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重温“卢刚杀人事件”——《万圣悲魂》及其争论（四） |
| 送交者: 水蛮子 2007年04月21日01:56:3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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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悲魂》后言 刘予建 一场悲剧过去，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思索；而一篇纪实性文字所能表达的，却又是那么间接有限。这是我在写完《万圣悲魂》（以下简称《万》文）后的种种感慨之一。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议。涉及人性与道德冲突的作品，大凡如此。何况它披露的是一桩重大血案后为人所忽视的另一面。果然，衣阿华大学以物理系为主的有关当事人立即联名对我及《华夏文摘》编辑进行指责。其实，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不难理解。我正好借此机会再说几句，顺便作些必要的澄清。 在这封“联名信”的几位作者当中，除了季兵（去年我在衣大时的第一位采访对象，可他一开始就不愿交谈）外，其它都是我的受访人。我在《万》文中引用的有关材料，都是由他们亲口所述。可以说，《万》文在内容上的每一处交待，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引语，甚至许多人物的神态举止，都有可靠的来源出处，如录音、笔记、信件、剪报、照片等。因此，它决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联名信”的作者们的指摘之一，是我违背了他们接受采访时的“原意”和“初衷”。我在文中用他们的原话，却展示了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另一幅画面。这恐怕让他们不高兴了。于是，我们见到了一大堆久违了的字眼，如“断章取意”啦，“无中生有”啦，“凭空编造”啦，“混淆是非”啦，“扭曲事实”啦，“随意诽谤”啦，“蒙蔽真相”啦，“愚弄公众”啦，等等。然而，这一顶顶大帽子气势汹汹地压过来，却使人感到不知所云。譬如，《万》文在哪一项事实、那一个情节上犯了上述罪过？作者们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只能使我感到诚惶诚恐，却不知该在何处认罪、“道歉”。也许，这些作者们的心情是过于激动了点儿。我看，这些过去大陆常用的词汇和人们太熟悉的思维习惯最好还是先放在一边。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式。都过去一年了，冷静点儿吧！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事实、理性和思索。 对于《万》文的思想倾向性，各位见仁见智，我不想多说。人们对同一事件本来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但事实本身却无法由人们的好恶所能决定。我想说明的是，事先我与所有当事人均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去年的衣阿华之行，我正是本着忠于事实的严肃态度，力图采访所有的人，挖掘一切线索，听取各方反应，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在事实基础上对整个事件作出逻辑的判断和思考并选择较为客观的表达方式。由于采访的困难、案情的复杂和许多知情人的有意回避，我不敢肯定我已掌握了一切细节情况（实际上也不可能），但至少主观上我是尽了最大努力。因此对于他们的种种指责，我倒希望他们能举出具体例子来。我在文中叙述的事实来源于对包括这些作者们在内的各方面的采访。如果事到如今这些作者们又认为这些事实“很不属实”，那么，究竟是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是真话，还是他们现在的否认是真话？换言之，是他们当初在说谎，还是现在在说谎？如果他们对于自己一年前说过的话的确已忘记了的话，那么我是可以帮助他们恢复记忆的。办法很简单：我这里仍保存着所有的采访资料，只要他们愿意，我可以将他们各人记录的有关部分逐一公开，让读者评介。 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有种明显感觉，一些爱大的中国同学对卢刚或与卢刚有关的人和事或讳莫如深，或划清界限，弃之如敝屣。他们对卢刚的看法远不如我所接触到的许多美国人来得宽容。这种差异多少使我用一种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复杂事件中的复杂人物。卢刚并不生来就是个杀人者，他也曾经是个正常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很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卢刚身上，有他自己特有的弱点和他这一代人的通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卢刚杀人后自杀的血案呢？显然，“文革遗毒”说、“性恶”说、“心理问题”说都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走上这条拿枪杀人的绝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除了卢刚本身的因素之外，他周围的环境是促使他杀人的直接因素。我所试图揭示的正是这个人物与这个环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导致血案发生的因果关系。 我不知道作者们所说的“初衷”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尊重事实，探究血案的因果关系并从中引出教训呢，还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仅仅说什么人的好话，说什么人的坏话？ “联名信”对我的指摘之二，是所谓对受害人的“诽谤”。受害人有六位，我诽谤了谁？又是怎么诽谤的？作者们没有说。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正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尊重，在有些事情上我才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剖析。比如，一些朋友读完初稿后曾尖锐地问我：“山林华既然处处热心助人，人缘广泛，又深得系里欣赏，那么他在同组的卢刚与教授们的关系逐渐恶化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可否认，枪击事件是由卢刚与被害人（包括几位教授与山林华）组成，离开了哪一方事情都不完整。可是，对于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却没写什么，也写不出什么。我深深感到，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以致后来有些读者来电对文章分析山林华不够深入表示遗憾。 实际上，这里大家面对的是一个事实。尽管这个事实来得很残酷，甚至是血淋淋的，我们却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生活常常是无情的，非个人感情所能左右。 有些读者提到的另一个尖锐问题是：到底是卢刚抛弃了众人，还是众人抛弃了他？且不说卢刚性格上的种种特点算不算“缺点”，即使算，在他屡遭逆难之时，他系里的同胞、同学们对他究竟付出了多少关怀？给予了多少宽容？他走上了那条绝路，他周围的人就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同样没写什么，也写不出什么。 事实上，“联名信”作者之一的安涛在采访中就说道，当初应该对他（卢刚）“宽容些”，“应该主动找他联系……”值得强调的是，我正是深深有感于安涛的那句话：“我希望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理解”，从而确定了《万》文的角度与基调。现在，我想知道这种努力与受访人的原意相差到底有多远。 “联名信”对我的指摘之三，是我“为先设想好一套论断搜寻证据”。请问：采访之中，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可以提呢？“初衷”不过是主观愿望，而事实确是事实。两者之间，我更应该尊重哪个？另外，“好些同学不再愿与他交谈”一句也不实。在所有“联名信”的作者中，我仅采访过安涛两次。第一次我们谈得很好，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情况；第二次我在电话上只是想向他简单证实一下卢刚绝笔信的内容，不料他大发脾气，态度全变，使我一时困惑不解。 不过，这类奇怪的情形我在采访衣大（城）有关官员时就经常碰到。本来一个约会定得好好的，对方态度也不错，可赴约时对方突然变得冷冷的，不是借故推托，就是干脆找不到人。与官方口吻和神秘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当地美国居民的各种率直反应。当时卢刚绝笔信内容迟迟未公开，但许多人在不解之中已充满了惋惜、同情。后来我电话采访“联名信”作者之一的高青林，请她谈谈作为联谊会主席对事件的看法。她当时把该校中国学生的反应概括为两点：一是生气，二是丢面子并感到痛心；而美国人的宽厚友善又如何使大家受到教育云云。其间她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她的话较为真切，于是在文中用了几句（见《万》文引语）。没想到她今天居然也会否认这些！ 在“联名信”及杨宜玲的信中，作者们有意这样提到我的个人情况：我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所以希望写出一篇轰动性的调查报告，来帮助自己找到工作。哎呀！好主意！在美国这种竞争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真能写出一篇轰动性的调查报告，能因此而找到一份工作，那才是本事！人们应当本着这种精神去努力。可惜这些人一年之后才提醒我，使我悔之晚矣！因为近一年来，本人已在商业保险业上花了不少气力（注）。 《万》文旨在试图叙述卢刚事件的因果关系，限于能力和篇幅，我所触及的还仅止于浅层。由“卢刚现象”所引发的可能还有“山林华现象”、“衣大物理系现象”乃至于“《万》文现象”等等。中国大陆留学生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语言、生存、竞争等种种问题，东西方文化相互排斥、冲突、融合的浪涛常常会更深刻地冲激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所有这些都值得人们去关心、思索、探讨。《万》文发表后，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读者朋友来电来函表示感谢，使我很受感动。也有一些同学在电子计算机通讯网络里发表了不同意见。在此，我衷心感谢读者们对我的支持、鼓舞和批评。看法可能不同，但大家都在关心。我与大家一样是个普通的大陆留学生，我同大家的心是相通的。 最后，我想再次表达对一年前的事件的悲哀，深深的悲哀。生活常常是严厉的。愿我们大家各自珍重。 １９９２．１１．１６ （ｙｊｊ＠ｃｔ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转寄自美国） 注：１．考虑到对死者家属的同情，本人不拟正式回覆杨宜玲信，仅对原信内容作眉批式简答。 附录：简答杨宜玲信 １．我是在打了电话征求杨宜玲的同意以后半小时到她家的。 （《华夏文摘》９２１１Ｚ） 关于卢刚血案的题外话 傅康园 卢刚血案震惊了新闻界及海外华人。一年后，刘予建的报告文学《万圣悲魂》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都一年整了，人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淡忘。这在情理之中。一如作者刘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大家心里都还有很多话要说。而这些话都憋得太久、太久。 很多人都感到，一年前的新闻报道大都有点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但我仍然得说，很多人读了刘文后所作出的反应，不管是正面的或反面的，很多都存在着对刘文的一种很深的误解。刘文并没有说，也并不想去说谁对谁错，谁该杀谁不该杀，抬举谁贬低谁。这个问题难道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吗？卢刚当然是错的。因为那些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没有死罪。这里边没有一个人该死。即使有什么要惩罚的话，判决和执行的也不应是卢刚。但是一个足够敏感而深刻的新闻记者要告诉人们的，应该不只是这些。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对本人产生误解。本文并不针对哪些人，甚至都不一定针对这件事，说的很多是题外话。本文也不是准备来讲大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在这种事情上讲道理，我觉得不但迂腐，而且不公。当社会欺压小人物的时候，大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并不去跟社会讲什么道理。而一旦小人物以弃掷自己的生命而石破天惊地抗争，最后酿成大悲剧时，人们倒一起跑来向那已不能再申诉的小人物讲起道理来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我也不认为卢刚事件的主因是他的“狭隘，自私和冷酷”，就象很多人所同声谴责的。我不否认卢刚会有这些毛病。可即使有，他也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大可不必把他打入“另册”。我们与其把别人往泥潭里蹂躏深些以示自己清白，不如自省。至于说卢刚的行为是“文革遗毒”，更是扯淡！如果说文革对这代人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宁愿说，它使我们注重自己独立的人格，更敢于抗争。大陆留学生打工不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是老板嫌他们太强悍，当然也就不那么听话，不那么好使唤。不过我想说，工作当然要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干，但我们也要有自己做人的尊严，不可以象狗那样被呼来吆去。 我也不同意说卢刚事件只是个别人或偶然的现象。杀人当然不常见，可这事所造成的强烈反响分明告诉我们，这其实包含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孤独，困惑，痛苦，挣扎与沉伦。说卢刚“孤僻”，其实不过是说他的行为方式与别人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能接受他，或者说不能容忍他。那么我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他抛弃了众人呢，还是众人抛弃了他。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大家各自快活好了。实际上，从刘文或别的有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卢刚至少有时对人还是很友善的。他也乐于助人。以至于《九十年代》有篇文章奇怪为什么事后中国人对卢刚都说坏，而美国人都说他好。他的绝笔信当然充满了恨，我们确也能看到强烈的爱。他也一直在试图溶进美国文化。当他的灵魂游离于这两种文化之间而成为一个“边缘人”的时候，当他远离故土亲人而身边又没有足够的爱来略为维系时，他的孤独感可能就会被升华。他说他已尝到了所谓“人生四大乐事”，所以就不足惜，我看其实他并未从这些“乐事”里而享受到多少真正的乐趣，否则他对生命也不会那么绝望。这个世界里有着太多的冷漠！ 从刘文看，卢刚事件的原因，真正值得注意的有两个： 其一是卢刚太认真了。出外野餐大家出钱，也值得为几瓶ｃｏｋｅ之类跟大家红脸？分摊公平不公平又有什么关系？这人不会做人。谁都会说这人“抠门”。何必呢？对不公平的事一定要讨个公道，要有个公平的解决，这在当今的社会里容易走进死胡同。不管他有没有错怪别人，即使真是别人错了又怎么样？也值得这么认真吗？世上不公平的事儿太多了。他不但敏感而且“自私”（我们都自私）。一旦不公平的事落到他头上时，他当然受不了。当他的不平诉诸一切社会制衡机制得不到解决时，他无法容忍对手们就此逍遥而不受任何制裁。于是，“私有枪支使人人平等”，当我们的主角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时，他的对手们也就只好同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种绝对无需分辩的平等。这种以自己的生命所造成的震憾，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起了某种制衡和威摄作用。它告诉人们：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不要以为自己聪明或强大就以为别人奈何他们不得。机关算得太尽，反会算了卿卿性命的。我们学校的一帮印度教授勾结美国教授，结党营私，为非作歹，把不听他们话的中国教授全都要ｆｉｒｅ掉。当他们在肆无忌惮排挤最后一个中国教授时，发生了卢刚血案。结果这帮人不敢再弄下去，赶紧把尾巴夹起来了。这种人，就欠卢刚这种血性汉子来治他们！中国人在国外老是给人一种猥琐的弱者形象，人家专挑中国人欺负，连黑x抢东西也专挑中国人。所以卢刚事件一发生后，我从感情上，说老实话，是啧啧喝彩的。好！真????有种！可知中国人也不是那么好惹。为什么博士就不能杀人？逼急了一样要杀！我不是说中国人的民族尊严要靠杀人来维持，可人家不觉得咱中国人实在太窝囊了么？为什么一定要逆来顺受？为什么人家欺负咱们时，咱们不ｆｉｇｈｔ ｂａｃｋ？至少在这点上，本人对卢刚肃然起敬！ 第二个原因，可以用卢刚最爱看的一部电影的名子来概括，那就是“Ｎｏ Ｗａｙ Ｏｕｔ”。卢刚四面楚歌，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已经不觉得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死已经是必然的选择，而因其不平，则临死抓住其对手陪葬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其实卢刚的情况并未糟糕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他这是失去了活下去的乐趣而已。人到了一定境界是不能把还有饭吃作为活下去的理由的。卢刚在给二姐打完电话后，“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可见他对生命的眷恋。而他行凶和自杀时的从容镇定，又可见他对生命的决绝。 生命的意义，或者是生命的终极目地是不能问的。卢刚告别生命的是坦然和无畏：他“将以量子状态向另一个世界跃进”。天晓得。本人也是学物理出身，也当过北大学生。从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向漫漫夜空时，我不禁会发问：在生命隧道尽头的那一端将会是什么？过于执着于追究生命的意义时，最后只能诉诸上帝。 “文化按定义，便是自我欺骗。但是自欺是人生存的必须。那是说，过于仔细地探讨生命，便会觉得活着不值得。” 所以本文并非讲道理的。各位不必过于认真。如果活着的卢刚们或非卢刚们有兴趣找我讨论，欢迎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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