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馮玉祥是一個重要的、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從一個小兵，升至一級陸軍上將。他雖然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將領，卻倒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親共。他曾聯蔣又反蔣。他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最終轉變成一位民主的鬥士。馮玉祥的國民軍（也稱西北軍），曾是中國近、現代軍閥混戰中的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談到中國近代軍閥，不可能不提及馮玉祥及其馮系軍事集團。 　
　馮玉祥，字煥章，原籍安徽省巢縣，1882年11月6日出生於直隸青縣興集鎮。父親馮有茂是淮軍中職位低下的哨官。馮玉祥少時家境貧寒，只讀了一年零三個月私塾。十一歲時，為了掙得每月三兩三錢的餉銀，在他父親所在的營中補了兵。他本名馮基善，馮玉祥這個名字，是補兵時管帶隨手給他寫上的，以後就一直沿用了下來。1896年他十四歲時，正式入營當兵，參加過修築大沽口炮台的勞役。熬到二十歲那年，他才作為教習，每月拿四兩八錢餉銀，擔任喊口令的任務。這時，他看到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教練、裝備等方面比舊式軍隊先進，於是，他拋棄了通過苦練得來的教習職位，投靠新軍。
　　到新軍以後，馮玉祥由於體格魁梧強健，聲如洪鐘，加上勤學苦練，頗得上司賞識，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後便升至哨長（排長）。不久，他與協統（旅長）陸建章的內侄女成婚，得到陸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軍第二十鎮的管帶（營長）。 　
　1911年前後，馮玉祥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馮玉祥與軍中的革命軍官王金銘、施從雲等一起，發動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王金銘、施從雲犧牲，馮玉祥被拘禁，隨後被遞解回籍。1912年民國成立後，馮玉祥重被陸建章啟用，授任營長。1914年升任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同年10月，十四旅改為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任該混成旅中將旅長。
　　1915年，袁世凱稱帝，護國討袁戰爭爆發。當時，馮玉祥率軍在四川，歸袁世凱的親信陳宦指揮。袁世凱的領兵大將曹錕、吳佩孚、張敬堯等也都在四川，他們共同威脅和利誘馮玉祥支持袁世凱稱帝，好從中得到升賞。在此關鍵時刻，馮玉祥深明大義，反對倒退，加入了討袁護國的行列。他一方面與護國軍首領蔡鍔將軍聯繫，一方面力勸陳宦不要與護國軍為敵，應宣布四川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陳宦在馮玉祥的勸說和壓力下，終於通電宣布四川獨立，反袁稱帝。此舉給予袁世凱沉重的打擊，不久他便憂憤死去。
　　1916年，馮玉祥被反動勢力排擠，離開部隊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賦閒。聽到張勳復辟的消息以後，馮玉祥立即回到部隊駐地廊坊，指揮部隊參加討伐軍，並通電反對張勳復辟。馮軍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復辟醜劇。馮玉祥還主張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把皇宮的財產和文物收歸國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馮玉祥的主張當時無法實現。 　
　1918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爆發，段祺瑞派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孫中山的護國軍作戰。馮玉祥趁南下之機，率部在武穴通電主和，反對段祺瑞窮兵黷武。段祺瑞十分惱怒，要罷免馮玉祥。但全軍將士擁護馮玉祥，堅決要求馮繼續任職。段祺瑞害怕事態擴大，只好收回成命。從此，馮玉祥開始和孫中山先生交往，並逐漸傾向於革命。同年10月，馮玉祥被任命為湘西鎮守使。 　
　1920年的直皖戰爭，直、奉聯合打敗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權。1921年，北京政府撤銷皖系陳樹藩陝西督軍職務，改由直系閻相文繼任。陳樹藩拒不卸任，致使閻相文決定以武力接收。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為入陝接收的先鋒部隊。馮玉祥將全旅編成三個縱隊，由張之江、李鳴鐘、張維璽率領，從河南直入陝西，經過幾番激戰，擊敗陳軍，並把陳樹藩趕出西安。於是，閻相文順利入城接任。由於第十六混成旅作戰有功，擴編為第十一師，馮玉祥升任師長。同年8月23日，陝西督軍閻相文在督署內突然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開始奉軍占了上風，吳佩孚在長辛店失利，急調馮玉祥救急，同時任命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馮軍兵分三路向奉軍發起攻擊，不久，大破奉軍。5月5日，與奉軍勾結的河南督軍趙倜發兵偷襲鄭州。馮軍又與趙倜和鮑德全的部隊在鄭州展開血戰。5月9日，馮軍發起反攻，大破趙部，並追擊趙部殘兵至開封。這場直豫戰爭（也稱河南戰爭）結束後，馮玉祥被任為河南督軍。 　　
馮玉祥就任河南督軍後，馬上進行整訓和擴充軍隊，改編了兩個補充團和一個學兵團，不久又將這三個團擴大為三個混成旅。此時，馮玉祥有了一個師又三個混成旅的實力，馮軍成為了一支舉足輕重的部隊。由於馮玉祥屯兵開封，與洛陽的吳佩孚在一條鐵路線上，朝發夕至，雞犬相聞，遂成為吳佩孚的心頭大病。馮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風，治軍嚴謹，嚴禁煙賭娼妓，這些做法，使吳佩孚怒不可遏，斥責他是“赤化”。於是，吳佩孚的關係日益惡化，吳佩孚操縱中央，於1922年10月由黎元洪總統調馮玉祥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這是個有職無權的閒差，實際上是把馮玉祥逐出河南。 　
　馮玉祥出任陸軍檢閱使兩年期間，主要精力用於訓練部隊。馮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軍嚴格，又十分愛護士兵。他不准官長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長與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規定，只准上級請下級吃飯，不准下級請上級吃飯，只准上級給下級送禮，不准下級給上級送禮。馮玉祥對下級軍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們的大名，而且記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與士兵打成一片，毫無大官的架子。就在擔任陸軍檢閱使時，他曾親自給一個得敗血病的士兵獻過血，這在近、現代軍閥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馮玉祥要求部隊要愛護老百姓，他讓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白布藍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鄉鄰親戚。他還親自編了《愛百姓歌》，要部隊廣泛傳唱。對於害民、擾民的官兵，他的處罰相當嚴厲。馮軍中曾發生過一個連長強迫老百姓換馬，和一個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給錢的事，結果那連長和士兵均被槍決。有一次，馮軍行軍途經懷柔和密雲，道兩旁都是綴滿鮮紅大棗的棗樹，整整三個旅開了過去，也沒有人去採摘棗子，樹上仍然果實纍纍。
　　馮玉祥把軍隊訓練看得極為重要，他始終如一日地抓教育訓練，並且不斷改進訓練方法和提高訓練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進駐常德，有了兩年能正規地系統地訓練部隊的時間。他組織了教導隊培養幹部，成立官佐體操團提高技術水平，經常組織閱兵和行軍；組織官兵學習文化、政治等知識。1922年10月他出任陸軍檢閱使後，又有了兩年訓練部隊的時間。他在辦教導隊的基礎上又辦了高級教導團，對以前教導隊畢業的人員再作培訓。此外，還辦了學生團和電學傳習所等。 　
　馮玉祥還是基督教徒，故又有“基督將軍”之稱。 　
　由於馮玉祥注重部隊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馮軍的軍風與當時兇惡蠻橫的軍閥部隊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戰鬥力也強盛，這為他日後發動北京政變，自成一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齊燮元進攻皖系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奉系張作霖則以粵浙奉同盟為由，通電責直，並率兵入關，響應浙盧反直。9月15日，十五萬奉軍分六路向榆關、朝陽進攻，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曹錕火速電召吳佩孚到京主持戰務，吳佩孚於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點將，任命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司令；以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山海關；以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喜峰口；以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兵古北口；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杜錫硅為海軍總司令。這次戰爭雙方各有二十萬人參加，戰爭首先在熱河揭開，但主要戰場是在山海關一帶。 　
　馮玉祥出任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任務是率部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馮玉祥所擔任這路，交通不便，人煙稀少，地瘠民貧，不但行軍困難，而且給養也無法解決。馮玉祥知道這是吳佩孚故意所為，企圖以此使馮部陷於絕境。吳、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促使馮玉祥最後下定決心，趁這次直奉戰爭進行倒戈，發動政變。
　　馮玉祥受命以後，藉口籌措軍糧，修理軍械，故意拖延出發時日，及至出發，每天只前進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達古北口，又以籌措給養為名停了下來。在古北口，馮玉祥靜觀戰局變化，一面秘密與張作霖的代表達到倒直的協議，一面與駐喜峰口的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劃倒戈。胡景翼和孫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都曾參加倒袁運動和護國戰爭，胡景翼還曾出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所以他們都贊同馮玉祥傾向革命的主張和行動。 　
　幾天以後，馮玉祥得到東線直系屢戰失利的消息，同時又接到討逆軍總部參謀長張方嚴“九門口危急，望速進軍”的電報，認為時機已到，遂於10月21日將後隊改為前隊，晝夜兼程。22日午夜，馮軍第八旅旅長李鳴鐘，第二十二旅旅長鹿鍾麟，在負責戍守北京的孫岳配合下，一槍未發，首先率部開到北京，占領交通、電訊等重要機關。鹿鍾麟派出一營兵力包圍了總統府，將還在睡夢中的曹錕抓了起來，並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上。 　
　10月24日，馮玉祥到達北京，通電停戰。24日，馮玉祥迫使曹錕發表命令，撤銷吳佩孚討逆軍總司令等職務。不久，馮玉祥又迫使曹錕自動辭職。馮玉祥的北京政變，使直奉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直軍軍心大亂，迅速潰敗。吳佩孚由秦皇島逃回天津，後又只得率殘部乘艦狼狽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凱和帝國主義威脅下，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優待清室的八項條款，使清遜帝溥儀仍留居故宮，沿用宣統年號，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變後，北京一些清末遺老和保皇黨人乘機活動，復辟清帝之謠紛紛。為此，馮玉祥採取果斷措施，決定把溥儀驅出故宮。11月4日，黃郛攝政內閣會議議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專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權利；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另撥200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遷出宮禁，自由擇居，民國政府仍負保護之責；清室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酌設衛兵妥為保護；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產則歸國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條件。並限令溥儀即日出宮。是日下午，溥儀及其妻妾，少數太監、宮女隨其移居什剎海溥儀父親醇王載灃的故居醇王府，後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張園。 　　北京政變成功之後，馮玉祥聯同胡景翼、孫岳將所部改為國民軍，宣布脫離直系軍閥系統，自成一派。國民軍共三個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總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次年，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所部駐紮北京、察哈爾及綏遠地區，第一軍改稱西北陸軍，歸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直轄，並增編為六個師又三個旅，因此，馮玉祥所屬各部又被稱為西北軍。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驅逐清室，脫離直系軍閥系統，組建國民軍，這些都是帶有革命性質的重大政治舉動。但是，由於政治立場的局限，馮玉祥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他一方面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一面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聯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使政權又落到段祺瑞、張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變的消息及接到馮玉祥的電邀，在廣州正在與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成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孫中山先生，也極受鼓舞，馬上打電報給馮玉祥，電文說：“……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即欲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鑒及。……”馮玉祥也立即回電孫中山，請早日北來，指示建國方針。並派馬伯援為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前往廣東歡迎孫中山先生。馮玉祥囑咐鹿鍾麟：“孫先生到京後，一定要盡力保護。”並說：“國民軍的隊伍，就等於孫先生的隊伍，應聽從孫先生的指揮。” 　
　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達上海，22日乘船東渡北京。當孫中山到達北京的時候，馮玉祥卻因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聯合壓迫，已離開北京。孫中山在旅途中積勞病倒，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來，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權。此時皖系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段祺瑞政府的基礎只是建築在馮奉兩系的軍事均勢之上。馮奉控制北京政權後，雙方的矛盾不斷產生並激化，11日及12月間，馮玉祥和張作霖先後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法，提出辭職，恫嚇對方。段祺瑞不得不從中調解，作出“巧妙”處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馮玉祥辭去陸軍檢閱使一職，專任西北邊防督辦；准張作霖辭去東三省巡閱使一職（各省巡閱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以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劃分清楚，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由於段祺瑞的撮合，馮張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雙方的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 　
　由於馮玉祥部將鹿鍾麟任京畿警備司令、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馮玉祥的西北邊防督辦並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馮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電取銷國民軍的名稱，並且宣布解除國民軍總司令一職，但是國民軍這個名稱仍然被沿用，與西北軍並稱。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一軍表面上僅有三個師，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師、鹿鍾麟的暫編第一師和劉郁芬的暫編第二師，但是實際上該軍已經擴充到七八萬人，加上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共有十七八萬人，成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 　
　馮玉祥將軍的民主傾向，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關注。李大釗派人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並親自對馮做工作。經李大釗和徐謙的介紹，馮玉祥結識了蘇聯駐華大使，決定為實現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請蘇聯政府派人幫助訓練軍隊。1925年10月，蘇聯顧問到達張家口，馮玉祥派他們去訓練軍隊，他自己也聽蘇聯政治顧問給他講政治課，並任命共產黨員劉伯堅做他的政治部部長。 　
　國民軍的日益強大以及馮玉祥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各系反動軍閥的恐懼和敵視，一場直奉晉聯合討馮的戰爭很快爆發了。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張作霖加緊擴展地盤，多次入關，不僅南侵至長江下游地區，占有江蘇、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極力壓迫馮玉祥，在京畿地區構成了對國民軍的三面包圍形勢。 　
　1925年11月，馮玉祥支持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反奉，與郭松齡簽定了“反奉密約”。11月23日，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反奉。馮玉祥利用郭松齡回師進攻張作霖，奉軍陣腳大亂之機，出兵占領了熱河，繼而攻下天津，驅走了奉系直隸督辦李景林，奪取了直隸地盤。 　
　如果郭松齡反奉成功，國民軍的處境會大為改觀，但郭松齡與張作霖激戰一個月，終因奉張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兵敗被殺（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詳見第四章第三節）。當北方戰事正酣之時，南方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已東山再起，在武漢組成十四省討賊聯軍，揮軍北上。吳佩孚與張作霖很快達成“諒解”，“討賊”變成了“討赤”，共同攻擊馮玉祥。 　
　馮玉祥在直奉兩軍的前後夾擊之下，為了轉移視線，保存實力，於1926年1月1日發出辭職通電，並竭力辯白自己沒有“赤化”。馮玉祥還派人分別去見張作霖、吳佩孚，希望停戰議和。但這些舉動沒有使直奉軍閥放棄消滅國民軍的企圖，他們仍然調兵遣將，向國民軍進逼。馮玉祥只好出走包頭，準備赴蘇聯考察，部隊交給張之江、鹿鍾麟等。面對日益危急的形勢，國民軍諸將領由孫岳出面（當時胡景翼已病逝），主張通電商請馮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當時的許世英內閣，也派陸軍總長賈德耀親赴包頭面見馮玉祥，敦勸他打消出國下野之意，務請出山。但馮玉祥不願捲入這場軍閥混戰的漩渦，去意已定，堅辭不允。他為了尋求革命的道理，於是年五月赴蘇聯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國奉戰爭（也稱馮張戰爭）正式開始。東北張作霖的奉軍，以討伐郭松齡殘部魏益三為名，兵進山海關，進攻熱河、灤州。在山東由李景林、張宗昌組成的直魯聯軍，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在河南打敗了國民二軍岳維峻部後，兵進河北石家莊，在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與吳佩孚相呼應，兵出娘子關，南攻順行，北攻保定。國民軍遭到了直、奉、晉等軍閥的聯合進攻和包圍，最後退守北京。鹿鍾麟在北京發動了第二次政變，驅段下台，釋放曹錕，願意迎吳佩孚進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吳佩孚拒絕。4月15日，國民軍撤出北京，退至懷柔、延慶、蔚縣、多倫、懷來、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預設陣地的南口。 　
　國民軍推張之江為總司令，將國民軍編為七個軍，以鹿鍾麟、宋哲元、李鳴鐘、鄭金聲、門致中、石友三、劉郁芬分任軍長。以鹿鍾麟為東路司令，率國民軍主力守南口、懷來；以韓復渠、石友三守地泉、豐鎮，以防晉軍繼其退路；以宋哲元為西路司令，由熱河撤防回守多倫。1926年5月，南口大戰爆發。“討赤”聯盟軍分別在延安、赤城、獨石口、沽源、多倫和南口等地向國民軍各部發起進攻，在約兩千里戰線上展開戰鬥。直奉晉聯軍共五十多萬人，戰況空前激烈。直軍吳佩孚在直魯聯軍張宗昌的配合下，擔任南口正面攻堅戰；奉軍吳俊升率部出熱河攻多倫，直下張家口；晉軍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斷國民軍的退路，企圖將國民軍消滅在塞北草原上。國民軍頑強抵抗，在南口戰場，國民軍陣地溝深壕涸，前置電網，後設地雷，防禦工事長達百餘里，聯盟軍猛攻多日，竟不能前進一步。
　　聯盟軍的兵力雖然多於國民軍數倍，但直、奉、晉各派軍閥各有各的打算，聯盟軍內部並不統一，作戰亦難以協調，在直軍中，孫傳芳陳兵徐州，準備奪取山東，靳雲鶚在南口前線按兵不動，並和國民軍信使來往不斷，準備配合國民軍奪取山西，在奉軍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齡而見疑於張作霖，準備回師天津。國民軍既與孫傳芳、靳雲鶚、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於5月中旬，在晉北豐鎮、陽高突然向晉軍發起猛攻，大破晉軍，雁門關外要地盡為國民軍占有。 　
　6月，吳佩孚免去靳雲鶚的十四省聯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等職務，張宗昌也將李景林部繳械，直、奉、晉各派軍閥取得了諒解後，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進攻南口。在北路，奉軍吳俊升部由多倫攻沽源直下張家口；在正面，由直魯聯軍為主攻，經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為奉軍一部，在張學良的指揮下經永寧、延慶直下南口後背；其左翼為直軍，下分兩線，一線由門頭溝向懷來，一線由淶源、蔚縣攻天鎮；在晉北，晉軍也發起反攻，攻占廣靈。
　　國民軍在聯盟軍三面圍攻之下，艱苦作戰，堅持了三個多月。最後，由於多方作戰，給養困難，餉械無補，且各部將繼絕聯絡，加之士兵傷亡過半，不得不於8月15日下令總退卻，向西突圍。退路線均是窮僻之地，聯絡困難，交通不便，給養醫藥無着，加之天氣寒冷，後面追兵不舍，國民軍節節潰敗，損失慘重。各部將深感前途無望，因此自尋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閻錫山手下，一部開往綏遠等地。至此，為時近5個月的南口大戰全部結束。這場軍閥大戰從1月戰至8月，雙方死傷慘重，這也是北洋軍閥之間最後的一次大混戰。 　
　馮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電辭職後，即離開部隊到了包頭。同年5月，馮玉祥赴蘇聯考察。在莫斯科期間，馮玉祥經徐謙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馮玉祥為西北國民軍黨代表。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8月，馮玉祥結束在蘇聯的考察訪問，偕同蘇聯顧問多人秘密離開蘇聯經庫倫回國。途中，馮玉祥派出劉驥到廣州同國民革命軍商談南北會師問題。9月16日，馮玉祥等抵達綏遠五原後，即同當地國民軍將領孫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謙等共同決定組建國民軍聯軍，由馮玉祥出任總司令。9月17日，在五原舉行誓師典禮，宣告國民軍聯軍正式成立。馮玉祥在典禮上發表宣言，聲明國民軍聯軍是民眾的武裝，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要為解放被壓迫之中國民族，解除軍閥之壓迫而奮戰；宣布國民軍聯軍完全脫離北洋軍閥的系統，並宣布國民軍聯軍全體加入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