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 ？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迷；五年中，我曾请教过许多人士，都不能说清楚。大家告诉我的结果都不一样。有人认为至少有100万，有人甚至认为超过200万，一位官员曾经私下告诉我说，河南可能有超过十万人感染HIV.在五年中，大家一致认为河南艾滋病流行非常严重，但不管是民间人士还是流行病学专家、官员，都无法准确说出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有偿献血感染HIV.出现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都没有去过河南，即使去了，也是走马观花看一下，没有认真调查过。多年来，卫生部一直希望搞清楚河南艾滋病的疫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搞清楚河南到底有多少HIV 感染者。2004年6月，在十五届艾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徳到河南，敦促河南省尽快查清有多少HIV 感染者。河南省迅速展开所谓的“拉网式”普查。在河南展开普查的时候，我正在河南调查。当时我在郸城县冷庄巡诊医疗，村里到处贴满了艾滋病防治标语，防疫站站的人员也在村里核实卖血人员，我非常高兴，相信这次一定能普查清楚。我也询问过许多人士对普查的看法，大家同时对这次普查都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这次有可能大概查清楚，但认为此次查出来可能会是非常庞大的数值。人数可能会是以前报告的10倍左右。然而，最终报告的结果令所有业内人士大跌眼镜，总共才查出HIV 感染者2.5万。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数据。

　　那么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献血感染HIV 呢？这里需要一些较为科学的方法。一般来讲，估测艾滋病感染人数，有哨点监测、普查和抽样调查几种方法。哨点监测是流行病学调查较常采用的方法，但哨点监测多是监测目前某种疾病的流行情况，对已经出现的大面积播散疾病，该方法实用性较差。普查来获取艾滋病感染人数的方法在各个国家均不采用，除了主观上有自愿咨询检测（VCT ）妨碍普查进行而外（本次河南普查就有许多人拒绝承认献血而拒绝普查），客观上耗费人力物力太大而实用性较差，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普查客观上也不可能把艾滋病人数查清楚。那么，抽样调查就是比较科学的方法，在目前艾滋病流病调查中比较多用，包括估计高危人群时用的也比较多。

　　河南的艾滋病应该怎么调查呢？目前采用的普查只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办法，但河南卖血人员既有集中的地方，也有非常分散的地方；既有献血的，又有受血的；其中部分献血和受血的人员分散在城市中，普查不可能全部触及到。我在河南看到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河南只在重点地区进行普查，并没有在全河南省所有地方，因为这样做的可能性较小。普查若不行，抽样调查就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抽样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抽样调查村庄的卖血人员和HIV 感染率，然后计算有多少个村庄以计算出有多少人感染。但问题是各个村庄不但献血员人数差异很大，而且HIV 感染率也不一样。另外，大多数村庄以单采浆为主，也有以单采血为主的，单采浆和单采血HIV 感染率差别很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村庄涉及有偿献血。因此，以村庄作为抽样调查进行估计河南有多少献血员和HIV 感染者，非常困难。准确性也较差。

　　考虑到以上情况，作者选择了一种可行的方法：抽样调查血站或医疗机构。因为血站的数量比村庄的数量可能更容易搞清楚。也就是说若果我们知道河南在90年代中期有多少血站，每个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知道在这个血站周围献血的人的HIV 感染率，不但可以估计出有多少人参与有偿献血，而且可以计算出大概有多少人感染HIV.要计算有多少人感染HIV ，这里所统计的血站只是在1994年以后的，1994年以前的血站数量巨大，但在这个时候基本不传播HIV ，故不在计算范围内，1994年以后，大多数都是采浆站，而单采血站较少。同时我们需要区别单采血和单采浆，由于HIV 感染率不一样，予以分别计算。

　　·单采浆

　　1）河南省有多少单采浆站？

　　河南省有多少血站，看似容易，但要真全部搞清楚，却非常困难。五年来，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在医院病房工作的机会，调查了大量的病人和献血员、防疫站工作人员、河南的医务工作者，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实地考察部分当时血站的站点。但到目前为止，能够确认的也只有有近80个政府开办的血浆站，很多尚无法完全搞清楚。但有报道河南省有政府开办的血站287个（原载：《艾滋和行为》，2002年第4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河南应该有80-287个血站为政府开办，平均184个（不包括地下采浆站）。以下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近年来，这个地区（驻马店）先后建立了各类血站，采浆站（点）33个。致使血液管理混乱，直接影响了供血者的健康和血液质量。（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6月25日）

　　安阳市某副市长到卫生局现场办公，决定对全市输血工作实行“三统一”管理，停止11家不符合条件条件的医疗机构采供血业务。（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10月29日）

　　南阳市关闭了10家非法采浆站（点）。（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9月15日，省卫生厅依法关闭了开封县一非法采浆点，此血站设在开封县陈留镇开封第二人民医院内，据该站负责人李某交代，该站是开封市防疫站一职工投资办的。（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10月7日）

　　10月13日，省采供血机构的工作会议在在郑州召开，省人大科教文卫和省卫生厅领导到会，并为全省87所经验收合格的采供血机构颁发许可证。已取缔信阳193家采浆站。（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10月21日。）

　　从以上资料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有多少血站，但可见当时血站之多、之混乱，已引起政府重视，并在采取措施整顿，虽然整顿非常迟缓。因此，我们目前所估计的数据应该只少于当时的现实。据一些村医生回忆，当时部分血站关闭，由于利益巨大，地下采浆站反而增加了很多。大量的地下采浆站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冒出来的。如上报道，南阳关闭10家采浆站，但调查显示，南阳市至少有5家采浆点一直工作到1996年才停止。

　　2），每个血站会有多少人参与单采浆献血呢？

　　在此，作者仅抽样调查了南阳市、新蔡县、沈丘县、郸城县、尉氏县、睢县、柘城县的10个血站。

　　·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b ）：调查显示，一般血站有40-60个床位可以供采血，我们按平均50个计算。

　　·每采一次血需要多长时间（t ）：最短需要30分钟，最长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且一个小时计算

　　·血站每天工作多长时间（T ）：一般为10个小时或更长，我们按10小时计算。据献血员回忆，一般血站每天5点开始挂号，8点开始采血，一般都工作到晚8点到10点左右。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

　　·总开办时间（d ）：只计算HIV 流行的高发期两年，即1994-1996，除去春节（或节假日）外我们暂按600天计算

　　·献血次数（p ）：调查显示，两年内，最多献血员可达几百次，最少的只献过一次、两次，平均每人献血在100次左右。我们按100次计算。

　　·单采浆献血员中HIV 感染率（图6、图7）：作者对10个村庄的抽样调查显示，单采浆献血员平均HIV 感染率为31%.人群HIV 感染率最高为沈丘县小李庄村，感染人数占村总人口的18.5%.

　　图8：10个村庄单采浆HIV 感染分布状况

　　图9、10个抽调村庄HIV 感染状况分布

　　图10：10个村庄单采浆献血员HIV 感染率及人群感染率分布状况

　　我们知道当年有多少政府开办的血站（这里暂不包括无数的私人血站）（n ），然后知道每个血站有多少床位（a ），每采一次血浆需要多少时间（小时t ），一天每个血站工作多长时间（小时T ），总共开办多长时间（d ），平均献血员献血次数（p ）。

　　由此而来我们的计算公式是：（bXTXd ）÷（tXp ）

　　根据以上数据进行计算：

　　两年内每个血站参与单采浆的人员：（50床位X10小时X600天）÷（1小时X100次）=3，000人

　　根据以上数据进行计算：两年内每个单采浆站可造成HIV 感染者：3000人X31%=930人

　　低限估计：假如有80个单采浆站，就应该大约有24万人（80X3000）参与单采浆献血并有约7万左右（930X80）的感染者。

　　高限估计：如果有287个单采浆站，就应该有86万左右（3000X287）的单采浆献血员和约27万左右（930X287）的感染者。

　　平均HIV 感染者估计为：（7+27）/2=17万左右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994年-1996年两年的时间内，单采浆在河南应该造成HIV 感染者约7万-27万之间，平均HIV 感染人数应该在17万人左右。

　　·单采血

　　调查显示，单采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1993年，1993年以后，主要是单采浆站。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危险性相对较小。从前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后，一些单采血站已经被关闭，剩下的大多数是单采浆站。而这时候后单采血，主要是满足医疗机构地临时用血，也就是说医院需要的临时输血。所以，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医疗机构的输血造成的感染。

　　据献血员和卫生人员回忆，河南各地都没有中心血站，当时个医疗机构的输血都来自临时采集。上至大型综合医院，下至乡镇卫生院，都是临时采集血液而应用于临床所需求。各个医院都自己有一个献血队长，医院一旦需要什么类型的血，就立即通知献血队长，队长立即寻找合适的人员去采血。据献血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回忆，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乡镇医院若不具备采血条件，他们便去县级医疗机构拿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就极大地促使了临床血液无节制的使用。

　　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与单采浆相比，危险性相对较小。如河南省南阳市某村全部为单采血人员，共有550参与献血（现存活），现总共查出HIV 阳性的感染者43位，另外已经死亡13位，HIV 感染率=（43+13）/（550+13）=10.1%.与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血HIV 感染率为11.1%基本一致（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四期）。这个感染率与单采浆相比，约为单采浆HIV 感染率的1/3.一般来讲，在河南，单采浆人员比较集中，在目前连片感染的艾滋病村，大多数都来自单采浆感染。但不能忽视医疗机构单采血和输血感染的人数，感染数目可能比单采浆感染人员相当或更多。虽然集中连片感染村庄的多属于但采浆形成的，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个村庄和城市中的经受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和有偿单采血感染HIV 的人员，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普查很难发现。一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部分人员目前是最难查清楚的，由于人员分散，大多数不愿意暴露，普查很难涉及这部分人员。一位防疫站人员告诉我说，仅他们一个县，就有经输血感染的患者1000人左右，数量也非常庞大。但这部份人员目前都不愿意暴露。作者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河南在医疗机构经输血感染的人员，上至高级公务员，下至普通百姓，均不能幸免。

　　单采血和单采浆不一样。单采浆献血员HIV 感染率高，但据权威机构证明，血浆由于特殊处理，本身并不带病毒，所以使用血浆的人并不感染HIV （除第八因子除外）。而单采血就不一样，献血员感染HIV ，受血人也将同样感染HIV.造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那么有多少人会因为单采血和受血感染HIV 呢？

　　2002年资料显示，河南省辖17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辖区，总人口9603万。

　　如果我们只算县级所属乡镇医院，一般一个县有约平均10-20个左右的医院，如果有100个县（这里暂不计算地级以上城市医疗机构），就有超过1000-2000家医院。加上个地级市和市辖区医疗机构，河南应该有约3000家医疗机构。

　　低限估计：1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两次，或两个人用，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传播期两年为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6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献血员一般多次献血，但单卖血人员与单采浆不一样，不是天天都去。需要时候再去，大约平均10次左右（94-96年，职业献血员除外），其中部分人员既单采浆，也同时单采血，我们这里仍按10%的HIV 感染率计算。

　　故在医疗机构有献血员感染：600，000X10%/10=6，000

　　受血人员感染：600，000X10%=60，000

　　总人数：6000+60，000=66，000

　　高限估计：3000家医疗机构，以每个医院每天只用1个血（或采一次，或一个人用，一般大型医院较多，乡镇医院较少）。仍按艾滋病高发期两年600天计算。那么在两年内就有1，800，000人次参与献血和同样人次受血。

　　故有献血员感染：1，800，000X10%/10=18，000

　　受血人员感染：1，800，000X10%=1800，000

　　总感染人数：18000+180，000=198，000

　　平均（66，000+198，000）/2=13，2000

　　总计高限估计：20+27=47万

　　总计低限估计：7+7=14万

　　因此，因有偿献血河南HIV 感染总人数应该是高限估计为47万左右，低限估计为14万左右，再加上这个时候仍存在的单采血站和大量数不清的地下血站，估计平均HIV 感染总人数最低应该在30万左右。因此，作者认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因有偿献血造成的HIV感染总人数应该在30万人左右。

　　＊经受血感染HIV 人员高限估计说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血感染者的人数由于地区的HIV 流行状况不一样，可能存在差别。因此，受血人员高限估计有可能偏高。因为既可能存在HIV 高流行地区，也有中流行地区和低流行地区。在高流行地区，单采血人员感染率为10%左右，但对于中低流行地区，HIV 感染率可能不会到10%.那么哪些是高流行地区，哪些又是低流行地区呢？据作者调查，河南县有17个地级市，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西平、许昌等地区应该是高流行地区，也就是说，作者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河南应该有1/3的地区处于高流行地区之内，另有2/3是处于中低流行区域内。但作者这里没有调查中低流行地区的献血员的HIV 感染率。因此，对中低流行地区的经受血感染HIV 人群的数量估测有一定困难。假如在高流行地区受血人员感染为7万左右，那么加上中低流行地区的感染者，估计数应该在近10万左右。那么总数计算那应该是单采浆HIV 感染17万加受血感染10万，总数也在27万左右。若再加上地下血站造成的危害，总数应仍然应该接近30万左右。

　　5.临床和死亡调查

　　作为传染病医生，作者更注意河南艾滋病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自1999年开始，作者就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对来自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调查。由于感染时间一致，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区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阳性率为95.1%），高HIV 母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图11]，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HIV 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位儿童调查，36位儿童HIV 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的基本持平。

　　图11、经有偿献血和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河南）

　　我们对死亡病例定义：对1999年以前未检测HIV 而怀凝死于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定义

　　·青壮年；

　　·曾经有明确的有偿献血史；

　　·死亡原因为长期发热，严重的肺部感染、严重腹泻，消瘦、口腔霉菌感染、各种肿瘤、肝硬化等；

　　死亡原因符合以上几点的定义为患者死于艾滋病。

　　调查显示

　　自1995-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目前已经死亡患者占HIV 总感染人数的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

　　登记在册的第一例因卖血死于艾滋病的人叫孔红艳，男，27岁，来自古吕镇东湖村熊庄，1995年死亡。初部诊断艾滋病单位为省人民医院。据该村刘医生回忆（该患者为刘医生的同学），该患者发病时长期发热，消瘦，再加之后初筛HIV 阳性，既往1994年有卖血浆史，故登记为因有偿献血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例。死于有偿献血最小的艾滋病病人来自尉氏县水黄村，名叫杨彦玲，女，20岁，2001年9月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其母亲也已死于艾滋病）。年龄最大的患者叫胡毛，来自上蔡的程老村，68岁，既往有有偿献血史，确诊HIV 阳性，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程老村，目前统计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自1995年以后，1996年，97年，98年逐渐有患者死亡，死亡逐渐增加，到1999年进入发病高峰期。1998年病死率为1.15%，1999年2.36%，2000年为5.52%，2001年为6.44%.2002年为6.78%，2003年和2004年因政府免费发放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药物后，病死率开始下降，分别为5.58%和2.53%[图12].可以看出，在政府发放抗病毒治疗后，局部地方的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控制。从调查可以看出，实际上河南艾滋病在1999年已经进入发病高峰期，目前经持续发病高峰期达五年。

　　图12、河南HIV/AIDS患者病死率变化图

　　死因分析：发现在2343例死亡病例中，32.8%死于严重的肺部感染，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8.2%死于肝硬化，6.6%死于各种肿瘤，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图13].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在河南的大面积开展，死亡的原因将会发生变化。一般性机会性感染如肺部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消化道感染将会得到遏制，而肝硬化和肿瘤、结核病将会成为今后威胁艾滋病病人生命的主要因素。

　　图13、河南艾滋病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二、我们是怎样一次次丧失机会的？

　　河南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本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如果我们早期行动，便可以将损失和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犯一些错误，这本无可非议。然而，错误就在于我们的态度。不愿意正面面对现实的态度，使我们一再错失很多良机。这样长期隐瞒疫情，使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人道灾难。

　　客观上讲，1993年发现疟疾流行和1994年王发现HIV 感染的问题后，河南省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从河南省公开的一些新闻媒体可以看出，当时也在取缔一些非法血站，但今天看来，这些工作可能过于流于形式，力度有限，而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对全省采血机构进行整顿的紧急通知。自10月5日起，除保证临床用血的血站（库）外，凡在我省内单采浆站和各级血站（库）的单采浆部分，一律停业。”（原载《河南卫生报》，1993年10月15日）

　　“各地宣传《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活动有声有色，洛阳市公民无尝献血再宣高潮。项城市人大，市政府、卫生局领导分别发表电视讲话。”（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公民献血管理条理〉〉执法检查汇报，三检查组分别汇报了最近对洛阳、开封、新乡、漯河、信阳、驻马店等六个地市的12个县市的公民献血管理，采供血机构管理情况。”（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12月16日）。

　　“献血员所致输血感染不容忽视”（原载〈〈河南卫生报〉〉，1994年9月23日）。

　　以上说明，由于当时事态严重，河南省确实在采取过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时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工作。由于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作者曾问过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卫生局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在1994年禁止有偿采浆而停下来。他告诉说，他们的血站是在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刚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单位投资的两个血站刚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开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也没有收回。作者五年来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大多数如此，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多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使在这个地方埋下了巨大的灾难。调查显示，大多数血站都是1996年才停止有偿献血的，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河南省到底当时有多少血站，有多少人参与献血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场灾难是如何种下的，作者确实无法完全说清楚，很多事情可能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确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999年，由于艾滋病的正常发病高峰期的来临，人员开始大面积不明原因的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患者开始到大的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先后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后来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被之于媒体。应该说，这个时候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灾难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然而，河南省一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除驻马店之外，作者很快就去了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非常着急。作者也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工作，可他们却说：张大夫，没关系，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作者到一个地区与他们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的事公开，我说公开以后就会获得许多援助。我告诉他我可以在北京为他们寻求到许多援助。这位领导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作者告诉他说，我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就是使人民生活的更好吗，若果这里的人民都百病缠身，我们发展经济还有什么用处呢？

　　其实，这些官员的话反应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作者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方面不作为`埋下隐患。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有超过3%的艾滋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疾病的折磨和歧视而自杀身亡。

　　作者在睢县巡诊医疗时，患者赵丽娜对作者说：张大夫，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只要没病就该有多好啊。其实，赵的话反应了大多数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心态。几年来，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过程中，无数患者告诉作者说：“张大夫，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能再多活几年，等孩子再长大些，那时即使我们死了，只要孩子不受罪就可以了”。多么朴实的农民，多么好的人民，即使在当年在当地政府的误导下身染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今天他们并没有埋怨政府，没有将自己的这种不幸迁怒于政府。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多活几年，然而我们的地方政府却不能满足他们，那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由于作者多次去河南艾滋病村，所有河南的艾滋病病人几乎都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来自柘城、睢县、开封地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南阳地区的艾滋病病人来找我，大量的河南艾滋病病人开始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我。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来的农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他们俗称为“我们家的亲戚”。但是，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向医院，不但给医院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甚至上升到医院。这样一来，医院领导开始对我的工作颇有微词，并大为不满，这也为以后医院把我从艾滋病病房调离埋下了隐患。

　　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为缓解医院的压力，作者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客观上讲，只要地方政府不作为，单凭我个人甚至佑安医院，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因此，作者决定由单纯的医疗服务转而帮助河南培训人才。2001年，作者利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4万元资助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村医生培训班”。来自河南的近30名村医生和卫生官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在培训班上，作者向他们讲了目前河南艾滋病发病形势和现状，并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会后的当天晚上，我与来参加会议的新蔡县卫生局王忠明局长进行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希望他们回去后能做一些工作，以缓解目前我们的压力。王回到县后，在当时其他地方还没有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况下，立即开始着手大力抓艾滋病工作，他立即在疫情较重的东湖村新建村卫生所，并将村医生刘光明父子脱离出来，由县里给发工资，专门负责艾滋病治疗。他自己不但亲自赴北京寻求援助，并率先将村医生和防疫站工作人员送到佑安医院进修。其有效的工作使灾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也减轻了当时佑安医院的压力。

　　然而，其他地方的病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如周口地区，多年来就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艾滋病疫情较重的沈丘县小李庄，即使在新建卫生所和发放抗病毒后的今天，目前病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今年截止8月底，今年就已有超过10人死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根本的好转。

　　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公之于媒体。

　　在文楼艾滋病疫情被曝光后的，中央及卫生部备感压力巨大。2001年，卫生部为解决河南问题，决定以当时较为公开的文楼村为突破口，继而全面解决河南问题。我曾几次参卫生部艾滋病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门讨论，制定防治策略，可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然而，虽然卫生部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天不随人愿，事情更加陷入非常痛苦的困境。

　　首先，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艾滋病的疫情，被遭到拒绝。我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半部蔡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被公开后的痛苦。说被公开后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语之意对公开的不满，同时认为中央就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产生巨大矛盾（现在上蔡县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

　　卫生部在以下几点对河南很有意见：其一、疫情报告不真实。多年来，河南省严重疫情的真实数据无法获得。河南省在近几年来，一直报告艾滋病人数从几千到一万多人，这样的数据卫生部很难相信。由于数据不准确，卫生部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购买多少药物，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技术。致使长期无法对河南问题做出科学决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003年，为援助河南，卫生部紧急购进5000人份的抗病毒药物，本指望能帮助河南解决部分问题。但后来发现，药物居然太多了，发不下去，没有那么多人用。其实卫生部不知道，下面根本就不愿意把药发下去，因为地方政府怕麻烦。2003年底，作者到河南某地区上去了一趟，问村医生发药了没有，他说没有。但作者走后第二天，听说药就发下去了。后来才知道，地方官员误以为作者是卫生部来暗访的，所以第二天就赶紧把药发了下去。如果不是这样，药恐怕还不会发下去。当时回来后，我电话问了很多村医生，他们告诉我其实只有重点村发了药，其它村庄并没有发。

　　其二、工作不作为：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形同虚设，极少进行实际工作。如河南南阳的镇平县，艾滋病疫情非常严重，但许多疫情仍然隐瞒，工作不作为。省沈丘县除了为小李庄建了一个村卫生所外，几乎什么工作都没有做，致使这个地区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仍处于发病高峰，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并不停地到卫生部上访。2003年年底，曾经在佑安医院进修学习过的河南省某县防疫站的某医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准备在12月1日在县城搞一次艾滋病宣传活动，活动刚开始，便被县里领导勒令撤消，说什么艾滋病工作悄悄做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并把训斥`了一通。该医生不得以，只能草草收场。

　　严重的不作为和隐瞒疫情，媒体的不断曝光，使卫生部深知河南问题的严重性，备感压力巨大。鉴于河南问题的严重性，2002年12月（SARS爆发前），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向全国人大就艾滋病防治情况汇报时说：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领导担心艾滋病会影响地区形象和经济发展，隐瞒或延缓疫情上报，甚至不开展宣传教育和疫情调查。（原载《健康报》），2002年12月27日，第一版）。足见当时卫生部对河南问题的担忧。

　　SARS流行结束后，国务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吴副总理上任后，艾滋病问题成为最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解决，当然，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河南问题。2003年12月，吴仪总理亲率卫生部官员、专家及相关人员奔赴河南，就河南艾滋病问题进行专门调研。在赴河南的途中，卫生部官员曾经提醒吴副总理，说河南可能会欺骗你，吴副总理说，我心中有数。到河南后，为了解真实情况，吴副总理大量接见了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民间人士（包括高耀洁）、艾滋病病人，与他们进行交谈，了解真实情况。进村，亲自与艾滋病面对交谈`.我的学生，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当时就是吴副总理接见的人之一，在总理接见时，他详细向总理坦诚了目前农村艾滋病防治的现状。在最后的总结会议上，总理严厉要求河南省必须认真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否则，中央可能对河南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是组织上的措施。

　　然而，总理走后，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河南省立即抛出38个艾滋病重点村，又是派工作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俨然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荣”景象。这些重点村的艾滋病病人当时确实有一定受益。但人们并不知道，在每个重点村周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无数的艾滋病村庄，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照样处于无医无药和无人管的地步。如河南省沈丘县，该县只报了一个小李庄作为重点村，建立了村室，修了柏油路，通上自来水。然而，在小李庄旁边的如胡桥、董营、胡庙、大滩李等20-30个村庄，疫情非常严重，却基本没有人过问。郸城县的艾滋病重灾村冷庄也是如此，所有的病人都看着重点村刘老家村的病人享受各种待遇，而自己村内连一个村卫生室都没有，药发给病人后就没有人管，所有的患者都怨声载道。不得已，病人多次集体到卫生局找领导人论理，局领导说：“省里有文件规定，超过45个人的村庄才能算重点村”。村民说：我们已经超过45个人。过几天村民再去找局领导，领导便推脱说不知道此事。

　　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不仅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于表面假象而耽误了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一位艾滋病的村长哭着告诉说：我不会在这条柏油路上行走，因为他是用我们村民的尸体铺成的。最严重的是河南在误导全国人民，大众误以为河南只有38个艾滋病村。笔者经常给医院的同行讲，那里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可作者的同事说，不就38个人村吗，能有多严重？可见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河南艾滋病的真相。

　　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其它省市也有，有的省市的局部地区，其疫情也很严重，程度与河南差不多。如山西省、安徽、，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等等。但与河南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的领导基本点能正面看待这些问题。地方政府态度积极，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并主动把工作做好。如山西省夏县两年前主动与联合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县，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合作，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在国内农村地区成立了首家以关怀艾滋病的民间机构“温馨家园”，为全国农村艾滋病防治做出了示范作用。作者曾多次应邀去山西省讲课，看到这里的病人和地方官员关系非常融洽，大家总是配合一起做工作，情况与河南大不一样。

　　没有一个政府没有犯过错误，有时候某些错误还具有必然性，这本身也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河南省就不一样，不仅最大限度的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援助，不论是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援助，一律拒绝。作者五年在河南巡诊医疗，多次遭到驱逐。有时候，为了不与那些人发生冲突，只能夜晚去村里看病人。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好事，在这里却长期便成了“地下工作”。当地官员还威胁村医生说：“不要与张大夫联系，否则就要收拾你”。今年六月，河南省卫生厅会同省艾滋病协会向河南省各地发文，要求驱逐作者在那里的医疗活动。消息传到我的学生那里，他们非常不满，河南某地村医生便与当地卫生局负责人理论，村医生说，张大夫为我们这里五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对他。最后，卫生局和防疫站负责人商议后干脆说，张大夫以后来了我们就假装没有看见。鉴于河南艾滋病疫情严重，无国界医生组织多次找河南省协商，希望能到河南帮助艾滋病病人做一些工作。但河南省总是“婉言”谢绝，到目前为止，无国界医生组织也不能进去。当然，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个人、慈善机构、媒体、都希望能为河南做一点工作，但结果都一样：拒之门外。

　　由于河南省在艾滋病的暧昧的态度，目前卫生部的官员一听到河南艾滋病就头疼，直摇头，都觉得这件事难办，不愿意管河南的事。他们觉得不好管，管不了，当然也管不好。如2004年6月，为检查示范区的工作，卫生部派专家组到河南，检查了柘城、沈丘、新蔡的艾滋病临床救治工作。此时作者正好也在小李庄巡诊医疗，当时我看到的真实情况是这里的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药物使用非常混乱，病人仍在死亡，村民对地方官员的工作非常不满。但小李庄为应付检查，事先做病人的工作，让病人只说好的一面，不要说坏的一面。最后使卫生专家组得出错误结论，认为沈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较好，要求最后检查的实际上工作较好的新蔡县向沈丘县学习。检查组在离开不久，20多个沈丘村民便来到卫生部上访，反映村里艾滋病防治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