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問題的真實歷史淵源 (2)

作者：胡曉濤, 國際關係學院

　　英國拒絕撤軍,埃及人的憤怒開始爆發,各激進團體組織招募義勇隊,向駐運河地區英軍發起恐怖主義襲擊。他們破壞道路,炸毀橋梁,火燒英軍倉庫,暗殺英軍士兵。英軍為了對付埃及恐怖主義分子,在蘇伊士運河地區增兵8萬。然而英國的增兵,不但沒有制止恐怖主義破壞活動,反而促使恐怖主義活動進一步升級,埃及的警察也暗中協助恐怖主義活動。1952年1月23日,英國在中東最重要的軍需倉庫被炸毀,英國宣布要進行報復。1月25日,英軍司令下令解除運河地區的所有埃及警察的武裝,被埃及警察拒絕。英軍包圍了警察大隊的營地,要求埃及警察繳槍投降。當埃及警察回答“不”時,戰鬥開始了。英軍的炮彈雨點般落向埃及警察營地,200名埃及警察中46人死亡,72人負傷,但警察們始終沒有向英軍打出白旗。

　　消息傳到開羅,人們沸騰了。1月26日,上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英軍的暴行,不久抗議遊行變成了暴力破壞,憤怒的人們放火焚燒英國銀行、商店、電影院、俱樂部。英國銀行的職員多數在地下室中窒息而死,十幾個英國職員試圖跑出銀行大樓,但又被憤怒的人群推回到大火中,直到看着他們燒成黑炭。開羅市中心一片火海,幾百棟房屋焚毀,有多少人死亡已無法統計。後人把1952年1月26日,稱為“黑色的星期六”。

　　開羅暴動,也為埃及革命創造了時機。由納賽爾等青年軍官建立的“自由軍官組織”,在反政府運動中逐漸成為主力。1952年7月22日夜,自由軍官組織執行委員會宣布發動革命,7月23日清晨,起義部隊控制了局勢,7月26日,革命軍宣布廢黜國王法魯克,成立納吉布任主席、納賽爾任副主席的革命指導委員會。新政權宣布沒收封建王室土地,取消社會等級和貴族稱號,進行土地改革。次年宣布永遠廢除君主政體,成立埃及共和國,納吉布為總統,納賽爾任副總統兼內政部長。後來納吉布被罷免,納賽爾任代總統。1956年6月,納賽爾當選為埃及總統。

　　埃及革命成功了,可是英軍仍駐留在蘇伊士運河。1954年4月,新成立的革命政府與英國交涉撤軍,但不久雙方談判破裂。此後向運河地區英軍的恐怖襲擊已經頻繁到每天都發生的地步,讓英國人措手無策。更讓英國人難過的是米國的態度。1954年以來,米國多次公開表示支持埃及。5月 10日,米國國務卿發言說：“眾所周知,米國與英國和法國的關係,是基於北大西洋公約的同盟國關係,但這也並不意味着米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支持這兩國的帝國主義企圖。而且米國也反對加深中東地區的殖民地化。”

　　英國戰後要依靠米國的經濟援助,在米國施壓後,英國不得不在埃及撤軍的問題上後退。1954年7月10日,英國和埃及的談判再開,此次米國代表也列席了會議。7月27日,英埃達成協議,英軍於1956年6月25日以前全部撤出埃及。埃及第一次在對列強的談判中取得了勝利。

　　雖然英軍撤出了埃及,但蘇伊士運河仍屬於“萬國蘇伊士運河公司”的財產,而“萬國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兩大股東是英國和法國。1956年7月26日,埃及革命勝利4周年的日子,開羅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儀式,納賽爾總統發表講話,納賽爾最後說： “1955年,蘇伊士運河的收入達1億美元,可是運河公司只給了我們3百萬美元。現在埃及的一些人正在挨餓,而那條財源滾滾的寶河卻在我們的身旁悄悄流過。帝國主義的跨國公司,正在榨取着我們。”面對情緒激動的人群,納賽爾接着說：“我要告訴諸位一個消息,就在我和諸位講話的時候,那個萬國蘇伊士運河公司已經不存在了,運河公司已經國有化了,運河已經是屬於我們的了。”

　　納賽爾總統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措施,震驚了世界。英法將蘇伊士運河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未達成什麼結果,英法開始秘密策劃用武力奪還蘇伊士運河。為了解決兵力不足的問題,兩國邀請以色列參加作戰。而以色列也早已對埃及的納賽爾政權不滿,三國利益一致,一拍即合。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軍隊首先向埃及發起進攻；英法空軍則於10月31日對埃及發起空襲,然後空投傘兵,發起地面進攻。英法選擇此時出兵埃及,也是有其打算。當時歐洲正好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蘇軍出兵匈牙利,美蘇的冷戰又達到一個高潮。英法估計美蘇忙於冷戰,無暇顧及埃及的事,所以事先沒有徵求米國的意見就發起了軍事行動。

　　但英法兩國失算了,不但蘇聯反對英法兩國出兵,米國也強烈要求英法兩國立即撤軍。米國還施加壓力：如果英法不撤軍的話,米國就要停止經濟援助,甚至通過聯合國進行經濟制裁。在美蘇兩大國的壓力下,英法已無別的選擇,只好接受聯合國的停火決議,於11月6 日宣布停火；12月,英法軍隊全部撤出埃及。英法軍隊撤退後,以軍也不得不撤回到1948年停火線以前的位置。第二次中東戰爭以埃及的勝利宣告結束。

　　第二次中東戰爭後,英法的殖民主義勢力在中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蘇兩國的勢力,在中東展開新的角逐。

　　二次中東戰爭的最大後遺症是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戰爭後,以色列為了排除阿拉伯人,把巴勒斯坦變為純老猶的土地,拒絕在戰亂中逃到國外避難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老猶在二戰前受盡沒有祖國被人欺凌的痛苦,可是以色列在中東戰爭中,又人為地製造了另一群沒有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製造了另一個民族迫害。這也是以色列被世界輿論批評的焦點。

　　米國在支持埃及獨立,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反對英法出兵埃及方面,受到普遍讚揚。但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卻過分偏袒以色列,幾乎沒有過問以色列的難民政策。如果米國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向以色列施加停止經濟援助等足夠壓力的話,以色列顯然不得不認真考慮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因此人們對米國的看法是：米國在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上,不是不能有所作為,而是不願有所作為。

　　由於無法返回巴勒斯坦的家園,這些巴勒斯坦難民不得不長年生活在巴勒斯坦邊境附近的難民營里。他們沒有祖國,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更談不上民主和自由的奢侈,他們有的只是仇恨和怒火,巴勒斯坦成為憤怒的大地。1960年代以後,巴勒斯坦難民組成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開始用恐怖主義的手段,向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歐美各國復仇,巴勒斯坦人從此成為世界新聞媒體的主角。

　　一戰爆發後,統治阿拉伯半島的奧斯曼帝國對英法宣戰,被奧斯曼統治的阿拉伯人,於 1916年乘機發動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武裝起義。阿拉伯起義軍配合英法對奧斯曼政府軍作戰,1918年10月,起義軍攻占敘利亞的大馬士革,敘利亞人宣布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可是英法兩國早有密約,戰後把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阿拉伯領土劃歸英法兩國委任統治,敘利亞被劃歸法國委任統治。

　　 1919年7月,敘利亞國民大會在大馬士革召開,大會要求西方列強承認敘利亞為獨立的主權國家,拒絕巴黎和會擬議中的委任統治,但參加巴黎和會的各列強對敘利亞人的要求置若罔聞。1920年3月,敘利亞國民大會自行宣布敘利亞獨立,但英、法兩國拒絕承認。1920年7月,法國向自行成立的敘利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敘利亞無條件接受法國的委任統治,被敘利亞拒絕,於是法軍發起武裝攻擊,敘利亞軍戰敗。在法國的軍刀面前,敘利亞被迫接受法國的委任統治。

　　敘利亞人起義,配合英法對德奧作戰,按理本應是戰勝國。但在巴黎和會上,列強卻把其領土分給法國委任統治。中國人也會記得巴黎和會上把中國領土分給日本的恥辱經歷。在那個年代,強權就是真理。英法等西歐國都是民主主義國家,但這些民主主義國家只是對自己的人民講民主,對外國的人民講的卻是強權和利益。

　　西方世界大恐慌的1929年,兩位敘利亞留學生阿弗拉克和比特魯在巴黎偶然相遇。阿弗拉克是東正教徒,比特魯是伊斯蘭教徒,雖然信仰不同,並未影響兩人的友誼,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近代以來阿拉伯人一直受壓迫,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們在思考：阿拉伯人怎樣才能改變任人宰割的處境？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大阿拉伯聯盟,這樣就有力量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宰割。

　　阿弗拉克和比特魯在阿拉伯留學生中創建了“阿拉伯學生會”,傳播他們的“泛阿拉伯主義”思想。回國後,兩人潛心著書立說,10年以後,兩人在阿拉伯的青年學生中,已成為負有盛名的理論家和宣傳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又給敘利亞人的獨立帶來好機會。1940年法國維希政府投降,敘利亞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為了與德國對抗,1941年英軍和自由法國聯軍進入敘利亞,宣布讓敘利亞獨立。1943年7月,在敘利亞舉行自由選舉,成立自己的政府。

　　為了參加1943年的議會選舉,阿弗拉克和比特魯等人組建了阿拉伯復興黨,但阿拉伯復興黨在大選中一個席位也未獲得。原來當時敘利亞的社會形態是部族制度,一般百姓名義上有自由投票的選舉權,但實際上他們投票時不得不遵從家長和族長的意志,所以投票只是反映了少數大部族首領的選擇,所謂的自由選舉不過僅僅是一個名稱而已。後來阿弗拉克說：“他們（西歐）讓我們搞自由選舉,我們搞了,結果怎麼樣？我們一票也沒有得到,儘管人民是支持我們的。”

　　阿弗拉克是阿拉伯現代史中極其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創辦的阿拉伯復興黨（後改稱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為阿拉伯世界跨國家的政黨。後來阿拉伯復興黨通過革命和政變的手段,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取得了政權,現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都是執政黨,前任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也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員。侯賽因總統發起入侵伊朗和科威特的行動,意在用武力統一阿拉伯世界,也是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的泛阿拉伯主義的另一種表現。

　　在二次大戰前,阿拉伯知識分子對西歐的民主體制多持讚賞態度,也希望在阿拉伯引進西歐式民主。可是1943年敘利亞舉行的有名無實的自由選舉,使阿拉伯的知識分子對西歐式民主體制是否適合於阿拉伯社會開始表示懷疑。之後阿拉伯思想界出現兩條道路或兩種傾向：正確獨裁主義（即所謂“開明專制”)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在正確獨裁主義道路上,埃及總統納賽爾成為第一位阿拉伯人盼望的“正確獨裁者”。1945年,納賽爾等人組成了秘密的反政府“自由軍官團”,1952年發動政變,推翻了法魯克王朝,廢除了君主政體,成立了埃及共和國。但埃及共和國並沒有成為西方概念中的民主國家,而是開明專制的獨裁體制。納賽爾任總統後,在埃及實行“阿拉伯社會主義”。納賽爾在政治上實行一黨獨裁,取締一切反對黨派,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成為唯一合法的政黨；在經濟上實行工業國有化政策,徵收了英法等外國資本在埃及的企業,較大的民族私人工商業也國營化；在土地政策上,將大地主的部分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婦女解放方面也有了很大進展。

　　納賽爾是“泛阿拉伯主義”的信奉者,他認為阿拉伯世界最終應該走向統一的大阿拉伯聯邦。納賽爾設想的大阿拉伯聯邦是超越宗教的政教分離國體,只要是講阿拉伯語的,不管什麼民族,什麼宗教信仰,都是大阿拉伯聯邦的成員。要達到這個最終目標,納賽爾計劃分三步走：第一步,把埃及建成一個富強的國家,成為阿拉伯聯邦的基石；第二步,收回被占領的阿拉伯領土（主要是指巴勒斯坦）；第三步,建成統一的大阿拉伯聯邦。

　　為了儘快使埃及富強起來,納賽爾採納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方式,重工業、國防工業優先的建國思想。當然納賽爾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回事。納賽爾是不結盟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奉行中立和不結盟政策,既不一邊倒向米國陣營,也不一邊倒向蘇聯陣營,為阿拉伯世界開創了一條新的外交道路。

　　納賽爾的另一個宏大計劃就是殲滅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要達成這個目的,離開大國的支持是不行的。米國支持以色列,納賽爾就向蘇聯尋求軍事上的支持。蘇聯出於冷戰的需要,也需要在中東尋找一個戰略夥伴,雙方有共同的戰略目的,於是蘇聯逐步成為埃及的主要軍火供應國。在蘇聯的援助下,埃及的軍事力量穩步增加,特別是空軍和裝甲部隊有明顯增強,近代戰爭的作戰能力有很大增長。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領袖,能像納賽爾這樣得到阿拉伯民眾的衷心愛戴。納賽爾推翻了腐敗的封建王朝,建立了進步的共和國,奉行不結盟的獨立外交,這些都得到阿拉伯人的讚賞。特別是納賽爾敢於向西歐列強挑戰,收回了蘇伊士運河,又使納賽爾名聲大震。納賽爾口才很好,他富於情感的政治演講,感染了無數阿拉伯人民。下面摘錄一段納賽爾的有名演講。

　　“我們在與西歐列強和以色列雙方作戰。西歐列強製造了以色列,侮辱了我們阿拉伯民族,而且更有甚者,不管在1948年以前還是以後,西歐列強對我們阿拉伯人一直視而不見,對我們的感情、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權利,從未給過一顧。我們要教會西歐人,那些愚弄我們、侮辱我們、踐踏我們權利的西歐人,懂得尊重我們阿拉伯民族,認認真真地把我們當作他們的對手。”

　　當時沙特阿拉伯等親米國家禁止出售納賽爾的畫像,人們就從黑市買來納賽爾的畫像掛在家中, 向神一樣地對納賽爾祈禱,把阿拉伯復興的希望寄托在納賽爾身上。每當埃及的“阿拉伯之聲”電台播放納賽爾的講話時,收音機旁總是擠滿熱情的聽眾。人們傳誦着納賽爾的故事：納賽爾貴為總統,但仍然住在普通的平房裡,他沒有艷聞,沒有存款,他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埃及,為了阿拉伯,,,。很多阿拉伯國家的人民都盼望自己的國家與埃及合併,接受偉大領袖納賽爾的領導。1958年2月,敘利亞與埃及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納賽爾的大阿拉伯聯邦的夢想,好像已經看到了曙光。

　　然而一個統一強大的阿拉伯聯邦,必然威脅到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不允許阿拉伯聯邦的誕生,要把她扼殺在搖籃中。1967年6 月5日,以色列對埃及發起突然襲擊,拉開“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序幕。以色列在幾天之內摧毀了埃及十幾年裝備起來的空軍,占領了埃及的整個西奈半島。埃及軍事上的慘敗,大大打擊了納賽爾的威信,破碎了納賽爾的夢,也破碎了阿拉伯人的夢。

　　1970年9月28日,納賽爾因心臟病突發去逝,幾十萬人為他送葬,人們唱着：“世間唯一的神安拉,納賽爾是他的愛兒”。那時全世界的阿拉伯人把阿拉伯統一、阿拉伯復興的期望寄托在納賽爾身上。納賽爾死了,埃及敗了,阿拉伯的統一和復興,轉眼變成看不到期待的渺茫。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也就是納賽爾的時代,泛阿拉伯主義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納賽爾死後,利比亞的卡扎菲、伊拉克的侯賽因都試圖繼承納賽爾的衣缽,重新打起“泛阿拉伯主義”的大旗,統一阿拉伯世界。但他們的資歷、人品和威望,都無法與納賽爾相比,納賽爾沒有接班人。此後,泛阿拉伯主義雖然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其主導地位已逐漸被“泛伊斯蘭主義”,即我們所說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代替。

　　泛阿拉伯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非常不同。泛阿拉伯主義是非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聯邦,強調不論宗教信仰,不論民族,凡是講阿拉伯語的都是一家人；泛伊斯蘭主義則是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體系,強調不論國家,不論種族,不論講什麼語言,凡是信伊斯蘭教的都是一家人。泛阿拉伯主義的基石是阿拉伯語言、阿拉伯文化,而泛伊斯蘭主義的基石則是伊斯蘭宗教信仰。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是泛阿拉伯主義者,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則是泛伊斯蘭主義者。

　　“泛伊斯蘭主義”或“原教旨主義”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的伊斯蘭政治家和宣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1920年代創建的“穆斯林同胞團”,是現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先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基本思想是：“為什麼近代伊斯蘭國家落後了？為什麼伊斯蘭教徒不斷被異教徒欺壓？那是因為我們偏離了伊斯蘭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則。我們必須返回到伊斯蘭精神的原點,才能改變伊斯蘭世界的現狀。”

　　人們為什麼會信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其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有自己的理論：“現在人類社會的戰爭、暴行、屠殺、迫害,都是來自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人類頭腦中的不潔思想。要消滅戰爭、消滅迫害、消滅犯罪,達成一個平等幸福的人類社會,就要清除人類頭腦中不乾淨、不純潔的思想。而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伊斯蘭精神。”

　　在1960年代以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少數派,並沒有很多的支持者。但進入1980年代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迅速抬頭,出現了伊朗,阿富汗塔利班這樣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被視為恐怖主義分子的本拉登,更是推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埃及等比較西方化的阿拉伯國家,也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很大影響。比如埃及最高法院放棄了1979年制定的男女平等同權的法律,就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回歸的一個示例。

　　從另一方面來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抬頭,也與阿拉伯國家的近代化發展,經濟開發失敗有密切關係。阿拉伯國家的普通人民看到的是什麼？是上漲的物價,擴大的貧富差距,無德的商人,陰謀的政治家,敗壞的社會風氣,掠奪阿拉伯財富的異教徒,,,。在這樣烏煙瘴氣的社會中,一般大眾難免產生對社會的怨憤心理,需要尋求一種精神寄託,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給了他們精神的解脫。

　　在1970年代前,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民族解放戰爭,是為民族而戰；而現在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聖戰”,是為神而戰。成立於1960年代的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不叫“巴勒斯坦聖戰組織”,而成立於1980年代的阿富汗抵抗組織叫做“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不叫“阿富汗解放聯盟”,也反映了阿拉伯世界思想思潮的變遷。

　　泛阿拉伯主義的釀成和泛伊斯蘭主義的釀成,既有阿拉伯人的內部原因,也有國際社會的外部原因。從泛阿拉伯主義到泛伊斯蘭主義,表現出當代阿拉伯人對國家和政府的失望,不得不到神的旗幟下尋求解脫的歸屬意識。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不僅中國在進行翻天覆地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也到處是革命的暴風驟雨。1956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後,革命的風潮也吹遍阿拉伯世界,封建王制體系的阿拉伯國家政府紛紛垮台,激進的革命黨人政府成立。1957年,約旦政府廢除《英約同盟條約》, 英軍全部撤出約旦。1958年,伊拉克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推翻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1961年英國保護國科威特獨立。1962年,也門自由軍官集團發動革命,推翻王制政府,建立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同時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擺脫法國殖民統治正式獨立。

　　新誕生的阿拉伯革命黨政權,多半持激進的民族主義態度,支持埃及總統納賽爾提倡的“阿拉伯大義”,即驅逐以色列、恢復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國家共同的義務。納賽爾本人也曾多次宣言：“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與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占據絕對優勢,只要阿拉伯世界團結一致,消滅以色列並不是不可能的夢想。那時阿拉伯人在盟主埃及的倡導下,立下消滅以色列的雄心壯志。

　　1958年埃及和敘利亞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但由於埃及總統納賽爾的家長製作風,敘利亞方面感到不快,敘利亞於1961年脫離“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成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1963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在敘利亞發動政變,掌握政權。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在敘利亞掌權後,採取了比埃及更為激進的反以色列政策,特別是在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扶持方面,幾乎是盡全力而為。

　　第一次中東戰爭期間,有近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為了躲避戰火,暫時逃出巴勒斯坦。因為以色列拒絕他們返回家園,這些巴勒斯坦難民不得不長期住在巴勒斯坦周邊的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等國邊境附近的難民營中。1950年代,革命的風潮也吹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難民中開始自發成立各種各樣的武裝組織。但當時阿拉伯諸國對巴勒斯坦難民的武裝組織並不很重視,沒有給予有力的支持,所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也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作為。

　　1963年以後敘利亞開始全力扶持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64年1月召開的第一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與會各國通過了支持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決議。1964年6月,以巴勒斯坦難民武裝組織中力量最大的“法塔赫”為主,正式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1964年9月第二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式代表。消滅以色列、武力奪還巴勒斯坦,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奮鬥目標。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章程中明文規定：“武裝鬥爭是巴勒斯坦解放的唯一手段。”

　　巴解組織沒有力量正面和以色列決戰,就採用游擊戰、恐怖主義活動等手法對以色列進行破壞和騷擾。1965年,敘利亞幫助巴解組織建立以敘利亞為據點的巴勒斯坦解放軍,巴勒斯坦解放軍在阿以停戰線附近向以色列不斷發起小規模游擊戰,並在以色列境內製造恐怖主義活動,阿以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深。1964年9月在埃及舉行第二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會上決定各國共同出資在約旦河上游建立大壩, 控制以色列的水源。大壩工程開工後,以色列出動空軍對大壩工地進行轟炸,使大壩工程無法進行,最後阿方不得不取消此次計劃。

　　1967 年5月,納賽爾總統向聯合國提出：撤走聯合國在第二次中東戰爭後留駐埃及西奈半島的維持和平部隊。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請納賽爾再次慎重考慮,當納賽爾做出肯定的答覆後,5月19日聯合國撤走了西奈半島的維持和平部隊。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撤退,使埃及失去了保護自己的緩衝力量,埃及和以色列形成直接對峙局面。在革命熱情的衝擊下,納賽爾總統發起了更為激烈的反以色列政策。1967年5月22日,納賽爾宣布禁止以色列船隻和向以色列運送軍火的船隻通過蒂朗海峽,試圖控制以色列的海上交通。

　　儘管阿拉伯方面表現出十分強硬的姿態,但其主要目的是鼓舞阿拉伯世界的反以色列鬥爭熱情,在外交上壓以色列讓步妥協,尚未認真制定進攻以色列的計劃。當時阿方也明白自己在軍事方面尚沒有打敗以色列的充足力量,儘管引進了不少蘇聯武器,但飛機主要是米格17,米格19等相對舊式的戰機,坦克主要是T34等蘇聯淘汰下來的舊貨,在裝備質量方面與以色列有較大差距。在訓練方面與以色列的差距就更大了。1966年11 月埃及與敘利亞結成軍事同盟,後來約旦也加入了軍事同盟。但埃及、敘利亞、約旦三國在統一軍事領導方面,存在不少爭執,無法達成統一對以色列作戰的計劃。

　　與阿方相比,以色列的備軍作戰準備要周到得多。以色列在第二次中東戰爭後,就制定了對阿拉伯國家定期進行軍事打擊,防止阿拉伯國家軍事力量強大的戰略計劃。以色列一方面從米國購買最先進的武器,對軍隊進行嚴格訓練,另一方面制定周密的作戰計劃,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贏得戰爭的勝利,避免陷入持久戰的泥潭。以色列吸取了第二次中東戰爭中,不經過米國同意就擅自與英法共同作戰,最後在米國的壓力下不得不自行撤軍的教訓,事先向米國提出以色列準備發起先發制人進攻的作戰計劃。當時米國正忙于越南戰爭,與蘇聯的對抗也處於高潮,以色列打擊埃及等越來越接近蘇聯的國家,也符合米國的世界戰略,所以米國最終沒有反對以色列的先發制人進攻計劃。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發起突然襲擊,首先出動飛機轟炸阿拉伯國家的機場和雷達站,使阿拉伯國家的大部分飛機在機場被炸毀,防空能力遭嚴重破壞。然後以色列出動地面部隊,在短短六天中占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的約旦河西岸、敘利亞的戈蘭高地。阿拉伯三國由於沒有戰爭準備,在以色列的突然襲擊下潰不成軍,無力進行有效反擊,不得不接受聯合國的停火倡議。1967年6月11日,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在聯合國的安排下停火,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不僅摧毀了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力量,還把占領土地擴大了三倍。但以色列的這些新占領領土,也使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領土衝突,發展成為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領土衝突,阿以關係進一步惡化。以色列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從整個大戰略來看,以色列的勝利加深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仇恨,使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和平共處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1967年9月舉行的阿拉伯首腦會議上,阿拉伯各國一致通過了對以色列的“三不決議”,即“不承認以色列、不與以色列交涉、不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

　　為了解決阿以衝突,聯合國於1967年11月通過242號決議。242號決議主要有兩點：一、以色列從占領地區撤軍；二、結束一切交戰狀態,尊重該地區所有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阿以雙方都接受了242號決議,但卻對決議有不同的解釋。主要問題在於對“占領地區”的定義, 242號決議中把“占領地區”寫為“OccupiedTerritories”,沒有定冠詞“The”,所以以色列解釋為從一部分占領地區撤軍,而阿拉伯方面則解釋為從所有占領地區撤軍,在後來的阿以和平會談中,雙方也一直為“OccupiedTerritories”的定義爭執不休。

　　阿拉伯國家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損失是巨大的,軍隊的傷亡和被俘達6萬餘人,還有40多萬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成為新難民。不僅如此,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慘敗還大大影響了阿拉伯國家政府的威信,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泛阿拉伯主義思潮急速後退。第三次中東戰爭停戰後,納賽爾總統宣布他對戰敗負有責任, 提出辭職,但在埃及國民的強烈要求下留任。1970年9月28日,納賽爾因心臟病突發逝世,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殞落。此後阿拉伯國家之間再也沒有出現過納賽爾時代團結一致的局面。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各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援助也明顯減弱。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解主席,此後巴解組織開始進行自己的獨立活動。阿拉法特任主席後,為了引起世人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把巴解的作戰目標從單純對以色列作戰,轉向在國際社會製造恐怖主義活動。此後巴解組織製造的劫機、爆炸、無差別殺人等事件頻頻發生,巴解組織開始成為國際上引人注目的焦點話題。

　　納賽爾死後,副總統薩達特當選總統。與理想主義的納賽爾相比,薩達特則是務實的現實主義者。在納賽爾時期,因偏重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加之國有制企業中官僚主義作風嚴重,打擊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第三次中東戰爭後,埃及經濟日益困難。薩達特上台後,對納賽爾的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政治上放開一黨獨裁,由一黨制改為多黨制；經濟上由國有化轉向鼓勵發展私人企業,對西方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理想主義的英雄過後,總要有務實的人為他收拾攤子, 薩達特收拾納賽爾的攤子,類似於鄧小平收拾毛澤東的攤子。

　　薩達特的最大任務還是打敗以色列,恢復阿拉伯國家的自信。在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納賽爾深感不結盟政策的缺陷,開始傾向蘇聯,接受蘇聯的援助,大量引進蘇聯的米格21戰鬥機,T55坦克,薩姆防空導彈等先進武器,還在軍隊中大量招請蘇聯顧問,蘇聯對埃及的影響力大大加強。納賽爾死後,薩達特對蘇聯顧問的傲慢態度有所不滿,一度於1972年7月把在埃及的15000名蘇聯顧問驅逐回國。

　　但薩達特的驅逐蘇聯顧問,也起到了迷惑以色列的效果。以色列看來,沒有蘇聯的幫助,埃及無法對以色列進行軍事攻擊,而薩達特驅逐蘇聯顧問,意味着埃及放棄了對以色列的戰爭意圖,所以此後以色列有了安心感,放鬆了對埃及的警惕。雖然薩達特表面上驅逐了蘇聯顧問,但暗地裡卻仍然接近蘇聯,接受更多的軍事援助,準備發起一場對以色列的軍事襲擊,奪回被占領的領土。

　　薩達特深感上次以色列突然襲擊的威力,也決定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付以色列。為了迷惑以色列,阿拉伯方面進行了成功的欺騙戰術。1973年9月,敘利亞戰鬥機與以色列戰鬥機在公海相遇,敘利亞戰機向以色列開火,結果敘利亞戰機被擊落13架。以此為契機,敘利亞和埃及在停戰線附近結集部隊,以色列以為阿方結集部隊只是對擊落戰機的反應,沒有想到阿方會乘機發起突然襲擊。另外針對以色列情報機關喜歡分析阿拉伯報紙小字新聞的特點,埃及在開戰前幾天,專門在報紙不起眼的地方用小字登出“軍官放假”的小新聞,迷惑以色列。為了保密,埃及和敘利亞部隊在開戰前幾個小時,才接到戰鬥的命令。

　　1973年10月6日,正值老猶進行贖罪懺悔的“贖罪日”,埃及和敘利亞同時向以色列發起突然襲擊,以色列一時曾被打得措手不及,阿方攻破了以色列的防線,奪回了一部分被占領土。但以色列軍隊畢竟訓練有素, 以色列國民的國防意識相當高,雖然一時陷於被動,但以方逐步挽回了劣勢,重新取得了戰爭主動權。1973年10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戰爭雙方停火,1974年1月8日,埃及和以色列簽訂脫離軍事接觸協議。以色列撤出蘇伊士運河以西,埃及控制了運河以東的地帶,聯合國派維持和平部隊駐紮在埃、以控制線之間的緩衝地帶。1974年5月29日,以色列和敘利亞簽訂脫離軍事接觸協議,以色列撤出戈蘭高地部分地區,在戈蘭高地敘、以雙方的軍事控制線之間設置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駐紮的緩衝區。第四次中東戰爭到此結束。

　　第四次中東戰爭是阿以雙方的一個轉折點。第四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方面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戰果,但仍未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此後阿拉伯人感到用武力抹煞以色列已幾乎不太可能,阿方領導人轉向現實主義的想法,開始謀求與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也受到相當的損失,感到以往單純用軍事手段消除阿拉伯威脅的做法,不會給以色列帶來持久的和平。以方領導人也產生了用放棄一部分占領土地的妥協,來換取與阿拉伯和平的想法。

　　此後阿以之間開始走向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道路,再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但是由於雙方的立場懸殊太大,和平談判的道路仍是困難重重。

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阿拉伯國家除了在軍事上進攻以色列外,又試圖用石油作武器,發起了石油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兩周,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 10國召開會議,決定對軍事經濟援助以色列的國家以及同情以色列的國家,進行石油禁運。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和日本等依賴中東石油的國家,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中東政策。特別是日本,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高達100%,所以日本趕緊撤回以往曖昧不清的中東立場,表明支持阿拉伯國家。日本政府宣布關於中東問題的三點原則：“一、以色列應該從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占領阿拉伯國家的領土上全面撤軍；二、國際社會要本着公正的原則解決中東問題；三、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正當權利。”1973年12月,阿拉伯產油國正式承認日本為友好國家,解除對日本的石油禁運。

　　石油戰爭雖然收到一些效果, 但由於多數阿拉伯國家的產業單一,幾乎全是清一色的石油工業,所以石油禁運對阿拉伯各國自己的經濟打擊也很大,難以長久維持。石油戰爭只持續了幾個月,阿拉伯國家就不得不重新開始對米國和歐洲出口石油。但石油危機造成的石油價格暴漲,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打擊,遠遠大於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打擊,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借債購買昂貴的石油,這後來發展成為一些貧困發展中國家的嚴重債務問題。

　　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埃及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實現收回被占領土的戰略目標,甚至沒有得到戰爭的主動權,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戰爭也沒有收到預期結果。此後,埃及對自己是否有能力打敗以色列開始產生懷疑,埃及人也重新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埃及之所以要與以色列打仗,完全是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目標是巴勒斯坦,本來並不想與埃及作戰。如果埃及不是基於阿拉伯大義主動向以色列挑戰的話,埃、以雙方和平共處是完全可能的。從埃及本國的利益出發,與以色列和平共處是有益無害的,埃及人何必為了巴勒斯坦人去流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世界處於國際主義的高潮階段。那時不僅蘇聯到處對外援助、輸出革命,中國也勒緊腰帶無償援助第三世界的窮朋友,中國為朝鮮、越南等其他國家而付出過很大代價。1970年代後期,蘇聯、中國等對無底洞似的外援感到疲倦,開始從國際主義路線上後撤,轉向利益優先的愛國主義。第四次中東戰爭後,埃及的泛阿拉伯主義思潮也大大後退,本國利益第一的愛國主義思潮抬頭。在這種情況下,埃及總統薩達特開始考慮與以色列的和平問題。

　　1977年米國新總統卡特上台,米國的中東政策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在此以前,米國的中東政策主要是前國務卿基辛格制定的扼制蘇聯戰略,即把以色列作為遏制蘇聯在中東擴展的馬前卒。卡特總統上台後,提出了“對蘇緩和”與“人權外交”新政策。卡特批評基辛格的中東政策過分誇大蘇聯的威脅,沒有從人權觀點考慮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問題。卡特大幅度修改了基辛格的以色列一邊倒中東政策,考慮建立平衡阿以雙方利益的新中東政策。1977年3月,卡特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以色列應該撤回到第三次中東戰爭以前的停戰線,巴勒斯坦人應該返回自己的故鄉。”

　　面對米國的新中東政策,以色列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不得不在和平問題上做出讓步。以色列開始通過羅馬尼亞的外交渠道,秘密與埃及接觸,試探和平談判的可能性。埃及也面臨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想謀求和平環境,集中精力發展本國的經濟建設。所以埃以雙方一拍即合,達成了和平談判的意向。以色列同意在領土方面作出讓步,歸還所有占領埃及的領土,而埃及的回報則是放棄消滅以色列的阿拉伯大義,承認以色列的合法存在,與以色列建立和平共處的共存關係。

　　1977年11月,埃及總統薩達特突然宣布訪問以色列,這在阿拉伯世界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阿拉伯聯盟的盟主埃及,居然背叛他們共同立下的與以色列不共戴天的誓言,單獨與以色列講和。”埃及的背信棄義行為使整個阿拉伯世界憤怒了,薩達特在訪問以色列前曾到敘利亞訪問,試圖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解釋埃及的立場,薩達特和阿薩德的會談最後變成激烈的爭吵,兩國長期親密的友好關係絕裂。1978年12月在敘利亞召開的第九次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到會的諸國強烈譴責埃及的背信棄義行為,諸阿拉伯國家紛紛與埃及斷絕外交關係,阿拉伯聯盟也開除了埃及的會員國資格。此後敘利亞和伊拉克暗中較勁,爭當阿拉伯聯盟的新盟主。1978年9月6日,米國總統卡特、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在米國總統休養地戴維營舉行最高首腦會議,埃以雙方簽署了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戴維營協議”。“戴維營協議”規定以色列將埃及的西奈半島返還,埃及則允許以色列船隻自由通過蘇伊士運河和蒂朗海峽。1979年3月埃以雙方正式簽署和平協議,1980年1月,埃以雙方互派大使,建立外交關係。薩達特本來還想在“戴維營協議”中加入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內容,以表示他沒有忘記阿拉伯的大義,但遭到以色列的強烈反對,最後只是在形式上簽署了《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1978年12月召開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上,通過了反對“戴維營協議”的決議,埃及與以色列單獨簽署的《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並沒有被其他阿拉伯國家承認。

　　對於“戴維營協議”,以色列無疑是歡迎的。因為以色列從在巴勒斯坦建國開始,就面對被周邊阿拉伯鄰國武力消滅的巨大壓力。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影響的大國埃及承認以色列存在,阿拉伯對以色列的包圍圈就此分裂瓦解,以色列的軍事壓力大大減輕。而且沒有埃及參加,阿拉伯國家再次對以色列進行大規模武裝進攻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以色列的安全感大為增加。

　　對於其他阿拉伯諸國來說,埃及背叛帶來的打擊是沉重的。埃及脫離反以色列陣營不僅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且以色列與埃及講和後,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領土返還問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等）的關心大為減弱,實際上在埃以和談後,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和平談判就處於停滯狀態。埃及本國的激進泛阿拉伯主義者,也對薩達特總統的背信棄義感到憤怒。1981年10月6日在開羅舉行的閱兵式上,一群士兵突然向主席台上的薩達特開槍,薩達特當場死亡。薩達特總統遇刺後,副總統穆巴拉克當選總統。穆巴拉克上台後,基本保持了薩達特的對以和平、對美加強關係的外交政策,但也注意改善與阿拉伯諸國的緊張關係,埃及與阿拉伯諸國的關係有所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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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國是萬惡之源，買辦是亡國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