如果一旦“利”足夠的大，“奸”商們就可能連國家都敢當做“商品”拿去交易。數千年來，這個東方帝國的國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義，小人趨利”這種嚴謹而浪漫的道德說教的基礎之上，無論是帝國的平民還是帝國的官員，在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嚴密的政治統治中的一個道德符號，死去的聖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為一，成為這個帝國最高道德標準的象徵。但是，持有這種觀念的民族終於在20世紀初遇到難以自圓其說的境況：除了中國的古典哲學之外，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文學說，包括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甚至美學無一不是從分析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商品經濟規模和貿易往來樣式而發端的，離開了商品經濟的一系列參數任何學說都無法科學地確立。因此，當世界已經進入了現代商品社會之後，外部勢力不惜使用炮艦強迫封閉已久的中華帝國“做生意”，帝國的社會動盪由此開始前所未有地頻繁了起來。中國人發現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穩固與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時常顯現出一種分崩離析的跡象，於是關於“道德危機”的呼籲始終貫穿在帝國晚期的歷史中。帝國呼籲的核心是：外敵可御，國賊難防。

1900年帝國南方的數省大臣長久地被中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這些帝國南方大員的職務和名字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閩浙總督許應揆、四川總督奎俊、福州將軍善聯、大理寺卿盛宣懷、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等，另 外，兩廣總督李鴻章雖因奉旨北上議和而沒在“無恥之徒”的名單內，但他是最先倡導“互保”的最重要的南方大員之一，因此也難逃歷史惡名。

帝國的這些南方大員共同具備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正謖飧古老的帝國里以極大的熱情創辦着各種近代大型“企業”——那在黎明中響起的機器製造聲穿透帝國南方濃濃的濕霧向着遼闊的天宇擴散，直至迎來普照清山綠水的明媚的陽光。帝國南方的大員毫無例外地都屬於中華帝國第一批“下海”的朝廷命官——這可謂是國家的大“奸商”了?

當帝國北方義和團們“滅洋扶清”的旗幟席捲山東、直隸，帝國政府支持義和團行動的暗示已經被官方渠道證實了的時候，帝國南方官員們的反對態度出奇的一致，他們“見太后所行，自招滅亡之政策，極為焦慮，發電力阻”。（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 》，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莫不謂拳匪釀禍，貽誤國家，疾首痛心，同切憂懼。”（同上，第195頁。）南方的官員們一反帝國官員歷來在政治表態上的隱諱曖昧模稜兩可的慣例，沒有拖延、沉默和秘密勾結的陰謀，而是各自迅速地用奏摺的方式直言不諱地向慈禧表達了“堅決剿滅，以絕後患”的政治主張。湖廣總督張之洞明確下達了對義和團“實力彈壓”命令，而在帝國政府對外宣戰的前一天，即6月20日，朝廷接到了兩廣總督李鴻章的一封電報：“眾議非自清內匪，事無轉機。”所謂“眾議”，說明帝國的南方大員之間已經經過協商並達成了立場上的一致。他們不顧朝廷的明確傾向，強烈要求慈禧“宸衷獨斷，先定內亂，再弭外侮”。李鴻章的這封電報到達北京的時候，德國公使克林德已經橫屍崇文門街頭了。帝國北方的政治局勢自此陷入了一片混亂。

儘管帝國的南方沒有發生任何動盪的苗頭，但是長江江面上還是出現了異常，引起異常情況的是英國人。

1900年中華帝國的長江兩岸是英國商人的巨大“市場”，因此北方義和團的舉動引起了英國人的極大恐慌，他們認為帝國北方農民們的造反隊伍如果向南開進，將嚴重危及英國在帝國南方地區的商業活動。於是英國政府決定向長江派遣軍艦，以保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朝廷宣戰的前四天，即6月17日上午，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法雷斯奉英國外交大臣的指令去見湖廣總督張之洞。法雷斯說的話令張之洞立即警惕起來。法雷斯說：“如果長江流域發生動亂，英國政府可以提供切實的軍事援助。”（何文德：《中國海 關與義和團運動》。）這個外交辭令的含義很明白：如果義和團蔓延到長江流域，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英國將向這個地區出兵。張之洞立即回答：如果需要援助的時候，會和英國領事協商的。但是，這裡不會發生 什麼嚴重的事情——帝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回答的含義也很明確：他有能力防止義和團在此地的蔓延，不需要英國人的一番“意”。帝國的南方官員不願意看到英國軍艦深入長江水道，因為此先例一開，各國軍隊就會隨之蜂擁而至，那樣帝國整個國家的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就會受到威脅。

張之洞隨後立即給兩江總督劉坤一發了電報，在兩人的觀點達成一致後，他們聯名致電中華帝國駐英國大使，請他轉告英國政府：中國自己有足夠的力量維護長江流域的安全。若英國一旦派軍艦進入長江，定會引起中國百姓“驚謠生事”，那樣的話各國“援照效尤，更難收拾”。

必須尋找出一個令雙方都感到安全的辦法。張之洞在先前給英國領事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互保”的概念：“我湖北已添重兵，貼出告示，嚴飭各州縣，禁謠拿匪，敢有生事者，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有我力任保護！”

這就是後來演變成著名的《東南互保章程》的發端。所謂“互保”，簡單地說便是：帝國南方官員絕不支持義和團殺洋人的舉動，不承認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詔書》的合法性，並且會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洋人在華的安全和利益；洋人不得在帝國南方採取包括軍事攻擊在內的任何過激行為，必須遵守帝國的法律和道德禮儀，和中方以和平狀態進行正常的商品貿易。

普天之下，皇土之上，帝國的官員曾幾何時敢說朝廷的詔書不合法？而現在，帝國南方的封疆大臣要聯手保護帝國東南的安全和利益，為此他們不惜抗旨！

大理寺卿、時任帝國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由於職務關係，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員“召集義民”的命令。盛宣懷竟然把朝廷的電報扣押下來，然後立即給李鴻章發了電報。

這是一封極其重要的電報，它不但準確地預測了帝國政局發展的未來，而且首次提出了“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建議：

千萬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無信，各國咸來問訊。以一敵眾，理屈勢窮。俄已據榆關，日本萬餘人已出廣島，英法德亦必發兵。瓦解即在目前，已無挽救之法。初十以後，朝政皆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為疆臣計，各省集義團禦侮，必同歸於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撫聯絡一氣，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辦法。（《李鴻章全集·電稿》，卷二十二。）

李鴻章立即把這封電報轉給了劉坤一、張之洞。

6月21日，令南方官員和洋人們都感到驚慌的消息傳來：帝國政府宣布自即日起與各國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帝國的南方官員立即用電報緊急磋商，最後達成這樣的看法：朝廷的決定是在“暴民脅迫了政府”和“朝廷里出了拳黨”的情況下做出的，《宣戰詔書》的頒布“絕不是皇上的本意”。張之洞立即給朝廷打電報，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軍不得亂動”，“嚴密保護使館和使館人員以及外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張之洞提醒朝廷，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只有保住使館才有挽回局勢的可能”。

然而，就在帝國南方的大員們猜測朝廷的《宣戰詔書》是否有效和自己應該採取的應對措施的時候，朝廷要求各省立即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到了。面對上面蓋有皇帝玉璽的聖旨，官員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對《宣戰詔書》的表態只是態度，現在朝廷要讓他們行動了。帝國官場的常識是，官員可以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甚至可以消極怠工，可以以私誤國，帝國的官場從沒把這些這些“小節”放進官場道德的範疇中去；但是，自古以來，帝國的官場決不允許抗旨——“旨”這個漢字在中國有一種威嚴的氛圍，它的含義已經超出了“皇家文書”的字面解釋，而成為“不得更改”的代名詞。在帝國，是否“遵旨”是衡量一個官員是否“道德圓滿”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標準。一個帝國的官員如果公開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說他的腦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圍的人以及身後的歷史對他吐出的譴責的唾沫也會把他淹死。

帝國南方的官員們正為難的時候，李鴻章獨自一人給朝廷發去了一封電報——帝國兩廣總督李鴻章對朝廷要求各省派遣兵力“北上勤王”的聖旨態度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

這也許是上個世紀之交中華帝國政壇上最著名的一句話。這句話的歷史意義不僅是有效防止了這個帝國內部動亂的蔓延和對外矛盾的升級，更重要的是，它標誌着帝國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新型官員第一次在國家政治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

“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意思是所抗之“旨”是一個不真實的“偽詔”，因此不存在對帝國政府的反叛意圖——帝國南方的官員還沒有大膽到可以不加掩飾地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儘管如此，這個表態已經是開天闢地了。帝國南方的官員們獲悉李鴻章的電文後信心大增，決心將帝國南方各省聯合在一起，抗旨到底。

至少在一百年前，在中華帝國的土地上，一個有趣的格局形成了，那就是：北官南商。

當乾燥荒蕪的北方黃土地上突兀地聳立起帝國的各種衙門的時候，當紅牆綠瓦下的皇家大道上驕奢地橫行着帝國官員的八抬大轎的時候，當帶菜色的農民們拋田棄捨地聚集在京城的府邸中高喊“扶清滅洋”的口號的時候，當象徵着帝國威儀的皇家高大城牆在洋人的炮火中烈焰騰空的時候，當能夠細數宮中秘史的京城百姓在烈日下眯着眼靜聽有關朝廷的最新傳聞的時候，帝國的南方卻正細雨綿綿。連綿的細雨使帝國南方紅色沃土上的綠色植物一派生機盎然。在木棉和棕櫚掩映下的城市裡，最高大的建築物是金融和現貨的交易場所，中外商人們的汽車和馬車競賽似的風馳電掣，即使是最下層的農民也在道聽途說地打聽着目前大米的市場行情和絲綢的出口報價，因為他們需要及時調整自家的插秧和養蠶的比例。中國廣東自秦始皇時始設郡，是帝國對外開放、貿易通商最早的地區。南朝時廣州已經是中國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的商業城市，到了隋唐，這裡又成為整個帝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唐代著名的“通海夷道”便是從廣東始發，經過越南，過新加坡海峽到蘇門答臘、斯里蘭卡，再沿着印度半島的西海岸直達幼發拉底河河口——這就是延續了上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大清帝國中期實施的閉關鎖國幾乎使帝國所有的沿海貿易口岸全部關閉，而廣州作為惟一的一個例外被准許依舊通商，照樣買賣。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帝國每年通過廣州口岸進口的商品總值達到8000萬兩白銀，即使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帝國陸續對外開放了上海等口岸，可廣州的貿易額仍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着全國的首位。商品貿易導致的必然結果是近代工業的崛起。1845年廣東出現了一批以造船業為龍頭的近代“外資企業”：英商的“柯拜”、“諾維”、“高阿”、“福格森”，美商的“和旗”等等。而民族資本的隨即投入標誌着中華帝國近代工業歷程的開始。1872年，在廣東，僅民族資本的絲廠便有二百家以上，同時還有印刷廠、電燈廠和造紙廠等，城市工人總數達六萬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帝國的官方衙門開始插手工廠企業的建立和經營了——廣東近代洋務派官員開辦的廣州機器局、黃埔船塢、輪船招商廣州分局等著名企業開了這個千百年來鄙視經商的巨大帝國的“官商”之先河。

上海，世界著名的東方大港。它扼守江海咽喉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必將是世界貿易往來中的一個重要連接點，商品貿易的巨大內在推動力強迫它必須成為一個向全球開放的大市場。175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提請英國政府給予這個東方港口以充分的重視，因為“這個港 口將成為和中國通商的樞紐”。鴉片戰爭給中華帝國造成的最大後果之一是：帝國東南海邊一個小小的縣城幾乎在一瞬間便變成了一座豪華的“十里洋場”。一百多年前，洋人們在這片迅速成為近代都市的土地上修建那座鑲嵌有歐洲古典雕塑的樓房——上海帝國海關大樓——今天依舊無可替代地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標誌之一。上海誕生了中華帝國第一批貿易機構和企業集團：洋行、銀行等金融機構，印刷、製藥等輕工業，煤氣、電燈、電報、自來水等公用事業。當那座集中國古典建築之豪華奢侈的圓明園被燒毀後，洋人在帝國內迅速投資建起了四十多家企業，僅上海就占了25家。上海開埠不到十年光景，其景象就讓再次來華的洋人們懷疑到了倫敦。帝國的地方官員興辦的“實業”以上海為軸心，迅速擴大到溯長江而上的各大城市。朝廷任命的南方各省督撫，甚至包括在南方任職的少數滿族官員，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經商的行列中去了。他們紛紛在商品經濟中得到了最現實的利益，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影響，於是，帝國南方官員們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當時帝國北方的官員們不可想像的。

慈禧“萬壽盛典”之時，帝國北方的官員忙着在街頭搭彩棚，籌措珍奇禮物，然後身穿長袍馬褂上朝行君臣大禮。而帝國在上海的最高官員上海道蔡鈞，此時正忙着給社會各界發出請柬：為慶祝太后萬壽，上海“官方”決定舉辦“大型交際舞會”——請特別注意這件事發生的時間：1897年11月4日。聯想近百年之後中國人重新開始詭秘而羞澀地開始跳舞的情形，令人恍如隔世。當時，上海傾城為之歡愉。而帝國南方的報紙對此舉的評論是：“以中國人員而設舞會娛賓，此為嚆矢。”——“嚆矢”，一種帶響的箭，射時箭未到而聲先響，比喻事情的開端和預兆。上海道蔡鈞為了帝國太后的壽辰而舉辦的舞會是中華帝國歷史上官方舉辦的第一次大型舞會。料想深宮內的慈禧至死也不想看到本應“授受不親”的男女以為她祝壽為名而相擁相抱着瘋狂起舞。這無疑是一個開端，可這到底預兆着什麼，當時的人們並沒有仔細思索。僅三年後，參加過這場舞會的所有帝國的官員幾乎都成了抗旨的主力。

上海道蔡鈞的舞會請柬發出六百多份，均“紅箋金字，封以華函”。最後實到客五百多人，多系在上海的洋人、帝國的官員和社會名流。舞會現場上海洋務局的大門口這一天車水馬龍，觀者如潮。“交際舞會”是怎麼一回事？中國人聽出使過西洋的人說過。一位曾經出 使過法國的中國官員是這樣描繪的：

女子皆喜高乳細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種腰圍，系以銅絲麻布所造，貼身服之，腰 自細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種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護膝。又有一種假臀，系以馬尾細布所造，形似倭瓜，佩於臀後，立即凸出，坐亦棉軟……男女數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纏頭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紅領衣者，有蘇格蘭古裝者。女子皆赤臂長裙，有白衣襯紅花者、面擦白粉者，有塗白髮形如老媼者，有扮如仙女者，有以墨點腮者。樓上吹笛作樂，男女成群跳舞……西人宴會賓客，間挾女優為盛設。無論酒樓飯館，均可隨意呼喚筵前侑酒，以取其歡。飯畢雙雙跳舞，時而縮頸，時而聳肩，折背揚拳，作諸般態，繼而解衣，繼而露臂，至於赤體而後已。（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嶽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766頁。）

跳舞跳到最後甚至可能“赤體”，這對中國的道德家來講簡直是人間的晴天霹靂。但是，1897年11月4日，上海道蔡鈞帶頭，帝國的官員們竟然“按照西儀”把家眷帶來了，這些女眷“自上海道夫人以下，皆華服鮮衣，致敬盡禮”，其中一個帝國官員的女兒竟然會說 法語，“與西人侃侃而談”，這簡直是對大家閨秀足不出戶笑不露齒的帝國千年道德古訓的公然挑釁。上海道將舞場布置得極其華麗，“地板以蠟磨光，可以為鑑”，“懸燈三千，奇形異彩，光怪陸離”，“環顧四壁，繡彩繽紛，畫屏如嶂，鮮花盆景，嬌艷動人”，“加以電光燭光，越發絢爛無比”。舞場還臨時搭了“平台一座”，請來了一支外國樂隊為舞會伴奏，直到凌晨兩點才曲終人散。接着，上海官方在報紙上公開為這個舉動做出了道德解釋：“西人光明磊落，脫略為懷，雖男女聚會跳舞，樂而不淫，與中國之燒香賽會，男女混雜， 大有天壤之別。”（《答問》，《格致新報》第十六冊。）

帝國南方官員和北方農民對洋人們道德水準的看法竟有天壤之別。於是就不難找出為什麼帝國南方的官員們對義和團滅洋之舉堅決抵制的原由了。

張之洞被稱為“東南互保”的領袖。這是一個性格複雜、行為更加複雜的官場老手。後人對他的評價相互矛盾：“巧宦熱衷”、“好大喜功”算是一種說法；“勵廉潔清”、“頗多建樹”又是一種說法。但張之洞是大清帝國末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之一是沒有太大出入的。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縣人。因為他曾經官至大學士，相當於帝國的宰相，而將宰相的籍貫納入宰相之名的傳統自明代開始盛行，因此各史中有稱“張南皮”者就是此人。張之洞的父親曾經在貴州當過知府，道光十七年他便出生在知府的衙門裡。他的老家南皮縣是個怪異的地方，雖為窮鄉僻壤但是專門出帝國的宰相。他的堂兄張之萬就於光緒十年官至相位。張之洞不是“神童”，但16歲便中舉人，這歸於他讀書的刻苦。道光二年，26歲的他在北京會試中摘取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翰林院供職，由編修升侍講學士，又升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然後授山西巡撫，開始了封疆大臣的官宦生涯。中法戰爭期間，他調任兩廣總督，在任六年後，調湖廣總督，自此一直坐鎮武漢，直到光緒三十二年。計算一下張之洞的經歷，翰林18年，巡撫3年，總督長達23年。宣統年間他又做了大學士、軍機大臣，共3年。僅憑資歷，張之洞也是歷經道光、光緒和宣統的“三朝元老”，歷史怎可輕視？

任翰林期間，年輕氣盛的張之洞是當時著名的“清流黨”人物。《清史稿》本傳：

往者，詞臣率雍養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時寶廷、陳寶琛、張佩綸輩蜂起，糾彈時政，號為清流。（《清史稿》之《張之洞本傳》）。

“喜言事”並且“蜂起”，可見直言不諱，指點江山，青年意氣躍然紙上。

至少在那時候，張之洞還不是個官場滑頭。

何為“清流黨”？光緒初年帝國政府機構里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激進派青年組成的政治小集團。這些滿腹經綸的學者，帝國年輕的官吏，個個都是瀟灑人物。比如那個寶廷就以“不愛官位愛美人”的聲明且攜妓辦公而風流一時。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對內評點時弊，動不動就“彈劾權要”，不管多顯赫的人物，只要讓他們抓到把柄就攻擊不止，窮追猛打。對外則狂熱主戰，他們把帝國的自傲推到了極致，視一切外國勢力均為糞土，要將其從這個世界上統統清除出去。所謂“主戰”，指的是中法之戰。他們在外交和軍事上還沒有任何政治經驗，憑的僅僅是倒背如流的中國經典和黃色種族優秀分子的一腔熱血，他們認為自古以來戰爭的勝敗取決於人的道德完美而不是武器裝備如何。結果，法國海軍將領孤拔率領的艦隊襲擊了福州，一個小時之內11艘中國戰艦全部被擊毀，連馬尾港的船塢上都飄揚起法國國旗了。在前線指揮戰鬥的“清流黨”代表人物張佩綸率先逃得無影無蹤。

“清流黨”人物後來幾乎都沒有好結果。寶廷終於因為和妓女的關係問題被免官，陳寶琛請假為父親辦理喪事後再也沒被啟用，而張佩綸因為在前線臨戰脫逃而被革職，從此在帝國的官場上銷聲匿跡。只有張之洞是個“清流黨”的異類，他不但沒有遭到不幸，反而連續升遷，由巡撫至總督，官場十分得意，這就是有人說他
“巧宦熱衷”的來由。其實，張之洞的幸運來自於慈禧對他的特別恩寵。當年，他在參加朝廷殿試的時候，由於他的文章慈禧特別喜歡，於是做主把他從原定的“三甲”一下子提升到“一甲三名”。為此張之洞對慈禧感恩不盡。即使他在“清流黨”中活躍的時候，也始終不忘一條原則：慈禧不喜歡的事情，堅決不做。“清流黨”最得罪人的事情是攻擊朝廷大員，而在這群青年激進派官吏中，只有張之洞深刻理解和堅決落實了中國“為政不得罪巨室”這句官場格言。後來有人查閱考證當時的檔案，發現張之洞當時所上奏的39件針砭時弊的奏摺中，沒有一件涉及攻擊某一個人的，尤其是慈禧所依靠的人物他更是堅決迴避，奏摺中全部都是洋溢着青春熱情的內政外交上的建議，這是他成為“清流黨”中一個“異類”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能夠說明張之洞為官為人風格的，就算是他所寫的流傳後世的《勸學篇》了。這部在“戊戌變法”進行到最緊要的關頭出籠的作品，其中心主題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著名的、具有創見性的見解曾經轟動一時，它似乎是為處在國門到底是關上還是打開的尷尬時刻的帝國尋找的一劑救世良方。張之洞不是一個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為變法的官員之一。當時在湖廣總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為坐在一起“談學說禪”的經歷，而且還是康有為的“強學會”最積極的贊助人，“強學會”的1500兩銀子的“開辦費”就是張之洞慷慨解囊給予的。但是，張之洞與康有為在政治上採取的是一種“不結盟”的政策，個人關係上也永遠採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適當的距離就是安全的距離。當康有為等人邀請他加入“強學會”的時候，這個贊助人卻回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 。”他不會讓自己的名字白紙黑字地出現在有政治企圖的組織名單上。為了給世人留下他對變法所持態度的見證，他“白紙黑字”地精心撰寫了《勸學篇》。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場中立的政治聲明，其妙處在於：一方面主張變法革新，積極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以強我中華國力”；而另一方面，呼籲大力弘揚帝國的傳統民族文化，主張全民以倫理道德之準則堅守思想的防線，特別鮮明地反對西方的“民權”思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一句話，既要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是為“用”，又要堅決維護千百年來的帝制古訓，是為“體”——張之洞之說滴水不漏。無論是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還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後黨”們，誰能說出此說有一點政治問題？

滑頭絕頂的張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為帝國南方官員中主張“剿滅拳匪”的大員之一，原因很簡單：他不希望帝國動亂。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轄的地方發生動亂。他和帝國其他的南方大員一樣，正在興辦企業發展經濟的興頭上。他是積極推行洋務的著名官員之一，他對拓 展企業的興趣甚至在任何官員之上，武漢著名的漢陽鐵廠就是他的傑作。在開辦煉鐵廠的時候，他以一個實業家的“身份”替帝國朝廷算了一筆經濟賬，強調了鐵在國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舉國家每年出口“土鐵”和進口“洋鐵”的比例關係，指出了“洋鐵”的進口和國 內“土鐵”滯銷的原因，口氣簡直是個冶金工程師和市場調查專家：

查洋鐵暢銷之故，以其向用機器，鍛煉精良，工省價廉。察華民習用之物，按其長短大小厚薄，預製各種料件，如鐵板、鐵條、鐵片、鐵針之類，凡有所需，各適其用。若土鐵則工本既重，熔鑄欠精。生鐵價值雖輕，一經煉為熟鐵，反形昂貴。是以民間競用洋鐵，而土鐵遂至滯銷。（《張之洞奏議》卷二十七，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摺《籌設煉鐵廠折》。）

很難想像這是一百年前中華帝國的一位高級文官寫給帝國朝廷的一份奏摺。龐大的帝國在它即將走向崩潰的時候，其國土南方的官員卻具有了可以使一個國家富強的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這也許是大清帝國的不幸，但卻是自那以後整個中華民族的幸事。雖然張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銀子把漢陽鐵廠建起來了，但從一開始就賠了個一塌糊塗，原因是管理落後，產品成本太高，引進的外國冶煉設備不適應中國的礦石品種。但在貧窮落後的中國究竟是有人在試圖使國家強盛了。張之洞開辦的工商企業很多，包括鐵路、軍工、紡織、鑄造、皮革、製藥、印刷等等，他自稱為“經營八表”，說在他地盤上的各種工商設施無人可比。史書都說張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這個批評所指不是他的官場鑽營而是經濟“建設”，那麼，對於一百年前的中國和中國人來講這無異於歷史性的頌揚。

張之洞不僅反對義和團滅洋，還反對其他一切破壞經濟發展的社會動盪。這使得他對發生在他的地盤上的由孫中山策劃的暴動毫不留情。那次暴動的主角是一個叫做唐才常的人。唐才常，湖南人，“戊戌變法”中的骨幹分子，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成為“興中會”成員。當義和團在北方興起並且釀成大亂，接着各國聯軍藉機侵入北京，帝國政府開始逃亡之際，秘密回國的唐才常在海外孫中山、康有為等人的策劃下，率領“五路自衛軍”“同時起事”。這是一次綱領混亂的暴動，唐才常既喊“不承認滿清對中國的統治”，又喊“支持光緒皇帝復辟”——顯然前者是孫中山的主張，後者是康有為的感情，兩者互相矛盾地被合二為一了。暴動指揮部設在漢口，漢口就在張之洞的眼皮底下，這是張之洞絕對不能容忍的。結果“起事的同志們”在等待“海外軍餉”到達好購買軍械的時候，張之洞不動聲色地派人包圍了這些“暴徒”，包括唐才常在內的二十多名暴動領導人被捕，當晚全部被殺。

雖然也是要變革國家，但只要選擇的方式是造反——沒有任何權力的人只能先造權力的反——不要說審問，同樣在變革帝國的張之洞都沒讓他們活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