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

１９４９年建立红色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

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就在卞仲耘的学校读书。

当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

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
6月1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
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汉也以宋要武名义发表声明。

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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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当时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卞仲耘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 妈 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 他 妈 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 他 妈 别 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 他 妈 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 妈 的 ”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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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尽批斗虐待

1966年6月23日，校文革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

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当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的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

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打死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
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谁忘记历史，历史必会在谁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