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高戈里 | 2007年04月10日,19:11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一些媒体纷纷刊登、转载、转贴《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以下，让我们看看：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高戈里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 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 “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 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