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性和中产阶级的壮大

工业化和社会流动性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一环扣一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新的工业、商业、服务行业不断涌现；企业、社会、政府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庞大，从而为整个社会创造和提供了数量更多，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的职业机会。“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首先是指职业的多样化和“职业的流动性”(occupational mobility)。多样化的职业机会，增加和扩大了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向上发达和发展，获得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机动性、机会和渠道，是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之增长与扩张”。对比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社会，农业是社会经济主体，职业形式单一；社会上略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除了世袭贵族、宗教神职人员以外，就是些糊里糊涂、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所谓骑士。只是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变革之后，欧洲社会才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生活的多样化发展，为职业和人才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职业和人才的多样化发展，又推动着社会进一步多元、蓬勃、生动的发展。

工业化发展也扩大了社会的“地域流动性”(geographical mobility)。工业化社会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和雇主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加上工业化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人们可以任意流动，寻找发展空间。在19世纪晚期，不仅越来越多的欧洲移民受到美国工业发展机会的吸引，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增加了国与国之间、跨越大西洋的地域流动性。而且，在美国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们四处奔走，寻找更好的就业和生活机会。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流动性”还包括收入水平的逐步改善。作为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一种职业转入另外一种职业，从而改善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一种职业本身，例如工厂的普通工人工作(factory work)，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职业或工作，不可能马上消失，或者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性质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涨船高，许多职业，包括普通工厂工作的实际收入也有所提高，从而改善从业者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或者以一个更加长的经济发展时期考察，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有较大增长，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不一定需要依赖职业变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状况，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整体向上发达的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的另一方面还表现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行，企业管理、科学技术、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对於从事类似职业的人员的就业资格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加上职业内部的知识含量增加，扩大了收入机会，并且提高了整个职业的社会地位。

工业化扩大了“社会流动性”。但是在机会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富有，教育条件较好的家庭，其子女更加容易保持其原有社会、经济地位，和进入社会的中上阶层，特别是当时的所谓工商业“精英”阶层。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子女，一般小工如安德鲁.卡内基等人，在19世纪晚期，能够进入社会和企业“精英”阶层，非常不易而且是少数。1860年代，在美国当时三大工业行业铁路、纺织和钢铁工业中，一半以上的工厂主来自原企业家和商人家庭，另有四分之一出生于大土地所有者家庭。在1870年代，四分之三的美国银行家来自商人和企业家家庭。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卡内基钢铁公司大本营匹兹堡市，共有360名钢铁公司工厂主，其中只有5%具有与卡内基相同或类似的低微家庭出身背景。在19世纪晚期，尽管只有极少数工人家庭子弟成为大富豪和社会精英，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庭子弟获得较好的工作和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20世纪以后，随着股份制公司形式的普及，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进一步分离(seperation of business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为许多普通家庭出身，缺乏资金但是具有经营和管理才能的人士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进入企业精英层次的机会。

社会流动性之主要障碍

阻碍普通人家成员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性的障碍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等因素。在经济上，普通工人家庭缺乏资金，没有条件创办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店主、商人等。在19世纪后期，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为每天10至12个小时，干完一天的苦力，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普通家庭为了增加收入，连10岁至14岁左右的孩子也打发出去做工挣钱，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数以百万计的童工大军，耽误了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向上发展的前程。工作不稳定，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使普通工人家庭很难制定子女教育等长期计划。特别是经济危机一旦爆发，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嘎然而止。例如在20世纪头20年，经济发展飞快，社会的向上发展和流动空间较大，速度较快；而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向上流动性停滞不前。根据某些学者的研究，迫于经济压力，许多普通工人家庭往往动员和集中家庭所有劳动力和收入资源，牺牲自己和子女的教育机会，不是通过改变和更换职业，而是通过购买房产，实现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较受尊重的社会地位。

一般认为，教育机会是改善社会群体社会流动性的决定性因素。在19世纪中期，根据一项调查，绝大多数的工业家都受到过较为良好的高中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到了19世纪晚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众多的中、高层科技、经营和管理职位；加上股份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需要许多中高级专业人才，为广大没有资金，但是受到较好教育的中下层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向上发展的机会。反言之，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为普通家庭成员和子女谋取较好的职业、较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主要障碍之一。在19世纪晚期，对於大多数工人家庭，新移民家庭，还有众多黑人家庭而言，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童工现象普遍存在，成为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障碍。只有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於教育活动的积极扶持和干预，才逐渐改变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此是后话。

中产阶层的扩大

工业化时期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向上发展、发达的流动性也随之增加了。尤其是中产阶级或阶层的扩大化趋势，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重要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习惯上把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业主、医生、律师等独立业主称为“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农民广泛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也是独立的生产者或者中产阶级成员。这样，在较早的时代，“老中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美国经济生活的主力，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19世纪中期、特别是美国内战以后，农民的相对数量不断下降。到了1910年以后，美国农民的绝对人数也开始走下坡路。在19世纪晚期，由於大企业垄断地位的形成，小企业主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今非昔比。在“老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经济影响力虽然有所下降，其人数在当时仍然呈增长趋势，从1870年的140.4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289.5万人。尤其是在贸易和服务业领域，增长幅度更大。在同一时期，独立开业的专业人士如医生、牙医、律师、作家、艺术家等等，其人数也增长了三倍以上，从12.8万人上升到36.6万人。

除了“老中产阶级”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之一，是“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人数的扩张和地位的上升。“新中产阶级”包括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领取固定薪水的专业人士和大量“白领”员工。根据刘易斯.科雷等人的研究，自从1870年之后，“新中产阶级” 人数的增长速度是独立的小企业主增长速度的8倍，是整个中产阶层人数增长速度的2.5倍。在1870年，“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为75.6万人；到1910年，上升到560.9万人；30年之后，进一步增加到1276.9万人。其中，技术和工商业管理人员的人数为12.9万人(1870年)，99.9万人(1910年)和206.2万人(1940年)；领取固定薪水的专业人士，如会计、教师、图书馆管理人员、社会工作者、记者、编辑、建筑师、艺术工作者(演员、音乐家、摄影师)，尚未独立开业、依靠薪水为生的医生、律师等等，其人数为20.4万人(1870年)，117.9万人(1910年)和266.0万人(1940年) ；所谓“白领”员工，包括薄记、普通文员、秘书、打字员、售货员、推销员、电报员、电话接线生等等，其人数为37.4万人(1870年)，322.2万人(1910年)和760.6万人(1940年)。

“新中产阶级”的突然崛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其人数由过去的微不足道，到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1870年，美国国内工程技术人员只有8000人略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近11万人；30年后，上升到35.5 万人。早在1820年代，为了适应当时工商业活动的需要，薄记、推销员、银行出纳、普通文员等“白领”工作已经出现，但人数稀少。到1870年，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已经达到37.5万人；到1940年，进一步上升到760万人之众，成为美国经济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中不可缺少的“步兵团队”(foot soldiers)。第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多样化，新的技术、管理和其它专业岗位不断涌现。在1870年代，人们把工程技术人员笼统地称为“工程师”(engineers)。到1910年代，工程技术人员被细分为建筑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和化学工程师等等。不久，又有了采矿工程师和工业工程师等专业职称。在19世纪中期以前，会计专业几乎不存在。企业财务往往由企业主自己把关，兼任经理工作，或者聘请一名簿记记载公司的流水帐。19世纪中期以后，财务管理成为现代企业，特别是新兴的大型企业中的重要部门，专业会计师也成为企业中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员。职业社会工作者，也是在19世纪晚期，为了适应社会上众多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的需要，应运而生。第三、科学技术、管理人员和其它专业人士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要求有很大提高，更加严格。传统上，医生职业在美国一直受到尊重。在较早的时期，行医必需通过一定的政府资格认证。1820年以后，一切“民主化”，行医的条条框框被打破，按照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比(Robert H. Wiebe)的说法，任何人只要有袋药丸、一瓶糖浆，便可以通过所谓资格考试，挂牌行医。律师行业，根据罗伯特.威比的说法，和医生行业差不多。自从1820年代以后，律师教育由学校转入律师事务所。愿意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苦读几个月的书本，甚至贿赂收买某个腐败的法官，也可以取得律师资格。所谓“斯文扫地”，职业水准下降，职业地位也一落千丈。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新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越来越意识到维护职业水准、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加上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提高职业资格和教育水准成为可能，也非常必要。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846年成立，1901年重组)、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878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05年)、全国社会服务机构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ettlements，1911年)，后改名为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以及其它各类专业协会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职业和专业协会制定本行业的教育标准和要求、从业的资格和水平要求，促进专业内部的学术研究和发展，保护同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地位。

自从1870年以后，中产阶层，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中发展最快。科雷的统计结果显示，在1870年至1940年之间，美国国内工人人数增长了6倍。而在同一时期，中产阶层(新、老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共增长了8倍。其中新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了16倍，令人惊讶。自从1920年代以来，工业领域的工人人数处於停滞不前甚至下滑的状态。随着制造业和其它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逐期下降，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就业面不断扩大，中产阶层人数进一步上升。早在19世纪晚期，技术工人的收入往往超过众多白领工人和一部分专业人士的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945年以后，社会总体经济水平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由於中产阶级日益扩大，今天的美国社会，可以说早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常常以收入，而不一定以职业为标准，包括了许多普通工人在内。 如果说在19世纪及其以前，美国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基础是独立自耕农和所谓“老中产阶级” 。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人们曾经一度担心工人阶级的出现和日益扩大，加上少数大企业、大富豪集中了大量财富和资源，会逐渐瓦解美国社会的民主、平等基础，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动荡。但是，随着中产阶级异军突起，美国国内民主政治有了新的中流砥柱，社会生活相对稳定，波澜不惊。

此外，美国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大众生产”(mass production)、“大众传销”(mass distribution)、“大众营销”(mass merchandising)和“大众消费”(mass consumption)。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日益成为一个“消费者社会”(Consumer Society)，有人干脆称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消费者的国家”(a Nation of Consumers)。“消费者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日益膨胀的商品广告费用和收益，在1900年，美国公司的商品广告费用为9500万美元；20年以后，达到5亿美元。在1915年，美国公司的广告收益为13亿美元；到1926你，上升到34亿美元。“大众消费”，包括休闲、娱乐、体育、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等等，需要社会整体具有较高的，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水平和状态。中产阶层的及时出现和不断扩大，为大众消费经济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生长环境和较为丰富的土壤。所以说，工业化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同时，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也更加依赖中产阶层的科学、管理知识、专业技能，各项服务功能和工作，以及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加广泛的消费能力。

结语

国家建设，经济建设是一个方面，社会建设是另一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难。工业化社会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失业、贫富分化等等，并不能够完全依靠自由主义经济本身和企业本身解决，国家政府在帮助、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稳定，缓和、减轻、甚至消除非正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极端重要的功能。工业化、城市化扩大了社会流动性和上升的机会，但是在机会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还需要通过政府的各项社会政策，尽可能地缩小人们在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扩大社会向上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建设一个更加多元、生气勃勃的社会。19世纪晚期的社会改革运动，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体现了在社会大变迁时代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良心；“新国家主义”、“新自由”，“新政”、以及“伟大的社会”，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智慧与改革创新精神。美国之崛起，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经济创新，社会良心、政府的改革意识。

启明
2004.10.

[最近贴的几篇文字皆作于三年前。如一位编辑所言，好像一面镜子。有比较方能有反思，而又不拘泥、亦步亦趋。励精图治，吾所愿也。希望中国能够建成一个富裕、富于社会正义，友善之社会。而非富裕 --〉妄自尊大[极端民族主义] --〉好勇斗狠之国。 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