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葬送了南斯拉夫？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金雁)4月5日，荷蘭海牙地區檢察機關公布最終報告，確認3月11日在海牙聯合國監獄去世的前南聯盟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為自然死亡，死因是心肌梗塞。

　　蓋棺定論，米洛舍維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議論的焦點。
人們對米氏的評價明顯兩極化：有人說他是推行恐怖專制的獨裁暴君，“巴爾幹屠夫”，死有餘辜的戰爭罪犯；有人卻稱讚他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布爾什維克”。我國一本流傳頗廣的米氏傳記稱他“對南共表現出少有的忠誠與堅定”，作為“歐洲最後一個拒不歸順的布爾什維克”，成為西方的眼中釘。

　　對米洛舍維奇的前一類評價，流行於西歐和塞爾維亞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區。前南境內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為屠夫是不難理解的。不過，米洛舍維奇對塞爾維亞本部的統治固然專制，但與真正的獨裁暴君如薩達姆之流相比，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米洛舍維奇時代雖然有壓制、有政治舞弊、甚至有“紅色貝雷帽”（政治秘密警察）的暗殺，但一直存在多黨制。政治自由在米氏時代是多和少的問題，在鐵托時代則是有與無的問題（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比蘇聯集團國家還要開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準確的。

　　但從總體上講，米洛舍維奇與上世紀90年代的許多東歐國家領導人一樣，屬於推動“劇變”的人物。說他“堅定地忠誠於南共”簡直是笑話。今天在其祖國，米氏的支持者會稱讚他忠於塞爾維亞，但要說他忠於南斯拉夫（指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體後的小“南聯盟”），那就如同說葉利欽忠於前蘇聯一樣滑稽。而把他描繪成“拒不歸順的布爾什維克”，大概只是一些人閉目塞聽之下的遐想。

　　“鐵托傳統”

　　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對立

　　按歐洲的普遍標準，米氏可以算是專制者，但他並不是因此被關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製造了“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而另一些人則讚揚他是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可見無論褒貶，其強烈的民族主義觀念是人們評論的主要對象。

　　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譜。在當代中國與俄羅斯，民族主義或許使人產生“左”的聯想。但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由於“劇變”前的體制基本是“二戰”後蘇聯軍事占領狀態下從俄國人那裡移植的，因此那裡的民族主義一般都具有反蘇聯霸權、反蘇式體制的訴求，通常都屬於“右派”，是推動“劇變”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況稍有不同。雖然南共也曾是“共產國際支部”，但後來被斯大林從自己的陣營中革除。“二戰”時蘇軍也曾入南，鐵托時代說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過其實，但比起完全由蘇軍“解放”的一些東歐國家，南共還是有自己的“本錢”。在戰後初期的東歐，鐵托原來是移植蘇式體制的最積極者，但與斯大林鬧翻後，他逐步摸索出獨特的“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在與蘇聯抗衡時，鐵托是高舉獨立、主權這類民族主義大旗的。

　　問題在於，鐵托的民族主義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而不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這兩者不僅有區別，而且在鐵托時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立的。雖然作為“老大民族”，塞爾維亞在前南斯拉夫的地位與俄羅斯在前蘇聯的地位有點類似，兩個聯邦也曾長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領袖（克羅地亞人鐵托與格魯吉亞人斯大林）當家。但不同的是，塞爾維亞族（占解體前南總人口三分之一強）不像俄羅斯族（占前蘇聯人口一半多）那樣在聯邦中占有人口優勢和經濟文化優勢。前蘇聯繼承的是俄羅斯歷史上長期擴張形成的沙皇帝國，塞爾維亞民族雖然勇敢好戰，畢竟太過弱小，它的地位多是靠國際政治下的列強博弈來確定。19世紀塞爾維亞的立國，是列強瓜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柏林會議確定的，以塞爾維亞王室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國家又是凡爾賽會議所造就——這次會議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瓜分戰敗的奧匈帝國。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內部的塞族霸權，其基礎更為脆弱，更易為其他民族所不服。

　　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傳統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傳統在歷史上的衝突，遠比蘇聯共產主義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衝突嚴重。

　　在蘇俄歷史上，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主義傳統以及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猶太成分，也曾經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產生矛盾，“一戰”時期列寧主張的“使本國政府戰敗”當時更被其政敵斥為俄奸，但布爾什維克奪權後很快轉向“革命護國主義”，蘇俄事業的主體基本上還是俄羅斯人，東正教的“第三羅馬”傳統與 “第三國際”意識形態也有更多的同構性，於是早期猶太革命家群體在蘇聯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戰”前後俄羅斯民族主義或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已融入蘇共的意識形態主旋律。格魯吉亞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羅斯思想和鎮壓非俄民族主義、包括格魯吉亞民族主義方面比俄羅斯人還極端。蘇聯末期推動變革的是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非俄羅斯各族的民族主義，基本上看不到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作用，像日裡諾夫斯基那樣的俄羅斯非共民族主義也成不了大氣候。

　　南斯拉夫則大不一樣。戰前塞爾維亞人與以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爾巴尼亞人）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極其尖銳，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南共則是堅決反民族主義、尤其是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其領袖鐵托在“一戰”時作為奧屬克羅地亞人還曾加入奧匈帝國軍隊對塞爾維亞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斯拉夫發生極端慘烈的民族仇殺，當時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組織“烏斯塔沙”親德，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組織“第二普里茲倫同盟”親意，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代表則是“切特尼克”（塞語“義勇軍”），它支持流亡英國的戰前南斯拉夫王國塞爾維亞王室，屬於反法西斯盟國陣營，但它與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裝都誓不兩立，結下血仇。而南共戰士雖以塞爾維亞（當時南各族中傳統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領導層卻絕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國際主義共產黨人，包括鐵托、卡德爾(斯洛文尼亞人)、德熱拉斯(黑山人)、蘭科維奇(塞爾維亞人)與巴卡里奇(克羅地亞人)等，其中只有蘭科維奇一人是塞族。在戰爭期間南共武裝雖然與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義組織都敵對，但親德意的克族阿族組織隨德意垮台而自然解決，與切特尼克的衝突卻因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爭奪“正統”而持續最久、流血最多，最後以切特尼克首領米哈伊洛維奇1946年被南共政權處決而告終。

　　可想而知，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戰後南共政權根本不同於由傳統塞爾維亞王室統治的南斯拉夫王國。戰後南斯拉夫聯邦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黨並實行多黨合作統一戰線，而是立即實行南共的一黨制，主要原因就是為徹底消滅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當時其他民族的主要組織都因親德意而已經消失。後來鐵托與斯大林鬧翻，南蘇矛盾一直大於南與西方的矛盾，“情報局分子”成為那時首要的“內奸”，傳統上親俄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因此，鐵托時代南斯拉夫雖然既打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打擊其他各族的民族主義，但總的來講是重在前者。戰後南共五人領導核心中，後來倒台的恰恰是來自塞爾維亞與黑山的兩位。其中黑山人德熱拉斯是因為“自由化”，而塞爾維亞人蘭科維奇正是因為塞族民族主義。尤其是1966年起對蘭科維奇集團“中央集權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打擊十分嚴厲，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據說有4萬塞族幹部因此被整肅。

　　在制度上，鐵托時代也作了有利於抑制塞族強權的(或用塞民族主義者的話說是“壓塞爾維亞”的)安排。例如：在歷史上首次承認“講塞爾維亞語的穆斯林”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稱波斯尼亞人)，並據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國；首次承認過去所謂“塞爾維亞語的馬其頓方言”為另一語言(馬其頓語)，並據此確認馬其頓民族和建立了馬其頓共和國。這樣，就使聯邦中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大為縮小，不僅小於“南斯拉夫王國”中的塞爾維亞，而且也小於“一戰”前未有南斯拉夫時的塞爾維亞王國。同時還在塞爾維亞共和國里設立了其他共和國所沒有的兩個“自治省”，並授予其與塞爾維亞幾乎平起平坐的“聯邦主體”地位——除去這兩省之後的“塞爾維亞本部”，就已經退回到1878年柏林會議確定的塞國獨立時版圖內了。

　　除了從塞族中劃出新民族、縮小其版圖以外，鐵托還別出心裁地設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勵人們放棄原有族群認同而去改宗這一新的群體。到1981 年，人口調查中填報這個“新民族”的已達121萬人，占全南人口5.4％。人們不能設想蘇聯會設立俄羅斯族以外的“蘇聯族”，鐵托時代這樣做，明顯是要把 “南斯拉夫”認同與塞爾維亞認同分開。經過這種種措施，塞爾維亞人的認同不斷弱化。戰前南斯拉夫王國時塞爾維亞人（當時馬其頓人與波斯尼亞人都算塞爾維亞人）占絕對優勢，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認塞爾維亞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為36.3％。

　　鐵托時代的這些做法，對於壓抑戰前南斯拉夫嚴重的塞族強權、維護民族平等和聯邦穩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緒強烈的塞爾維亞人中卻積累了很大不滿。1980年鐵托去世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出現反彈。1981年5月，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黨政領導層時開始大反“聯邦主義”，攻擊阿族人自以為是、聯邦成員不把塞爾維亞放在眼裡。顯然，一些塞爾維亞人對非塞族拿聯邦大旗作虎皮來“壓”塞族積怨已久。米洛舍維奇就是這些人的代表。

　　米洛舍維奇與斯坦鮑利奇

　　出生於1941年的米洛舍維奇的父母，都是鐵托時代的犧牲品——他的父親斯維托查·米洛舍維奇是一位東正教神職人員，1945年南共在貝爾格萊德掌權不久，他便離開自己在首都郊區的家庭而獨自隱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裡自殺身亡；米氏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共產黨人，於1974年也自殺而亡。沒有資料解釋她自殺的原因，但該年正是南共清洗塞爾維亞幹部的潮頭。一些塞族人說是鐵托的政策使他們家破人亡，米洛舍維奇自己倒沒這樣說，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對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響。

　　雖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並沒有影響他從鐵托時代開始從政。在講究人事背景的政治格局中，米洛舍維奇本來並沒有“出身”優勢，但他的妻子米拉·馬爾科維奇卻出身名門並與黨內高層很熟。通過她的介紹，米洛舍維奇得到了伊萬·斯坦鮑利奇的賞識。

　　斯坦鮑利奇只比米洛舍維奇長5歲，但政治上絕對是米洛舍維奇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鮑利奇是鐵托的老戰友、戰時任塞爾維亞人民解放軍司令員，鐵托死後曾繼任南聯邦主席團主席，屬於最有權勢者之列。小斯坦鮑利奇作為“太子黨”也是“鐵託身邊的人”。但他與當時許多塞爾維亞幹部一樣，對鐵託過分約束塞爾維亞的政策頗有意見，因此與米洛舍維奇一見如故，引為知己。

　　此後20多年間，米洛舍維奇一直追隨斯坦鮑利奇。米氏每次升遷，幾乎都有斯坦鮑利奇力排眾議的引薦，而斯坦鮑利奇則多次把自己升遷後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維奇接任。斯坦鮑利奇擔任察爾石油化工公司黨委書記，他把米洛舍維奇召到該公司。斯坦鮑利奇升任塞爾維亞共和國計劃與經濟委員會主席時，米洛舍維奇便接掌察爾公司。斯坦鮑利奇調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國家銀行任行長時，米洛舍維奇再次來到他身邊。斯坦鮑利奇當了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便推薦米洛舍維奇當貝爾格萊德銀行聯合會主席。1984年斯坦鮑利奇再升塞爾維亞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薦舉米洛舍維奇接替首都市委書記的位置。1986年5月，斯坦鮑利奇改任塞爾維亞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即共和國總統）——他一生最後一個高位時，又把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給了米洛舍維奇。最後，他的塞爾維亞總統位置也由米洛舍維奇接任了。——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不再是他引薦米洛舍維奇，而是米洛舍維奇藉助街頭的“大民主”把他趕下了台。

　　事實上，儘管米洛舍維奇富有演說才能與政治魅力，但因作風粗暴得罪了不少人，更由於他在民族問題上越來越出格的言論屢屢使鐵托傳統制度機器大驚失色，因此他的最後幾次體制內的升遷，阻力非常大。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維奇當選塞爾維亞共盟主席的大會上，米氏開始時曾遭到多數與會者的反對，是斯坦鮑利奇以前任主席的身份“連續三天作了筋疲力盡的說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維奇在這次據說是“塞爾維亞共產黨歷史上最緊繃的選舉”中以微弱多數勉強過關。

　　然而，這是米洛舍維奇最後一次求助於斯坦鮑利奇了。僅僅兩年後，斯坦鮑利奇就領教了米洛舍維奇“用‘內情外泄’、發動場外示威的手法在許多高層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的厲害。他與“挑選接班人”遊戲的許多失敗者一樣，嘗到了“貓兒對虎把道教，虎兒得道反咬貓”的苦果。

　　原來，作為塞爾維亞領導人，斯坦鮑利奇雖然對鐵托時代“自治省”權利過大有所不滿，但作為米氏後來抨擊的鐵托時代“機關權勢分子中的遺老”，他基本上還是希望在鐵托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爾維亞極端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早在鐵托去世不久的1982 年，他就提出要保護科索沃塞族與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權利，並表示不害怕為此被對手扣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帽子。此後他又在1986年南共聯盟十三大上率先提出修憲建議，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權過大”的問題可以在協商的基礎上先在塞爾維亞議會形成決議，提請聯邦議會修改憲法的有關條款，即通過合乎法理的漸進改革方式來解決。但他反對拋開聯邦由塞爾維亞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對把當時正在興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極端民族主義的群眾性歇斯底里，以免導致鐵托遺產的徹底喪失。

　　而米洛舍維奇想的卻是藉助塞族人對鐵托民族政策的不滿發動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不但徹底壓服（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和（伏伊伏丁納的）匈牙利人，還可以順勢把共和國高層那些“因循守舊的老官僚”和“軟弱的機關權勢分子”一鍋端了，來個政治大換血，進而發動塞族“改造”聯邦，清除“袒護”非塞族的領導層，從而使塞爾維亞人對下可以擺平科索沃，對上可以控制聯邦，在全南斯拉夫“當家作主”。憑藉如此功勞，他也可以贏得塞族人的喝彩，從而在即將到來的民主化潮流中頂住自由派的壓力而占據主動。

　　?邗上接46版

　　這種實質上是顛覆鐵托體制的大塞爾維亞主義“革命”，當然是斯坦鮑利奇無法容忍的。這對20多年師徒與朋友的反目成仇，最終不可避免。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發生塞阿兩族衝突，斯坦鮑利奇向聯邦建議讓米洛舍維奇前去做安撫和調停工作。沒想到米洛舍維奇到了科索沃，卻在塞族大會上發表了震驚全國的“科索沃波列演說”。他批評過去聯邦壓制塞族偏袒阿族，並表示將發動全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來聲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鬥爭，“塞爾維亞人再也不會被別人打敗，他們將打敗別人！”

　　米洛舍維奇的作為使許多高層人士怒不可遏。於是在塞爾維亞共盟八中全會上，以貝爾格萊德市委書記德拉吉薩·帕夫洛維奇為代表的不少人指責米洛舍維奇“輕率許諾激進的解決辦法”。米洛舍維奇則罵帕夫洛維奇軟弱，要求撤帕的職。斯坦鮑利奇這時破天荒地第一次沒有支持米洛舍維奇，而是對兩人進行調解。但自認為羽翼已豐的米洛舍維奇這次不依不饒，在連續30個小時的會議上沒有占到便宜後，竟然讓人在電視台上廣播了會議發生分歧的消息，號召塞爾維亞人起來抗議把他們的利益“出賣給阿爾巴尼亞人”的官僚們。結果在示威群眾包圍下，會議被迫罷免了帕夫洛維奇，幾天后斯坦鮑利奇也被迫辭職。

　　這場近似政變的“逼宮”鬧劇後，斯坦鮑利奇與米洛舍維奇的關係徹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維奇的政策把國家拖入深淵，斯坦鮑利奇逐漸由沉默變為米氏的堅決反對派。十多年前聲稱不怕被對手說成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的他，現在公開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義者”。他在貝爾格萊德組織反戰團體，譴責塞族武裝的暴行。更為轟動的是在波黑戰爭期間，斯坦鮑利奇不顧風險，出現在塞族武裝包圍與轟擊中的危城薩拉熱窩，對波斯尼亞人民表示聲援。他被暗殺後，著名學者康斯坦丁諾維奇著文悼念：“感謝這位塞爾維亞賢人，伊萬的血與斯雷布雷尼察（按：慘遭塞軍屠城的波黑城市）兒童的血流在了一起，與武科瓦爾和薩拉熱窩被狙擊手打死的孩子們的血流在了一起，伊萬在這些孩子們中，伊萬是他們中的一個，他們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鮑利奇曾出版《走向絕境》一書，他不但嚴厲抨擊米洛舍維奇的幾乎一切的作為，也譴責米氏的反對派陣營中那些同樣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只是把米氏當作“前共產黨人”來反的人。斯坦鮑利奇說他的使命是要告訴塞爾維亞人民：“在米洛舍維奇之前，有一個完全別樣的塞爾維亞”，那就是鐵托的南斯拉夫聯邦中和平和繁榮的塞爾維亞。這些話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老共產黨人對米洛舍維奇斷送“鐵托遺產”的痛惜。但他也談到：正是因為舊體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結構，才使鐵托的一些錯誤無法糾正；人治式的推薦幹部（例如他自己對米洛舍維奇的推薦）之弊，導致不負責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議制和憲政程序欠缺，使得公眾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間陷入怪圈。

　　2000年大選前，對米洛舍維奇和“那些同樣鼓吹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只是把米氏當作‘前共產黨人’來反的人”都極為不滿的斯坦鮑利奇一度計劃出山參選。他勝出的機會雖不大，但作為左派候選人會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會黨的選票，對米洛舍維奇很不利。於是就在後來導致米洛舍維奇下台的這次大選前一個月，斯坦鮑利奇神秘失蹤。有人看到他被“紅色貝雷帽”綁架。3年後他的遺體被發現，綁架、殺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維奇夫婦。這時米洛舍維奇已經下台並被海牙國際刑庭關押，塞爾維亞法院遂傳訊米氏夫人米拉·馬爾科維奇，後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無法參加此次在塞爾維亞舉行的米氏葬禮。在中國，一些同情米氏的網民對此十分不平。

　　米拉·馬爾科維奇不能參加丈夫的葬禮，當然很不幸，不過塞爾維亞輿論更多的卻是另一種批評，即塞爾維亞現當局實際上無心追究此案，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傳統制度中司空見慣的內部殘殺，他們關心的只是米氏對非共人士的暗殺。如此看來，斯坦鮑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斯坦鮑利奇與米洛舍維奇這兩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體後的政治風雨中都以悲劇告別了人生。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相會時，將如何了結那些恩怨呢？

(責任編輯：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