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初的两次留学大潮

■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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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2004年第1期　　历史风物-东西风

　　我国留学活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起初，青年学子下西洋去学习，开开眼界，纯属民间行为。第一代留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原本是澳门马礼逊学校的学生，1847年1月校长勃朗因病归国，顺便将3人带到美国。他们先入一所中学，再入麻省孟松学校。1848年秋黄胜因病回国；黄宽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57年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归国后行医于粤；容闳则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获学士学位。这就是中国首批留学生的出洋始末。
　　容闳学成归来，通过对比深刻认识到中西方各方面的差异，更清楚中国朝野闭塞自大的危险，于是竭力向清廷鼓吹派青少年留学西洋，并自肩使命以为己任。但由于容闳乃白身，不具备直接呈递奏折的资格，必须通过官员转递。1867年，容闳正式向清廷建议分4年选派120名幼童浮海留美。这一建议由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军机大臣文祥，旋因文祥去世而搁置。1870年，容闳说服了湘军将领曾国藩，由容闳本人具体落实选派事宜，从1872年起分4年选派120名幼童留美。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其中最小者仅10岁，最大者16岁。这些幼童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省即占83名，来自广东的幼童多半又为容闳老家香山籍。
　　首批留美生原定留学15年，后因守旧官员百般挑剔，被迫于1881年撤回，仅2人读到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即詹天佑与欧阳赓。一开始，这批留学生还不显山不露水，似乎看都看不出什么光毫，然而20年后的情况就不同了。1900年，容闳称：“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 再据20世纪30年代精确统计，这批留美生中有24人职事行政外交、20人服役海军、30人从事铁路电报、9人采矿、5人执教、7人经商。从职务上，内阁总理1人、外交总长1人、外交次长1人、海军次长1人、舰队司令1人、海军将领1人、铁路局长3人、工程师6人、大学校长2人。除詹天佑之外，知名度较高的还有唐绍仪、梁敦彦、詹国安、蔡绍基等。可见，首批留美生全都活跃在“上层建筑”，直接有助于中国最初的现代化车轮。
　　1876年，淮军将领李鸿章派7人赴德学习陆军。1877年，福州船政局也派30名学生赴英学习海军和造船，其中出了一批后来声名赫赫的人物—严复、萨镇冰、方伯谦、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等。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起跑线上，我们与日本处于同一起点。当时，日本亦派了一批青年英俊到英、德等国学习海军。1894年决定命运的甲午海战，中日海军指挥官均为当年的留欧学生。但由于清廷急功近利，只注意学习西方的军事，不学习最根本的经济与文化，故而当年德相俾斯麦就预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
　　甲午之后，维新运动高涨，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洋留学被作为一项国策提出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鼓吹：“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一方面为了革除科举，一方面也十分惊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不到30年就已跻身于世界六强。维新派人士极力主张留日，认为这样可以直接从日本学到已经东方化的“现成货”，不必再耗时耗力去吸收消化人家西方的东西。维新人士认定“明治维新”乃是人家日本学习西方的直接成果，只要能把那些维新的东西学来，我们也能迅速强大。人家欺侮并打败了我们，我们还能到人家那里去学习，拜敌为师，固然说明当时的知识界实在有点急了，但同时也说明维新派胸襟还是较为宽广，能够看到人家的长处。
　　1896年5月，新任驻日钦差大臣裕庚带领13名学生抵日，正式揭开留学大潮的序幕。不过，当时国人一般是不愿出洋的，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安土重迁的观念根深蒂固，很少有人愿意出国冒险。直到20世纪初，迭经“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之难”、《辛丑条约》的刺激，才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留学高潮。维新派人士称：“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培养人才，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 尤其1905年废止科举，留学人士身价倍增，留洋大潮更为汹涌，自费生急增暴涨，进士、举人亦纷纷东渡。时有名句：“人才东渡正纷纷。”
　　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留日人数为300人、1902年为1058人、1904年为1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为13000人、1907年为8000人、1908年为4896人、1909年为5174人、1910年为4600人，共计46428人，已达到20世纪80年代留美人数总和。其中著名者如：秋瑾、徐锡麟、沈钧儒、陶成章、陈其美、蒋介石、李叔同、吴稚晖、苏曼殊、江亢虎、戴季陶、陈仪、周氏兄弟。随着留日高潮的掀起，留美的人数也从1900年的10余人，增至1905年的30多人、1910年的500多人、1911年的650人。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已遍布英、美、德、法、比、日等国，自然尤以一衣带水的日本为众。
　　从历史效果上看，第一次留学大潮，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在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有领军人物无一不是留洋归来的学生。因为，最重要的革命思想是从外国输入的，即鲁迅所说的“借新声于异邦”。既然是一场“输入式”革命，那么首先从国外“偷”得火种者，自然占了先机拔了头筹。因此，没有第一次留学大潮，没有一批首先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可能有后面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其时的留学生很少学成不归，不像今天的留学生大多滞居他乡。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继续执行选派留学生制度。1916年，教育部派往欧洲的官费留学生为182人、美国131人、日本1084人。再据日人松本龟次郎《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记载：“1913至1914年，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
　　本来，留美颇不容易，毕竟大洋遥阔。但这一时期留美人数却增长较快，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美国政府将半数庚款退还给中国，并指定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应退还的美庚款总额为1200万元，可选送37批共2050名学生赴美。按计划，前4年每年派送100名，以后的33批，每批为50名。1908年清政府首次公开招考庚款留美生，报考者600余名，录取47人，1909年遣美。1911年，清政府建立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专门为留美服务。1912年，该校又考选100名学生留美。1913年，按各省庚款原承担额，江苏省摊得清华11人名额，而赴南京的应考者达200余。据统计，1917年中国留美生共1170人，其中官费生约200人，自费生约600人，庚款生共370人。远渡重洋，费用不菲，人数总计已不算少了。
　　第二次留学大潮的重头戏是五四时期的留法。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但一战前赴法的人数不多。一战爆发后，法国进行战争动员，劳力奇缺，招募了10万华工，这也为勤工俭学带来契机。留法学生若断了接济，可在工厂找到工作，工作条件与报酬相当不错，工资足以维持另一半的学费。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法货币的汇率：一战前中国墨西哥银元与法郎兑价为1∶2.5；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一银元则可兑八九个法郎；1920年更飙升至15法郎。其时，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不过中国的30块钱（约合20银元）。这点钱就是在上海，一个学生也是不够的。
　　一战后的德国因是战败国，其主位货币马克也急遽贬值。1921年跌至75马克比1美元，1922年跌到400比1，1923年初跌到7000比1。1923年1月法军占领鲁尔，当天马克跌到18000比1美元，11月为40亿比1。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许多中产阶级和工人一生的积蓄都荡然无存。
　　然而，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汇率顺差自然是大好机会，朱德等人就是此时留德的。其时，只要能筹集到数百至1000银元，就可以在柏林或其他德国城市留学数年。而且只要上德国驻华领事馆去办签证，德国领事还会热情地备席宴请，主动帮忙写介绍信为你“引路”，既示友好又资鼓励。因为，在他们看来，你上他们国家去留学，等于为他们国家送钞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创汇，岂能不高兴？
　　然因法郎贬值在先，加上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早已发起“留法俭学会”，1916年又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使留法成为组织行为。故中国留学生的主流仍然奔赴法国。20岁的郑超麟入学巴黎近郊的圣日尔曼中学，学费、膳宿费、洗衣沐浴费一搭刮子不过150法郎。后来经济拮据，郑超麟迁至巴黎远郊的墨兰，月耗缩至100法郎。1919年，梁启超赴欧考察，入住最舒适昂贵的柏林旅馆，日租金50马克，亦仅合中国1块银元。此外，由于战争夺走了大量法国男子的生命，社会性比例严重失调。赴法华人只要稍有收入，便可娶到法国小姐。
　　依托这样的背景，李石曾还在法国时，就开始组织留法运动——交涉入境、接洽打工、联络学校等。吴稚晖回国后在报上发表谈话，宣传鼓动勤工俭学。据他们估计，由于法郎汇价低落，即使不打工，每年有600银元也足够在法国读书了。由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策划宣传，各省青年闻风跟进，留法大潮逐渐涌动，1919～1920年形成空前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青年共17批达1670余人。
　　中法货币巨大的汇差，使得五四运动后掀起的仿欧习美之潮落到实处，各地掌握实权的新派人物也愿意吃小亏占大便宜——花一点小钱送当地子弟留法而收买人心。如福建龙岩学子郑超麟便是由“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以半官费方式遣法留学。陈炯明在漳州旧道台衙门为各县送上来的30多名留法预备生开欢送会，拍照留念，请吃大菜，很是热闹了一番。后来陈炯明退闽回粤，定下的留法官费却一直未被废止。郑超麟之父每年仍从县衙支领300元官费，而且只给儿子寄过一次钱，以后就将这笔钱“出口转内销”—补贴家用了。当然，也有真诚支持的。如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议下，得到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人的友情赞助，仅仅一个湖南省1919～1920年就有300余人赴法，一个小小的新民学会走了三分之一的成员（18人）。
　　据统计，官费、半官费、自费、勤工俭学四大类留法学生，总人数约4000人。除甘肃之外，各省都有留法学生，人数最多的是川、湘与粤三省。这批留法生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中坚，其中著名的有：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蔡畅、徐特立、何长工、傅钟、刘伯坚、李慰农、罗学瓒等。其他各路名人还有曾琦、张继、张申府、郑毓秀、李仲三等人，稍后还有巴金、艾青、戴望舒、李金发等。当然还有一些不光彩人物，如白色恐怖中沦为叛徒的任卓宣（“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周恩来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
　　1920年入秋以后，留法大潮逐渐退却。因为法国各地学校固然欢迎中国学生，但法国工厂却不再对他们开放大门。战争停止两年后，元气稍复，经济已经不景气了，工厂正要裁人，哪里还有位置容纳外籍劳工？经济决定一切，能够一年拿出600大洋支持子弟留法的中国家庭，毕竟是少数。
　　1927年，国民党上台后，一方面连年战争经费日绌，一方面对近代民主化取逆向之态，实行文化专制，于是限制出国留学，致使中外文化交流势头大为削弱。1929～1946年，教育部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仅1344名，平均每年派出不足75人。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只招考留英公费生24名。同时，也由于欧美诸国对中国货币汇率的提高，如一美金要抵两块中国法币，这一时期自费留学生为8180人，亦仅为1905年留日学生之数。
　　20世纪50年代后，最初还选派学生留苏，后来则认定国门之外鲜友邦，重回闭关锁国，哪儿也不派了。窗户紧闭之中，呼吸不到外面的新空气，思想、学术上的联系彻底中断。80年代初，周扬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就20世纪初两次留洋大潮的效果来看，第一次大潮的归来者参预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酝酿与发动工作，成为中坚力量；第二次大潮的归来者则参预了大革命与后来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至于两次留洋大潮的远期效果，更是难以估量。可以说，没有这两次留学大潮，也就没有中国20世纪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与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