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雲岫: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領袖

作者：郝先中

　　20世紀之初廢止中醫思想的發展，到了余雲岫這裡可謂登峰造極。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余雲岫也許是受俞樾廢醫論思想影響最深的人物。1929年，他導演了一場全面廢止中醫的鬧劇，並激發了一場震動全國的軒然大波。從此，余雲岫作為廢止中醫派的領袖和化身，被詬為千古罪人，引來無數的攻擊和謾罵。近代醫學史上甚至把“中醫西醫化”的思想流脈稱為“余雲岫現象”。同樣，余雲岫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1]

　　　　　　　　　　　1、生平、著述、醫學思想

　　余雲岫（1879～1954），名岩，號百之，浙江鎮海人。自幼家境窮困，六歲入鄉塾讀書，青年時入潯溪學堂，畢業後於1905年公費赴日留學。次年先入日本體育會肄業，再入東京物理學校，1908年入大阪醫科大學習醫。1911年回國參加救護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並於1916年畢業回國。先後任公立上海醫院醫務長，商務印書館編輯，後開業行醫。曾擔任中華民國醫藥會上海分會會長、國民政府內政部衛生專門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在醫政兩界頗有影響。1934～1939年主編《中華醫學雜誌》長達五年之久。1950年5月，余雲岫被聘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籌備委員會華東分會的籌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歲的余雲岫還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1954年1月3日病逝於上海同濟醫院。[2]
　　年輕時的余雲岫目睹中國科學落後，積貧積弱的現狀，帶着報國之志到日本求學，在日本讀書期間他以勤奮好學著稱。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漢醫遭到廢止，日本醫學得到全新發展，給了余雲岫強烈的刺激和啟示。他把在日本學到的西洋醫學和早年學到的中醫兩相對比，後者無疑相形見拙。發出了“長習新醫，服膺名理”的感嘆，立志以醫學革命為畢生追求。1916年，余雲岫春風得意地從日本畢業回國，開始了他雄心勃勃的醫學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醫開刀。
　　1917年，余雲岫著《靈素商兌》，全書約二萬五千字，乃全面批判和否定中醫的奠基之作。為消滅中醫而“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認為“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靈素之淵源，實在巫祝”，是占星術和“不科學的玄學”，“中醫無明確之實驗，無鞏固之證據……不問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醫的一切臨床效果都“歸納到‘幸中偶合’四個大字裡”。[3]總之，中醫被說得一無是處，甚至被詬為“殺人的禍首”，要“堅決消滅中醫”，“如不消滅中醫，不但妨礙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國際地位的“遷善”也無從談起。因此，“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4]這些對中醫的偏謬之見，正是後來余雲岫提出廢止中醫案的理論基礎。此後他不斷發表文論，呼籲醫學革命，言論分別編入《醫學革命論》三集。

　　　　　　　　　　　　2、廢醫立案始作俑者

　　在回國以後的十多年裡，余雲岫至多在醫學界有些名氣，他後來之所以聲名遠揚，應歸結於一次全國性的衛生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余雲岫提出的著名的“廢止中醫案”。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衛生部在汪精衛的授意下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與會者包括褚民誼、顏福慶、伍連德等醫界名流共14人，余雲岫以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的身份參加了會議。耐人尋味的是，這次會議沒有一位中醫人士參加，可見政府衛生部對中醫的鄙薄和輕慢。會議討論《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這一提案除了“一個外行次長和一兩個參事抱懷疑態度，其餘是滿場一致通過”[5]。寫入2月25日的會議記錄，2月26日上海《新聞報》率先將此事公諸於眾。3月2日，余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出版中央衛生委員會特刊，公布廢止中醫案。
　　此案一出，醫界鼎沸，全國震動，立即爆發了中醫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抗爭風潮。[6]面對全國中醫界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國民政府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取消廢止中醫提案。
　　雖然這次提案最終被取消，但對中醫的打擊是巨大的。余雲岫對中醫基本理論的否定，差不多為輿論所接受，所為“廢醫存藥”的觀點，幾乎被認為是中醫科學化的唯一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講，余雲岫是個勝利者。從30年代起，不論政府還是西醫界輕視、歧視、排斥、限制、打擊中醫的政策和言論不斷出現。終民國之世，中醫藥界集會、抗議、請願、遊行、罷市、絕食，為中醫藥的生存而鬥爭，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如果余雲岫等人的提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條文，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產生。會不會出現“置全國億萬同胞於無中醫無中藥境地，滅我中醫，損我藥商，傷我藥農，害我民族，幾千年優秀文化毀於一旦”[7]的局面呢？這是一個歷史的謎團。無論如何，中國近代醫學史肯定要被重寫。同樣，是罪人還是功臣抑或毀譽參半？余雲岫依然是無法迴避的人物。[8]

　　　　　　　　　3、從辯證法角度看余氏思想方法的迷誤

　　學術界對余氏的廢醫動機也多有揣度，如果換一個分析路徑，從辯證法視角看余雲岫的思想根源，或許會得到一些新的啟發。
　　余氏的廢醫言論首先表現在對辯證法的無知。《靈素商兌》被認為是他批判中醫的奠基之作。在《靈素商兌》中指出：“所謂陰陽者，猶物之有表里、動靜，數之有盈虛，度量之有修短、輕重，動植之有男女、雄雌，……自陰陽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統萬物，遂為不可思議之種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又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陽化氣，陰成形，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是則彼所謂陰陽者，神秘不可思議為造物主宰。”他草草得出結論：“陰陽之說與其綱紀萬物之法至謬誤疏陋，不足為精審學術之根基也明矣。”[9]他對五行的批判是：“五行者，五原質也，……今則化學，明知成物之原已有八十，然則已變為八十行，非復可墨守五行之舊目矣。”[10]寥寥數語，將陰陽五行學說推翻殆盡。
　　從余雲岫對陰陽五行學說簡單而武斷地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不理解陰陽五行學說的哲學本質及其蘊含的辯證法精髓，以機械唯物論為唯一尺度，忽略了自然科學背後的哲學基礎。如把五行簡單地解釋為化學上的五元素說，把陰陽五行統統視為玄虛之學，無不真實反映了余雲岫的機械唯物主義思想。
　　唯心主義史學觀的影響，導致對經驗與實驗理解上的對立，可能是余雲岫鄙薄中醫的另一思想根源。他認為：“歐西醫術出於僧侶，中夏醫術出於陰陽家，環球一轍，為人類進化、學術發達之公路。”[11] 　　“今舊醫所襲用者，太古以來人類本能發明之事也，經驗也，其現象混淆，安可遂以為自然界之真相，而據之以斷是非乎。”[12]在早年的留學中，他接受了西方醫學史界醫源於巫源於動物本能的醫學史觀，把中國古代醫學和西方古代醫學完全等同，這種“不講人的社會性，不懂生產活動對自然科學的作用。把人類本能和經驗等同起來，把經驗和實驗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13]事實上，經驗和實驗並非決然對立的東西，余雲岫否定經驗藥物的可靠性，他把中藥的效用一併歸結為經驗的積累：“彼大黃除實，當歸止疼，乃人類本能所發明之事實，猶之五穀療飢、湯水止渴，經驗也，非實驗也。”[14]他認為“經驗是靠不住的，憑着經驗，不把科學實驗來嚴密檢查一下是很容易發生錯誤的，單單靠着經驗是只會利用自然界現成的東西和人類本能所發明的事情。他的思想理論也只是憑着膚淺雜亂的目前現象來組織空論，再不能循根徹底做進一步的研究。”[15]表面看來，這段文字並無偏頗之處，但余雲岫的真實意圖不在於強調實踐檢驗的重要性，而是間接否定經驗的價值，矛頭所指就是他欲廢止而後快的中醫藥。
　　客觀地說，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余雲岫是個褒貶不一的人物。他的品行其實並不惡劣，他主張廢止中醫，出發點更多在於仿效日本廢禁漢醫，發展中國近代醫學，健民強國。雖認為中醫理論荒誕，但他也承認很多藥方醫案還是寶貴的，倒也不失為一家之言。晚年致力於整理中醫古籍，寫成《中國古代疾病名候疏義》一書，也還是做學問的嚴肅態度，並非只會泛泛空談。余雲岫同樣通曉中醫之道，是個“兼通中西”的名醫。甚至當時的西醫界也“公認他為第一個中醫通，著名的中醫也有佩服余氏之學問者”。[16]，他對中醫也有實際貢獻，甚至全部採用中藥，研製出“余氏止痛消炎膏”此藥適用於一切發炎腫痛，包括肺炎、肋膜炎、關節炎、腮腺炎、凍傷、燙傷、扭傷等內外部炎症，改良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環，達到止痛、消炎、退腫目的，曾風靡一時，甚至取代進口的安福消腫膏等舶來品。[17]

--------------------------------------------------------------------------------

[1] 至今尚有很多中醫論者提起余雲岫，還咬牙切齒，恨恨連聲。筆者在研究廢醫派過程中也曾經歷過兩件耐人尋味的事。2003年5月，受“非典”啟發，我確立了博士論文的選題。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余雲岫作為廢止中醫派的領袖人物自然受到格外的關注。根據有關材料，我寫了一篇《廢止中醫派領袖余雲岫其人其事》的文章，文中涉及到余雲岫對祖國醫學的貢獻，並有不少客觀評價余雲岫的言辭，文章最後比較了余雲岫和其他廢醫派如梁啓超、魯迅、傅斯年等人的不同命運。寫作期間，有幸結識了上海中醫藥大學張如青教授，談及該文，與吾心有戚戚。應張教授之邀約，準備攜此文參加在上海中醫大學舉辦的第七屆全國中醫藥文化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三屆全國醫古文學術研討會。遺憾的是，該論文最終未能通過有關專家的審定，據反饋的消息稱，有幾位資深中醫學者難以接受我對余雲岫的歷史評價。無奈之下，我將此文轉投《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編輯部主任王大明先生詳加閱讀，後來電與我暢談，也表達他的同感。但在不久的稿件外審中又生變故，有關專家還是難以接受我的觀點。王先生出於誠意，建議我對該文進行修改，並指點從思想方法上分析余雲岫廢止中醫思想的迷誤，在修改稿中對余雲岫的評價也更加委婉。這篇文章最終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2004年第6期。這裡，謹向張如青、王大明兩位先生深表謝意。

[2] 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醫史學會：《余雲岫先生年譜》，《中華醫史雜誌》1954年第2期。

[3] 余雲岫：《焦易堂為採行國醫條例告國人書之商榷》，《醫事彙刊》1933年17期。

[4] 余雲岫：《醫學革命論》二集，第186頁。

[5]《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檔案館案卷，檔案全宗號273。

[6] 關於1929年廢止中醫案以及其後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將在第四章里詳細說明，這裡不在贅述。

[7] 李任先、劉小斌：《中醫近代史述評1840～1949》，《中華醫史雜誌》1992年第22卷第1期。

[8] 客觀地說，余雲岫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報效國家的志向，他一生主張廢止中醫，為此奔走呼號。有學者曾這樣評價過他：“總其一生，不能不謂他於西醫之提倡、大眾衛生之宣傳及對古代疾病之研究不遺餘力，卓有成效”（馬伯英《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第550頁）。作為一代名醫，余雲岫在中西醫學上都有較深的造詣。不論是醫學理論還是臨床實踐，在近代醫學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貢獻。他的一些醫學改良思想和倡導醫學革命的精神在今天看來並不落伍。但他超越了時代和傳統，脫離了中國的現實和國情。理想化的追求落入了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怪圈。文革期間，他被作為政治鬥爭的標靶加以批駁，招致了許多人身攻擊，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而與他同時代同樣有着廢中醫思想的人物如梁啓超、魯迅（魯迅說過“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等人的英名卻秋毫無損。余雲岫的一生經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歷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印記。

[9] 余雲岫：《醫學革命論初集》卷一，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年出版，第7頁。

[10] 余雲岫：《醫學革命論初集》卷一，上海余氏研究室1950年出版，第8頁。

[11] 同上，第5頁。

[12] 同上，第124頁。

[13]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278頁

[14] 余雲岫：《醫學革命論初集》卷一，第124頁。

[15] 余雲岫：《焦易堂為採行國醫條例告國人書之商榷》，《醫事彙刊》1933年第17期。

[16]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287頁。

[17]多少年來余雲岫廢止中醫的觀點一直揮之不去，且若即若離、時急時徐地干擾着中醫的發展。這種主張“中醫西醫化”的思想流脈被稱為長期困擾中醫發展的“余雲岫現象”。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余雲岫再次提議廢止中醫，又遭到一致反對。雖說中共一直被認為是傳統文化的背棄者，但毛澤東對中醫卻情有獨鍾，這種變化是余雲岫始料不及。毛澤東號召“首先是西醫學習中醫”，政策的取向和導引使中醫不僅得到喘息之機，而且有所發展。後來隨着政治鬥爭和政治運動的升級，對原來甚囂塵上的廢止中醫思想的批評也逐漸激烈，並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峰。余雲岫雖然早已離開人世，但沒有擺脫被深入揭批的命運。而是被當作批評者舞文弄墨的靶子。這裡隨摘1975年中醫研究所理論學習小組的批判文章，可見一斑：“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的走狗余雲岫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充當消滅中醫的急先鋒。他打起所謂‘醫學革命’的旗號，販賣崇洋媚外、全盤西化的貨色。……徹底暴露出一副洋奴嘴臉。”參見中醫研究院理論學習小組編：《歷史上的儒法鬥爭對於我國醫藥發展的影響》，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第81頁。 這樣的人身攻擊在文革期間司空見慣，原本學術上的分歧被強行貼上政治鬥爭的標籤，這不僅是當事者的不幸，更是國家和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