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南艾滋病，我们的国家灾难

　　1999年，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卫生部艾滋病首席专家曾毅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呼吁时指出“艾滋病将造成国家灾难”。没有想到，他的话很快就不幸而言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将要为这场灾难付出高昂的代价。它将造成上百万的青壮年因此失去劳动力，数十万人死亡，数以十万计的艾滋病儿童和艾滋病孤儿。

　　然而，最大的灾难是我们目前仍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在该报告快要写作完成时，传来河南“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10%的献血员感染率，”，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人们都不相信在河南仅有2.5万感染者。如果真实这样，那我们的操心原本就是多余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可以看出：1、“2.5万感染者”：说河南只有2.5万感染者，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作者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另外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有很多，如新蔡县、确山县、沈丘县、项城县、尉氏县、镇平县、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2、“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区”：河南省有近1亿人口，假如只有2万五千感染者，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这毫无疑问就是“低流行地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一年前我们全国报告约有100万感染者，那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为千分之一。又如北京市一年前检测出艾滋病病人约400人左右，北京市自己估计有两万人左右，北京有1500万人口，人群`感染率也在千分之一左右。河南省报告的同时，四川省也同时公布四川有感染者约6万左右，占四川人口也在千分之一左右。若果河南省人群感染率为万分之三，与全国和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当然就是“低流行地区”了。真是这样吗？很显然河南省在向全国人民撒谎，道理非常简单，如此多的献血人群的存在，大面积的HIV 播散，就不可能是“低流行地区”。我们且不说河南省是高流行地区，就算与全国的千分之一感染率持平，也有10万左右感染者。还不用说，河南省本身就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区。

　　3.“10%的献血员感染率”：前面我们说过河南省当时存在单采血和单采浆两种情况，与单采浆相比，单采血人数数量较少。因为全血用途有限，主要是医疗机构临床输血。而单采浆由于能提供蛋白等血液制品，用处广泛，具有很大商业价值。前面说过，单采血由于没有血球回输，危险性较小，HIV 感染率在献血员中为10%左右。而单采浆由于有血球回输，HIV 感染率非常高，从现有河南已检测的资料的调查显示，最高为51.6%，最低为18.6%左右，平均为31%.即使把单采浆和单采血人的人混合在一起计算，感染率也应该在20%左右。

　　1997年来自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郑锡文等在河南某村调查结果为：单采浆为18.2%，单采血为11.1%；1999年卫生部艾滋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颜江瑛，郑锡文等在我国中部某村的调查结果：单献血人员中HIV 感染率为9.1%，单采浆为25.9%.（国家“九五”医学科技公关课题“，原载〈〈中华流行病学〉〉，2000年第一期和第四期。）

　　因此，河南肯定是把单采血的感染率说成是全部感染率，而大部分的献血人员是单采浆，不是单采血。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感染者，准确估计非常困难。作者五年不断在论证这个数据，总有变化。但基本估计应该在30万左右或更多，假如按30万感染者计算，有30%左右的人已经死于艾滋病，也就是说，至今河南因艾滋病死亡人数已经在10万人左右。

　　灾难1、约10万人已经死亡，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许多家庭变成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图14、15、16].灾难2、几十万的青壮年失去劳动力：由于感染HIV的人群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人，是农村体力劳动的骨干。而今，他们都将失去劳动力，需要国家的长期救助。国家将为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灾难3、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目前，我们已经有大量的孤儿需要就助。河南到底目前有多少艾滋病孤儿，很难估算清楚，者比有多少艾滋病病人估计更为困难。河南一般家庭都有2-3个小孩，假如以一个艾滋病病人对应一个孤儿，目前已死亡10万人左右，即可能有10万左右的准孤儿。但由于家庭重组、部分收养和部分孩子已长大成人等原因，估计实存在孤儿数量应该在3万左右。河南郸城刘老家大刘守让四兄弟八口人都参与卖血，目前除了本人和其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六口人已全部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除一女儿已出嫁外）……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爱人死亡，儿子和儿媳妇均已死亡，现在一个老人带3个孤儿，典型的隔代家庭。

　　图14、爷爷带着三个孩子

　　图15、叔叔带着已死亡哥哥嫂子的三个孩子

　　图16、望着快要去世的亲人，他们欲哭无泪

　　河南艾滋病孤儿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1）艾滋病孤儿：即父母双亡；（2）准孤儿现象：父母一方已死亡；一方已健在；3）潜在的孤儿：即父母都健在，但有一方或双方是艾滋病感染者；（4）艾滋病儿童：指感染HIV 的儿童（图17）。

　　目前急需要解决的是艾滋病孤儿和艾滋病儿童这两类儿童。艾滋病孤儿系父母双亡，应尽快解决收养问题。感染HIV 的儿童，一般应该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经过8-10后，目前均已进入发病高峰期，应立即解决治疗问题。但儿童的抗病毒治疗谈何容易，既无技术，又无药品。目前连成人的抗病毒治疗都难以规范和开展，儿童就`更难。尤其是缺乏技术，作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目前在农村地区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对成人疗效较差，但对儿童似乎疗效较好。因此，如果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就可以帮助解决儿童在农村的治疗问题。

　　对于准孤儿现象和潜在的孤儿，若能进行抗病毒治疗后，可以很大程度延长父母的生命，应鼓励他们自己抚养孩子长大。一般来讲，母亲在健在时比父亲健在更应该继续抚养孩子，抚养效果更好。

　　图17、感染了HIV 的儿童

　　灾难4、庞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尚无法准确估计河南艾滋病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但简单估计一下便可以知道。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和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在2001年的《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提示：由于劳动力损失而减少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一个艾滋病病人一身的总经济损失量约为13万元。在没有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每年每人需要平均医疗总费用为17518元。

　　河南的损失如何呢，目前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由于抗病毒治疗后，机会性感染将会减少，直接医疗费用变为抗病毒治疗的费用、部分检测、机会性感染治疗和对症治疗的费用。我们以每个病人在进行抗病毒治疗后能平均存活五年左右作为计算依据。

　　·抗病毒治疗：目前每年每人的抗病毒治疗需6000元左右。每人五年总费用为3万元；

　　·对症治疗费用和机会性感染费用：以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较早的上蔡为例，目前控制较好的上蔡郭屯，每月每个病人需要药物费用在30-50元左右（月总费用5000左右），但控制较差的程老村，每人每月需要药物费用为200元（月总费用6-10万），若平均每月需要100元计算，则五年每人需要约6000元左右，最后患者死亡的治疗费用约需要1万元。加上需要检测的费用，总共每人的消耗在2万余元左右（这还需要在抗病毒治疗控制较好的情况下）。

　　·生活补贴：如果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200元计算，故每个患者五年内需要直接生活补贴约1万元。

　　故一个艾滋病病人一人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量将超过19万元。加上国家大量的防治经费的投入、人员培训、医疗设备的投入、大量人力的投入、社会恐慌和社会治安等因素，大量的孤儿和老人需要赡养。把这些加在一起，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将给国家造成至少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由于继续传播带来的间接损失就更多且无法估量。

　　以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样本村文楼村为例[图18]，从2001年开始实行全部免费治疗以来，仅机会性感染的治疗，每月花费在20-30万左右，两年内一个村仅控制机会性感染就花费500万左右，加之国家给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生活救助、“七个一工程”及病人、孤儿等的补贴，总消耗已经超过两千万元人民币（这里还不包括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目前在38个重点村的不完全调查，“七个一工程”包括病人的救助在内，平均每个村的投入已经100-200万元左右，如果每个村都按这个标准进行工作，国家的直接资金投入将是非常庞大的数值。

　　庞大的经济支出已经是河南省不堪重负，而且随着全面防治工作的开展，资金投入将会越来越大，单凭河南省已经无力单独应对如此庞大的疫情。河南的经济在近20-30年之内有可能出现大踏步的后退，并将被如此严重艾滋病疫情拖垮。

　　图18、作为河南艾滋病防治的样板工程——文楼村，孰不知国家已为此投入近两千万人民币（图为新建的文楼村室）

　　四、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河南艾滋病病人的“奢望”

　　在近五年的下乡巡回医疗服务中，许多艾滋病患者拉着作者的手问“张大夫，我们怎么办？”。作者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们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住，政府有一天一定会管你们的”。然而，这一天，我们差不多等了近4年时间。2003年，中央政府承诺开始向这一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但我们只能仿制国外已经过保护期的药物如去羟肌苷（DDI ）、奈韦拉平（NVP ）、施他夫定（D4T ）、齐多夫定（AZT ）等。因此，我们只能组成国外已经不再采用的二线方案：DDI+AZT+NVP ，DDI+D4T+NVP.由于该方案疗效一般、副作用较大，加之基层缺乏抗病毒治疗技术等原因，使抗病毒治疗在农村地区出现巨大的混乱，许多患者由于药物副作用而退出治疗，少部分患者因为药物副作用而危及生命。究其原因，除了我们缺乏技术准备而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疗效好而副作用较小的抗病毒治疗骨干药物：拉米夫定。

　　拉米夫定，英文缩写3TC ，在我国注册商品名为贺普丁，是世界著名制药集团葛兰素史克公司（英文缩写GSK ，以下简称）在1992年研发并生产的，被作为艾滋病联合抗病毒治疗方案中的一种骨干用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医学家发现其对乙肝病毒DNA 有抑制作用，1998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 ）在全球最先批准其用于乙肝病人的治疗。我国于1999年批准该药物作为乙肝治疗药在中国内地销售，中文商品名为“贺普丁”，2000年被列入《国家基本用药目录》拉米夫定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早期已经被医学界所认可，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 ）推荐为首选方案中的骨干用药。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开展较晚，对拉米夫定治疗艾滋病的认识也比较偏晚。2001年，一位名叫丹尼尔的外国友人来到北京，拜见了许多艾滋病专家。包括到佑安医院见到作者。临走时，他送给作者一箱艾滋病抗病毒药物（30瓶）：S30.当时作者对此药未太在意，就把它扔在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管它。过了不久，许多河南的病人来找作者要药，作者就送给他们一些，并在随后的下去医疗服务的过程中，送给一些已经发病的病人。令作者意想不到的是，该药效果奇好。不但服用方便，副作用小，而且使许多濒于死亡的艾滋病患者在使用该药后，病情很快好转。于是，大量的病人开始涌向佑安医院，向作者索要该药物。后经一些感染者和感染者组织从泰国和印度购回一些，使少部分患者可以早期用上这种抗病毒药物，度过了最危险和最艰难的时期何为S30？S30实际上是艾滋病抗病毒药物的一个联合组方，它巧妙地将3TC+D4T+NVP 组合，将三种药物组合成一个药物，病人一天只需早晚各服一片。该药由于是将三种药物压成一片，所以不但服用方便，副作用小，而且由于其中有骨干药物3TC ，所以疗效也非常好，深受农村艾滋病患者的欢迎。后来有许多河南的艾滋病患者情愿自己花钱买S30，也不愿意服用政府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其实，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与目前我们的组方（DDI+D4T+NVP ）相比，S30（3TC+D4T+NVP）只是将组方中的DDI 换成3TC 而已。然而，我们缺乏的正是拉米夫定——3TC.2001年底，作者通过泰国同行打听S30的生产情况，令作者吃惊的是，对方告知，该药是中国生产的，在泰国仅是分装，然后贴上商标而已。同时在巴西和印度也有生产该药。一个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药物，我们自己的患者却需要不远万里到泰国去购买，而常常因为一些问题还不能完全带回国内。那么药厂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生产，难道我们的有什么困难吗？困难当然是现实的。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缺乏新药的自我开发能力，许多药物需要靠仿制国外过专利期的产品。因此，我们的艾滋病患者也就成了这种专利的“牺牲品”。从2001年开始，鉴于我国农村艾滋病发病的严峻形势，卫生部相关部门便展开了与国外跨国制药大集团的艰苦谈判，当年就使艾滋病抗病毒药物价格下降了2/3，使一些艾滋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但由于不能解决关键抗艾滋病药物——拉米夫定的仿制问题，使我们艾滋病的临床救治工作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以至于河南许多艾滋病患者在无助中死亡。

　　那么，国外厂家为什么极力阻止我们仿制拉米夫定呢？

　　1、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跨国制药公司为我们国家的仿制设置重重障碍：拉米夫定，作为商品在我国注册为贺普丁，也是治疗乙型肝炎的骨干药物。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乙肝大国，约有超过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和近4000万乙肝患者，如此庞大的病人群体为GSK 带来了令其始料未及的惊人销量和巨大经济利益，有统计显示，2003年“贺普丁”单品销售收入近9亿元人民币，2004年将达到近10亿元，在中国药品市场单品销售排行榜上仅次于复方丹参滴丸位列第二。一个在全球市场销售额不足10亿美元的药品，在中国市场居然创造了超过1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在所有跨国公司的药品目录中，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原载《中国经营报》，2004-12-11）。据作者不完全统计，自贺普丁上市以来到现在，在我国的销售额已接近50亿人民币。如此庞大的经济利益，让GSK 使出了浑身解数，阻止中国仿制拉米夫定。

　　那么，拉米夫定究竟价值几何？据作者所知，1公斤（1000g ）拉米夫定（成品原料）约价值3000元人民币左右。一个艾滋病病人的一月用量约在10g 左右，也就是30元人民币左右。而目前在市场或医院购买拉米夫定10g ，约需要1500元人民币左右，价格相差50倍左右。

　　在庞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致使这些跨国制药公司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仿制“救命药物”——拉米夫定设置重重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些跨国制药公司对我国局部地区发生的人道灾难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使灾难越来越深。

　　跨国制药公司获取丰厚利润回报，这本无可厚非，我们也无意于要让他们当“慈善家”，慷慨解囊。然而，当我们遭遇像河南这样的艾滋病人道灾难时，像GSK 这样的大公司理所当然应该为中国处于死亡边沿的艾滋病患者提供人道援助，为中国人民尽一些人道义务，更不应该百般刁难我们。何况他们已经在中国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对于河南艾滋病患者的不断死亡，GSK 将负有不可推卸的人道责任。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民将会追究GSK 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的人道责任，并一定将会谴责这种见死不救的唯利行为。

　　2、对灾难的低估，为药物的仿制带来巨大的困难：对于河南艾滋病患者的药物需求，我们可以利用WTO 的“强行仿制条款”来获得药物，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生人道灾难时，我们可以强行仿制我们亟需的“救命”药物，这是允许的。但可悲的是，由于河南政府长期掩盖了当地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使中国政府在强行仿制方面的要求“底气不足”。2001年底，有一位河南省卫生系统高级负责人问作者“张大夫，你经常去河南，你帮我们想点办法”。作者当时就告诉对方，浙江东部有几个厂家在生产艾滋病药物，你们去拉一些回来分装后就可以给病人用，许多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听说对方还真去了这些厂家考察，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3、我们自己的暧昧态度也为药物仿制带来困难：长期以来，个别艾滋病专家，甚至是卫生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一些感染者组织，对河南问题要么知之甚少，要么视而不见。出于对自身小的“集团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就此为艾滋病患者呼吁，为艾滋病患者的药物需求进行呼吁。致使一些像S30这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度、巴西等早已大量仿制的药物，在我们这里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正义的呼声太弱，也无意中助长了某些跨国制药公司长期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的“底气”，以此阻止中国政府仿制我们亟需的“救命”药品。客观地讲，在局部地区，我们的艾滋病灾难要远远大于泰国、印度等国家，我们国家更有理由仿制这些艾滋病抗病毒药物，以满足现实需求。然而，现状是我们的患者却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2004年的第二季度，在我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GSK 终于勉强答应赠送给我国一年用量的拉米夫定，这份“迟来的爱”，让我们差不多等了五年，而我们的人民为了这一天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今天估计，如果我们早五年得到这些药物，我们可能有20%（约6万人左右）的患者仍然存活。

　　五、现实问题

　　1、农村抗病毒治疗的先天不足

　　2003年，中央承诺给予河南艾滋病病人免费抗病毒治疗，并于七月份左右将药品发到了部分病人手中。由于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从3月到8月，作者一直没有去河南。8月下旬，陆续有河南的患者带着抗病毒药物`到北京找作者，说药不能吃。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吃，他们说吃药后腹涨、头痛、腹泻等，不能坚持，并告诉我说他们有很多人都不吃药。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一些村医生，结果如病人所说的一样，并告诉说目前他们也没有办法。同年9月、10月到春节后的2004年3月，作者陆续去了柘城、睢县、尉氏、新蔡、商水、南阳等地，对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非常令人震惊，超过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药，最为令人头痛的是应该服用药物的停止服药，而目前还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坚持服用。并有许多病人出现严重贫血，肝损害，严重的皮疹。河南郸城县冷庄刘某，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后，出现严重的药物过敏-剥脱性皮炎，但由于缺乏合理处理，病人在床上已经躺了4个月，仍然无法恢复[图19]

　　图19、由抗病毒药物引起的严重皮疹

　　造成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由于河南省对疫情的长期隐瞒，没有进行过艾滋病临床治疗的能力上的准备，对大面积开展抗病毒治疗准备不足。真正开始进行治疗时，出现问题和根本无人能够应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规范治疗了。其原因在于基层防疫站人员不知道该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他们误以为这是政府发放的福利，每人一分，发完药后就不管了。至于什么人该用，什么人不该用，用后有什么问题全不管。某防疫站工作人员提出的口号是：想活命吗，服用药物吧。许多农民艾滋病病人误以为此药用上后，艾滋病就会好了，所以都服用，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病人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作者到某县，其县领导告诉病人说“药都发给你了，还需要什么”。意思是说只要有药，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然，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关知识外，农民缺乏教育和基层技术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大多农民此前并没有接受过抗病毒治疗教育，一方面农民误认为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另外一方面当有轻微的副作用时，就退出治疗；更有甚者自己减量服用和断断续续服用。当患者出现严重副作用时，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技术支持，有的已出现严重肝功能损害和严重贫血时，还在继续服药，使少数病人死于严重的肝坏死和严重贫血。当然，客观上讲，药物方案欠妥，副作用确实较大，也是造成病人推出的主要原因。目前这两种组合方案疗效较差，副作用较大，有10%的患者肯定不能坚持服用。但我们高兴的看到，中央政府正在不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已经决定为这些患者提供治疗艾滋病大骨干药物：拉米夫定，制定以拉米夫定为主的治疗方案，可望解决这些问题。但薄弱技术力量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农村抗病毒治疗，任重而道远。

　　但作者调查发现，不乏有工作做的非常好的村庄，河南省上蔡郭屯在以吴中仁为首的村医生负责任的工作下，从去年发放免费药物以来，就没有病人死亡。病人情绪稳定。他们送药到患者手中的做法，已经开始在河南省推广。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好坏，病人死亡率下降是直接依据。另外一些村如新蔡县东湖村、尉氏的水黄村和屈楼村，今年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病人情绪基本稳定。

　　然而像沈丘的小李庄和郸城的冷庄，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10%左右。尤其是小李庄，作为省38个重点村，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病人的救治工作，情况依然非常糟糕。仅2004年6-8月就有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于严重肝坏死，一例死于严重贫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

　　为帮助河南部分地区克服抗病毒治疗中所面临的困难，作者2004年3月从河南调研回来后，4月份，在澳大利亚国际艾滋病组织的支持下（AFAO），作者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村医生的培训班，来自河南省柘城、睢县、尉氏、沈丘、新蔡、上蔡、南阳、临颖的近30位村医生参加了培训。在这次培训中，作者就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的问题与村医生进行了广泛交流，并针对目前的问题请专家进行了认真讲解。同时，作者还印制了6000册“农村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教育手册”和“农村村医生实用治疗手册”，到农村广泛发放，并给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讲课。在小李庄的巡诊中，应村民的要求，作者给村里的艾滋病病人讲了一堂课[图20]，题目是如何正确使用抗病毒药物，听完课后，许多村民告诉我说，“张大夫，你讲的与防疫站医生讲的怎么不一样呢？”。以后在村里的时候，病人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张大夫，我的药管不管吃（能不能吃）”，有时后，我也很难回答，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患者目前的免疫状况。高兴的是，现在河南大部分有了流式细胞计数仪，可以帮助判断病人是否可以服用。

　　客观上讲，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起步较晚，许多方面还准备不足，目前的农村抗病毒治疗犹如“在一个沙滩上要建一个大楼”。但问题又确实紧急，我们甚至连打“地基”的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在不断的死亡，需要“救火”。虽然农村抗病毒治疗存在一大堆问题，但我们也看见，在局部推广抗病毒治疗的地区，病人的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治疗后，病人的死亡率已经从高峰的2002年的6.78%下降到2003年的5.58%，今年截止10月底统计病死率仅为2.53%.但在抗病毒治疗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图20、作者在小李庄村为病人讲课

　　图21、作者在沈丘县胡庙艾滋病村

　　2.中医药，农村艾滋病病人的期待

　　祖国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长期的医学实践证明，祖国医学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因此，有理由相信，在艾滋病治疗方面，传统中医药也一定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多年来，我国学者在中医治疗艾滋病方面进行不尽的探索，并做了大量工作。中医基础研究部门率先在国内就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对我国现有的植物药物资源进行了大面积筛选，从中发现许多对HIV 有抑制作用和在改善免疫方面有独特作用的植物药，为以后的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了物质和理论的基础。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在我国农村的推广应用一直比较迟缓，到目前为止，仍无大的进展。广大农民患者非常喜欢副作用较小又实用的中药治疗，而对副作用较大的西药抵触情绪较大。如河南郸城县刘老家的病人，在2003年发放抗病毒药物后，目前有20%的人在服用抗病毒药物，80%的人在服用中药，但患者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今年该村只有两名患者死亡。当然，到目前为止作者并不知道该药物的组方和功用。

　　由于农村没有正规化的中医治疗，“游医”便在这个地方泛滥成灾。各种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在农村大行其道。一名“游医”在河南省小李庄说能治疗艾滋病，让病人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大缸中长期洗澡，说能治疗艾滋病[图21].这些近乎愚昧的治疗手段不仅不会治疗艾滋病，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延误了患者的治疗。究其原因，因为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和专业人员在这里为患者服务，才使他们大量的相信了这些“游医”。

　　图21、用于泡人的大水缸

　　农村艾滋病治疗目前过度依靠西医治疗，而技术和力量的准备又不足，加之患者对药物抵触情绪较大，因此，短时间很难改变现状。尽快推广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目前的不足。祖国医学历史悠久，人才充足，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目前在艾滋病防治中，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简单的西药治疗上，与国外相比，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自己的资源，更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中医药应尽快“走下去”，为广大的农民患者服务。

　　8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资金，派出多支中医医疗队，帮助非洲人民治疗艾滋病，这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受到非洲人民的广泛赞誉。非洲的许多艾滋病病人在治疗后，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生命得到延长。然而，当今天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灾难时，很长时间很难看到自己的医疗队到河南去进行援助，我们到底怎么了？难道我们自己不需要援助？恰恰相反，我们自己的人民更需要援助！

　　大规模推广中医药在农村的应用，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西药的投放量，节省大量的国家资源。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因药物副作用和检测带来的医疗费用浪费。同时可以为西医治疗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延缓可能由于大规模抗病毒治疗带来的大规模药物抵抗（耐药）。

　　中医治疗，在农村大有作为！

　　3.村医生，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虽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难，有许多障碍，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这里有许多有生力量——村医生。他们将可能维系农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础。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诊医疗时，在上蔡郭屯的诊所遇到刚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专科毕业到这里的一位年轻的村医生张贵阳。我问他，“为什么要到村里的诊所来进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的国家灾难”。这话能从一个村医生的口中说出，让我非常震惊。其实，在河南，正是有一批这么好的村医生，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工作，支撑起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县董营村董振功医生告诉我，60年代河南省曾经流行疟疾，在进行疟疾的防治时，村医生的口号是“发药到手，服药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足见当时村医生对疾病防治的责任心。为了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医生多次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改善村卫生室条件，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今天为止，他良好的愿望仍然只停留在报告上，村室改善仍遥遥无期。河南南阳十里铺村的王龙霄大夫，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训后，回去后进行了广泛的艾滋病防治宣传，五年中，他关掉自己家的诊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制艾滋病宣传手册，还在自己家中开办艾滋病热线，义务为村民进行艾滋病咨询服务，在当时，所有远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阳有这么一个医生会看“卖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县水黄村的刘广苓医生夫妇，为艾滋病工作，常常每天几乎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几乎是夜以继日的工作。屈楼村的韩刘生医生，将自己的儿子培训成艾滋病专业医生，一直专门为艾滋病病人服务；河南上蔡县郭屯的吴中仁大夫，自己的儿子、孙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并没有只顾自己，一直坚持在诊所为村民服务，其卓越的工作已经是该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显下降。临颖县瓦店乡的彭建福医生、晁丙辛医生、张付超医生等[图22]，他们都在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图22、作者在艾滋病村与村医生座谈

　　图23、作者在艾滋病村与病人座谈

　　图24、作者在村口看艾滋病病人

　　正是有这么一批有责任心的村医生，支撑着河南农村庞大而又繁重的基层传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们的报酬和条件确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还必须坚持下地种田，有的村医生诊所条件非常有限，有的村医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触的无数村医生中，大多村医生都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医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来就诊，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从事艾滋病工作的村医生，由于队伍不稳定，自己也有一定担心。

　　然而有的地方确在做着打压村医生的工作。为了艾滋病的治疗，河南省上蔡县程老村医生赵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个村医生，2002年主动合作，自愿将自己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为艾滋病服务。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后，上面派来了大批医疗队，将其中四个村医生赶走，只留下赵医生一个人。但由于医疗队对该村不熟悉，还得靠村医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赵医生身上。目前，赵也辞职不干。小李庄村医生李忠祥，是一位业务能力较强，有责任感的村医生，2003年在村卫生所工作期间，他发现卫生所采购的阿莫西林是假药，出于责任心，他迅速向村支书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义行为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被卫生室开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医疗队替代村医生的做法不宜提倡，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从长远持续地发展，必须依靠村医生。一些下派医疗队由于业务不熟悉，对村民不熟悉，很多属于短期工作，工作并不安心，并不利于目前农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医生只能帮助村医生工作，决不能喧宾夺主，替代村医生的工作。

　　在河南，许多村医生对目前的“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很有看法，他们大多认为这样浪费太大，没有必要，政府应该把钱花在紧要之处。他们认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进行工作就可以，重点是加强村医生培训，提高村医生的能力，提高村医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强村村医生的责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数重点村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为例，最多每天输液多达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还要送药到患者手中]，而且没有周六与周日。而且经常因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无尽的委屈。然而，他们的月工资只有五百元左右。许多村医生都认为，这样的待遇迟早会使他们放弃目前的工作而离开诊所。

　　河南省南阳村医生王龙宵在一封致市委李书记的信中坦诚村医生的苦衷，王医生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他们有责任帮助国家做好基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但就目前的处境和待遇，他们很难坚持工作。他们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的苦处。

　　同时，上蔡郭屯的吴医生认为，对于工作干的好的村卫生所医生，应适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以激励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如他们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药物费用仅在一3000-5000余元左右。仅为其它村庄的1/4到1/5，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源。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后怎么办？后顾之忧无法解决。

　　虽然有这么多的苦衷，五年中，作者与许多村医生接触中，让作者感到吃惊的是，与城市中大多医务人员还对艾滋病歧视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村医生歧视艾滋病病人。几乎所有的村医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们愿意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这些村医生，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一些村医生在向我谈起村里的艾滋病人时，泪流满面，他们为看到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内疚。

　　50-70年代，我国合作医疗制度为基层培养了大批有责任心的村级医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合作医疗受到冲击，村卫生工作受到冲击，农村卫生防疫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批有生力量还在。只要政府愿意扶持，他们仍将能为农村基层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级医生是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应该在各方给予支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之忧，加强培训，相信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样，支撑起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庄的刘医生告诉我说，目前村医生若能够组织起来，力量将十分庞大，他们的力量足以改变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医务人员，大多都忙于考学位，晋升职称，已极少有人愿意到农村去为艾滋病病人服务，医生的道德素质在全面下降，大多数对艾滋病仍然有恐惧甚至歧视。目前，以我所接触到的城市里的医务人员来说，他们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这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是艾滋病专业人员对这里的情况也了解甚少。五年中，作者多次去河南，但作者在河南发现在这种大面积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从城市来的医生愿意在那里服务，大量的医务人员对这里的情况采取冷眼观望的心态。

　　五年来，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并利用一些项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费帮助河南培训了近100人次的村医生，许多村医生已成为这些地区艾滋病防治的骨干力量。然而，这些工作没有得到作者医院的承认，也长期得不到理解。2004年3月，作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到河南去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帮助那里的艾滋病病人和村医生。医院拒绝了作者的请求，并做了让人难以费解的事情。当然，可能与他们长期根本不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有关。作为国家大型传染病医院，我们可能还需要多一些社会责任感。

　　作为传染病医生，当国家遭受传染病灾难事件时，应当冲刺到最前线，到那里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上世纪60-70年代，老一辈传染病专家经常到基层为基层人民健康服务，今天，面对自己人民遭受灾难，我们的医生正在以一种冷漠的心态视之，应该反思我们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才。80-90年代，中国曾派出多支医疗小组到非洲去为那里的人民服务，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欢迎。而今天到我们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折磨时，却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援助他们，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虽然目前只有极少数医生在这里奋斗，但作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