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德國有兒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圖)
經某網友提示，看到一個文章，周恩來在德國有兒子，還有在延安有“父女情”。我沒看到其他史料，不敢斷言真偽。不過，如果是真的，我不稀奇。因為周恩來是北宋一個大儒的後人，而我對儒教信徒歷來沒好感，整個是一群偽君子。
對於周恩來，他的個人生活如何，比如，有上千私生子，或者沒有後代；極端淫蕩，或者非常本分；腐敗透頂，或者廉潔奉公。這些都是次要的。
看待歷史人物，要以其職位和其對國家是否有貢獻來衡量。從這個大角度評價歷史人物才有意義。而我認為，周恩來是一個不稱職的總理，他沒給中國爭取多大利益，反而有賣國嫌疑。下面史料可是公開的，從這些資料中，大致可以肯定我的論點。
之所以對毛周不爽，是因為有人竟然敢誣衊胡耀邦腐敗等等，這裡警告左派等等，罵誰我都可以不理會，但是，膽敢誣衊胡爺爺，小心我的反擊。如果你注意，我過去基本是對古代歷史感興趣，近日對現代史發貼多，是別人先惹的我。
周恩來當眾拍桌子與中美聯合公報---中國外援有多少？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1917年南開學校畢業，赴日留學。1920年赴法留學。 在文革高潮時，少數紅衛兵要批鬥周恩來，毛澤東說：“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被挨斗吧！” 1974年，毛澤東又在長沙對王洪文說：“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必將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回憶錄《領導人》中，評價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層覆蓋着的火山”。他還說：“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著名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勛錢學森說：“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一。周恩來當眾拍桌子
1973年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政治局委員全部出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會議的議題是：批判周恩來。也就是說，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批判自己。
會前，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講話，為會議定了調子：“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當着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面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會談時的“右傾軟弱”，合稱“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於是，與會人員按照這個調子火力齊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會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主義，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好好執行毛澤東的聯美整蘇方針；一會又逼問周恩來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並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
會議之始，周恩來做了一些自我批評，期待檢討完事。為了保險，周恩來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並完全接受對他的批評。然而，會議沒有降溫，江青的指責不斷升級，“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周恩來當場拍了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這下惹了大禍。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從11月25日起，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全部參加。會議地點從釣魚臺搬到了人民大會堂。會議主持人也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為聯絡員，隨時向他報告會議情況。
擴大會議一開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對周恩來及外交工作的批評，上綱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 “針插不入，水潑不入”，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這些用語相當多的是毛當年打倒劉少奇、林彪集團時所用過的。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說“有人對蘇聯怕得不得了，一旦打進來，他就要當兒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藥味十足的指示足足傳達了八個小時。
會場上出現了對周恩來圍攻批鬥場面。“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矇騙主席”，一時間拳腳棍棒齊下，牆倒眾人推。江青更是高聲叫罵，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危言聳聽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舉座譁然。
這次擴大會議的形式也很特別，會議開始就成立了一個對周恩來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幫助小組連同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先在釣魚臺開小會，商量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批判周恩來。以往政治局開會時周恩來都是提前到場，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會議通知。散會時，周就要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而幫助小組一干人又要繼續開會，商量如何向毛澤東匯報。
這場大批判的起因並不複雜。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11月4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別晚宴結束時，基辛格突然提議，希望再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按照以往的貫例，周恩來都會先向毛澤東作請示。可偏巧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因時間緊急，在思來想去後，周恩來拍板答覆基辛格：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件事隨後就經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聞生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於是，一場撲天蓋地的風暴呼嘯而來。
毛澤東為什麼對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周恩來的錯誤又到底在哪裡呢？一切說來話長。
林彪事件之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已經破產，毛澤東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重創，不得不退居幕後。周恩來基本主持了國家日常事務。他利用批林整風之機，在全國發起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並積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各行各業進行了政策調整，同時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澤東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毛澤東確信周恩來就是要系統地糾正文革，最後將毛本人架空。於是，毛開始反擊。
1972年12月，毛澤東借批王若水來信之機，發出了批極右的指示，並藉助他的權威一舉扭轉了形勢。1973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發出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區，而反右則成了宣傳的主流。
與此同時，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組長是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傳、組織、政法大權。這等於是將九大後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組又立了起來，成為了另一個“政治局”。周恩來的一大部分權力被分走，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會議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調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職，當作接班人培養。毛還任命張春橋為中央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從而限制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屬於周恩來陣營的葉劍英的權力。
1973年6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限制進攻性武器等協定，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面見周恩來，向中國通報了有關情況。外交部據此起草了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報請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周恩來在會談時口氣太軟，是右傾表現，批示道：“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是毛對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但趨勢是聯合起來企圖主宰世界。應該說，這種分析只是一種內部參考，也不違反外交紀律。然而毛澤東得知後大為光火。他認為該文觀點與他常說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因此是在和他唱對台戲。而外交部的後台就是周恩來，這事絕脫不了干係。毛當即召王海容、唐聞生來，嚴厲批評了《新情況》的這篇文章，指責為“放屁一通”。隨即，又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談話，再次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說此文不錯（《新情況》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欺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諷刺和挖苦，充分顯示出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和不耐煩。
這次對於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燒，認為周已發展到了公然不聽招呼，遂決定新賬老賬一塊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風。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2月5號，會議火力空前猛烈，周恩來被燒得焦頭爛額。連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也不得不講了話。鄧的發言較為委婉，指出周的問題的嚴重性，但卻不是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後忠告周：“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會上會下，以往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的打招呼，而這時人們都盡力迴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現冷淡，以示劃清界限。
按照會上的調子，周恩來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時間問題了。然而，毛澤東此舉只是為了重挫一下周恩來，並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樣的話政治上的代價未免太大，剛剛安定下來的局面恐怕又要反覆。會議最後責成周恩來做檢討。周恩來起初想求見毛澤東，當面做檢討，被毛一口回絕：要檢討就在會上做。周恩來只好自己關起門來寫檢討，承認了會議強加的所有罪名，總算完成了檢討。事後，毛澤東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徹底批判了周恩來的“錯誤外交路線。”
12月9日，毛澤東在討論關於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旁敲側擊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對周恩來的耿耿於懷，由此可見。
二。中美聯合公報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之間所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包括了《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中美就解決美國向台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簡稱《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是中美在冷戰時期開啟對話和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則更為顯現，美國政府一直聲稱其兩岸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制訂的。
兩國間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是於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期間在上海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於1972年2月28日簽署。這個聯合公報的特別之處在於，雙方首先並沒有迴避各自的歧見，文件中闡明了兩方不同的觀點，然後表示雙方願意尊重對方的立場。隨後再闡述雙方達成的共識。
請注意一下，對台灣問題的雙方不同觀點:
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聯合公報是很厲害的，是得到國際公認的，儘管中國說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但卻允許美國繼續對台灣武力支援，而且，美國對台灣支援並沒有準確的時間表，什麼是“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到底如何看待這個這個聯合聲明呢？
三。中國共向11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提供援助
外交檔案不斷解密，新中國的“對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請求中國援助大米事”，“關於老撾要求我國提供經濟援助問題”，“關於也門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紡織廠事及印尼工業部長為此擬訪華事”……外交檔案顯示，某某國“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紀50年代我國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常見字句。
1950年7月，我國首任駐蒙古國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總理喬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幫助解決勞動力的問題”。這大概是向我國最早提出的外援請求。當時，中方的答覆是：“因為國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動員工人出國是有困難的，這個問題容後考慮。”
周恩來總理記住了對蒙古國的這一承諾。1954年11月，烏蘭夫副總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臨行前，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電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團去蒙，除參加蒙黨代大會外，並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勞動力方面有何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何種幫助的問題。”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電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我們當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滿足你們的要求。”1個月後，蒙古國向我駐蒙使館提交了總計12250名工人的清單，包括粗細木匠、泥瓦匠、制磚瓦、燒石灰、穀物蔬菜樹木花卉種植、家具製造、廚師、裁縫、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個工種，蒙方同時要求工人自帶工具。 1955年4月底，相關部門在東北三省開始了赴蒙工人的組織工作。當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國提出援助的時間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開門見山：“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你們再幫助我們一千五百噸至二千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顯然，在此之前，我國已支援過越南糧食了。
援越物資表里有葡萄乾和酒 , 粗略統計，到1960年底，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還有：朝鮮、柬埔寨、尼泊爾、緬甸、烏干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國。
我國幫助蒙古國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修橋造路，解決燕麥種子，供應木材，修復古廟等，援建紡織廠的設備國內提供不了，我們就用稀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在《中國和越南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的議定書》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貨物表里，有30000噸大米、300噸麵粉、5000公斤葡萄乾、180根皮帶、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藥、醫療器械等；援建鐵路的物資表里，有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等物；農業援助項目從農作物栽培、選種、育種、病蟲害防治，到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製造廠等，還有10個碾米廠、2個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等等。這其中的30000噸大米，是在議定書籤訂之前5個月，越南勞動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絕密函中提出的，當時中共中央回電：“雖然國內大米供應也較緊張，但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國家，同意照撥。”那時大多數中國人也難以享用葡萄乾和高檔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紡織、木板、造紙、鋼鐵等各種廠子外，還幫他們建藝術學校、電台，勘探鐵礦煤礦。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橋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運送鋼纜的船傾斜進水，29歲的中國工長、共產黨員陳國平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個為我國的援外事業獻出了生命。為報告國內這一不幸事件及善後，使館先後發回3個篇幅很長的電報。
非洲國家是從1958年底才開始陸續與我國建交的，對他們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我們援建他們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幫助他們找水打井。糧食是這些國家最希望從我國得到的東西，1959年到1960年，我國糧食連續兩年減產，但對於非洲國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們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
受援國家的要求往往過大、過多、過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雙方為中國援助蒙古勞動力問題開始談判。“至4月7日正式簽字，共進行了14次會談。” 蒙方提出，中國去的工人“希攜家屬來蒙，居留期間愈長愈好”，工期“不少於五年”，與蒙古員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資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國內”。我談判代表團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談判中我們的許多意見都經過多次解釋才被接受，如我們提出工人的工期為三年，派遣中國幹部帶隊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務處，准許工人兌回工資百分之三十的現款養家及把餘款存入蒙古銀行，列入非貿易賬戶匯款等問題，均經過多次反覆磋商。”
由於受援國的要求往往過急，“以致有些項目的建成時間和設備交付時間規定得比較緊迫，給執行協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1958年底，一份總結外援工作的檔案列舉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援蒙的“個別項目規模過大、標準偏高”，“磚瓦廠由於原協定限期太緊，國內的設計和設備製造工作無法如期完成，推遲半年才完工”，“據估計蔬菜農場生產的蔬菜比當地的肉價還要貴。”按協議，1958年我國應向朝鮮供應6萬紗錠紡織機械設備，但“由於目前優質鋼缺乏，不能儘早滿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總額40.28億元人民幣
“從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國同某些兄弟國家和亞非民族主義國家達成協議由我國提供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兄弟國家35.39億元(無償援助25.79億元，貸款9.60億元)，援助民族主義國家4.89億元(無償援助2.38億元，貸款2.51億元)。在援助總額中，用於提供成套設備的為9.86億元，其中對兄弟國家9.62億元；對民族主義國家2470萬元。”
這是1960年7月1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李強向全國外事會議報告的統計數據。在當時我國的經濟總量中，40.28億元的外援總額占有多大比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鑑》，這個數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國家基建投資計劃427.4億元的1/10。
當時，我們的“兄弟國家”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快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及越南、朝鮮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據外交檔案記載，在歐洲的“兄弟國家”中，11年間我國僅少量援助過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因此，援助“兄弟國家”的35.39億元款項，絕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鮮三個國家分享。而接受我們援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門、尼泊爾、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
我國對外提供成套設備的援助從1955年開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國同九個國家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和議定書的規定，援外的成套項目為182項，其中對‘兄弟國家’165項(朝鮮8項，越南100項，蒙古53項，阿爾巴尼亞3項，捷克1項)。”在其餘援助“亞非民族主義國家”的17項中，剛與我國建交兩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項。“共派出工程技術人員7558人次，建築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養了外國實習生2864名。”
中國還積極參與人道主義援助
直到1960年底，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僅38個，其中10個還是1958年7月以後才建交的。新中國愛好和平，希望創造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希望不斷擴大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辦理經過，也都詳細記載在了外交檔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個主婦會致毛主席信，說當地發生嚴重地震和海嘯，居民受災嚴重請求援助，中國紅十字會立即電匯過去2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1955年7月，在聯合國駐阿富汗的技術援助專家名單中，就有我國兩位養蠶專家和他們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國也迅速提供了救濟。
1952年，印度發生災荒，我國先後以紅十字會、全國總工會等4個群眾團體的名義，兩次各捐款20億人民幣。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濫成災，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中央，我國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當毛澤東主席了解到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約合人民幣17億)時，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十五億或廿億人民幣”，相關部門最後定為15億元。與當時美國給印度捐1萬美元、200萬磅奶粉，英國捐500英鎊，南非捐100鎊相比，我們援助的15億元也是不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