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怎樣進清華？
中華讀書報

清華研究院和四大導師，是清華人文學科最初的輝煌。清華研究院的導師制是曹雲祥校長根據胡適的提議設立的。四大導師有三位是胡適推薦的。梁啓超是胡適少年時代的精神偶像，趙元任是胡適留美時的摯友。那王國維又是怎麼贏得胡適的敬重，並被胡適推進清華呢？文利用第一手史料，敘述了這一鮮為人知的幕後行為，並首次披露王國維的聘書。

胡適看重王國維的學問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後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後得出的結論是：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歸國雜感》）。隨之，胡適在中國學術界大紅大紫，為新學領袖。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8月28日，胡適又一次表示出對王的好感，他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1922年《努力》周報第29期登出胡適《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一文中，他把王國維與章炳麟、羅振玉，並列在“學者”項目下）。

　　1922年王國維在致顧頡剛信（王信的寫作時間只署“初三日”，無月份）中說道：“頃閱胡君適之《水滸》、《紅樓》二卷，犁然有當於心，其提倡白話詩文，則所未敢贊同也。”（《文獻》第18輯，1983年12月）1922年9月9日，胡適在上海得見焦循《劇說》六卷，他看後說：“焦氏此書是《宋元戲曲史》的先聲，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寶貴的。”（《胡適的日記》）

　　1923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日譯本作序時，寫道：

　　“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鑑賞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同時他在這年的2月10日又寫了《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的書評文章，以表示對王國維曲學研究的肯定。

　　胡適與王國維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觀念不同，但作為學人，他們彼此尊重對方的學問。尤其是胡適，他最看重王國維的考據。

王國維對胡適的心理震盪

　　顧頡剛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學術上也最得胡適“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對胡適評說，很快由顧傳給了胡適。於是，有了胡適對王國維的拜訪。據《胡適的日記》1923年12月16日所記：

　　往訪王靜庵先生（國維），談了一點多鐘。他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謂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譜》裡恭維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學，何其陋也！

　　靜庵先生問我，小說《薛家將》寫薛丁山弒父，樊梨花弒父，有沒有特別意義？我竟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希臘古代悲劇中常有這一類的事。

　　他又說，西洋人太提倡欲望，過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壞毀滅。我對此事卻不悲觀。即使悲觀，我們在今日勢不能跟西洋人向這條路上走去。他也以為然。我以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發展，而在理智的進步不曾趕上物質文明的進步。

　　他舉美國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費錢六百萬元，用地千餘畝，說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說，制一影片而費如許資本工夫，正如我們考據一個字而費幾許精力，尋無數版本，同是一種作事必求完備盡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這短短一個多小時的交談，真正使胡適感到了王國維的存在。王氏對古今中外歷史文化的深切關注和獨到的見識，是同代舊派學人所不曾達到的，也是新潮學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國維仍保持着年輕時藉助叔本華的哲學來解讀《紅樓夢》的敏銳和好奇。

　　王國維所談的三點都是建立在一種比較文化意義上的問題。戴震在人們的共識中是大學問家。胡適認為在清代有學問，沒有哲學；有學問家，沒有哲學家。王國維是學問家，但他同時關注一位學問家的哲學思想。這說明他的思考不是單向的。戴震作為清代大學問家，他的哲學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東西。他的一元論思想，他反對宋學的空泛和虛無，反對程朱理學的以理（禮）殺人，崇尚實用的思想和學術，使他成為清學的一個高峰。小說《薛家將》的作者不可能看過古希臘的悲劇，更不可能知道戀母弒父的“俄狄浦斯情結”、“哈姆雷特情結”，而王國維卻在考慮一個比較文學上的問題。他熟悉古典戲曲，對中國戲劇舞台上那種虛擬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戲劇舞台上一將幾卒，搖旗揮刀，在鑼鼓聲中，走幾個來回，便表示有千軍萬馬。而西方的電影卻不同，他們把千軍萬馬真的拉到電影的拍攝現場，投入的實際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種宏大、真實的藝術效果。這是在當時所謂的中西藝術的不同。王國維的這份關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為一個在世人看來保守的舊學者，他考慮的問題卻是十分現代的，他的思想沒有停滯，他對新知的追求沒有停止。更何況在自己不明白的情況下，又主動地向一位後生請教。

　　我們只有在王國維這樣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觀。

　　胡適不能不對王氏的問題投下相應的關注。

　　王國維所談的前兩件事都是胡適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對他產生了相應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後，那一直處於巔峰狀態的學者心理受到了一次意外的震盪，多年來他真正有了一次與學界高人交流的機會，並得到了一次學人少有的高峰體驗。也使他進一步明白學術界同樣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山仰止。從王宅出來，敏感的胡適便到馬幼漁那裡借得戴震後學焦循（里堂）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着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一篇“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未完）。

　　由此可見胡適敏於思，勤於學的學人精神。 　　作為老一代學人和“帝王之師”，王國維自然也懂得胡適在當今新派學界的地位和如日中天的社會影響。他更不能輕視胡適的存在。深諳學界禮數的王國維，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適府上回訪。

　　直到胡適的晚年，他還保留着對王國維的特殊印象，他對助手胡頌平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後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說王“他的人很醜，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適向曹雲祥校長力薦王國維

　　胡適在學問上日益進取，地位和名聲也與日俱增。這時，他沒有得意忘形，沒敢忽視王國維的真實存在。他時刻在想着王氏的熱能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王氏身上還有一定的待開發的文化餘熱資源。從個人情誼上講，他要回報王氏（是王國維啟發他寫了《戴東原的哲學》一書，幫助他編了《詞選》）。

　　這裡先說胡適與曹雲祥校長的前期聯絡工作。

　　1924年，清華學校欲“改辦大學”，同時設立研究院。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於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適，說聘請“先生擔任籌備大學顧問”（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同時，又動員胡適出任籌建中的清華研究院院長（職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適推辭不就院長（後改為吳宓任主任），但建議曹校長，應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並吸取外國大學的研究生院的學位論文的專題研究法。胡適還向曹校長推薦了四位導師人選：梁啓超、王國維、章太炎、趙元任。後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陳寅恪（由吳宓推薦）。

　　1924年12月8日，胡適陪同曹雲祥校長拜訪了王國維，第二天，曹雲祥在致胡適的信中這樣寫道：

　　適之先生台鑒：

　　昨承偕訪王靜庵先生，晤談之後，曷勝欽佩。敝校擬添設研究院，即請王君為該院院長。茲將致王君一函並聘書送請察閱如蒙同意，即祈轉致，並懇玉成是荷。

　　此頌

　　道安

　　曹雲祥謹啟

　　十二月九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隨之，曹雲祥校長在12月11日又致信胡適，約定胡適同王國維到清華聚餐（共商聘請王國維之事）：

　　逕啟者：訂於本月二十日星期六□□□□□，駕臨敝校午餐，藉以暢談，未知是日有暇光降否？倘因公忙或改二十七日星期六亦可，即祈裁定，並約同王靜庵先生來校，是所至盼。相應函達至，希查照見覆是荷。

　　此致

　　胡適之先生

　　曹雲祥謹啟

　　十二月十一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校長曹雲祥親自寫聘書

　　由於曹雲祥校長求賢心切，在未與胡適、王國維協商妥當的情況下，按本校聘教員的慣例，給王國維送上了校方統一印製的印刷品聘書。事後，曹雲祥方發覺此法不妥，忙致信王國維解釋，並附手寫聘書一件。信和聘書均請胡適代轉。

　　信及聘書如下：

　　靜庵先生大鑒：

　　前奉聘書，因系印刷品，表明本校聘請教員事同一律，所以先填送覽。

　　茲以添注塗改，殊欠敬意，特另繕一份，肅函奉送。

　　敬祈察存

　　專泐順頌

　　道安

　　附聘書一件

　　曹雲祥謹啟

　　十二月三十一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聘書

　　茲聘請

　　王靜庵先生為本校研究院主任，擔任國學研究事務。即希

　　查照後，列聘約辦理為荷。

　　（一）每星期內授課拾點鐘以內。

　　（二）每月薪金銀幣肆百元，按月照送。

　　（三）一切待遇照本校規定研究院教員任用規則辦理。

　　（四）此項聘約以叄年為期（自民國十四年一月起至十六年十二月底止），期滿若得雙方同意再行續訂。

　　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

　　同時，胡適積極主動地做廢帝溥儀、莊士敦（溥儀的英文老師）和王國維本人的工作。現存胡適給王國維的兩封信，可見胡適本人對此事的投入，尤其是他自己從學術着眼，也希望王氏“宜為學術計，不宜拘泥小節”的那份誠意。其一：

　　靜庵先生：

　　清華學校曹君已將聘約送來，今特轉呈，以供參考。約中所謂“授課拾時”，係指談話式的研究，不必是講演考試式的上課。

　　圓明園事，曹君已與莊君商過，今日已備文送去。

　　適之上

　　（原信無日期）（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

　　信中，“莊君”指莊士敦。

　　靜庵先生：

　　手示敬悉。頃已打電話給曹君，轉達尊意了。一星期考慮的話，自當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說，先生到校後，一切行動均極自由；先生所慮（據吳雨僧君說）不能時常往來清室一層，殊為過慮。鄙意亦以為先生宜為學術計，不宜拘泥小節，甚盼先生早日決定，以慰一班學子的期望。日內稍忙，明日或能來奉訪。匆匆，即送

　　起居佳勝。

　　適之上一四，二，十三

　　（1925年2月13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

　　“吳雨僧”即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吳宓同時奉曹校長之命拜訪王國維，徵求他對生活上的具體意見。

　　胡適的誠意和曹校長的善待感動了王國維。於是，他決定親自到清華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適便用自己的車子拉着王氏，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華園。從此，清華園中晃動着一個曾為“帝王之師”而如今仍為廢帝之師的學人身影，清華學子也獲得到了一代國學大師的教誨。這是清華人的驕傲，也是現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幸事。

　　王國維本人在內心深處也會為此事而感激胡適的。

　　然而，後學胡適的這份真誠之意和曹校長的求賢之情，並不能完全醫治和撫慰王國維那早已傷透的心，無法再給他一個健全的沒有裂痕的靈魂。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向頤和園的昆明湖縱身一跳，一代學人的生命和一個時代結束了。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胡適為安徽績溪人）。人們時常憶念清華研究院時代的人才輩出和“四大導師”的卓越貢獻。而“四大導師”的背後，搖曳着的是胡適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