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道白

昨天（农历五月初九）正式迈入古稀，女儿在温泉度假村为我设宴庆贺，儿媳给我买棉衫，小孙女送我一件玩具，皆大欢喜，感慨万千，回想起来我总是一个幸运的人。

从早就想回忆个人经历，觉得太平凡太普通，没有动手。今想70岁了，且患白内障，再后还能不能想，能不能写呢？

立即动手，保证真实，写多写少写孬写好没关系。虽然小民见闻尽是些许现象，但能回味总还蛮有味道吧！至少孩子们能多了解一些事故

桑庆华

2002年6月20日

2. 家庭出身

太和县原墙集桑姓系黎阳郡桑氏，据祖辈们传说是元末三洗凤阳以后，太和人口几乎绝迹，于明洪武初年从山东棗连庄迁移来的，距今630余年。当时兄弟二人，勤劳俭耕读传家，清代即成望族。今有十数村庄并散落一些省市，总约数千人。

我的祖爷桑学渊，太爷桑自修，祖父桑春生都是团练或练总（明间地方领导），二太爷桑自忠五品军功，堂太爷桑自勤是监生。抗日时期，堂祖父桑春霆是省参议员，三叔桑永祥是保长。今天，教授，博士，总工程师，师级团级干部都有，教师医生公务员如林。

父亲桑永耀字陰棠，生于1893年，读私塾近30岁，一手的好字，满腹文章，安贫守道，生逢乱世，身不能劳动耕种，跑过反，逃过荒，教过书，养过蚕，管过账，干草行等等，虽毕业艰辛亦不权贵，对父母非常孝顺，对子女教养十分严格，对亲邻宽厚温和。自己写副对联“忠厚出世宗脉远，孝友家庭子孙贤。”挂在中堂。最后贫困潦倒且瘫残17年，1960年饿死。

母亲武芝兰，1896年生，出身寒苦。一生勤劳俭朴，中和从容。虽是小脚腐女，不但纺织织布做吃做穿，还得打水推磨下地干农活。生活最艰苦的时候，能在街头是柴火，卖杂面条热红芋养家糊口。健康活到104岁，1999年仙逝。

母亲生过8个孩子，我是第五个，我上边连着2个都丢（死）了。生我的时候，到处兵乱匪患，没满月就跑反，个子小人都叫我小“鸡眼”，跑反回来，奶奶给起乳名叫个“乱”。这样一个小孩，居然长大成人，真是一个幸运儿。

3．童年

一九三三年润五月初九（公历七月一日），我出生在黄淮大平原中心部位的太和县原墙集，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是农业社会最好的地方。太和县总面积1820平方公里，耕地和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1944年471753人，根底240万亩，2002年143万人，根底180万亩，人口密度在全省居高。

1933年是一个军阀混战，农民暴动，蒋介石剿共，日寇侵华，遍地盗匪，民不聊生的年代。当年夏天洪河一带大股土匪数千人蹿入太和县境，火烧旧县集几条街，多日无人敢救，省保安二团来战死数百。生我没满日就跑反，奶奶给起名叫“乱”！与我同时人重名者不下千百。太和县1921年449257人，1944年471753人，23年增加22496人，年增978人，什么情景什么状态，可想而知。太和这块好地方也就是这样子啊！

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灾，跑飞机反，《红军红眼红鼻子》，抓壮丁，过大兵……。

从我记事年年发黄水，连续九年，一片汪洋，房倒屋塌，流离失所（蒋介石为堵日军进中原，扒黄河庄园口所致）。夏天水来时淹死许多，水过后疾疫丛生，秋天病死许多，冬天冻死许多，春天饿死许多。我家三间茅屋连年淹倒三次，再也大不起来了发黄水那几年，大人小孩生蝨子，男女老少长疥疮，家家户户拉肚子打老瘴。1942年春天，大瘟疫病死饿死数万人。黄水来了就会埧子堵埧子，水过后就得打埧子（修埧子），十来岁我就打过埧子。打埧子有监工的，手里拿着木棒，看见怠工的或走不动的就是棒打脚踢，有的就累死在埧子上。

我七岁入原墙镇中心小学读书，整个上学期间（1938—1945）正值抗日，天天都躲飞机。一拉警报一敲警钟，就像田野里钻庄稼棵，飞机来了跑不了就立即站立或卧倒，不叫走动等等。可是它真的来了，狂轰滥炸机枪扫射，躲也躲不掉啊！1938年4月，日机轰炸县城，毁房屋百间。1941年1月，谷堆集（倪邱）炸为焦土废墟。2月日本鬼子从原墙双浮分两路入县境，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原墙小学的大殿（旧庙改成学堂）就被烧塌。我的大哥克荣应征当了学生兵，当年日军侵占南京，牺牲在长江中。爷们木秤壮大专二专等出去当兵都在抗日时就都没有音信了。

蒋介石反共是真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学校宣传红军是啥样子的呢？说红军是红头发红鼻子能吃人，红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共妻，非常可怕。1940年7月，陕北中共干部7人经原墙被扣，送到太和被国民党暗杀了。这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发生震惊全国的一起惨案。

打日本打共产党，打仗就要伤亡，就得补充兵员。怎么办呢？有钱的掏票子，没钱的抓去当兵。先是按保甲派壮丁，年年如此。一是去当兵的多数没有音信了，二是兵源越来越少，药的越来越多（1941年太和当年征兵3360人），完不成就乱抓，活像逮贼一样，撵着抓，堵着抓，围着抓，找着抓，抄家抓，搞得鸡犬不宁，男人不敢进家。只要抓住，先打后捆，拴成串送进师管区（新兵集中训管的机构），十有八九就再也回不来了，谁能不怕？人人惊恐万状。连小孩玩游戏都是挑兵，抗大刀，抓逃兵。

打仗离不开了调动军队，三天两头过大兵，汤恩伯的，何柱国的，高树勋的，刘汝明的，王忠廉的，廖润泽的，还有两广的，加上治安旅保安团游击队独立大队什么的，真是多多，多多。抗日期间没见过国军的汽车，最壮观的是骑兵，马拉大炮，长官坐四人抬竹椅或帐床。第一次见汽车，放屁虫（摩托车）和大洋马都是日本鬼子的（小孩背着大人偷看的），钢盔战靴矮壮吓人。大兵不断换防，有的三两月，有的月把半月，也有的十天八天，十分频繁。集上更是天无宁日，天天给大兵号房子（给大兵找的住房写上字），滕房子，换房子。要给养（钱，粮，柴），对给养，送给养，慢一点就是抓人打人。大兵干什么呢？当兵的站岗，当官的纳凉，打牌，看戏，小头目副官们吃喝嫖赌吸大烟。原墙集不到三里长，不过千户人家，最多的同时驻过两三个师部。集上建有两个戏院三个澡堂，妓女多多，吸毒的多多，赌棚多多，就是鬼子一来大兵就跑。大兵和大兵也不一致，互相争斗，号房子斗，催给养斗，争女人斗，我逮你玩女人的，你抓我吸白面的或者逃兵什么的，居然也有开枪动武的呢！

人民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得首先供奉大兵们，苦啊，惨啊，怎么活呢？有的去当兵土匪，有的去当八路！

1942年春，饥饿加瘟疫，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夏天黄水过后，秋天从河南省太康鹿邑板城等地涌来的大批难民（我们这里困苦不堪，可是他们那里被黄水冲的更惨更厉害），身无分文沿街乞讨，入冬以后更是难熬。大街上经常发生歘馍的，见有卖馍的卖烧饼的或者吃饭的，难民上前突然一歘，夺得馍饭就跑，跑着揉着吐着吃着，有的攆不上就吞完了，被撵上就挨一顿，人们称之为“歘馍虎”。严冬时我们上学早，往往看到乞丐抱住烧饼炉子冻死在街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天冷，无处栖息，集罢（下午）炉子是热的，他们围着炉子取暖，晚上炉子还有温气，他们抱住炉子睡觉，夜间炉子凉了，他们也不能离开炉子了，待明天他们已冻死在炉子上。县志记载当年春天死亡数万人！

大概就在1942年发水的时候，小弟拉痢疾几个月没好，瘦的连脖子也直不起来，我抱他在寨门底下玩，去厕所撒尿的时候，拾到一叠钱“大红袍”（新版面值10元的钞票），一看，哇！四张。随即到家交给父亲，秋后买了三石（约900斤）红高粱。抗日时期食盐属于转卖，处处设有税卡，不准私自贩运。那时吃山东的盐，界首及河南省一带，贩盐必经原墙才行，原墙盐业兴隆，估计这钱是买盐或卖盐人掉的。那时盐很贵，约需五斤高粱才能买斤盐，40元大概就是200斤盐钱。这个钱救了我一家，却害了丢钱的人，这使我终生难报。

这一年哥哥小学毕业，粮坊先生阮畔林教我哥珠算，我在旁边瞧也学会了。秋季哥哥就外出求学去了。哥哥成绩优异，上学没交过学费，毕业会考第一名，奖“国家柱石”锦旗一面。1943年全镇小学演讲比赛，我个子小，上讲台栽倒了，仍讲得很好，亦获“艺冠童军”锦旗一面。

1943年爷爷的朋友苏大中（儿子苏洪武是旅长），随部队到原墙，住在爷爷的屋里，部队走了苏大中没走，开起了盐行，叫父亲给管账。到了1944年夏天，父亲得了鼻子淌血病，很厉害，几天不止，结果卖掉了两间门面和宅子，八石麦钱才止住血。当时尚能起床行走，秋后就渐渐地站不起来了，从此生活更艰苦了。生活困难又兵荒马乱，姐姐就在这时出嫁的。

1945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新阳中学就在家门口，连报名也没有，因为报名费要50斤麦，学费是300斤麦。庆富弟弟该升四年级，因为贫穷也不上了。我们都在家挖野菜拾柴禾，帮助母亲在街头卖杂面条热红芋，以及伺候父亲和照顾小弟小妹。

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打败投降了，各界欢呼庆祝胜利，精神猛然振奋，满街“拥护和平”，“庆祝胜利”，“拥护李品仙建设新安徽”等过街牌，喧闹一时。实行选举，选甲长，选保长，选参议员，选工商会长等等，到处串通到处请客拉票，我才13岁也替父亲赴过宴，一律的都是有钱的绅士当选，没有关系的普通老百姓，连个乡丁保丁也当不上。社会上的人物分有派别，什么党部派的，干字派的等等，连原墙阮仲仙桑振亚与吴继恭吴老洁对着干，有五虎将，吴有手枪队，就是镇长也不敢违背他们，曾因安插一名姓侯的女教师就闹的不能上课，师生上街游行直至打跑。不到一年社会秩序更复杂更混乱了，遍地土匪，国民党又打八路军了。1946年底，鹿邑亳州太和三县交界处就有了八路军，建立了鹿亳太县政府。

失学在家，心里老是不自在，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味道。秋后冷了，家中缺被，我去堂兄克礼那里睡，找他学过的书自学，他还教我英语。一冬读了一个年级的国语数学，英语学不会。1946年春天养蚕，有一次我在小学西边树上采桑叶，一阵子兴高采烈的中学生路过，一女生伸手拿支桑叶。一看，是士绅的女儿燕美，我狂喊：放下！她看是我，就委婉地说：给我一支做标本。我回答：不行，叫四毛给你够。（四毛就在旁边，四毛是财主的儿子，我们都是小学同班同学，都在童子军歌咏队）从那以后，再不去那里采叶子了，也不愿见他们了，心中并不感到愧疚，就是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从1946年夏天我开始学做小生意，夏天卖西瓜牙，秋季纸烟花生（西瓜一牙一牙的卖，纸烟一支一支的卖）。1947年夏天过八路军（刘邓大军南下）他们不准出队，我专门撵着队伍卖高价，一盒能卖两盒钱，从几盒的本钱，赚到了十几条的烟钱。我炒得花生又焦又酥，童叟无欺，一集都卖十斤八斤，不到一年我就摆上纸烟花生摊了。

1946年冬天名曰防土匪，实际是防八路，各个村庄都挖围壕住寨墙，甾一路口还用树枝堵起来，白天巡逻，夜间轮流打更放哨，集镇大寨驻有军队，小村小寨备有土枪火炮，人不能出村。1947年夏天又实行保甲联座，分区联防，全县设五个联防大队共2000人，到冬天发展到40个大队近万人之多。吴继恭任专署第二大队队长兼太和县第二联防区主任。他们名以上是联防大队，实际变成了公开的土匪。记得有一次联防区队几百人，头天晚上从茨河南窜到宫集牛寨一带，次日一早回来时，牵了200多头牲口，还有猪羊鸡鸭衣物等等。这是我们小孩子亲眼一个一个数的。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又挑起了打共产党的内战。本来就民不聊生，这又雪上加霜，造成物品奇缺通货膨胀。那是做生意经商的很少，做小买卖的也不多，农民连蔬菜也不种，单一种粮食吃野菜。妇女早起贪黑纺棉纱，织成土布再换回棉花，一能赚二叫做纺赚花。再织再换，为什么只换不卖呢？因为物价飞涨，用布卖钱，再去买棉花有的连本也买不回来。尤其粮食涨的更快，从集东头到西头码头去卖，自觉要高价很赚钱了，可是再去东头时连老本也买不回来了，正如俗话说：马跑撵不上六陈！一涨十，十涨百，法币有万元的了，原来十元的也买不上一斤粮一包烟了。接着就发行了千元万元的大票子，大票子流通有困难，若换小票就打折，叫做扒色。1946年底，国民党又发行了“关金票”，一元抵法币100元，没过数目，东北中原国民党处处打败仗，物价上涨的更快，关金票也不顶用了，又发行了“金元券”，一元抵关票20元，到1947年底金元券也成了废纸一般，大商小贩在解放时哪家都存放有成捆子成袋子法币，关金票，金元券，当时有句顺口溜：关金票呱呱叫，买东西没人要，拿去糊墙擀花炮。害得百姓好苦啊！

整个童年就生活就战乱，饥荒的民不聊生之中，全国死了几千万人，我却能活了下来，还上到小学毕业，多么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