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我的大海，我的圖書館……

　　
　　黃海邊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靈

　　上海圖書館和進步書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學

　　中南海圖書室和北京圖書館的夜讀者

　　在秦城監獄，我依靠書度過了苦難的十八年

　　我人生旅途的終點又回到上海圖書館

　　故鄉的大海,將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1931年5月，我出生在黃海邊的威海市。

　　我出生那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祖國的東北大地，苦難的祖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度，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

　　黃海邊上的“海祭”，震撼了我幼小的心靈

　　五、六歲時，我開始懂事了，一個春天,大約是清明前後，我跟隨小夥伴到海邊玩水，看到一些老年人在海邊點香燒紙，還哭着向海里扔白饅頭。那年頭，白饅頭可是窮人家的好東西。為什麼要哭着把這麼好的東西扔到海里去呢？回家後，我就向祖父敘說。當時，父親在上海一間報關行工作，長年不在家，祖父是家裡的主心骨。他因為中風，長年癱瘓在床。祖父是曾祖父（一位清王朝國子監的貢生）精心培育的秀才，只因為趕上了清王朝晚年的變法，科舉廢除，他連個舉人考試都沒參加上。雖然如此，他仍是我們家族中最有學問的人。儘管他足不出戶，但他的弟弟和朋友經常給他帶來各種書刊、舊報。所以他仍能洞悉天下大事。

　　我向他描述海邊所見，他嘆了口氣說：“都四十多年了，還有‘海祭’。”我問他什麼是“海祭”？他簡單向我講述了甲午海戰時，威海水兵與日本鬼子撞船拼命，成千的人犧牲於大海中的慘景。後來，威海人就在除夕或清明時，到海邊祭奠沉眠於大海中的英魂。前幾十年，每逢“海祭”，劉公島對面的海灘上都是人。現在年代久了，“海祭”的人少了，但日本鬼子又要來了，人們不服氣呀，所以又有“海祭”了。

　　祖父這次談話，對我幼小的心靈震撼很大，我剛會說話時，就聽大人罵日本鬼子，但不知道什麼是日本鬼子，這時才知道日本鬼子是殺害中國人的殘忍之極的強盜。後來又聽祖父講了祖先戚繼光抗擊倭寇的故事。我才知道我每年到戚家祠堂去祭拜的那位威武的神像，就是我的祖先戚繼光。那些倭刀、盔甲都是戚繼光抗擊倭寇時的繳獲品。後來我把從祖父那裡聽來的故事，講給我的小夥伴聽。應該說，我是從前人的口述中，開始了我的歷史學習的。

　　甲午戰爭的敗績，是中國人的恥辱，更是威海人的恥辱。正在我進小學讀書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日本鬼子再次占領了我的家鄉，威海人第二次蒙受了恥辱。我和小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對着操場上的國旗發誓，長大了一定要同日本鬼子戰鬥，驅逐日寇，復興中華！我們誰都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我們每次繞過日本兵把守的草場去海里游泳時，那不斷叩擊我胸膛的海浪，就像我們民族的先人在呼喚我們：快快長大，去為民族雪恥！我的童年就是在民族恥辱和傷痛中度過的。

　　以後，父親又遠從上海給我寄來一些給學前兒童看的畫冊，其中有勾踐臥薪嘗膽恢復祖國的故事，有木蘭女扮男裝抗敵從軍的故事等。祖父指着圖畫為我作解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先接觸到的一批歷史書，它引起我對祖國歷史的強烈興趣。也堅定了我熱愛祖國的信念。

　　上海圖書館和進步書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學

　　1941年祖父去世。次年的春天，我從家鄉到煙臺，坐英國商船到達父親工作的地方——上海。從家鄉到煙臺時，坐的是長途汽車。因為八路軍游擊隊活動頻繁，長途車上有日本兵押運，我因為暈車嘔吐，差一點被日本兵以霍亂病趕下車，幸虧車上乘客的保護，我才得緊貼着母親躲過厄運。

　　上海，這個熙熙攘攘的大都市與我家鄉的小城相比，簡直是另一個世界，我對它的一切都感到新鮮。我當時已經十二歲了，讀高小。已經能看很多書，《說岳全傳》、《水滸傳》、《三俠五義》都看過了。我還想看很多書，但找不到。漂亮的大姑媽為我指了一個方向（在現在膠州路附近），說那裡有一座兒童圖書館，有很多書，學生都可以去借。我去了，果然有一座明亮的小樓，裡面擺了滿架的書。這對我簡直是個天堂，我放學後經常去那裡借閱一切能看懂的文學、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書籍，不知疲倦地讀。但那只是個兒童圖書館，存書有限。

　　初中時，老師告訴我四馬路（現在的福州路）有個很大的上海市立圖書館。其實這個圖書館就是現在的黃浦區圖書館，也不很大，那時看來很大。即便如此，它已能滿足我當時求知的需求。在那裡能借到達爾文的進化論，愛因斯坦相對論淺說，莎士比亞戲劇，諸子概論，史記、綱鑑、東周列國志、魯迅、茅盾和郭沫若的著作等。

　　後來我受到革命學生運動的影響，急迫地想在圖書館中尋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卻一本也沒有。幸運的是一位海關職員告訴我，霞飛路轉角處有一爿小書店（其實是在現在的茂名路上），是中蘇友好協會辦的，專門賣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書刊《時代報》等。我找到這個書店，走進去看到書架上擺滿了蘇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聯共產黨史》、《斯大林衛國戰爭言論集》等。那書店的職員對人和藹，哪怕你是一個窮學生，他對你都彬彬有禮。你可以像在圖書館一樣地在那裡看書，他不管你。只要你願意，在那裡看一天書也可以，不買書也不要緊。我如饑似渴地在那裡搬起磚頭般的大書翻看着，有時（星期日）能看一整天。中午喝點茶水，啃個羅宋麵包，直到書店關門時才回家。這個書店給了我初步的馬列主義知識，至少我看懂了許多革命新名詞。什麼勞動呀，價值呀，剝削呀，帝國主義的特點呀，…… 最意外的收穫是,一位年紀比我大一點的中學生偷偷給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還神秘地告訴我這店裡有時有國民黨特務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書店裡陸續看了一年書，也沒發現有人盯我。大概那時我人小，不被特務注意。

　　我永遠忘不了那本《論聯合政府》的小冊子。在看到這個小冊子以前，我的志向是將來做個科學家，用科學來改變祖國的貧困落後。這以後，我才知道，要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先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把祖國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時至今日，讀過這本小冊子的人成千上萬了，但他們很難想象我當時讀這本小冊子時的激動心情，當時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剛剛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大家歡欣鼓舞地迎來了國民黨接收大員，卻不料這批接收大員個個像餓癟了的鴨子似的，來了上海便橫行霸道、貪污腐化，個個唯利是圖。他們為了實現“五子登科”的迷夢，都在想盡辦法搜括民脂民膏。（注“五子登科”，就是接收票子（金錢）、位子（官職）、女子（美妾）、車子（汽車）、房子（洋樓）。）

　　沉淪了一百多年的中華古國怎樣才能振興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梁潄溟的《鄉村建設論》等，我都看了，都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想不到遠在陝北山溝里的毛澤東卻早在兩年前就給我們寫了這麼好的一本解決中國問題的小冊子。那時看了這本書的年輕人，簡直就象連陰出晴天、久旱逢甘霖那樣興奮。特別是小冊子裡所闡述的 “我們的一般綱領”和“我們的具體綱領”，為正在迷茫而困擾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國、建設中國的道路，一切講得都是那樣的合理、那樣的實在。我折服了，從此認定，我要在今後的一生中緊緊跟着毛澤東前進。

　　此後，我積極參加革命學生運動，為打倒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而鬥爭。1947年秋我在上海浦東中學開始參加進步活動，後因鼓動學生參加反美扶日運動而被國民黨的訓育主任開除學籍，旋即秘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秋至1949年夏在上海中華理科和南洋模範中學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奉命調北京參加勞大即中央團校學習，次年畢業，5月調入中南海，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任見習秘書。

　　我沒上過正規大學，中央團校只相當於現在的大專，它所教的僅是初步的革命理論知識。我真正的學問是從上海市立圖書館和上海的進步書店中看書得來的。所以我說上海圖書館和進步書店是我的第一所大學。

　　中南海圖書室和北京圖書館的夜讀者

　　由於缺乏按部就班的系統學習，我在工作中面臨了知識匱乏的問題。記得老學者熊十力給毛澤東主席送來了一封信和一本《新唯識論》，我的任務是要把他的信和書摘其要點，報告主席。但我竟看不懂這位老先生的書。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我翻遍機關圖書室里的辭典和哲學的小冊子，但許多問題還是搞不懂。中南海圖書室里沒有佛學書籍，我又到位於中南海北門外的北京圖書館去查書，特別是查閱熊十力關於唯識論的通俗講演稿。這才勉強把這位老先生的信和書的要點摘出來。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整整讓我加了兩個星期的夜班。還有章士釗、柳亞子、符定一、黃炎培、陳叔通、黎錦熙、金息侯等人的來信，古雅的文字裡夾着生僻的典故，我也要弄懂它。這樣就形成我夜讀書的習慣，中南海機關的圖書室和北京圖書館，是我常去的地方。北京圖書館的書多，環境好，晚飯後沒有事，我首先去那裡。我常是這個圖書館最後一批夜讀者。北京圖書館閉館後，我再回中南海，在機關圖書室里繼續夜讀。

　　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副主任田家英看我喜歡看書，便委任我參加《毛澤東選集》的校對工作，並幫他管理毛主席的書籍。但管書和看書是兩回事，看書是學習和研究，管書是對書進行分類、整理、保管、修補。有一本解放前上海版的《西行漫記》（斯諾著），圖文並茂，毛主席翻看過好幾遍，江青、田家英和毛主席的警衛和親屬也翻看過，所以把書弄得破散了，要修好它。當時我只會看書，不會修書。我想這本書看的人多，必須訂牢它。我認為鐵絲比棉線結實，便用鐵絲把破散了的書頁串在一起。其它散頁書也照此辦理。田家英回來一看，大吃一驚。他說這些書的紙張都老化了，用鐵絲一串，便把書頁破壞了，主席再怎麼看？再說年代久了，鐵絲要生鏽，生了鏽便把書弄壞了。他叫來一位年紀大的女同志，叫她拆掉鐵絲，改用棉線把書頁縫起來，再粘上封皮，結果是又牢固，又好看。我大為慚愧。田家英看出來，我雖然愛看書，卻並不是個能細心管書的人，於是把管理毛主席圖書的工作交給了一位從青島調來的中學生逄先知。這位新上任的毛主席圖書管理員工作稱職。他能向圖書專業工作者學習管理和保護圖書的方法，把毛主席的圖書管得井井有條。我就這樣與管理毛主席圖書的光榮崗位失之交臂。因為逄先知的歷史知識有限，田家英又聘請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的老秘書陳秉忱幫助逄先知學習古典書籍的知識。陳秉忱是山東著名學者陳介祺的後人，學識廣博，主席很多好書都是經他的手置辦的。

　　毛澤東主席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內讀書最多，又最會讀書的人。我雖然失去了為他管理圖書的機遇，但“近水樓台先得月”，我仍能從田家英、陳秉忱、逄先知等人那裡知道毛主席讀書的情況．

　　前面說過，我從中學時就立志緊緊跟隨毛澤東，進入中南海以後這種信念更加強烈。不僅在工作上，就是在讀書上我也願意跟隨他。我只要聽說毛主席在看什麼書，或者聽說他對某一本書有了批點，我就找同樣的書來看。毛主席看的書，有時很難找，甚至在圖書館和書店裡都找不到，在這方面，琉璃廠書肆和幾位藏書家，如謝國楨等老先生幫了我很多忙，他們為我找到了好些書。這樣日積月累，我身邊也積累了一大摞跟隨毛澤東讀書的筆記。筆記中最多是歷史方面的，文學的、哲學的、自然科學的也有，還有經濟方面的。有人說毛澤東沒讀過《資本論》，不懂得經濟學，他們大錯特錯了。毛澤東讀《資本論》和其他經濟學著作的筆記，密密麻麻地都寫在原書上，我還抄了許多。原書都保存在中共中央檔案館。

　　古代的大學問家常有一些未經他本人認同的私淑弟子，我當時就屬於這類未經毛澤東本人認同的私淑弟子。能經常見到毛主席、並獲得當面受教的機會，那是後來的事。我的許多文章就是根據這個時期的讀書筆記，再收集各種有關材料整理而成的。五、六十年代發表的一些學術性的論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秦城監獄，我依靠書度過了苦難的十八年

　　1968年1月12日深夜，我因“516”案被關入秦城監獄。這個監獄就像美國在古巴設立的關塔那摩監獄一樣，它的羈押期也是不設限的，我一直在那裡被關了十八年，而且一直是單身囚禁。在入獄之初的幾年裡，監獄不給我一張紙，一支筆，一本書。很多同獄犯人，在這種情況下，瘋了，自殺了，我卻頑強地堅持下來了。我靠什麼能堅持下來呢？靠的就是我長期看過的那些書。當時，我以我大腦里儲存的那些書來抵抗秦城監獄的非人待遇。我讓自己分階段地、一本一本地回憶我二十多年來看過的書。回憶不清的，努力再回憶；回憶當時的讀書心得，回憶當時寫過的東西，一點點地回憶，連細節都不放過。這種回憶是痛苦遭遇的止痛劑，也是驅散憤懣委屈、憂鬱焦慮、悲觀絕望最有效的靈丹妙藥。

　　我的許多歷史人物評論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我一遍一遍地用我大腦中儲存的有關資料來臧否某一個歷史人物，再把我的觀點集中起來，歸納成幾個要點，加以系統化。沒有紙筆也不要緊，就把在意念中形成的文章分成幾個小題目儲存在大腦中，第二天，第三天再重複記憶一次，一個題目完了，再來第二個題目。我每天都有所收穫，有所創造。你們說，在這種情況下，我還能患上那時在監獄裡流行的各種心理疾病或精神分裂症嗎？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秦城監獄允許我向秦城圖書館借書。秦城圖書館大概是中國最蹩腳的圖書館了，存書又少又髒，但它有《毛澤東選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儘管全集不全，但至少三本里有一、兩本。大概有三四年的功夫，我反覆地在借讀這些經典著作。雖然其中許多著作我過去已經看過，但這次看與過去看大不一樣。這次是結合了我對世界和中國社會的了解，結合革命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去看的。這次不是從字面意思上去看書，而是從理論體系和基本方法上去了解和掌握。我還用這些著作里體現的原則精神去修正已經寫出來的，或者儲存在頭腦里的論稿。

　　我人生旅途的終點又回到上海圖書館

　　1986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車把我從秦城接出來了。我已經不能留在北京了。組織上問我想到哪裡去？我說，我的妻兒老小都在上海，就回上海吧。又問我想到哪裡工作？我想我一生中除了單位和家庭，跑得最勤的就是圖書館了，那麼就到上海圖書館去工作吧！上海那時進人很難，感謝當時主持上海市工作的朱鎔基等人，他們竟同意接受我，並按我的意願，把我分配到上海圖書館。

　　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把我送回上海。到了上海，我就去上海圖書館報到。他們專門安排我進入一間面積很大的歷史資料庫里，從事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等人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解放後的上海圖書館已經不是解放前那個小小的上海市立圖書館了，它矗立在人民廣場的西邊，已是收藏圖書達三、四千萬種，在全國位居第二的大圖書館了（後來建成的新館更加輝煌）。我簡直像魚兒回歸了大海，自由自在地在海洋般的書庫中暢遊。莊子說“小魚在水中游得很快樂。”惠子詰難：“你不是小魚，怎能知道小魚的快樂？”我在書海中像小魚一樣遊歷了一番，我以自己的體驗，覺得莊子說得有理。

　　工作之餘，我參考圖書館的藏書，把我過去在中南海和秦城寫的書稿作了校正和補充，現在出版的《兩漢人物》和《三國人物》就是其中的兩種。

　　故鄉的大海將是接受我骸骨的地方

　　我年已七十有五。我雖然無法像古代神仙那樣，親眼見到“東海三變滄田”，“黃河幾度清水”，但我的一生中也確實經歷了許多滄桑之變。時至今日，偉人早已逝去，師長多歸道山，連同輩好友亦紛紛棄世。萬壽無疆已成為唯心主義，長命百歲也是世所稀見。放眼望去，只見那數之不盡的兒童、少年，就像那黑土地上青綠色的禾苗，一茬一茬地在茁壯生長。正像偉人說過的——這也是唯物辯證法的勝利。

　　宋代的大詩人蘇東坡是我心儀最久的歷史人物，他不僅才華橫溢，超群絕世；而且為人老實，從不我欺。他的身體鍛煉法，簡便易行。我長年學而習之，頗收強身祛病之功效。大概這就是古人說的“養頣之福，可以延年” 吧（永年是不可能的）。臧克家詩云：“老牛亦解時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這也就是我越到晚年越努力寫點東西的原因。

　　回顧我的一生，這世上讓我最難忘情的，除了父母、師長、妻兒、好友以外，就是養育了我的大海和培育了我的圖書館。對於圖書館，我希望我編撰的幾十本小書，包括這次出版的歷史人物論稿，能為它增添點東西。即使是錯誤的東西也不要緊，因為錯誤的東西，也可以給後人留點鑑戒。對於大海，我虧欠它的太多。先哲恩格斯和毛澤東都有過海葬的思想，我雖是凡人，卻也有類似想法。我常想，我應該是從大海里來的，因為我父母的營養、我的營養，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取之於大海的。特別是黃魚、帶魚、鮁魚、海螃蟹、對蝦、手扒蝦、海蜇、海帶、鮮貝等等，我們吃得最多。種莊稼、栽果樹，要化很大力氣，家鄉海灘上的海產品卻俯拾即是。小時候我常跟大人趕海，在退潮的海灘上揀拾小魚、小蝦、貝類、藻類，起大潮時，海灘上的小海產揀都揀不完，內地鬧災，我們不怕，因為大海常常會賜給我們一些可食用的東西。我很願意什麼時候死亡時，能將我的骸骨還給大海。中國可耕種的土地太少了，不應讓我們的骸骨再占用寶貴的土地資源了，讓廣闊的大海來承擔我們的骸骨吧，它能把我們的骸骨轉化為魚、蝦、貝、蟹的能量。

　　橋畔垂楊下碧溪，
　　日暖花香山鳥啼。

　　我希望正在茁壯成長的青少年，珍惜這屬於你們的大好時光，努力學習，努力奮鬥，以便將來為祖國建設出力，讓備遭苦難的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

　　 2006秋寫於海上紫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