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产党人的恋爱状况

一九二五年，上海租界里的慕尔鸣路有一处两楼两底的房子，这里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住着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些人。这些男男女女的房客中，有这样一些人：刚刚鳏居的瞿秋白，他这时正在上海大学教社会学；从苏联回来的彭述之，在莫斯科时，人们喜欢称他“老夫子”；留法勤工俭学的领袖湖南人蔡和森和他的妻子向警予；宣传部的干部福建人郑超麟；当时名叫李郅隆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他的此时的妻子李一纯。此外还住着两个“娘姨”，一个是专门侍候瞿秋白的，另一个是毛泽东从湖南带来的，但此时毛泽东不在上海，所以这个娘姨被送给了向警予，并给大家烧饭。

上面这几个人需要加以说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共选出了九位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项英，而后陈、瞿、蔡、张、彭五人组成了主席团，不久以后的五卅运动就是由这个团队领导的。所以可见慕尔鸣路上的这套房子里的房客们都是些非常了得的人物。前面说到的那位李郅隆，可是大大有名的，几个月后，他更名为“李立三”，是五卅运动时上海总工会的总指挥，也就是五卅运动的前敌总指挥。现在要说一说他的那位夫人李一纯了。李一纯那时候已经入党了，正怀孕，挺着大肚子，她原名叫李崇英，本是杨开智的妻子。

杨开智何许人？乃杨昌济先生之子，杨开慧女士之兄，杨家满门都革命者，杨开智五四后自湖南赴北京读书，与罗章龙、邓中夏有来往，在京从事学运工作。这时有一个叫“李成”的同志自安源来北京授工人运动经验，这位“李成”就是湖南人李隆郅，也就是后来的工运领袖“李立三”。杨开智委托李成同志把妻子李一纯带回长沙，李成当然慨然允诺，但自京南下的路上，李一纯与李隆郅速生情愫，这可如何是好！李一纯此时与杨开智生有一女，名杨展，一纯女士回到长沙带了杨展就去安源与工运革命家李隆郅住到了一起，成为夫妻。革命者李隆郅也是五四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家，他早已结婚，夫人叫林杏仙，此时因病瘫痪在床。再说杨开智，他听得此讯，悔不当初，神情委顿，从此远离革命，但二十多年后，毛泽东曾写信给他，请求他，让杨老太太（开智之母）与杨开慧同葬，从信中可以看到抬头是给“杨开智、李宗德”。这位李崇德乃李崇英之妹，离开革命后，却有一段姐妹同夫的趣闻，这是后话。

此时李一纯肚子里的孩子是李立三的，但他与李立三的夫妻缘分并不久远。这就需要提到一同住在那套房子里的蔡和森、向警予夫妇。蔡和森与向警予，都是早期中共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党史上成为革命夫妻的楷模，时人称之为“向蔡同盟”。蔡和森早最的革命活动发端于与毛泽东一起组建新民学会，后来携妻（向警予）、妹（蔡畅）、母（葛健豪）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并领导了勤工俭学的学生运动，后因“里大事件”，被驱逐回国。向警予在党内被同志们戏称为“老祖母”，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每天穿一套旧式上白下黑的学生装。这个故事还涉及到另一位中央领导人彭述之。彭述之，湖南邵阳人，说一口难懂的宝庆话，矮小肤黑，是当年旅莫支部的三巨头之一（另两位是卜士奇、罗亦农），被罗亦农送绰号“孔夫子”。彭述之能言善辩，喜欢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回国后负责宣传部，并主办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日后他成为托派分子。又过一年，时间到了一九二六年，“老祖母”在蔡和森离开上海去北京西山养病期间，爱上了“孔夫子”，这就出了乱子。向警予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共产党人，她要求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她与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恋问题。向警予对组织坦言，因彭委员的风趣是动人的，所以她对他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但她又说与蔡和森相爱多年，而且还在爱着他，她不希望蔡受伤害。所以向警予提出离开上海去莫斯科进修。总书记陈独秀批评了彭述之，并肯定了“向蔡同盟”，最后批准了向警予的要求。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因为这故事还得绕回到李一纯身上。向警予并非只身赴俄，出于维护“向蔡同盟”，蔡和森也被组织派去莫斯科，与蔡和森夫妇同去的还有李立三夫妇。在莫斯科吃面包的那段时间，蔡和森与向警予的感情并没有恢复，但蔡和森却与同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撞出了火花。就在一九二六年底，李一纯与李立三离婚，嫁给了蔡和森。至此这几个湖南革命者的婚恋圈算是划了一个句号。李一纯嫁给蔡和森后不久，向警予被捕牺牲，又一年，蔡和森也被捕牺牲，而李立三后了娶了俄罗斯姑娘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中文名李莎）。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圣地，向往的地方，但是谁都不肯把自己的妻子、情人送到莫斯科去学习。惯例是，去了莫斯科的女人，“她们都有爱人在国内，她们都在莫斯科另找爱人”（《郑超麟回忆录》），“我们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为叫做‘倒戈’”（同上）。但是其中也例外，而且是唯一的例外，这个例外的姑娘叫王辩。

王辩是山东人，其父王翔千是与王烬美、邓恩铭齐名的中共一大前的老党员。一九二五年前山东省委书记是尹宽，尹宽是安徽芜湖人，大个子，有思想，组织能力强，绝非彭述之般老夫子可比。尹宽在欧洲与赵世炎、周恩来同事，“少共”负责人之一。小姑娘王辩那年才十八，深深地被尹宽吸引、俘虏，在中央调尹宽赴上海任上海区委书记的前一夜，决定与尹宽一起私奔。王辩离家私奔一事，导致山东全省的党员们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拐骗少女的尹宽，开除其党籍。但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岂能受此胁制，后来山东方面退了一步，要求举行大婚，并要求由陈独秀与恽代英作证婚人。这也被陈独秀视为是封建思想，并不理会，但对尹宽也不能放过，于是让尹借养病之机离开上海区委书记的位置。王辩则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王辩此一去成了唯一没有“倒戈”的女同志，但她回国后，先后追着尹宽到广东、安徽、上海，两人还在一起工作过，但后来尹宽也成了托派分子，吃过黑面包的王辩已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就同尹断绝了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八十多年前的那场运动的意义一直影响到今天。五四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革命中，旧秩序被冲刷涤荡，但新的秩序却不能一天之内建立起来，这是所有革命都要面对的问题。男女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文化背景的集中反映，五四以前中国人的男女关系，笼统地说是千年未变，道德秩序固若金汤，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但对这种道德秩序并未撼动。这一切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手持一根哨棒冲进孔记磁器店，放了脚的妇女们，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妇女运动。以至于今天人们说中国的《婚姻法》是当今世界是最前卫的婚姻法。

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有一批女党员，这也标志着这个政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必然关系。一种禁锢一旦被解放，就释放出令人恐怖的力量来，尤其是在新的秩序未建立之前。很多年前，传统旧势力一直在造共产党的谣：共党主张共产共妻，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在中共历史上所形成的正式文件中找不到这种主张。但一种谣言能够长久传播，并且广泛传播，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我想原因无非有二：一是革命带给反对革命者前所未有的恐惧，道德体系被冲破后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所有不道德的东西都有可能被硬安在共产党人的头上；二是早期共产党人过分的前卫，给旁人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