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贫富差距变化

财富集中
在19世纪初期，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除了极少数商人、种植园主较为富有之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普通劳动者，生活小康，经济平等。一部分从事商业化生产的中小农户，温饱之余，尚有可观的额外收入。大富大贵之家，例如纽约的阿斯托家族(John Jacob Astor family)、波士顿的阿普尔顿兄弟(????on brothers)、劳伦斯兄弟(Lawrence brothers)等，实在是凤毛麟角，属於稀有动物。在1845年，有人估计，只有约翰.雅可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威廉姆.阿斯托(William B. Astor)、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德(Cornelius Vanderbilt)等几个人的身价在一、二百万美元以上。根据较近的一项研究，在1830年代，纽约市内拥有1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大约为100人，波士顿则有75人。大约10年以后，纽约市内百万富翁的人数达到113位；在其它主要城市如波士顿、费拉德尔菲亚，也有一定数量的百万富翁。有人因此否定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国内极少超级富豪之家的传统观点。这一新的统计结果，除了大量使用当年城市政府征税时对私人房地产价值的估算之外，也加杂进研究者对一部分家庭在公司的收益和其它个人资产的估算，而如何准确计算个人在公司的收益和其它个人资产，在没有个人收入税收制度之前，很难计算清楚。即使上述统计结果是正确的，与19世纪后期出现的超级富豪相比，19世纪中期以前的“富豪”家庭的财产数量，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1830年代，法国贵族亚尼克西斯.塔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游历、考察美国数月，写下<<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该书成为理解和认识美国社会，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社会的经典之作。塔克维尔对於美国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即是在美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平等状况”(the general equality of condition among the people)，以及相对平等的资源分配状况。塔克维尔的观察，成为当代，以及后世人们认识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平等主义”精神和现象的主要依据之一。近代历史学家爱德华.派森(Edward Pessen)通过对纽约市、波士顿、费拉德尔菲亚等三个主要城市内财富分配状况的研究，认为财富集中是当时，至少是在上述三个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而挑战并且试图否定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社会内经济平等，资源分配较为分散的传统观点。不过，在1860年以前，美国全国的城市人口不到国内人口总数的20%。派森的研究，也不包括美国国内其它地区如南方地区的主要城市，以及西部地区新兴的城市，其研究范围非常有限。美国东北部地区三个主要城市内部的财富分配状况，是否可以代表美国全国其它地区，尚属可疑。事实上，美国工业发展刚刚起步，社会富裕程度不高，加上美国缺乏类似欧洲社会中的传统世袭贵族阶层，超级富豪，按塔克维尔的话说，实属“稀缺”人物(fortunes are scanty)。孤、寡、老人、病残之人随时都有，也是少数。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至少75%以上的农民都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为生。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半斤八两，“经济平等”并非只是一个外国人走马观花似的结论。

随着工商业的深入发展，城市的不断扩张，到19世纪晚期，美国国内的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在1860年，美国国内财富总值为160亿美元，到1900年，达到880亿美元，增长了5.5倍。与此同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积累了前所未有，令当代人瞠目结舌、后世人顶礼膜拜的巨大的个人和家庭财富。早在内战时期，战时需求刺激了北方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债卷市场，制造了一大批战时百万富翁(war millionaires)。纽约的一家报纸夸口道，仅仅纽约一个城市，便有数百名百万富翁。更有少数人，其资产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以上。在19世纪晚期，新出现的超级富豪包括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杰伊.古尔德(Jay Gould)、 杰伊.库克(Jay Cooke)、 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科利斯.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等众多当代风云人物。洛克菲勒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创始人，后来又开辟了银行和投资业务。在1913年，除去捐给文化、教育和慈善机构价值千百万美元的赠款之外，其个人资产总价值依然达到3亿2500万美元以上。据估计，到同一年，洛克菲勒一生中共赚得价值10亿美元的财产。钢铁大王卡内基出身贫寒，后来受到著名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裁托马斯.史考特(Thomas Scott)的青睐，在铁路公司内扶摇直上。后来自行创业，组建了卡内基钢铁公司。1901年，在华尔街举足轻重的银行家摩根(J.P. Morgan)的斡旋之下，卡内基钢铁公司和其它钢铁公司合并，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美国钢铁公司。卡内基出售了自己在公司的股权，带着2亿5000万美元的个人收益，轻松退出工业界，开始了在文化、教育、艺术等慈善事业方面的第二职业生涯。卡内基的合伙人和副手，在1892年钢铁工人大罢工中不顾工人死活的亨利.弗立克，在死去之时也留下1亿5000万美元的财产。美国航运界、铁路运输业的不倒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德身后留下9000万美元的财产，其子威廉姆.范德比尔德(William Vanderbilt)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将父亲毕其一生积累下来的财产翻了一番。富者愈富，其财势与日俱增。

伴随着一部分超级富豪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1890年，美国国内大约1%最为富有的家庭共拥有51%的社会财富(wealth)，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卷等个人资产(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而处於社会下层的44%的家庭仅仅拥有1.2%的个人和其它财产。位於社会顶端的1%的家庭，大约为12.5万户人家，平均每一个家庭拥有的资产达到24.6万美元；而处於社会底层的44%的家庭，总数大约为550万户人家，平均每一个家庭拥有的资产只有150美元的微薄数字。如果把富有的家庭和较为富有的家庭加在一起，虽然只占当年美国家庭总数中的12%，这些家庭却拥有高达86%的社会财富；而多达88%的美国家庭，包括穷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仅仅拥有14%的社会财富。

研究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学者，一般把财富(wealth)和收入(income)分开。前者泛指各类实物和个人拥有的财产(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后者则包括工资、薪水、租金和股息等现金收入。经济学家加百列.寇尔蔻(Gabriel Kolko)把美国所有的家庭划分为十个不同的收入群体，每一个群体中家庭数目相等；依照各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从高到低，分为第一(最高收入)到第十(最低收入)十个等级。根据寇尔蔻的细致研究，在1910年，在收入最高的第一个家庭群体中，其收入达到所有家庭收入总数中的33.9%。在收入最低的第十和第九个家庭群体中，其收入分别只占所有家庭收入总数中的3.4%和4.9%，两者相加，还不到收入最高的第一个家庭群体之收入的四分之一。收入最高的第一个家庭群体的总收入(33.9%)，甚至超过了近一半美国家庭的收入之和(27%，包括从第六到第十个家庭收入群体的总收入)。可见，无论是在家庭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亨利.乔治一针见血地说道，富者愈富，贫者愈来愈处於依附地位；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

大企业的兴起 ( 此处从略 ...... ) …

社会福利改革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19世纪晚期，一位美国牧师、大学校长兼演说家，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演讲中宣称，依靠诚实的努力获取财富，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和每一名基督徒的职责。在美国，这名牧师断言，没有一个穷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本身的道德缺陷。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社会贫困现象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环境没有关系，处於贫困状态的人，只能抱怨自己，自作自受。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提出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生物进化规律。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前，另一位英国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正在思考和研究工业化时期英国国内的社会竞争、贫富分化、人口增长等问题，并且逐步形成了“优者胜”、“劣者败”的社会淘汰、社会进化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面世之后，斯宾塞进一步利用达尔文提供的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证据和规律，使其“社会选择”(social selection)观点看上去更加具有“科学”依据。 斯宾塞是第一个提出“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观点的哲学家，“适者生存”成为斯宾塞的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核心内容。根据斯宾塞的观点，如果人们[能力，道德品质，适应和调节能力)足够完善，那么他们[适者、强者]就能够、而且应该生存和延续下去；否则，他们[不适者、弱者]便无法、而且最好不要生存和繁衍下去。人类因此得到净化，并且变得更加优秀，社会因此不断进步。 斯宾塞因此认为，政府不应该煞费苦心地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帮助“不适者”(the unfit)作徒劳无益的挣扎，又是何苦？政府的社会福利措施反而会妨碍社会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不利于人类和社会进步。不过，斯宾塞并不反对私人慈善机构和活动，认为类似的善举可以使成功者的道德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从而变得更加优秀。“社会达尔文主义”冷酷无情，更加不幸的是，容易成为种族主义观点和政策借口，例如在20世纪30、40年代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所利用。

在19世纪晚期，特别是1870年代至18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美国工业家，好比雪中送炭，为工业化时期、春秋战国似的经济和社会竞争，提供了看似天衣无缝的绝佳解释。理查德.哈夫斯塔德认为，斯宾塞及其哲学，是英国工业化的产物。另一位历史学家托马斯.考克伦则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美国}工业化时代的哲学。斯宾塞的学说，似乎是为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工业化社会量身定做的社会哲学，在美国一度广为流传，甚至远远超过了其在英国国内的影响和地位。雄心勃勃的工业家、满腹经纶的学者，都纷纷成为斯宾塞的追随者。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斯宾塞的学说就象[人生]洪流中闪现的一道光芒，令人豁然开朗。洛克菲勒也说，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的具体表述而已，是自然规则和上帝的法则的结果。美国最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姆.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则干脆宣布，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Millionaires are the product of natural selection)。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任何针对失业问题、贫富分化等社会弊病的社会改革措施，完全是多此一举，甚至是“好心办坏事”。社会改革家亨利.乔治曾经问他的朋友、斯宾塞的追随者爱德华.利文斯顿.尤曼思(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是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具体改革建议，尤曼思一口咬定，什么也别做！一切听天由命(自然选择)。最好坐等四、五千年，也许进化的力量能够带领人类超越美国目前的社会状态。萨姆纳则直言不讳地说，社会改革计划等於痴人说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19世纪流行的古典经济学派“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论，成为19世纪晚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阻挡美国国内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要思想力量。

改革舆论和呼吁改革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斯宾塞主张维持社会现状，接受、等待社会“进化”的安排。不过，在城市贫民区内，正如一名主张社会改革的牧师、教授所说，几乎可以听见四周人类道德、品格破碎、垮落的声音。另一名主张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则说，许多人在挨饿，一些人却死抱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无动于衷，顽固坚持政府对经济生活撒手不管的政策。著名妇女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警告尤其沉重：美国的理想，在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贫穷之下，摇摇欲坠。

亨利.乔治是较早指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关注社会底层人士命运的改革先驱。其自费出版发行的<<进步与贫穷>>一书，世人曾经争相传阅，迫使美国人正视和思考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启发并影响了众多的社会改革者。1880年代，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经济学家理查德.伊莱(Richard T. Ely)批评一部分人把古典经济学当作维持社会现状的教条和借口，提出经济学研究应该结合社会问题，并且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伊莱鼓励并组织自己的学生深入社会，研究和分析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1885年，伊莱和一部分不满意传统经济学说的青年经济学家，组织成立了后来鼎鼎有名的“美国经济学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学会声明，国家政府的积极作用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鼓励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伊莱非常自信地说，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如果这个新的世界将要变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需要有一个新的经济学说与之共进同行。

传统上，因为各种教会活动，基督教教会牧师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接触最多、最为广泛。工业化时期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社会底层人士的贫困生活，自然会引起一部分教会人士的注意。在19世纪晚期，一部分教会牧师开始置疑古典经济学派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对於无限制残酷竞争等“自然选择”的社会后果，忧心忡忡；主张人间互助、社会和谐，提倡关心和帮助社会上“弱者”的灵魂和物质生活。这些牧师和宗教人士，被称为“社会福音派”(Social Gospels)。“社会福音派”的牧师接触千家万户，又具有传经布道的特殊条件，很轻易地将其主张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非常大。 “社会福音派”唤醒人们关注社会问题，呼吁改革，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开辟了道路。

1890年以后，斯宾塞的哲学在美国开始走下坡路。1890年代的经济危机，迫使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并且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社会危机情同水火，无法坐等社会的“自然进化”和传统自由贸易论“无为而治”的拯救，人们呼喊行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一种几乎全新的、美国式的、美国风格的哲学思想 - “实用主义”(Pragmatism)应运而生。“实用主义”的思想观点在19世纪晚期已经忽隐忽现，有迹可寻。到1898年，“实用主义”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初期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
“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els Sanders Peirce)、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皮尔斯是“实用主义”的创始者，詹姆斯使“实用主义”更加大众化，为社会所接受，杜威再接再励，进一步深化“实用主义”理论，并且将其推广、普及到教育和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人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人类心灵或思维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类思维和心灵，不是一种静态的、抽象的精神状态，而是活生生的行动。人类思维正确与否，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体会、认识和证明思想的真实性。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条件和情况的改变而变化。曾经正确的观念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意义；新的真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诞生。历史学家哈夫斯塔德认为，斯宾塞的哲学强调现存社会秩序、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秩序中不同位置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实用主义”则是一种强调人类“可能性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ossibility)。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认为，环境塑造、影响人类，人类也可以改变、影响环境。杜威则明白无误地指出，人类思维和思想，是进化过程中人类用来改变、重造环境的工具。真理只有在帮助人类达到其目的的时候才最能体现其价值。杜威鼓励人们运用人类思想和思维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实际、现实问题，而不是高谈阔论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理念。“实用主义”本质乐观、注重行动、相信未来，很能反映美国人的性格特徵，是典型的美国式哲学或思维方式。在20世纪初期，成为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当时社会各个阶层行动起来，主张改革社会弊端的“进步主义运动”。

民间社会服务机构
美国社会内部自助、自我批评、自我改善的功能较强。在19世纪晚期，除了一些改革思想家批评当时的社会、提出改革建议之外，民间出现了许多自发的社会服务机构和改革团体。大约从1880年代中期起，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工商业城市，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城市贫困社区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称为“the Settlement Houses”。这些社会服务机构通常都设立在城市内最贫困的街区，工作人员生活在这样的“服务之家”，和周围贫困家庭打成一片，体会社会底层人员的甘苦，为当地居民提供除传统的慈善服务外，更注重提供免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服务和娱乐活动，力图改善社会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到1900年，美国全国各地共有100多个类似的社会服务机构。10年以后，其数量达到400以上。其中，最著名的社会服务机构有简.亚当斯创办的“霍尔之家”(Hull House，芝加哥)，罗伯特.伍兹(Robert A. Woods)的“城南之家”(South End House，波士顿)和莉莲.沃尔德(Lillian Wald)的“亨利街之家”(The House on Henry Street，纽约)等。

在早期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中，许多人都是女性。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放弃较为舒适、清闲的家庭生活，深入社会底层，用社会工作者莉莲.沃尔德的话说，“奉献我们的公民责任”。许多在社会服务之家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属於美国最早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在当时，社会上存在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妇女从事脑力工作不利於生育。妇女的传统位置仍然在家庭之中，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也不例外。很多大学或者专业院校毕业的女性不甘于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家庭之中，在职业竞争中又受到歧视和排挤，便将精力和才华投入到社会福利和服务工作之中。作为女性，妇女对於社会中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似乎特别敏感；作为母亲，妇女对於社会底层的不幸生活，格外同情。在妇女社会工作者和其它改革人士的推动、呼吁之下，童工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虽然还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能够全面废除和禁止童工劳动，一些州还是因此制定了专门保护工厂女工和童工的法律。著名社会工作者佛罗伦丝.凯莉(Florence Kelley)还成为伊利诺斯州的第一任工厂检察员，监察工厂内部安全生产状况和工人工作条件。

工业化飞速发展，打破了人们以往的生活节奏和期盼。在一个人人希望挤到他人前面，浮躁的社会，人们和酒精似乎特别有缘。无论是商业社会中的得意者，还是落魄人；不知道是为了解闷，还是为了发泄，总之都涌往酒店，喝酒、酗酒之风大盛。据说，在1905年，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内，各式酒吧的数量甚至达到了市内食品杂货店、肉类商店和干货店的总和。许多人下班以后，先奔酒吧，然后回家。许多工人的辛苦钱泡在酒水之中，一阵眼花缭乱便不见了。醉醺醺回到家，老婆孩子跟着遭殃，生活更加困苦。1870年代以后，一些妇女团体一再呼吁、帮助人们克服乱饮酒精的恶习。由妇女团体发起的“节制”、“戒酒”运动，到20世纪初期，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禁酒”(prohibition)运动。除此之外，妇女团体还发起了“市政清理”(Municipal Housekeeping)行动，以市政建设为己任，积极改善城市公共教育、清洁卫生、安全和娱乐系统和设施。难能可贵的是，在参与社会改革和服务活动的时候，当时妇女尚没有政治上的选举权。以简.亚当斯等人为代表的妇女社会工作者，不仅仅为社会提供了十分缺乏、又必需的社会服务工作，而且促进了当时社会改革意识的觉醒。

政府的角色
在19世纪，英国曾经制定了一系列工厂法案和公共健康措施，对工业化社会的若干问题实行监督管理。在1880年代，德国率先制定了老年人退休金制度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措施。美国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基本上交了白卷。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表象上看，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回溯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历史，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制定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土地政策和移民政策等，而非袖手旁观。在19世纪中期以前，正如历史学家斯徒亚特.布鲁克伊(Stuart Bruchey)所言，不是美国政府自命清高，不愿意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而是因为南方政治、经济势力的阻扰。在关税问题上，南方是农业(棉花)出口地区，依靠外部(包括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较高的关税提高了南方地区消费品价格，也不利于农业对外出口，因为其它国家可能以提高农业产品进口关税相报复。更加重要的是，南方势力担心联邦政府权力扩大，进而干涉南方地区奴隶制度，因此竭力反对联邦政府的多项经济政策。美国内战爆发以后，南方代表退出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很快通过了“宅地法”，第一条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援建法案，和土地拨款学院法案等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法令和措施。内战结束以后，南方地区民主党人坚持“有限”政府的主张。尤其是1870年代以后，南方地方政府利用种种手段，重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力。为了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南方事务，以民主党人居多的南方地区，“有限”政府的口号喊得最欢，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北方地区的工商业者和共和党人则继续其利用国家政府的力量促进国家经济、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在19世纪晚期，民主党与共和国旗鼓相当，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常常平分秋色。除了1890年的共和党人国会有所作为，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The McKinley Tariff Act)，提高进口关税，和“谢尔曼反垄断法”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外，联邦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有限的角色。同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是个人问题、道德问题，政府没有建立和提供社会福利措施的义务。

启明
2004. 10.

[本文系根据作者有关美国经济史书中部分内容改编整理而成。-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