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3月末，结束了在永清县镇压红枪会的作战后，我们回到了中队。

　　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移驻滦县后，我们第三中队也驻扎在滦县并归联队直接管辖，担负着向任何作战方向出动支援的预备队的角色。1943年4月27日，我被任命为中队长。联队长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任命仪式。所谓任命仪式就是为了使队长的任职更为严肃庄重而举行的仪式，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全都身穿军礼服排列整齐，联队长在队列前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任命中队长，作为部下的中队全体官兵必须服从中队长，然后中队全体官兵在新任中队长面前举行分列式。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了部队的指挥官。中队长以上的队长职务因为是正式任职，所以官方文件上也要记载。联队里除联队长以外的其他军官都是由联队任命的联队副，联队长从那些军官中选择任命中队副。中队军官和下士官都是中队任命的中队副，在出动作战之际，根据中队长的命令组成小队长以下的编队。因此，任命和担任中队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时，我们中队在册官兵有近两百人。1939年征召的士兵已经是最早的老兵了，加上1940年、1941年征召的士兵，共有三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而1942年征召的士兵已经于2月1日到达滦县，正在集中教育之中，预定在新兵教育结束后配属于各中队。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中队里将有四个年次征召的士兵。这些士兵的出生地都是崎玉县、山梨县、千叶县、东京都等地所属的第一师管区。特别是1940年以后征召的士兵，大部分来自于千叶县，渔民和赌徒出身的很多，被认为是性情粗放而且战斗力很强的人。下士官们则大多是冈山县、鸟取县、广岛县等本州岛中部地区出生的人。

　　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创立于1938年3月。1901年，日军创立了中国(当时还是清朝)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属北京步兵队和天津步兵队，由日本国内的部队轮流交替驻扎。1936年4月，中国驻屯军的实力得到增强，全部兵力有一个步兵旅团(下属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一个炮兵联队，骑兵、工兵各一个大队，以及战车队，成为长期侵占中国的部队。而驻扎于北京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就是侵华的1937年“卢沟桥事件”的当事者。1938年3月，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改编为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第二两个联队抽出部分兵力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也就是说，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抽调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一大队，中国驻屯步兵第二联队的第二大队编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二大队，从另外两个联队抽调的部队编成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第三大队和联队直属队。我们第三中队因为属于第一大队，所以从作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征兵区的本州岛中部地方出生的下士官比较多。

　　 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军步兵团为基干编成了三单位的第二十七师团。所谓三单位师团(下属三个联队和一个步兵团)是与原来的四单位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四个联队组成)相对而言的。第二十七师团除步兵团之外，还辖有山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联队，以及搜索队、通信队、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其中的搜索队在1943年6月部队改编时解散。各步兵联队都有骑兵小队。第一大队的队长先是山田少佐，后是山下曦佑少佐，从1942年以后就再没有变化过。山下大队长没有山田大队长那样强烈的个性，其存在也不那么引人注目。我们中队的干部，自野村、三宅两名准尉以下的众人都是熟面孔，所以能够安心地跟熟人共事比什么都好。

　　就任第三中队的中队长之后的1943年5月1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接到了近期内转移到满洲(中国的东北地区)境内的命令。我们将从应付游击战转向准备真正的对苏联作战。而直到部队移动之前，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一直在冀东地区继续进行着“治安肃正”作战。

　　在转移到满洲之前，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木下中队的全军覆灭。第十二中队的队长木下五郎，是在我之前的联队旗手，他是从干部候补生到特别志愿军官最后转为现役军官的。第十二中队驻扎在卢龙县。1943年6月7日，木下中队长在结束新兵集中教育后，为了对分配到本中队的新兵进行严格训练，计划在本中队所警备的区域内搞一次行军。木下中队长亲自率领包括助教、助手和新兵在内的约五十人为本队，另外还有一个护卫兼警戒的分队。但是，这一行军计划被八路军侦察到了。八路军在木下中队行军途中的一个叫做后官地的村子设下了伏击圈，先让日军老兵组成的自行车队通过，然后等跟在后面、以新兵为主的日军本队来到村子前50米的近距离时，从三个方向一齐开枪射击。刹那间，毫无防备的木下中队自中队长以下的五十来人就被全部击毙了。接到紧急报告的我们第三中队立即乘坐卡车前往现场支援，傍晚前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连对手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村子前的壕沟边上杂陈着日军的尸体，他们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夺走。日军没有任何开枪还击的迹象，完全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

　　紧接在浅叶分队之后又看到了木下中队被全歼的现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八路军由于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拥护，所以拥有强大的抗日战斗力，从本质上说，日本军队是不可能战胜他们的。

　　我直接目睹了浅叶分队和木下中队的全军覆没，但实际上，在八路军的游击区，日军小分队被全歼的事例多得很。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军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无论是浅叶小队，还是木下中队，都只留下了日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武器装备都被拿走了。这就说明，八路军与日本军队或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夺取对手的武器来装备自己。

　　原来，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很差，至今为止在冀中地区与日军作战的冀中军区的部队和回民支队都只有命中精度很低的各种步枪，以及偶尔从日军手里缴获的1936年式机关枪。八路军的捷克制轻机枪对我们日军的威胁倒是挺大，但也不多见。手榴弹也是八路军自己制造的居多，那是在铸铁里面装上炸药，爆炸时弹片纷飞，用来造成杀伤。不仅铸铁，很多情况下连石头也用来制造手榴弹或地雷。因此，八路军在作战中非常积极地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

　　与此相对应，日本军队也尽量不把武器交给八路军，同时以尽量收缴对方的武器作为重点。日军在清点战果的时候，比起清点对手的尸体数量来，更重要的是清点缴获武器的数量。因此，各部队都把收缴的武器保存起来，在自己一方损失比较大的战斗后，用于增加战斗报告的“水分”。这就使得日军与八路军的战斗呈现出武器争夺战的态势。

　　至今为止，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我倒不觉得对方的火力有多可怕。除了近距离狙击或者因为进入了伏击圈而遭到的集中火力射击之外，也不能说有特别大的威胁。跟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时的作战对手——新编成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但是，八路军擅长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让日军感到十分苦恼。不管在冀东地区怎样加强警备，也不管怎样推进无人区，进行“三光作战”等非人道的战斗行动，要确保“治安”都是不可能的，日军的小股部队屡次被八路军全歼，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队的军容风纪
　　木下中队被全歼之后的1943年6月17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正式接到向满洲开拔的命令，改编师团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为对苏作战而进行了“甲级编成”。废除了步兵团的编制，各联队直属于师团。另外，从联队的步兵炮大队中分出独立的速射炮中队，从大队的机关枪中队分出独立的炮兵小队，这样改编的目的是试图加强对步兵的支援火力。

　　为了部队的改编和向满洲的移动，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把冀东地区的警备任务移交给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各部队以大队为单位分别集结。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此后的两个月，是我们集结训练的时间。可以用来纠正因为长期以来的分散驻扎和永无宁日的扫荡作战而导致的军容风纪涣散的问题，使我们重新回到现役部队那样的严明纪律。部队的配置部属最为分散时，甚至达到只是以下士官为队长的大约十人左右的小分队的程度，这样一来，军容风纪的维持就变得相当困难了。在河间县的联队本部与景和镇的中队驻地，起床、吃饭、点名、熄灯都是用军号来指挥的，每天都尽可能地进行严格的训练，但在小分队的驻扎地就很难做到。因为一般的小分队都没有军号手，为了不分昼夜地警备，每天也无法坚持严格的训练。而且跟居民的接触更经常和频繁，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违反军纪的现象。特别是作为军队特有的问题，下级对上级军官的暴力犯罪非常多。

　　违反军纪者，特别是使用暴力针对上级军官的犯罪，很多都是因为喝酒过量造成的。一旦战争长期化和驻扎时间拖长，士兵们对何时能回国的期望越来越淡漠。我到达景和镇是1941年的秋天，那时从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创立就加入，并参加了武汉会战的1937年度征集的士兵们刚回国。联队里最老的士兵是1938年征集的，另外是1939年、1940年征集的士兵，到1941年12月当年征集入伍的新兵入队为止，一共是四个年度征集的现役士兵在联队里。有不少比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和下士官资格更老的士兵，因此上级军官也没有什么权威，加之看不见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日军经常被八路军全歼而引起的生命难保的不安，自暴自弃的士兵非常多，成为军纪败坏的原因。

　　我出任中队长的时候，知道在中队的花名册里甚至还有正在监狱服刑的士兵的名字。他是一个因为在前任中队长时代向中队长办公室扔手榴弹，被以“使用武器威胁上级军官”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位于沈阳(奉天)的方面军监狱服刑的士兵。据负责人事的军官介绍，那个人在入伍之前就是赌徒出身。后来我去公主岭出差，在回部队的途中顺便去了沈阳，到方面军的监狱跟他见了一面。虽然对方面军监狱的严厉管辖感到吃惊，但流下了眼泪的他似乎还相当的满意。作为相对而言还比较能严守军纪的现役部队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竟然也曾发生这种对上级军官的暴力犯罪。

　　 1943年12月，在驻扎于河北省馆陶县的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步兵团第四十二大队第五中队，发生了使用武器威胁上级军官的大规模暴行。因为收到转而隶属其他部队的命令而感觉愤怒的几名士兵，使用暴力攻击了试图追赶违纪士兵的中队长和其他中队军官。北中国方面军非常重视这一事件，将其内容通报全军，与此同时，发出了重新整顿军纪的训令。我很快就看到了上述通报和训令。《战史丛书·北中国的“治安”战(2)》中以《北中国方面军的道义反省》为题的章节提出了馆陶事件。在详细记述事件经过的同时，也登载了陆军省、方面军就军人、军属犯罪违法行为提出对策的通报，当时我也看到了下发的这些文件。

　　由于分散的部属配置而形成了小规模的小队或分队，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小队长和下士官志愿者出身的分队长，就会面对入伍年次跟自己一样或比自己还要早的老兵，就很容易发生不能彻底地严肃军容风纪的情况。另外，因为现役军人一旦成为三年兵、四年兵，就没有被开除出现役的可能了，所以部队里自暴自弃者有之，破罐子破摔者也不少，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整个部队，军容风纪败坏的现象随处可见。部队的集结训练正是克服军纪涣散问题的好机会。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转而隶属于关东军，要进行针对苏军的作战训练，作为北中国方面军不能不予以认真的考虑。但是完全不能因此而以为在中国战线上跟永无休止的游击队的战斗就可以结束了。太平洋战场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对我方不利的态势。因此，以苏联为敌我方真的就能占据上风吗？虽然我们仅仅是从报纸上得到有关战局的情报，但是也能看出在欧洲战场上德军的形势实在是不容乐观。在各个战场形势都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准备开始对苏战争是正确的选择吗？我心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疑问。

　　在这两三个月期间，我一直专心致志于中队长的职责。因为部队好不容易才集结起来，我可以认识所有部下的名字和样子，但遗憾的是，在联队和大队以及其他单位执行勤务的士兵很多，我不能按照中队的定员名额把全部下属集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