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现代“义和拳民”的一封公开信
日本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十几年。他们直到咸丰年间，才被西方列强光顾。他们原先也是一个幕府割据、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列强交侵的国家。但他们在美国人伯利于1852年敲开国门以后，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并积极振作。其“一代圣君”——明治天皇，以其睿智开明而励志维新，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开明战略，将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母体——西方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和社会制度（如国民教育制度、宪政制度等）拿来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国那样，对西方价值观怀着深深的恐惧，采取严厉的拒斥措施，而顽固坚持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跛足改良路线。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们，只知道购买坚船利炮，而对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视为洪水猛兽。只知道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功近利思维模式，而不知道富国强民之根本所在。只知道依样画葫芦“求末”（西方科技文化结晶之一个方面——船坚炮利），而不知道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解放思想、保障学术文化自由、保障民权等等，这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之路。
如皇室宗亲、总理大臣奕诓，提出了“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治器为先”。中日两相比较，其高下智愚立判。因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以检拾西方的“制器之器”为最高目标，以富国强兵为终极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权，开发民智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权，才是开发国民的创造力的根本保障”这一内在逻辑。以致德国首相俾斯麦见中、日两国留学生所学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预言之曰：“中国将在四、五十年后，被日本彻底打败”。甲午一战，“上邦大国”的满清王朝，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俾斯麦的预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兴之日本奉行了军国主义路线，滑入了一条称霸东亚、穷兵黩武的罪恶轨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并中国之野心，他们一再将魔爪伸向其师从之邦和胎胞之国的中国。他们自甲午一战尝够了获割地、得赔款的甜头之后，于1931年大规模的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军民虽用血肉之躯与现代化武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也给予了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诸如台儿庄、睢枣、昆仑关、常德战役、三战长沙、独山等著名战役的大捷。中国军民虽然在与日军的鏖战之中，付出了三百二十一万官兵的代价，无奈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对方。中国之广大国土相继在战争中沦陷。到三十年代末，中国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侵占，仅西南、西北等省和远离长江航道的中原地区，因中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未被日军侵占。
中国的抗战，迭经如此巨变，中国军民处于异常艰难困苦的危险时刻。中国政府的生死存亡，几乎系于一念之间。在此生死存亡的极度困难时刻，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发起了太平洋战役。此战役虽然是美国消灭日本海军有生力量和报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但在客观上牵制、吸引和消灭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中国军民的军事压力。
美国政府会同盟国一方面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上给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最直接最巨大的军事援助。
其一是陈纳德将军组建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人民将其称之为“飞虎队”是也。飞虎队员们平日里在云桂、川黔、湘西等驻地佻浪顽皮，可他们一上蓝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飞虎队从组建到嗣后归并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200多天时间里，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先生在《曾经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美国士兵》一文所说：“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我们同样应当记住陈纳德、约翰-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名字。”
嗣后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
中国的老太太们，常常满怀慈爱的面容看着这些身披“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徽标的生龙活虎、佻浪顽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气而顽皮的孩子一样。而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员们，更是受到了抗日军民的衷心爱戴，受到了朴实无华的中国军民对外国元首都不曾有过的最高礼遇。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陈香梅女士，以她美丽纯洁的豆蔻年华，衷心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陈纳德将军，与之结为异国伉俪。而“飞虎队”这一称谓，也是朴实无华的中国农民给他们取的呢称，他们就干脆以“飞虎”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队徽。
中国人民的八年艰苦抗战（实为十四年），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官兵，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重庆的南山镇，部分美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骨青山绿水之间。可是“解放”后，重庆南山镇长房子村被当地百姓称作“空军坟”烈士陵园，不知何时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号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人啊，你为何如此忘恩负义？你将如何面对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亲人？
近年重庆市政府拆资重修“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烈士陵园，此虽为亡羊补牢、知错能改之善举，但抗日烈士尸骨无存的现实，怎能使烈士们的亲人们心平气顺？又使他们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亡恩负义的中国人？这也令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之羞愧。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
在日军攻占东南亚之前，中国有三条通道与外界进行联系，其一是途径越南海防港到广西或云南的东南线，其二是途径缅甸到云南的西南线，其三途径苏俄到新疆甘肃的西北线。就在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在天空英勇抗击日寇取得的辉煌战绩同时，地面的中国军队却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压迫下的节节败退，形成了抗战战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天上中国称雄，地面日军逞强。直至日军陆续攻占了东南亚各国和香港。遂使东南、西南运输线被相继切断。剩下的西北线也因关山重重、路途遥远而使运输十分困难。苏联虽然在中国抗战的初期卖给中国大量军火，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其自日、苏张鼓峰和诺门坎军事冲突后，苏联迫于德军在西线的战争威胁，在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就停止了对中国军事援助。
就在中国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国军民的抗战事业陷入了异常的艰难困苦之中。面对中国军民的困苦艰难，美国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号称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给予了中国军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由于该航线必经之地——缅北、滇西被日军占领，飞机只能绕道北走翻越喜玛拉亚山脉的航线。由于受当时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无法飞越空气稀薄喜玛拉亚山脉，只能在高山峡谷间穿梭而行。加上当地变幻莫测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的山地气旋，其运输条件之险恶和艰苦难以想象。当年，每输进一吨战略物质就需消耗六吨航空油料。而每天飞行在这条气候恶劣和航线曲折的飞机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四十一个月的“空中输血”过程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
同胞们，请扪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明知道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义无反顾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这需要多大的国家信念和人类道义的支持？运送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万吨。而这些物质运抵印度加尔各答，又需逃避被德军“狼群”潜艇的封锁和击沉，其消耗之大，运输之艰巨，无法用吨位来简单计算。因而，美国人民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而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能用金钱和物质来换算？
直到今天，还有数百名美国飞行员长眠在这些荒无人烟、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之上。每当天气晴好、阳光灿烂的时节从空中俯瞰，航线沿途那陡峭悬崖上的飞机残骸的银白色反光，仍然在为今天飞行在这条航线上的普通飞机导航。这就是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美国英雄的灵魂之光啊！他们在瞑瞑之中瞪着一双双吃惊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推倒纪念碑，抹掉历史记录的忘恩负义的中国人呢！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十万健儿进军缅甸，旨在重新打通滇缅线。战争虽然失利，但有孙立人师长率领的两个师转进印度。在远东战区副司令长官史迪威将军的主持下，由美国提供全副装备，由国民政府抽调抗日青年，通过驼峰航线回输到印度。将孙立人将军的两师军队，扩建和训练为两个集团军。为中国军队在1944年第二次出兵东南亚，为中国人民报家仇、雪国耻，横扫盘踞在东南亚的十万日本兽兵，重新打通滇缅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于中国的国民经济饱受战争的破坏，中国人民即刻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之中。在此危机关头，是美国人民运来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赈济了中国灾民。这里还发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朱自清先生宁愿活活饿死在家里，也拒绝去救济站领取美国运来的面粉和大米。因为那是“可耻的嗟来之食”。对于朱先生的悲惨遭遇，我没有权力去的指责他什么。但今天的教科书却说朱先生“有民族气节”和“死得十分高尚”……我不知道编写这种教材的人，他们的良心长在何方？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拥兵自雄，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集团。双方都是磨刀霍霍、剑拔弩张，有一口吞并对方的欲望。中国的内战眼看着就要全面暴发。为了不使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内战的苦难深渊，美国政府指令其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先生，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遂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弱智”的美国人不懂，对于深受专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来说，如果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只是把签订协议的过程，作为向国际友好和国内急切盼望和平的人们玩耍的政治手腕，就算签订一百个《双十协定》，也是废纸一张。因此，蒋介石在和谈的过程中，就向官兵发放《剿匪手令》。而毛泽东则来了个“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毛周还屡屡玩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伎俩，欺骗国际军调小组的成员，往往使蒋介石吃了大亏，像哑巴吃了黄连。气得蒋介石吹胡子瞪眼。毛泽东还纵恿手下阴谋杀害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和郭子祺少校，以便激怒蒋介石发动内战。蒋介石遂忍无可忍，乖乖地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全面发动了对中共的“剿匪之战”。
面对如此棘手复杂的情况，美国政府又改派总统特使马歇尔先生来到中国。这位二战时期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盖世奇才，这位善于协调、斡旋、均衡盟国间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使得盟军众志成城战胜法西斯的“上帝的使者”（罗斯福评语），这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世界名将。他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来到中国。他以美国人的坦率热情、正直廉洁的作风开展调停工作，签订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了联合政府。马歇尔先生为了调停国共内战，也为了监督国共双方认真履行《停战协定》，更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民主前途，他仆仆风尘，他东西颠簸，他南北呼号，竟费尽心机地在中国一住就是一年零十七天。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
但令马歇尔将军难堪和愤怒的是，中共在表面上信誓旦旦遵守协议，对他本人也是毕恭毕敬、笑声朗朗，但在背后却进行恶意捣乱。如“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于是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遂‘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为中共发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占我国东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离。其间，俄军官兵在东北不知强暴了多少中国女子。然而，当时曾在东北境内‘与俄共舞’、更‘与俄同谋’的中共及其军队，却为何不为我国东北众多惨遭苏军强暴的同胞女子鸣冤叫屈和伸张正义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中共对此有所觉悟和有所忏悔。”（引自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下卷第五章）遂使马歇尔一腔谋求中国和平、民主的热血，都付予了滚滚的扬子江。国民党指责他：压制中央，帮助共产党争权力争地盘，终使中共坐大，最后夺得了“江山”；而共产党则对他破口大骂：表面上摆出一副菩裟心肠来调停内战，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枪，来消灭共产党。
“这一场由中共阴谋发动的反美运动，终于造成了美国调停的失败，亦终于造成了中共在内战中的大打出手和大获全胜，更造成了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欺骗、驱使和强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因而赴北京朝拜那个残暴的农民造反领袖毛泽东之时，方才告一段落。”（同上）
马歇尔抱着美国人的一腔国际主义的热心肠来帮助中国，竟象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一样狼狈不堪。他只好于1947年1月7日带着满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和无奈的国家。马歇尔将军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竟使他横溢的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头砸在了棉花上。这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这古老和神秘的中国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许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句乡谚颇为贴切，那就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或者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应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样也是这个马歇尔，面对德国、日本战败后的一片废墟和四处瓦砾，他所制定和主持实施的《马歇尔计划》，遂使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一举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强国。从而使德、日两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谐的生活。历史又反过来用这样富于戏剧性而又惨痛的教训来嘲笑中国的“政治家”们，来嘲笑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面对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巨额战争援助，我们由于贫穷，因而采取了一种不哼不哈也不说赖账的态度。而美国政府却宽厚地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减轻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从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因而他们没有向中国讨要过一分一厘的银两。
而相对于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苏俄来说，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一致决议出兵干预（我不知道，1972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撤销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接纳大陆当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否也是美国操纵的？），麦克阿瑟将军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和毛泽东不顾自身的百废待兴、医治巨大战争创伤，乃遵从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战地偷偷跨过鸭绿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战。金日成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曾与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过秘密的磋商，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枪”。这是中苏双方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联盟作战。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则提出了让中国还钱的要求。此举虽然是赫鲁晓夫逼迫毛泽东下台，并促成刘少奇主政的一种政治手腕，但也给在大饥荒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难。何况这种逼迫，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充分理由，来化解他不顾自然规律和人民死活发动大跃进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大饥荒的原因嘛！第一是自然灾害，第二是苏修逼债，第三才是工作失误。
顿巴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同志啊，你哪里是深喑中国专制文化的毛泽东对手？你虽然在“关键时刻”帮了毛泽东的大忙，而毛泽东却将你作为终生嘲笑的对象！
“建国”之初，我国就与“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十六个成员国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国发展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关键时期，我们独自地痛苦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遂使中国人民过着与世隔绝、困苦不堪的生活，却关起门来大搞“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从而拖延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步伐，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就这样被斯大林当枪使，被苏俄当猴耍，被迫参加了这场稀里糊涂的“抗美援朝”之战。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苏联却始终站在干岸上，正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枪舌战。使他们在经济上占尽了优势，在外交上出足了风头。也使中国四面树敌，在国家安全上吃尽了苦头。
战争结束后，虽然我们伤亡的将士十五至二十倍于敌方，虽然我们去拯救了一个现在仍在饿死人民的暴虐政权，虽然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言不惭地宣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谈判桌前”。
嗣后，我们为了输出红色革命(实际是输出灾难)，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压迫、受剥削、处于倒悬之中的人民，将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就拿着尚填不饱肚子的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钱，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处点火，到处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对着干。而在国内，为了煽动中国人民盲目仇恨美国的情绪，就拼命开动御用宣传机器，蛊惑和煽动起蛮目和非理性的“义和团情结”，并把美国丑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来证明我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让全中国的人民产生“生在红旗下、泡在糖水里”的神奇幻觉，顺带地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绵绵情谊一笔勾销。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抹掉历史记录，使中国人民忘掉一切。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徒劳和虚妄，反而加深了国人对官方御用媒体的唾弃和不信任。
我想，有良心的中国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