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源（筆名西瀅）：“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載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報副刊》〕

　　長虹（即高長虹）：“我是主張批評的……魯迅卻是主張罵，不相信道理。”“魯迅……不能持論。……那是被感情、地位、虛榮等所搖動了。”〔載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飆》第五期〕

　　陳源（筆名西瀅）：“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瀅閒話》〕

　　馮乃超：“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載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創刊號〕

　　錢杏　（筆名阿英）：“魯迅的創作，我們老實的說，沒有現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現代的，他的大部分創作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而且遙遠了。”“魯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於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滅的道上，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載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陽月刊》三月號〕“魯迅以革命自負，而竟仇視革命作家，純用冷譏熱嘲的口語來逞着豪興，沒有理論的根據，我們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條路。魯迅的這種思想不但錯誤，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難以猜測。”“魯迅……一種含血噴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載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們月刊》創刊號〕“我們真想不到被讀者稱為大作家的魯迅的政治思想是這樣的駭人！他完全變成個落伍者，沒有階級的認識也沒有革命的情緒。”〔錢杏　著《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上海）泰東圖書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