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腐敗比較研究

戴隆斌

中國和俄羅斯是兩個近鄰，在各自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兩國的社會發展曾走過基本相同的道路，也有不同的經歷。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儘管兩國的意識形態已經迥異，但各自在政治經濟轉軌方面還存在很多相同的內容。正因為此，兩國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腐敗問題，雖然有其本國特色，但也有許多相同的方面。本文試就兩國腐敗問題的總體規模、特點及其原因作一比較分析。

　　一、腐敗概況

　　就目前來說，中俄兩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儘管兩國政府採取了多種措施進行治理，但是收效甚微，而且種種數據表明，腐敗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態勢。

　　據總部設在柏林的透明國際對世界上國家清廉指數的排名表明，在過去的十年中，中俄兩國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詳見下表①。

　　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標準是10，指數越高越清廉，比如2005年最清廉的國家前三名是冰島、芬蘭、新西蘭，指數分別為9.7、9.6、9.6.從該表可以看出，中俄兩國的清廉指數總體上呈現越來越低的趨勢。俄羅斯比中國下滑更快，2005年只有2.4，在159個國家中排在第128位。中國略好一點，排在第78位，但清廉指數比上一年還是降低了0.2.

　　俄羅斯民主信息學地區基金會（ФондИНДЕМ）對俄國腐敗狀況的最新研究表明，在2005年間，俄國的商業腐敗規模涉及金額達到3160億美元，向官員的平均行賄金額為13.58萬美元。在日常生活中，腐敗也隨處可見。在教育、醫療衛生、退休金發放、工作安排、解決住房問題、房屋維修、與警察及法官和交警打交道等等方面，隨處可見腐敗行為。高等教育的腐敗規模，2005年達到了58340萬美元，比國家支付給教師的工資要多得多。在醫療衛生領域，賄賂規模為4.01億美元。徵兵領域，由於想方設法逃避服兵役的人數一直在增加，腐敗需求增加70%，受賄規模也在創紀錄地增加，2005年達到35360萬美元。②

　　據聯合國國際調查組織在2004年6-9月對60多個國家所作的調查，世界各國的平均貪污水平為10%，而俄國的貪污水平卻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為21%.③2006年4月24日《消息報》載文說，在過去五年中，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被迫行賄，平均金額2000-7500盧布不等。俄國人的平均行賄數為5048盧布。④

　　中國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從官方公布的統計結果就可見一斑。根據歷屆《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及相關資料統計，全國各級檢察機關1979-1982年查處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總數為98225件，1983-1987年間增至15.5萬件，1988-1992年間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間，儘管對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腐敗案件的立案標準均已提高（貪污賄賂立案標準在90年代中期從2000元提高到5000元，貪污賄賂大案要案標準從1萬元提高到5萬元以上，挪用公款標準則提高到10萬元以上），但是案件總數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間查處的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長。據統計，從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9萬餘件，結案78萬餘件，給予黨政紀處分78萬多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301億元。⑤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1萬餘人，其中司局級幹部700多人，省部級幹部21人。⑥自2001年至2005年7月，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189.6億元。共查辦貪污賄賂大案78202件，占立案總數的51.3%，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5816件；查辦縣處級以上幹部11971人，占立案總人數的7.04%，其中廳局級幹部820人，省部級幹部29人。⑦有經濟學家指出，腐敗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達到10000億人民幣以上，占GDP 的13%-16.8%.⑧

　　二、腐敗特點

　　中俄兩國在腐敗方面具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腐敗範圍廣，幾乎涵蓋了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俄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項調查（數據發布日期2005年11月8日），涉及1500人，共11類居民。調查結果顯示：40.9%的俄羅斯居民認為國家最腐敗的部門集中在地方政府部門；其次是護法機關（33.8%）。除此以外，俄羅斯居民認為腐敗問題嚴重的有國家的司法機關（占被調查者的22%）、大型商業部門（18.5%）、聯邦政府（17.2%）、醫療教育機關（17.7%）、軍隊（14.8%）。其中腐敗問題程度最輕的部門，俄羅斯居民認為集中在政治黨派（3.4%）、聯邦國會（3.2%）和大眾傳媒機構（2.3%）。⑨這一點，中國和俄羅斯的情況非常類似。在中國國家職能部門（包括政府的和黨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公共服務部門（醫療、教育等）、軍隊都大量存在腐敗問題。2004年，中央紀委研究室委託地方紀委和有關統計部門，在北京、黑龍江、河北、江蘇、江西、湖北、廣西、廣東、四川、新疆十個省、區、市開展黨風廉政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建設工程，公安、檢察院、法院、醫療，教育和組織人事，是民眾心目中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嚴重的五大領域。其中38.54%的受訪者認為建設工程領域這一問題"比較嚴重"，38.53%的受訪者認為公安、檢察院、法院問題"比較嚴重".認為醫療領域問題"比較嚴重"的受訪者比例達29.24%，認為教育和組織人事領域問題"比較嚴重"的也分別達到26.13%和21.20%.⑩

　　第二，腐敗程度深，總體呈現腐敗越來越嚴重的勢頭。

　　如前所述，中俄兩國的清廉指數總體呈現下滑的趨勢，也就是越來越腐敗的趨勢。

　　俄羅斯民主信息學地區基金會對俄國腐敗狀況的最新研究表明，在2001-2005年間，俄國的商業腐敗規模增加了8倍多，年涉及金額從330.5億美元增加到3160億美元；俄國商人向官員的平均每筆行賄金額為從2001年的10200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3.58萬美元，增加了12倍多。如果把商業腐敗市場受賄規模與聯邦預算收入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2001年，國家預算收入比受賄規模多出約三分之一，2005年，受賄規模已是國家預算收入的2.66倍。日常生活中的腐敗也在不斷升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腐敗規模，2001年是44937萬美元，2005年則達到了58340億美元，比國家支付給教師的工資要多得多。在醫療衛生領域數額略有減少，2001年是6億美元，2005年為4.01億美元。徵兵領域的腐敗市場規模已由2001年的1266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5360萬美元，幾乎增加了29倍。2001年有50.1%的俄國居民與日常生活中的腐敗有關聯，2005年這一數字達到了54.9%.在解決個人問題時，2001年有25.7%的人冒險有過腐敗行為，2005年這一數字達到了35%.[11]

　　從近些年查處的腐敗犯罪案件看，中國的腐敗現象已從單純的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蔓延，從直接管錢物的部門向負責審批錢物的管理部門蔓延，從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門向黨政領導機關、司法機關和組織人事等要害部門蔓延；其次，腐敗從對生活資料的侵占和資金的積累向私人資本的積累發展；第三，腐敗活動由通常的用權力來攫取錢財，向用錢財來操縱權力、獲得權力發展；第四，腐敗從權力職能部門向所謂的非職能部門、"清水衙門"以及社會服務機構蔓延，比如黨政事業單位、學術研究部門、統戰部門和民族宗教事務管理部門、醫療衛生、殯葬等。另外，中國的腐敗有開始向資本積累型腐敗發展的趨勢。當前腐敗分子已經不滿足於追求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樂，違紀違法的目的從消費享樂型向資本積累型漸漸轉化。有的腐敗分子直接收受投資股份，以獲取投資收益；有的腐敗分子瘋狂攫取非法所得，然後通過"洗錢"等手段將巨額非法所得用到經商辦企業或有利可圖的資本投資中去，以獲取更加豐厚的利潤回報。如四川省樂山市原副市長李玉書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在其贓款贓物中居然有一座正在運行中的水電站。據報道，李以"成都市德力電氣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用貪賄得來的410餘萬元買下了這個電站，目的是"以錢生錢"，將"死錢"變成"活錢".李玉書前後收賄索賄現金、轎車、名貴手錶等折合人民幣1400萬元，並用這些錢秘密註冊了一家外商獨資公司，購買了三處房產，收購了一家水電站，包養了一個16歲的情婦。[12]

　　第三，腐敗手段多種多樣，且不斷翻新。

　　在新的形勢下，俄羅斯腐敗形式也發生了變化，除了傳統的直接收受錢財外，一些新的賄賂方式開始流行，如安排昂貴的國外旅遊、優惠貸款、保證腐敗分子在離開國家工作崗位後到自己的商業部門安排高薪工作等。

　　還有就是掌權者利用職務之便侵吞國有資產。1991年以來，俄羅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原蘇聯的各級黨政官員以及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們紛紛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借私有化之機，用各種手段將大量私有化債券掌握在自己手中，廉價購買自己管理的國有企業的股票或私分股票，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

　　政府官員幫助商人瓜分國有資產從中得到好處。經濟轉軌過程中，不少政府官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權力，如土地出租審批、股份出售、銀行信貸、基本建設投資等，接受商人賄賂，進行權錢交易。或者通過獲得和挪用巨額資金得利。俄一些政府官員利用權力，掌握巨額資金，非法挪作它用。如在長期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率下，他們扣壓、推遲發放礦工、教師、軍官的工資並將之用於經商，獲得可觀的利潤。

　　中國腐敗在形式上也有了新的發展。一是腐敗由隱蔽向半公開、公開發展。有些腐敗主體往往以改革、開放、敢闖敢冒、發展經濟為旗號，用合法的形式掩蓋其腐敗行為。二是腐敗向智能化發展，一些腐敗分子已不再是因為一時衝動或利令智昏而犯罪，而是精心設計、預謀在前，有的還利用計算機等高科技手段進行作案。三是腐敗從單一型向複合型發展，腐敗活動已不限於簡單的追求金錢和物質，而與追求權力、女色等結合在一起，權錢、權權、權色等複合型腐敗數量近年來大幅度上升。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轉制過程中，一些原來的企業領導人，乘機利用職權大肆侵吞挪用公款、索賄受賄，中飽私囊，嚴重損害了國家和職工利益。或者巧立名目，將巨額國有資產進行私分，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

　　第四，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點。

　　在俄國，離莫斯科越近，腐敗越嚴重，伏爾加地區有17%的受訪者承認行過賄，中央區、西北區和莫斯科地區這一數字分別為19%、26%和53%.[13]

　　中國中西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具有人身依附性質的腐敗現象比較突出。如為安置子女親屬在黨政機關和公檢法司部門工作而送禮金、行賄、買官賣官等組織人事不正之風等問題多發。東部、南部主要是具有外向型特徵和資本積累型特徵的腐敗現象比較嚴重。北部主要是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腐敗問題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嚴重。

　　第五，往往與社會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

　　俄國的政府官員接受黑手黨的賄賂，狼狽為奸。轉軌以來，俄黑手黨不斷發展壯大，活動日益猖獗，暗殺、搶劫、走私、販毒、收取保護費、販賣人口、偷稅漏稅、洗錢……無惡不作。據權威統計，俄境內的黑手黨團伙至少達到了5000-6000個，成員不下十萬人。這些黑社會組織活動日益猖獗，為了謀取巨額財富，他們以行賄為重要手段，不斷打入各級政府部門。他們往往出資資助一些人參加俄杜馬議員的選舉，從而使這些人為他們服務。一些黑手黨還自己參加競選。據俄羅斯媒體報道，俄一杜馬議員甚至宣稱，第二屆國家杜馬中有10%的議員是黑手黨或者與黑手黨有關。據俄內務部高層人士透露，幾乎每個政府部門都有職員被黑手黨收買或遭受黑手黨訛詐、控制。而政府官員則向他們提供保護。可以說，沒有官方的保護，黑手黨是無法發展的。據估計，犯罪團伙的非法收入的30%-50%要用於向政府官員行賄。[14]

　　中國也有，其表現是：警察與小偷、流氓、吸毒販毒團伙、賣淫嫖娼者或團伙等黑惡勢力相勾結；一部分政府官員、公安司法幹警充噹噹地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收受錢財；等等。如，陳凱等21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與之有牽連的國家公職人員職務犯罪案件91件，其中涉及副廳級幹部7人、處級幹部43人。[15]

　　廈門遠華案、遼寧慕馬案等都是如此。一些黑社會組織頭目還擁有各種官方身份，浙江溫嶺市黑社會老大張畏擁有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浙江某報名譽社長在內的4個官銜、8種身份。此外像吉林的梁旭東、遼寧的劉涌、廣西百色的周壽南等的情況都與張畏相似。

　　除了上述特點外，中國的腐敗還有一些明顯的不同特點，主要表現在：

　　1.黨政"一把手"腐敗案非常突出。在近年來查處的大案要案中，"一把手"腐敗問題突出。在慕綏新、馬向東等違紀違法案件涉案的23名主要領導幹部中，有17人是黨政"一把手"，占涉案人員的74%."一把手"的腐敗行為又導致其下屬各個部門負責人的違紀違法行為。

　　2.腐敗的群體性特徵明顯。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從目前查處的腐敗案件來看，近些年來，搞腐敗活動的已不僅僅是個體的行為，還有不少是有組織的、集團性的活動。這些腐敗活動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腐敗活動是在一定組織的權力參與下完成的；二是腐敗活動是以團體組織的方式出現的。

　　3."外向型"腐敗特徵日趨明顯。有的腐敗分子利用資本跨地域、跨行業、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與地區外、行業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結，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國際間法律的差異，國內犯罪，國外洗錢；有的以境外商人為合作對象，在為對方牟利後，在境外進行"交易"，贓款贓物滯存境外。一些涉案的黨政幹部特別是關鍵涉案人員一有風吹草動即隨時出逃。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捲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

　　三、腐敗的原因

　　中俄兩國腐敗由來已久，儘管政府也進行了不少治理，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現在，中俄已經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之所以如此，我認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

　　相同方面的原因有：

　　第一，轉軌期間的過渡性質。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條件下，過去靠計劃調撥管理的資源絕大部分轉為市場化、貨幣化，而我們現行的監督體制基本上是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模式，必然會產生種種不適應的狀況，必然會增加權錢交易的機會。此外，在社會轉型期間，新的經濟領域不斷產生，如證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等，而原有的監督體制中並沒有這些方面的制度設置，因此形成監督空白，導致這些新興領域成為腐敗的高發區。

　　在俄羅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開始了快速的轉軌過程，經濟上開始了以"休克療法"為標誌的激進改革，政治上實行多黨制，仿效西方的三權分立原則。但是，一方面，原來的制度被打破了，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一個新的完善的制度需要時間，需要一個過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發育成熟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另一方面，人們對新生事物的認識程度總有差別，新的改革措施的實施難易也不同，改革環節總有先後之分，這就有可能使社會出現無序的狀態，使社會出現監控盲點和空白點，因而增加各種腐敗的機會，為腐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使掌握各種資源的部門和個人能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財產，中飽私囊。

　　俄羅斯新貴正是利用市場轉型的機會，通過各種關係掌握市場短缺資源，暴發致富的。

　　第二，政府反腐不力。

　　轉軌以來，俄羅斯政府對腐敗問題就沒有過真正的治理。在葉利欽時期，腐敗問題被束之高閣。事實上，也不可能指望葉利欽去關心這個問題，因為其家族成員大多與此有染。到了普京執政以後，政府雖然時而強調反腐的重要性，但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而且所開展的一些反腐行動，也不是為了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而往往是與權力鬥爭結合在一起。比如，逮捕尤科斯石油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政治、權力鬥爭層面的考慮多於反腐的考慮。要是從反腐的層面考慮，俄羅斯的大小寡頭多少都與腐敗有染。

　　在中國，腐敗要反，而且要常抓不懈，但無論如何也構不成政府最緊要的任務，當下最緊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腐敗的普遍性使政府面對這一問題疲於應付，從體制順利運轉的角度來說，無法不計一切後果地去清除一切腐敗分子。另一方面，在反腐過程中存在重重阻力。面對各種阻力，很多腐敗行為無法作出司法處理，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或者實施不力。

　　目前我國雖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規和3萬多個規章，但由於種種原因，許多法律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現顯性制度與隱性規則並存的現象。無論在幹部的選拔任用、黨內監督、經濟決策、重大工程立項以及政府審批等政治層面或經濟體系的運行中，隱性規則都在發生着重要作用。正式制度與運作規則的脫節與悖反，成為轉型期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所謂的"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濫辦事"就是鮮明的寫照。這種隱性規則一旦形成風氣，就會通過不斷地自我循環，成為比較穩定的系統，各式各樣的腐敗路徑和運作方式作為正式制度運行中的替代物和填充物，滲入到轉型期過渡體制的實際運行機制中，使腐敗現象屢治不絕，為反腐敗鬥爭憑空增加許多阻力。

　　俄羅斯在反腐方面沒有比較健全的法律法規，即使有，也是實施不力。儘管也加入了聯合國反腐公約，也通過了若干有關反腐的法律法規，其中還有專門的《俄羅斯聯邦與腐敗做鬥爭法》、《俄羅斯聯邦反腐法草案》、《關於反腐政策的法律原則》等，但是要麼法律執行不力，要麼制定遲緩，比如俄羅斯聯邦反腐法草案是2001年11月擬定的，2002年11月才提交議會一讀，到2005年11月才進行二讀。這個效率與迫切的反腐形勢自然是不相吻合的。

　　第四，道德因素。

　　在蘇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規範長期以來居主導地位。蘇聯劇變後，共產主義道德被放棄，新的道德體系尚未建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形勢下，人們的利益觀開始確立，追求利益的欲望不斷增強，發達國家高消費的"示範效應"、國內其他階層高收入所引起的攀比動機，使人們的自我約束力大大減弱，社會責任感降低，國家民族利益觀念趨於淡薄，整個社會道德水平滑坡。由於過去長期片面強調國家、集體利益，忽視個人利益，導致人們走向利己主義的另一個極端，使不少政府官員無視國家和集體利益而一味去追求個人利益，削弱了社會輿論對腐敗行為的壓力，甚至一些腐敗行為還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內心認同，導致腐敗蔓延開來。在中國，道德領域和價值觀念也面臨重建與調整。在轉型期間，一方面中華民族原有的那種道德體系被打破了，那種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的觀念喪失了，道德滑坡，甚至道德淪喪；而另一方面新的、符合市場經濟遊戲規則的價值觀念又沒有及時跟上，形成了空白地帶，因而腐敗滋生蔓延勢所難免。

　　但是兩國產生腐敗的原因還是有一些不同原因的。

　　第一，政府職能改革滯後、政企不分是中國的腐敗滋生的重要原因。

　　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減少國家權力對經濟生活的不合理干預，而在市場經濟建設之初，計劃經濟體制沿襲下來的政企不分不僅阻礙了企業的發展，而且也導致了中國官員的嚴重腐敗。只有全面推行政企分開，割斷企業與政府的隸屬關係，才能極大地減少政治干預經濟和權力進入市場的機會。政府部門不包攬企業的市場經營，只承擔宏觀調控職能和管理職能，監督企業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營運情況進行有效監督，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在這種政府不干預企業、企業直接面向市場、雙方沒有直接利益關係的情況下，腐敗現象必然會大大減少。

　　第二，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應有的監督制約機制。

　　在任何社會，絕對的好人和品質極其惡劣的壞人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有着從眾心理、既可能棄惡從善也可能棄善從惡的普通人。體制完善，壞人有可能棄惡從善；體制不好，可能使好人棄善從惡成為腐敗分子。在中國，權力結構存在嚴重缺陷，主要領導幹部的權力仍然過分集中，且不受制約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約。具體表現為：家長制、"一言堂"盛行；領導幹部權力個人壟斷化；幹部隊伍中的人身依附現象嚴重。主要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權力過分集中且不受制約和難以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體製造成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權力過分集中並不受制約的幹部領導體制，導致和引發了大量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吏治腐敗現象的發生。

　　第三，就俄羅斯而言，則表現為另一個極端，權力分散是腐敗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1992年開始，俄羅斯在葉利欽領導下進行了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市場化的制度轉軌。雖然是強總統、弱議會，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曾賦予各聯邦主體較大的自主權，導致各地政令不一，各行其是。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在各地難以推行。加之，從上到下各級官僚多與腐敗有染，反腐自然也就無法推行。到了普京時期，實行了"可控民主"，強化了中央權威，削弱了地方的權力，2003年開展一場反腐肅貪運動，清理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同時，俄國政府部門又相繼出台了100個長期或短期的根除行賄的措施。這些措施的推行，使得俄羅斯在2001-2004年間，腐敗問題略有好轉，清廉指數儘管很低，但是處在上升中。然而，普京時期的特點是，一方面普京擁有很大權力，但是社會對普京寄予的期望太高，無論如何普京也不可能把反腐放在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強總統下的政府處於兩難境地，政府實際上處於無權或權力很少的境地，無法獨立開展職責範圍內的工作。

　　所以，總起來說，且不說完全克服腐敗，要想將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遏制住，中俄兩國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