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6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乘上从滦县出发开往满洲的火车。经过山海关进入了满洲，8月7日早晨到达锦州。在锦州，我们入住张学良的东北军所修筑的北大营的营房。因为北大营建设得跟日本国内的营房一样，我被分配到营房内的军官宿舍。这样，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从中国派遣军转为关东军。

　　锦州在“满洲事变” 之后暂时成为中国的东北政权的所在地，是辽西地区的中心城市。“治安”不错，很多日本侨民居住在这里。在这里跟日本国内一样，联队住进了同一所营房，可以在相邻的练兵场进行训练。训练计划很快就发下来了。因为是准备对苏作战，首先要突破国境阵地，所以进行了攻击碉堡的训练。作为中队长，我需要制定中队的训练计划，并且借助有关军事训练的参考书，向下级军官指示训练方针，让他们开始了完全跟日本国内的部队一样的训练。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每天以军号声为令，早晨六点起床，然后是点名、早饭、开始严格的每日训练，特别是重点进行军事演习。这跟在河北时担任的警备任务和进行的扫荡作战有很大的不同。想必士兵们也会感到很惊奇吧。生活一定是较为艰苦的，但是我这个中队长的耳朵里并没有听见什么不满和抱怨的声音。

　　这样的训练持续进行了一个多月就到了1943年9月末，关东军的参谋们要来视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演习。其中一个观摩演习科目就是以中队规模的兵力进攻碉堡，被联队和大队指定为供参谋们视察的就是我们第三中队。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中队平日的严格训练得到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好评吧。

　　演习在来自于关东军、师团、联队、大队的众多军官的注视下开始。在配属的机关枪的掩护下，我们第三中队全体向着假设的碉堡阵地匍匐前进。就像条令教给的那样，我们已经演练过多次了。但是一个关东军的参谋站在中队长的旁边声色俱厉地指责道：“中队长，你们在干什么哪？你们那样在地上爬行只不过是成为对方迫击炮和机关枪的目标罢了。”确实像那个参谋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没有消灭碉堡的有效手段，所以也没有有效地进攻碉堡的战术方法。由于不使用火力粉碎碉堡就不能前进，所以只能像条令所教给的那样匍匐前进接近碉堡，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个参谋也应该知道条令上的规定吧。如果是这样，就要给部队配属必要的火力装备。我心里暗自想道。

　　以白刃突击作为步兵的看家本领的日本陆军的火力装备是相当薄弱的。步兵的主要武器就是日俄战争以后制式化的三八式步枪(因为是明治三十八年，即1905年正式被陆军采用的)。三八式步枪因为是面向日本人研制的武器，所以重量轻，命中精度高，但口径只有6.5毫米，威力比较小。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作战的美军，以威力强大的自动步枪和机关枪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只要一支自动步枪扫射就能把冲锋突击的日本兵打倒了。如果是预定对苏作战，为了对抗苏军在碉堡里设置的机关枪，就必须给日军步兵配备逼近碉堡作战用的重兵器，但日军并没有那种近战用的重武器装备。日军所装备的火炮有：配备给联队的四一式山炮(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正式被陆军采用)，口径7.5厘米；配备给大队的口径3.7厘米的曲射步兵炮。但是所有这些火炮都不适合于用来攻击对方的碉堡，而且火炮的数量也相当少，连各国都作为步兵炮配备给步兵使用的迫击炮也没有。

　　关东军清楚地看到了新来的第二十七师团的对苏作战训练的质量，对观摩演习给予了“优秀”的评价，着实地让联队长和大队长都露了一回脸。但是，无论演习的成绩如何，以日军步兵的现有火力装备，真的能突破苏军的碉堡阵地吗？尽管由于诺门坎事件 而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日苏两军火力上的巨大差别，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陆军对于单单凭借步兵的白刃突击就能打破苏军碉堡阵地的作战能力，还是深信不疑。那个参谋和我都认为，让所有的士兵匍匐前进，并不容易接近苏军碉堡，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

　　 1943年的10月到11月，我作为学生被派到位于公主岭的军事训练学校学习联队炮中队长的业务。所谓公主岭学校，就是像日本国内那样把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集中在一起的关东军的训练学校(根据兵种的不同进行战术和战法的研究与教育的学校)，对步兵军官进行包含炮兵科目要素的联队炮中队长的短期教育。

　　一旦集中到公主岭，就发现同班学生中有很多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级生。因为学习时间的安排较为宽松，所以有空闲跟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级生交流。在公主岭市内为我们准备了军官宿舍。市内街里有很多日本餐厅，绝对不缺少同级生互相交流的场所。同级生中间有的人对公主岭一带的情况很熟悉，甚至远到新京(即吉林省长春市)、奉天(即辽宁省沈阳市)的也有。

　　在公主岭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四一式山炮的射击理论、中队的射击指挥实践为主。作为步兵的主力火炮而被使用的联队炮，众所周知，实际上是以日俄战争以后才被制式化的山炮为代表的陈旧火炮。我觉得，对于步兵来说，实际上最需要的不是这种老式的大炮，而是炮弹威力大的迫击炮和曲射炮。但就日军的实际情况而言，只不过是要继续使用这些老式大炮罢了。

　　不管怎么样，在公主岭学校的一个半月学习可以说是紧张军旅生活的喘息时间，是一个尽情享受的时期。尽管如此玩乐，当学习结束我回到联队后，小野联队长一边看着学校送来的文件(成绩单)，一边对我说：“呵，藤原的成绩是第一呀！”因为我与其说想当联队炮的中队长，还不如说是更愿意继续当步兵中队长，所以当六车中尉刚就任步兵炮中队长以后，我马上就向小野联队长提出，希望让我继续担任第三中队的中队长。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驻扎于锦州期间，在1943年10月到12月的那段时间里，1939年和1940年征集的士兵相继退伍，那些动不动就违反军纪的老兵都不在了，中队的士兵年轻化了，人数也减少了一半。第二年的1944年1月，1943年征集的新兵入伍了。我们第三中队任命干部候补生出身的村井正男少尉作为新任教官，开始了对新兵的入伍教育。我作为中队长负责与新兵教育相关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因此很想支援帮助村井教官。由于中队的定员不足，所以1944年2月从满洲的各部队转来的士兵补充到我们部队之后，使我们第三中队达到了战时定员。

　　在这一连串的动作后，对于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被派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还是众说纷纭。可是，各个部队仍按照计划继续进行着对苏作战的训练。特别是这个冬天还要进行耐寒冷训练和滑雪训练。另外，1944年1月还要到兴安岭北部的中苏国境附近地区，参加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进行的干部演习。留在我记忆中的只剩下在那种寒冷下连小便都可能会被冻住的痛切的体验。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驻扎在锦州的时间是从1943年8月到1944年3月共有8个月。在这期间，世界形势也好，日本战局也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在华北时期从早到晚地进行扫荡作战不同，在锦州期间，每天都有报纸送来，也有收音机。而且军官们也可以了解到通信队所监听到的德里广播电台和旧金山广播电台的有关战局的报道，因此得以详细地了解各个战场的战况。在欧洲战场，意大利已经于1943年9月投降，苏军则在欧洲东部战线节节推进；在太平洋战场，由于美军在1943年11月的进攻，守卫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和塔拉瓦两个岛屿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接着马绍尔群岛的夸塞林岛和卢奥托岛先后丢失。1944年2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最大的基地——特鲁克岛，因为美国空军的轰炸而完全不能再继续使用。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战况对于日本相当地不利。在关东军的各部队里，关于将要抽调关东军的部分兵力到南方的太平洋战场的传闻也不胫而走。守卫在太平洋战场各个孤立岛屿的日军守备队在美军的蛙跳式的逐岛进攻、登陆作战的战术打击下，除了全军覆没以外别无出路。像这样被送到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军的命运，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会被送往太平洋战场吗？每个人都怀有这样不安的心情。但是我觉得，部队可能会被送往太平洋战场的现实情况，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耐寒训练和攻击碉堡训练相比，似乎是矛盾的。

　　 1944年2月，东条英机首相兼陆军大臣取代了原参谋总长杉山元帅兼任陆军参谋总长，海军也发表了由岛田海军大臣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命令，这是为了应付非常事态而力图实现军令、军政一体化的非常体制。但是这样的政治变动与恶化的战况互相作用，也引发了对于东条独裁的批判和不满的声音，就是在我们基层的部队里也能感觉到那样的批判和不满。

受命参加一号作战
　　 1944年2月，接受了从在满洲的关东军各部队转而隶属于第二十七师团的官兵、并达到了战时定员以后，关于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被动员参加下一次大规模作战的传言也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意味。从那时起，联队长和师团的参谋们一边说这是军事机密，一边又有意无意地透露说，师团的去向不是南方的太平洋战场，而是中国内陆，也就是将要参加后来被称之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由于美国海军潜水艇日趋活跃的活动，航行于中国东海的日方船只受到的损失越来越多，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联络也更加危险。为了应付这样的紧急事态，把从釜山经过朝鲜、满洲，纵贯中国大陆，再经由法属印度支那(即现在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陆上通道连接起来，就是被称之为“纵贯中国大陆作战”或“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为此，在中国大陆就要进行打通从华北到武汉的京汉线，然后进一步打通从武汉通向法属印度支那的粤汉线和湘桂线的庞大的作战计划。

　　后来我们才知道，早在1943年晚秋之际，日军大本营已经开始讨论上述庞大的“一号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5日，以江西省的遂川为基地的美国空军的B-25轰炸机轰炸了位于台湾新竹的日军空军基地一事，给大本营以极大的冲击。大本营担心，如果美国空军把正在研制中的B-29轰炸机用于实战，从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就能够空袭日本本土。这件事因此而成为纵贯中国大陆，消灭美国空军基地的作战构想的契机。另外，航行于中国东海的日方船只受到的损失与日俱增也是原因之一。1943年10月，再一次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强烈地认为，为了在太平洋战场压制美军，提高日军士气，日本陆军必须在中国战场进行更加积极主动的作战。就这样，“纵贯中国大陆作战”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

　　中国派遣军在1942年进攻中国南方地区的作战获得成功之后，又因为受命开始准备进攻四川的作战(即通过五号作战进行的准备)而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但由于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1942年的秋天，大本营不得不沮丧地下令停止五号作战。进入1943年，南方战场形势紧迫，从中国派遣军抽调主力部队十个师团的命令也被预先通告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将要进行大规模作战，所以日军的官兵们感到欢喜雀跃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太平洋战场的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考虑到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是适宜的吗？诸如此类的批判声音也日见高涨，作战目的也因此而三番五次地改变。最后，作战目标集中到消灭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基地这一点上。从关东军向中国派遣军抽调的兵力也缩小到只剩下一个师团，就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其他兵力将在中国派遣军内部抽调。1944年1月24日，“一号作战”的命令得到了御前会议的批准。

　　这一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首先，1944年4月前后，北中国方面军的第十二军的四个师团渡过黄河，进攻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所属的部队，确保从黄河以南到汉口的京汉铁路的通行安全。然后，当年的6月前后，第十一军的八个师团从武汉以南地区开始行动，向南方地区展开进攻。8月前后，第二十三军的两个师团从广东地区向西开始作战，进攻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和第六战区的军队，确保湘桂线、粤汉线铁路的运行安全。这是一个庞大的作战构想。但是，有关以上这些作战计划的详细资料都是战后才第一次看到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是一个“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

　　 1944年3月15日，大本营下达了让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参加“一号作战”的命令。那是我们开始动员的第一天，兵营一下子忙乱起来。兵器、弹药的补充，设施、资材的整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都在急急忙忙地进行着。同时，战时任命也依次下达，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的中队长。那时，我们中队的官兵人数达到了战时定员的199人。中队士兵的构成有分别于1941年、1942年、1943年征集的现役士兵150人，剩下的有从关东军转来的和预备役士兵，相对而言，从关东军转来的士兵作战素质更好一些。但我们中队的干部还是不足，中队副是干部候补生出身的村井少尉，另外有三宅、野村两名准尉和久保见习士官。中队干部的任命如下：第一小队长村井少尉，第二小队长久保见习士官，第三小队长三宅准尉，指挥班长是我最信赖的野村准尉。各小队定员均为60人，指挥班包括担任人事、兵器、给养等辅助事务的下士官和传令兵约20人。

　　我注意到，由于转移到满洲以后的大约半年时间的训练，士兵的作战素质和体力都有相当的提高，因此中队的总体素质也还算令人满意。但是，1943年征集的新兵们连第一阶段的教育都还没有完成，因此与现役士兵相比还有一部分人体力较差，另外从关东军转来的补充兵中的某些人的体力较差。只能以这样的队伍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了，责任和任务的重大使我感到心情紧张。为了尽可能地了解全体部下的情况，我集合全中队，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就“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作战计划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说明。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怎样让部下能听懂我的说明，只是尽量让他们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另外，预备役的军官和下士官，以及1941年征集的三年兵等，在这个时候也就很难退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