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茶陵结集着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包括联队本部、第一和第二两个大队，正在与试图夺回茶陵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在1944年6月末就从平江出发的我们步兵第三联队，经过了山田和社港市的战斗，又在7月中旬到下旬的醴陵以东的麻山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连续多次的激战和战斗消耗，使各中队的兵力都减少了三四十人。正在此时，我率领的拥有一百五十多人的毫发无损的第三中队赶来支援。难怪小野联队长和市川大队长都露出了大喜过望的笑脸。

　　就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的几天之前，第一大队担当的西面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茶陵县城的北、东、南三个方向均被河流所包围，只有西面与陆地相连，县城以西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丘陵地带。能够从上面俯瞰县城的丘陵高地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第三大队把那些高地分别取了名字，像松、竹、梅、桃、鹰、雕、鸽等，作为暂时使用的高地代号。面对报到以后的我，市川大队长一面用手指着周围的地形地貌，一面说明着战场上犬牙交错的态势。最后，他命令兵员充实的我们第三中队发起进攻，击退占据西面山丘的中国军队。

　　因为日军方面的火力装备极其不足，我跟市川大队长商量之后决定使用夜间突然袭击的战术夺取中国军队据守的山丘。1944年8月22日，我专门花费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对中国军队据守的高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根据侦察结果，我发现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是“松”高地，在“竹”高地和“梅”高地上面也能看见修筑的阵地和工事，但在“桃”高地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因此我判断中国军队没有在“桃”高地上部署兵力。所以，我决定避开中国军队防守严密、兵力充足的正面阵地，首先攻击并占领“桃”高地，然后再从“桃”高地向中国军队阵地的左翼发起进攻。

　　以白刃作战和夜间突袭攻击对手坚固设防的阵地，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当然，由于“白刃作战主义”是日本陆军的传统，夜间突袭的作战方法我也在陆军士官学校经受过很完整而彻底的训练，但毕竟从来没有实战的经验。如果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那纯粹是瞪着眼睛撒谎，自欺欺人。但是我内心的胆怯和软弱不仅绝对不能被部下看出来，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完全有信心取得作战胜利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中队的军官也好，士兵们也好，都相当紧张。以背囊为代表的那些不必要的装备都留在了大队本部。等到天色已晚，暮霭朦胧，我们第三中队就在茶陵街区的尽头集合。大队的官员们谁也没有前来为我们送行，把针对钳制了大队的要穴命门的中国军队控制的高地发动进攻的作战任务，完全交给了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进行。大队只是下达了作战命令，没有给我们第三中队提供任何帮助，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只能靠我们第三中队自己来承担了。

　　这是一个云薄星稀的夜晚。我的作战计划是，沿着中国军队没有部署兵力的道路，第三中队全体官兵衔枚疾进直到“桃”高地。我们中队的一百五十多人隐蔽在道路北侧的路基的阴影里急速前进，就从洪山庙这边控制了“桃”高地(根据书中所附之地图，洪山庙在“桃”高地以北)，但没有遭遇到作战方案里想象的中国军队。我在“桃”高地的东麓重新结集起了中队以后，命令村井少尉的第一小队作为右翼第一线部队向“竹”高地进攻，其他部队以指挥班、第二小队和第三小队的顺序向“松”高地进攻，占领“松”高地以后，第三小队再继续进攻“梅”高地。并且给部下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除非遭遇中国军队的攻击，否则绝对不许开枪射击。但同时，我内心深处却期待着中国军队因为害怕日军的攻击而逃掉了。

　　在“桃”高地的东麓，第一小队与中队的大部队分手，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前进。眼看就要开始攀登作为目的地的“竹”高地了，突然从第一小队的方向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也听得到日军军官在召唤冲锋的叫喊声。不知道是不是“竹”高地方向的枪声引发的，在我们中队正面的“松”高地上也响起了枪声。中国军队的士兵没头没脑地乱扔手榴弹，但是都没有能扔到我们附近。我发出命令：“冲锋。”中队全体官兵以指挥班为先导，沿着“松”高地的斜面快步攀登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中队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中了对方的枪弹而倒下的人。看上去大部分中国士兵都逃走了。我们跳进高地顶上的战壕，发现了两三个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士兵，指挥班的下士官和士兵也来不及瞄准，把枪托抵在腰眼上，抬起枪口就放，把对方打倒了。就这样占领了“松”高地。而我则立刻就开始担心起“竹”高地那边的情况了。

　　不久，从枪炮声和呼喊声响个不停的“竹”高地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用日语的喊叫声：“第一小队占领了‘竹’高地！”“小队长战死！”很快，传令兵送来了报告，除了村井少尉战死之外，还有十几个人死伤，但阵地已经占领并巩固下来了。提交这一报告的是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班的助教久保田军曹。进行初步调查以后，我发现指挥班也有两三个人伤亡。因为已经能够确认占领了“松”高地，我命令第三小队的指挥官三宅准尉率领部队向“梅”高地进攻。守卫“梅”高地的中国军队听到我们这边的喊叫声以后已经撤退了，日军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梅”高地。我稍微侦察了一下，似乎其他山丘上的中国军队也撤退了。由于我们第三中队的夜间突袭，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所控制的7个山丘的阵地。但也是因为这一次作战，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中，有村井少尉以下10人战死，20人负伤。

　　作为中队作战取得的战果，这几个高地就原封不动地由我们第三中队来守卫。于是，我们中队全体都停留在高地上，准备防范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第三中队从醴陵就开始了持续的行军，连口气都没喘就发动了夜间突袭，然后就这样继续停留在露天阵地上，中队官兵的体力消耗可真是太大了。因此，我对大队这样考虑不周的安排很有些不满，也对身边的野村准尉和伊藤曹长发了牢骚。不过，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问题。因为没有粮食补给，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筹措食物。但是激烈的战斗在持续进行之中，中队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外出征发食物。结果在此期间，我们第三中队里的营养失调者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的人。

　　到那时为止，作为中队长的我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士兵的体力，如何避免体力的浪费和无意义的消耗。为此，就要努力确保粮食的供应，要为了物资和粮食的征发而采取组织性的行动(具体内容到后面再详细叙述)。但是，由于到达茶陵以后的战斗以及连续在露天阵地执行警备任务，使得我们为确保粮食供应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不过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是仲夏，就算是在高地上风餐露宿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的事。如果是寒冷的季节，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人丧命了。

　　因为这次夜间突袭，我们第三中队遭受到了一号作战开始以来的首次重大损失。特别是作为中队军官之一的村井正男少尉战死，令我痛心疾首。村井少尉在突入对方阵地之际，从近距离发射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据说在胸部受伤的情况下，往往会因为大量出血导致肺的气泡被堵塞最后窒息而死。因此受伤后需要绝对的安静。村井少尉受伤的创口很大，几乎马上就咽气了。

　　第二年我回国以后，去了村井少尉的老家，向他的家人出示了信件，告知了村井少尉战死的情况。对此，村井少尉的长辈给予了郑重其事的回答，被认为是态度不卑不亢、文笔优美流畅的典范回答。在当时，他们也是具有较高教养程度的国民之中的一分子。

阵地攻防战
　　 1944年8月23日早晨，从我们第三中队占领各个高地上的阵地之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首先，中国士兵从“竹”高地之前的斜坡开始向高地上攀登，几十个中国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要发起最后冲击的位置。但是被“松”高地上面的日军哨兵发现了。日军哨兵一边大声地通知守卫“竹”高地的第一小队，一边从“松”高地上用轻机关枪向中国军队扫射。由于侧面射击发挥了绝好的效果，所以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从此开始的这一天之中，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不断地向日军占领的“竹”高地和“松”高地发起进攻。有些中国士兵从日军所占高地的背后攀登上去，用手榴弹向日军投掷，炸死了三个日军士兵。而日军的手榴弹很快就不多了。在山地作战的情况下，对付向高地上仰攻的对方军队，使用手榴弹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手榴弹的数量不足让我们很无奈。这一天，我们第三中队对付中国军队的进攻主要是用枪进行射击，而且从相邻的阵地用侧射火力封锁通往高地的斜坡。

　　从1944年8月23日开始，中国军队对高地的反击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反击是日军攻占衡阳以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发动的持续反攻的诸多环节之一。对力图确保茶陵、攸县和安仁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起反攻的是中国第九战区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并不仅仅是根据正面作战方法而采取的白天进攻，还经常派少数中国士兵趁夜潜入日军阵地附近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1944年8月24日或25日左右，中国士兵在夜晚潜入日军第三小队防守的阵地投掷手榴弹，炸伤了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以下的多名日军士兵。三宅准尉被送往后方，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第三中队。这是因为日军警戒不严密不充分，疏忽大意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发动反攻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他直接指挥第四十四军，及其所属的第一五○师、第一六○师、第一六二师这三个师，他们的装备优良，士气高昂。跟我们在华北地区担任警备任务时的作战对手八路军相比，跟我们在许昌、郾城地区与之作战的中国第一战区的部队相比，中国的第四十四军的装备要好得多了。特别是第四十四军的迫击炮对日军的威胁最大，当他们对我们在高地上的阵地射击时，炮弹往往从我们正上方落下，简直是无处躲避。此外，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中国军队敢于向我们日军固守的阵地发动那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直到那时为止，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中国军队在1944年8月23日进行反击时，尽管不断有人中弹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高地上面冲击。他们的攻击精神之旺盛，战斗意志之顽强，完全超越在日军之上。与我们直到那时为止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相比，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士气、斗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简直变成了一支精锐顽强的军队。

　　 1944年8月26日和8月28日，我们第三中队守卫的阵地经受了中国军队发动的两次真正的攻击。特别是8月28日那次，是一次步炮协同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以迫击炮的射击为先导，随着炮弹划过空气发出的那种“啾、啾”的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的声音，一颗又一颗迫击炮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落下来。由于弹道极度弯曲，所以垂直挖掘的战壕根本没有防范迫击炮弹的作用。8月28日的迫击炮的轰击，使守卫“松”高地的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有好几个人死伤。其中一人腹部被炸，肠子都飞了出来，最终悲惨地断了气。迫击炮的轰击在杀伤对方战斗人员的实际效果之外，还有使对方产生恐怖畏惧心理的作用。

　　迫击炮的轰击一结束，在“竹”高地和“松”高地的正面立刻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中国士兵，沿着斜坡冲了上来。特别是在我方防线上，“竹”高地正好向着对面的方向突出，而“松”高地则是这一带一系列高地中的最高点，所以这两个高地成为中国军队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冲锋紧接着炮击的结束而开始，这跟训练操典完全不一样。按照训练操典，从炮击结束到发起冲锋有一个较长的间隔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进行狂风暴雨般的射击，击退进攻的对方军队。但如果这样作战，我又担心我们的弹药存量是否充足。

　　 1944年8月28日那天的战斗也使中国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我们的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因此，这也是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击了。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的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工事。云阳山、关铺一线的海拔标高比日军占领的高地还要高，因此形成了中国军队可以从那一线俯瞰日军阵地的态势。但是，后退到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阵地的行动很明显是消极的，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兵力也减少了。

　　由于战场的情况有所缓解，日军方面也获得了一时的喘息之机。自从发动夜间突袭以来，一连八天都跟高地上的战壕紧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离的我们第三中队，只在高地上留下了哨兵，其余全转移到茶陵以西的居民家里休整，终于得以在久违了的房屋里睡觉。但是，比什么都困难的是粮食补给的问题。因此，我在中队里专门编成了征发粮食的小分队。历经战乱的茶陵周边地区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难生，什么食品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队到更远的中国军队较少出现的黄石铺一带去寻找。依据中队长的命令而组成的征发小分队，至少还是有组织的进行征发，而不是违反军纪的掠夺。就像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按照日军的规定，征发物资必须是高级指挥官(师团长)命令经理部长，由各部队分别实施。如果是各部队自行实施的话，必须由高级指挥官指定出一定范围的地区，组成的征发队必须由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征发的物资必须给予补偿，或者是为日后进行补偿而开具票据或证明。除此之外违反规定的征发行为，就不是征发，而是掠夺。但是，上述日军的规定并没有被各部队严格遵守，很多军官甚至连是否有这个规定的存在都不清楚。而我，因为在联队本部服役期间曾经偶尔看见过《战时服务提要》，所以知道上述规定的存在，这恐怕也是日军军官中的一个例外吧。到我们第三中队组织征发队的时候，既没有由高级指挥官指定的地区，征发队的指挥官也不是军官(因为村井少尉战死以后，我们中队就没有中队副指挥官了)，完全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日军的所谓征发物资，只不过是以“征发”为名进行的掠夺罢了。

　　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因为完全没有粮食的供给，所以虽说是不许掠夺，但实际上完全是难以实现的要求。为了不使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因为饥饿而导致死亡，日军各部队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掠夺。确实，掠夺是恶劣的行为，但其责任可以说应该由无视补给问题而制定作战计划的军部的上层来承担。一号作战动员了50万日军进行纵贯中国大陆的作战，在这一作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实际上都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掠夺。

　　当时，我们第三中队的征发小队前往的黄石铺，位于茶陵与攸县的中间，就是我们第三中队前来茶陵的时候尽量避免经过的乡镇。征发队派出去以后，到傍晚时分牵回来四五头牛，这样的成果正好符合我们派遣征发队的目的。但是，我们第三中队向通往攸县的道路途中的洪山庙派出的征发队一露面，就被其他部队看见了。于是非常快的，不仅从大队本部，从其他中队也都提出了想要分得一份的要求。当然，我们第三中队分别给了他们各自应得的份额。

　　据担任征发小队队长的伊藤曹长(我记得好像是他，但是记不清了)说，洪山庙已经没有什么中国居民了，当地居民早在征发队到来之前就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些牛在征发队到达之时都放牧在山坡上，因为不想再往远处走，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那些牛。无论如何，因为抓了这些牛，使我们部队尝到了久违了的牛肉，补充了动物性蛋白。

　　从我们第三中队发动夜间突袭获得成功以后，接下来就防守刚刚夺取的阵地，进行了十天的阵地防卫战，中队里出现了以两名小队长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伤者，还有约三十人的战场病患者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战斗减员几乎达到了一半。我们第三中队的伤亡比其他中队还要多，是参加一号作战以来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损失。特别是还继续留在中队里的官兵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营养失调、体力下降而变成了“老弱病残”者。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第三中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由于营养失调而导致战场病患者增加，对于我这个中队长来说，是一种比什么都伤脑筋的事情。

　　另外，我想根据战后得到的资料来分析一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期间因战斗而死亡者与因战场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问题。轻视补给的作战计划，兵站线的断绝，美国空军的妨碍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号作战期间的补给，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极其不充分。因此，日军中陷于营养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员达到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据长尾五一军医所著《战争与营养》一书所说，如果体谅战死者家属的心情，作为军医很难提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的病名，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是由于患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且，日军这样的作战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战受伤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战医院里。其原因很多还是因为对野战医院的补给不充分，使伤病员们患上了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导致死亡。

　　关于在战争期间的战死者、战伤死者、战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们部队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那里面有如下记载：
　　 “从1944年开始到战败回国为止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期间，联队的死亡者人数为1647名，其中作战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战受伤死亡者84名，占5%，战场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说，战场患病死者是作战死亡者的2倍有余。”另外，虽然我作为中队长为了不使中队出现战场患病死者而竭尽全力，但是，我们第三中队仍然有作战死亡者36名，占死亡总数的47%，作战受伤死亡者6名，占8%，战场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的情况不一样，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国战场，一般都以为不会发生日军士兵被饿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实际情况却是，由于补给断绝，给养恶化，在日军里发生了大量的战争营养失调病症，出现了很多的因战场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广义上的饿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