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ZT) |
| 送交者: 是地 2007年03月26日10:16:1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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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土地承受着太大的压力，这块土地的人民承受着太多的灾难；也许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我们一定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报告完成时间：2004-10-14报告修订完成时间：2005-1-29张可北京佑安医院100054 e-mail：zhaky@263.net 作者，张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1999年开始专门从事河南艾滋病流行及防治工作专题研究。五年来，作者深入近百个“艾滋病村庄”，调查大量的艾滋病病人和当事人，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形成该报告打下基础。本报告根据作者五年在河南的工作，结合所收集的资料，客观分析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该报告唤鎏峁└蠹铱凸邸⑷嫒鲜兜暮幽习滩∠肿吹幕幔⒓ρ罢铱梢越饩稣獬≡帜训挠行О旆ā? 作者按：河南，艾滋病，我们的国家灾难！当我们今天面临这场灾难时，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是否有机会避免它？我们设想了以下几种假如：1）假如当时没有有偿献血；2）假如政府不号召有偿献血；3）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4）假如在1999年出现发病高峰时开始就进行防治工作；5）假如我们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比较健全；6）假如我们今天能立即真正行动起来；7）假如…… 所有的假如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的灾难还在继续…… 报告结论：1、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2、研究表明，我们没有能力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但我们能够将这场灾难的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内；3、农村公共卫生系统的瘫痪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及不作为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直接原因。同时，一些国外跨国制药公司长期制约中国的艾滋病抗病毒药物也为这场灾难的加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4、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是阻止这场灾难加深的最有效、最直接、最经济的办法；5、河南没有单独应对这场灾难的能力。援助河南，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 报告最终认定：没有人将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也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灾难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性，我们的人民必须吞下自己为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 河南艾滋病防治，我们背负着太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太沉溺于我们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分清是非曲直以后才进行工作，我们有这个必要吗？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执中，我们丧失了无数的机会，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走出历史，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必将能够战胜这场灾难！ 引子 1999年7月，在我本人的主动申请下，被安排进入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病房。说是病房，实际只有两间平房，位于医院太平间的后面，非常偏僻。当时病房一般只有一名艾滋病住院病人，有时还没有病人。病人很少，工作也很轻松，每天上班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干。8月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刚走到医院太平间附近，突然有几位农民模样的人上前拦住我。领队的叫任春生，他对我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几个人看一下病。我当时以为他们找我看肝炎，因为我刚从肝炎门诊转入艾滋病病房工作，经常也有熟识的肝炎病人到这里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他，要看肝炎病，到肝炎门诊，并告诉他们我现在已不在肝炎门诊。而领队的任春生急忙告诉我，他们不是找我看肝炎，而是找我看艾滋病。我心里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找我看艾滋病？我再次向他们确认真是找我看艾滋病？他们告诉我，确实如此。 我急忙进入病房，穿上白大衣，出来在太平间前面的小花园，让当时的护士拿了几把椅子，围坐在小花园里。这时候，任春生告诉我，他们是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村民，一同来的几个人分别叫任小合、王建华、高军英、耿显梅、王傲芝（现已死亡），他们都是在90年代中期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我当时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呢？他们说，他们村1997年开始就有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非常害怕。1998年有人到郑州检查，查出艾滋病。所以，前不久他们也去郑州检查，发现自己HIV 也是阳性。他们非常害怕，但不知道哪里能治疗。他们从任俊敏（此人一年前曾在佑安医院看过病）那里打听到，说这里能治艾滋病，所以就急忙赶到这里来了。我当时问，你们那里就你们几个艾滋病人？任春生当时告诉说“张大夫，我们那里这样的病多的很！”我不相信，问他怎么会这么多？他们说，因为他们那里像他们这样一起卖血的人有很多，只是没有检查而已。听完他们的叙述，我非常震惊，又有点半信半疑。一种感觉促使我应该到实地核查一下。我当时给他们做了初步检查，发现几个人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性感染。我告诉他们，你们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不用担心，并每人送给他们一盒中药。临走时我让任春生留下电话，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去那里看一下再说。 病人走后，我还是半信半疑，对他们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我马上买了一张地图，寻找新蔡县在河南的位置。同时积极准备去目的地————新蔡县。9月的一个周末，由于病房当时没有住院病人，我便登上去往河南的火车。周五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驻马店市。下车一看地图，新蔡县离驻马店市还非常远。又换乘汽车，于当天中午到达新蔡县，并住在当时的县政府招待所。出于安全考虑，在到达县城之前，我并没有通知任春生，我想等晚上再跟他们联系。没想到晚六点多钟，我出去吃饭时，正好碰到在县城拉三轮车的任小河。任小河一眼就认出了我，并迅速回去告诉了村里的人。晚上，很多患者都到招待所来找我。我告诉任春生，这么多人到招待所不好，还是等明天早上到村里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还没起床，便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东湖村委主任董继生找我，并带来一个发热的病人。一方面感谢我到他们村里来，另外希望我给他带来的病人看一下病，他告诉我是他弟弟。看完病人，我立即起身去村里，直接去任春生家里。到那里一看，已经有很多病人在这里等我。我放下东西，就开始看病人，首先查他们腋下淋巴结，发现大多都肿大，这是艾滋病感染的证据。病人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图1].由于病人太多，我当时告诉他们，先看重病人，轻一点的以后再说。然后，在病人家属的带领下，在村里一家一户地看重病人。根据病人的当时表现为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消瘦等症状。我初步判断，他们应该都是艾滋病无疑。这时其他几个村的村民听说我来了，也纷纷跑来找我。一个患者的家属带我去了离该村北边很远的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门口，就看见一个3岁的小女孩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家属告诉我，这是他女儿，已经发热3个月了，治不好。躺在屋里的是他爱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看完病人，我走在路上，有几个年轻人让我给他们检查一下，我查了他们的腋下淋巴结，都肿大，他们应该也是感染者。这一天，我工作到晚上十点，看了300多个病人，中午和晚饭都是在患者家里就餐。一回到招待所就累得倒在床上睡着了。由于要赶回医院上班，第二天一早我便起程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我把所看到的情况立即向医院主管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当时没有就此事表态，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就从这时候开始，我家里开始接二连三的接到恐吓电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外人是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的），并威胁说不准再去河南。最初是我爱人接的电话，爱人不断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骗她说，可能是别人打错了电话。但我知道可能是河南某些不友好的人打来的电话。 没过几天，事情就有了较大反应。卫生部转到医院一封告状信，是河南省卫生厅写给卫生部的，（信的内容我没有看见），领导告诉说大概内容是讲我到河南后影响到他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希望医院阻止我再去河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临离开东湖村的时候，我告诉村里的人说，需要有检测结果才能证明是否患艾滋病，光凭我看一下只能是怀疑，而不能确定。我从村里返回北京后，村里许多患者开始到河南省防疫站检测HIV 抗体。突然来了许多要求检测HIV 抗体的人，省站感到很奇怪，他们一打听，才知道我去过河南艾滋病村，便马上写信到卫生部告我，以阻止我再去河南。由于信是从卫生部转来的，医院非常重视，召开了所有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领导明确表示，谁要是再去河南就处分谁。会后，我感到压力特别大；同时，也感到事情很不对。我想，不就是去看了一下艾滋病病人吗，怎么至于这么大做文章？带着疑问的心情，我去了向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询问情况。在迎新街100号病毒所4楼的办公室，曾院士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当我把所看到的情况告诉曾院士时，他告诉我说：张大夫，你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里确实存在严重的艾滋病疫情，曾院士并对我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然后，曾院士把在旁边工作的王淑平叫过来介绍给我。在以后与王的两次长谈中，王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我介绍了她1994年在河南周口防疫站所做的工作和后来的遭遇。这时候我才明白河南因有偿献血导致的艾滋病疫情是如此严重，我觉得这样激烈的反应也就好理解些。 回到医院后，我开始下决心，决定帮助这些地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我决定采取隐蔽工作，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并调查资料。因此，只要是病房的事情不多，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由于每次时间有限，每次只能去两到三个村庄。只有遇到节假日如五一、十一等长假，可以去一周时间，多跑一些地方。自1999年的年以来，作者先后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包括商丘地区的柘城县、睢县、开封地区的尉氏县、信阳地区、周口地区的商水县、项城县、沈丘县、郸城县、淮阳县；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县、上蔡县、汝南县、确山县；漯河地区的临颖县；南阳地区的镇平县、卧龙区和宛城区等等。 在长达的五年巡诊医疗服务过程中，作者不仅为艾滋病病人提供无数次医疗服务，还调查走访了大量的村医生、当事人、血站。在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中`，诊治和调查艾滋病病例11057例，其中至今死亡病例2343例。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文献记录，最终形成本报告。 调查报告（正文） 一、血浆经济带来的灾难 1.血桨经济：河南豫东南地区，地处我国最不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人均耕地不足1亩左右。长期以来，人民在这个地方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解决温饱问题就成为当地农民追求的最大目标。90年代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地区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采血者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政府为号召广大农民献血，积极组建血站，并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鼓励开办血站，还出面为血站助威剪彩。 1992年6月2日，河南省卫生厅某负责人在省卫生单位负责人和厅机关干部会议所做报告的题目为：迅速行动，加快卫生改革步伐，为促进我省经济越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和港澳台资在我省兴办独资或合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医务劳务输出，兴办外向型企业，如中成药、血液及及其制品等，把产品打到国外去……”（原载于《河南卫生报》，1992年6月5日）。 “1992年9月8日，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某和血液中心负责人张某签字，这为开发我省血液制品，使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技术、设备优势和潜能尽快转化为商品优势。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这将超过历年来最高水平的两倍多，会上，省厅负责人刘某做了重要讲话”。（原载〈〈河南卫生报〉〉，1992年9月18日）。 “省红十字会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着重办好几件好事……办好两个实体，即河南省红十字血液疗法专科医院和郑州亨利工贸公司。（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这样一来，血浆经济成了当时大家提倡的发展方向，许多的卫生部门把这种“单采血浆”看成一块可以追求最大利益的肥缺，大力推崇和发展，成了当时卫生部门致富的主要途径。 “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198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3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原载〈〈河南卫生报〉〉，1992年12月25日）。 “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自1990年以来，坚持以科技兴”防“，以”副“补”主，3年创办了3个实体，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年12月办起了中心血站，1992年12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70亿万元。（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由于我国血液（浆）的需求量大，并且由于价格差问题，一些”血头“，”血霸“仍非法进行地下采雪（浆）活动，给艾滋病传播造成极大的隐患。”（郑锡文：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流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0年第一期） 在政府的误导下，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运动中来，卖血致富成了当地农民唯一可以选择的致富之路。许多村民在卖血后建起了新宅，购置了新的生活用品。在这种错误致富观点的影响下，这支卖血大军越来越庞大。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甚至把自己的白头发染黑，以冒充年轻，继续献血；年龄小的卖血者，不惜谎报年龄，参与献血[图3].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说明当时卖血挣钱容易。就在这种致富思想影响下，在一些地方在小“血头”的组织和怂恿下，多组成20-30人的队伍，长期游走于河南各个血站，以卖血为生，他们也成了艾滋病最大和最快的传染源。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刘世行和冷庄的冷长金，便是当时卖血的活跃人物，在他们的率领下，20-30人的队伍，长期在河南各个血站卖血，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致富，而成为了艾滋病感染者。为了能卖上血，多数人员彻夜排队等候，甚至开“后门”，排队卖血成了当时河南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在当时，这些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站。血站门前人山人海，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人。人们就像今天买彩票一样，狂热的来到这里来实现他们致富的梦想。无知的农民哪里知道，在带给他们的致富的梦想的同时，灾难已经开始悄悄的降临在他们身边[图4]. 图4：当年为追求“致富梦想”而积极参与卖血的河南小李庄农民李克祥一家，如今同时被埋进三个坟头：大坟头为父母，两个小坟头为两个儿子。 图5、这些大大小小的坟头成了这些“追逐梦想”的村民们的最后归宿 在政府开办血站的影响下，加之管理不严，大量的地下血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地下血站，设备极为简陋，没有消毒措施，他们往往把血站开到村民的家中，或村民的庄稼地里，不分白天黑夜的采血。时任河南小李庄村支部书记的李克林，为率领村民致富，方便村民献血，主动邀请私人血头，把血站开到自己家里，夜以继日的采血。他的行为不仅没有给村民带来致富，而使全村一百多人感染HIV ，他自己及自己的六个兄弟全部是HIV 感染者。河南开封的尉氏县，当时只有卫生部门开办的血站3个，但同时有20-30多个私人开办的地下血站。 卖血真能致富吗？实际并不是如此，村民们说，每次卖400-800ml 血，理论上献血员可以得到50元左右的，但实际上血站在血球回输时要扣5元，若果HCV 或HBV 阳性，再会被扣掉5元，实际大多数献血员仅可能得到40元左右。同时，由于频繁的献血，献血员需要加强营养，故在这40元中，每天伙食费需要20-30元，剩下的只有10-20元。更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偿献血的增加，钱挣的容易，大多数农民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挣钱以后就大吃大喝、赌博，家中农田荒废。当时这里农民有一句顺口溜“胳膊一伸，露出青筋；扑哧一针，两袋二斤；大街一转，啤酒皮蛋；一吃一喝，什么不着”该顺口溜说明当地的村民卖血后全部被无度的消费掉，而根本就没有致富。 2、献血员是如何感染HIV 的？ 有偿献血人员如何感染HIV 以前均有报告，除了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外，其中血球回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当时，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一般来讲，血球占血液总体积在1/3左右，由于采集量很大，血球的处理成了难题。血站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5元钱）。为了使所有的献血员都愿意回输血球，血站工作人员欺骗无知的献血员，说回输血可以控制贫血。因此，几乎所有的献血员都相信了血站，献血后都回输血球。 “据介绍使我了解到血浆单采术是指将血采出，经过离心后，分出血浆，然后把红细胞还输给本人的一种安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技术，但也因工作人员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引起不良反应，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将自始至终热情地支持这一工作，因故不能坚持献浆时，一定事先通知采浆站……”（河南当年《献血证》：献血志愿书） 这样一来，卖同种血型者中只要有一个HIV 感染者，其它人员大部分将不能幸免。所以，HIV 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操作中传播开来。当然，器械消毒不严和卫生条件较差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回输血球真能对抗贫血吗，这实际上是血站当时采取的一种处理血球的方法，用此欺骗献血人员。这样既不用处理每天产生的大量血球，又可以节省大部分开支。有一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血球（主要是红细胞）在体内的半衰期很短，很快就会被破坏掉。回输的红细胞根本不起任何治疗贫血的作用，很快就会被身体代谢掉，更何况还有来自不是自己的红细胞。因此，回输红细胞根本不能起到任何治疗贫血的作用。 在当时，存在单采浆和单采血两种情况，单采血是卖血人员只向医院直接卖血，而不回输血球，这种方式传染HIV 的危险性相对较小。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患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可以制造成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取800CC 两大代全血，经过离心机分离和净化后，再将下层的400CC 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卖血者可以得到40-50元的报酬。只要其中有一个HIV 感染者，就会再传染给其它几个。另外，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掐血袋的消毒钳以及离心机的污染，也是传播HIV 的途径。就是在这种血球回输和缺乏消毒措施的过程中，HIV ，丙型肝炎及疟疾等疾病便迅速在卖血者中传播开来。 “根据疟防人员对焦作、新乡、开封、汝洲市血站调查分析，造成献血员和受血者疟疾传播的主要成员原因是一些血站未严格按照采血规定的操作程序采浆，在回输血球时造成疟疾在献血员中传播，或在输全血时，引起受血者感染发病”（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8月6日）。以上消息间接说明当时采供血的情况很混乱，已经造成疾病在献血员中播散。 一些血站为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常常超量采集血液，每次采集在800ml 左右，甚至超过计1000-1500ml ；河南小李庄农民李克贤，为给孩子治病筹集钱，一次被采集血2700ml，致使他当场晕厥，后经抢救而度过脱离生命危险。 由于大量政府开办的血站和大量私人地下血站的存在，艾滋病像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原大地迅速传播开来，短短两年之内造成几十万HIV 感染者，传播之快令人咋舌。造成传播快速的原因有两点：（1）血球回输。（2）大量献血员在各个血站快速流动。血球回输为HIV传播提供了直接路径，献血员的流动使他们成为HIV 快速传播的放大“机器”，以上两点是造成河南艾滋病在短时间内爆发的主要原因。 3.河南的献血员是何时感染HIV 的？ 河南有偿献血人员是何时感染HIV 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其感染的准确时间，对以后的临床救治和预防工作，孤儿及HIV 感染儿童的救助均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以前，河南就存在大量的血站和献血员，但当时的哨点监测发现在献血员中发现大量的丙型肝炎、梅毒和疟原虫感染（疟疾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在河南广泛流行，后经政府努力而控制），这些传染病在献血员中的流行已经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当时的一些村医生已经被通知在当地有大量的疟疾和梅毒感染者，但没有发现HIV 感染。 “省防疫站近期召集175个市、地疟疾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分析全省疫情。疫情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病例主要集中于焦作、新乡、安阳、开封、平顶山、漯河等近年来发病比较少的中北部地区，今年来发病比较多的信阳、周口、驻马店地区仍处于稳定和下降趋势。”（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省卫生厅今日针对血源性传染病上升的趋势，发出〈〈关于加强血站、单菜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8月27日） 报告发布于1993年，说明当时血站管理非常混乱，成为传染病的主要发源地。但当时没有发现HIV 的报告。其原因可能是当时没有检测HIV 抗体和丙型肝炎抗体。 “1993年8月9日，在沪闭幕的全国采供血机构管理与评审会上传出信息，在献血员的中将增加丙型肝炎抗体和HIV 检测项目，同时宣布旨在加强血液质量管理，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安全的全国血液质量管理委员会成立……”（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9月3号） 1994年以前。由于大量的有偿献血存在，曾经在河南得以控制多年的疟疾，梅毒等的以卷土重来，许多村级医生已经发现在献血者中丙型肝炎、疟疾、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出现上升。 “开封市卫生局6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迅速控制献血员中的疟疾流行”（原载于《河南卫生报》，1994年6月17日）。 但这时候还很少发现艾滋病。直到1994年，来自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 感染者，王将这一重要发现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予承认。王不服，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处检测而得到证实。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政府备感震惊，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勒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有偿献血，关闭所有的血站。但是，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停掉王的所有工作，并予以辞退。王最后只能离乡背井，到北京工作。在中央政府严令下两年后的1996年，所有的血站才得以关闭。就是这两年间，在中原地区造成约30万的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灾难从此开始。 以下证据可以证明河南艾滋病病人主要是感染于1994-1996年，高峰感染期在1995年。 ·来自周口CDC 的王淑平在1994年首次在卖血的人群中发现HIV 感染者，以后在陆续在其它地方的献血员中发现HIV 感染者。 ·1996年以后，大部分血站就被取缔，HIV 大面积播散得以控制。作者在河南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血站在1996年以后均关闭，仅少数的私人地下血站还在运行。 ·作者在佑安医院感染科工作期间，对122位来自河南省当地医疗机构因输血感染HIV的患者的感染时间进行分析，其中1993年感染1例，1994年感染3例，1995年感染109例，1996年5例，1997年2例，1998年1例，1999年1例，超过89.3%的患者均在1995年感染。说明感染高峰期在1995年。[图6] 图6：122位来自河南医疗机构经输血感染者的时间分布图 “我国于1993年整顿血站，规定献血员必须进行HIV 抗体检测。但是，由于血液（血浆）被”血头“、”血霸“，作为商品经营，与1995年初，在我国中部地区发现有偿献血员HIV感染，局部地区较为严重……”（郑锡文：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传播的流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0年第一期） 因此，以上事实证明，河南省艾滋病经有偿献血感染高峰期应该是1995年，河南艾滋病感染的潜伏期应该从1995年开始计算。若按1995年潜伏期进行计算，目前存活的艾滋病病人潜伏期已经高达9年，而儿童感染也已进入发病高峰期。 目前可以证明，造成HIV 在河南快速播散的原因是献血人员的快速流动和血球回输。是造成HIV 快速播散的主要原因，有的血头和献血员拥有多个献血证[图7、8]，可以在全省范围内的十多个血站卖血，流动性极大。他们的快速流动是造成HIV 快速播散的基础。血球回输则为HIV 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直接通路。 “由于献血员来自14个省，且频繁流动，个人居住和防护能力差，在当前我省各地疟疾流行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极易造成传染源的不断积累和扩散。”（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8月6日）。 如河南沈丘县小李庄的李克贤等，自己一个人就有十几个献血证，长期在河南全省各个血站卖血，自己也是HIV 感染者[图5].这些人的流动，成为HIV 感染快速播散的源泉。 图7、河南省小李庄村献血员李克贤一人拥有多个献血证 图8、各种各样的献血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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