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地區的“治安”狀況日益惡化。由於八路軍李運昌支隊的活動非常活躍，日軍的損失不斷增加。日軍的北中國方面軍總部因此擬定了冀東一號作戰計劃，圖謀消滅八路軍。但取得作戰成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地區是綿亙着萬里長城的山嶽地帶，八路軍在日軍警備的“滿洲國”的熱河省和冀東地區之間自由往來，縱橫馳騁。北中國方面軍為此而準備在長城沿線製造無人區，這就是以“三光作戰”而臭名昭著的無人地帶化政策。但是，這樣的政策決定性地招致了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抗，結果使這一地區的“治安”狀況反而更加惡化了。

　　 1942年9月，為了實行冀東一號作戰的後期作戰，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把在冀中地區的警備任務移交給第一百一十師團，聯隊全部移駐冀東。9月15日，聯隊本部從最初進駐的灤縣移駐沙河站。

　　從1942年9月的中旬開始，我在繼續擔任聯隊旗手的同時，又被任命為將聯隊全體下士官候補人員集中起來組成的教育隊的教官。1941年所徵集的新兵中的下士官候補人員經過一個時期的新兵教育之後，由各中隊選拔，從1942年11月開始被派遣到位於保定的、北中國方面軍設立的下士官候補人員學校(通稱教導學校，也就是方面軍的教導隊)學習。在被派遣到保定的下士官候補人員學校之前，還要把他們集中到聯隊本部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先期教育。從聯隊的各中隊一共集合起來六十多名下士官候補人員，加上也是從各中隊選拔出來作為助教的下士官數人，以及作為助手的上等兵十來人，就組成了教育隊，我就是被任命為這樣一個教育隊的教官。這個教育隊成立後的1942年10月1日，我被晉升為中尉，當時我還只有20歲。而作為我的弟子們的新兵、下士官候補人員幾乎都已經21歲了，至於助教和助手們的年齡，比我就更大了。

　　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這個教育隊出於警備方面的需要而配置在開灤煤礦地區的重要都市開平，也就是說，我既是教育隊的教官，同時又是開平市的警備隊長。雖然只不過是一支以新兵為主體而組成的教育隊，但在外人看來卻是一支足足一百來人的武裝力量，而且由於教育隊連日來一直進行着大量的訓練，所以表面上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支精銳的作戰部隊。在開平駐紮期間，我們這個教育隊幾乎沒有遭到過八路軍的襲擊或進攻，也沒有什麼“治安”上的重大問題。

　　對於下士官候補人員的教育，我可是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熱心，並制定了周密的教學計劃。為了使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下士官候補人員到北中國方面軍的保定下士官候補人員學校以後不比其他任何部隊的任何人遜色，我對自己的學員進行了嚴格的訓練。後來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中，我們聯隊所屬各中隊裡成為部隊戰鬥力中心的，都是這一時期接受教育和訓練的下士官候補人員。

　　因為這些下士官候補人員都是各中隊從新兵中選拔出來的，所以無論是在體力上，還是在知識上都達到了一定的水準。以前的下士官候補人員中，年滿18歲、志願參軍的貧農子弟很多，各中隊裡年長的准士官、下士官的人員構成也大抵如此。可是，由於戰爭長期化的影響，通過普通徵兵渠道入伍的志願兵日益增多。戰爭延長以後，現役士兵也不能在服役兩年以後回家了，而且陸軍多次徵召預備役軍人服現役。很多人考慮到這樣的狀況，覺得反正是長期的軍隊生活，那就不如想辦法向上升遷，於是以下士官作為個人發展的志願目標的士兵也越來越多，因此下士官候補人員的質量較高，可以說，只要給予他們嚴格的教育，就一定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成果。

　　日軍非常重視對下士官的教育。北中國方面軍在保定設立了像日本國內軍官教導學校(對下士官候補人員進行教育的學校)那樣的下士官候補人員教導隊。各聯隊在向保定輸送下士官候補人員之前，為了對下士官候補人員進行獨立的教育，也在各自的聯隊本部設立了下士官候補人員教育隊。如果在教育方面多花些時間，並在進行考試之後再任用為下士官，應該是能夠取得相當的成果的。

　　因為生病，我上一次沒有當上新兵教官，所以對於我來說，這一次對下士官候補人員進行教育，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施教機會。僅僅從這一點出發，我也希望能儘量為這一次對下士官候補人員進行的教育付出自己相當的熱心和努力。不過，恐怕因為我的認真也讓助教、助手以及下士官候補人員都吃了不少的苦頭吧。但是由於取得了出色的教育成果，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派遣人員後來受到了保定教導隊教官的稱讚。而我因為熱衷於教育而從不外出，所以到現在幾乎回憶不出開平街道的樣子。但是對於我來說，從施教中得到了許多人生的體驗。

　　這一次聯隊的集中教育結束之後，我於1942年10月上旬帶領我的學員們到方面軍的教導隊報到。在歸隊途中我到北京玩了一趟。遇到了一位同樣帶領自己聯隊的學員們到方面軍的教導隊報到的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他所服役的那個聯隊原來的聯隊長，後來擔任了方面軍的高級副官。那位高級副官為我們提供了配備有司機兼導遊的汽車，白天，我們游遍了北京的名勝古蹟，寄情山水，樂而忘返。夜裡，則盡情地出沒於燈紅酒綠的高級餐廳。

　　就在我悠閒自在的觀光旅遊之際，1942年10月7日，美國空軍的B-25轟炸機轟炸了開灤煤礦地區。雖然開灤煤礦的設施沒有遭到嚴重的毀壞，唐山、開平的市區、民居也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這一事件意味着在中國戰區的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的開始，從而成為對日本方面形成了相當大衝擊的一個事件。

　　我回到開平後，結束了教育隊的工作，又回到了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本部。聯隊本部剛從灤縣轉移到沙河站。在這裡小野聯隊長舉行了與季節和慣例不相符合的軍旗典禮，其實正式的軍旗拜受紀念儀式並不是在秋天，而應該是在每年的4月7日。但是因為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下屬的各部隊的配置過於分散，所以小野聯隊長感到有必要藉助軍旗典禮來鞏固部隊的團結。軍旗拜受紀念儀式在讓官兵們回想起部隊的歷史和傳統的同時，可能也有讓士兵們在娛樂的層面上感覺輕鬆的意圖吧。可是對我來說，要一動不動地手持軍旗參加典禮到結束，就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什麼愉快的事了。

　　無論是駐紮在滄縣的時候，還是駐紮在沙河站的時候，我都曾多次為了完成作為旗手分內工作之一的收發機密文件而到駐於天津的師團司令部出差。因為文件收發的責任是形式上的，所以每次出差都成為我緊張的軍旅生活的喘息兼購物的好機會。我主要還是去書店，購買哲學的、時事的、歷史的書籍。只要看一看我的藏書，或許多少可以得出藏書的主人嗜書如命、博覽群書的評價。但是，當部隊轉移時，大量的藏書就成為了我的沉重負擔。只好把不要的書扔掉，把想留下的書送到留守處。不過這種取捨也沒個準譜，所以高山岩男、細川嘉六等人的著作至今仍然保留在我的藏書中，就是上面說的那個原因。

　　駐紮在沙河站的那個時候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回憶，就是我正好碰上了淺葉小隊全軍覆滅的嚴重事件。1942年12月18日，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得到在遷安縣東部發現八路軍的情報，於是第二大隊的主力立即從羅家屯出動，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隊以淺葉滋為隊長率領的小隊是從建昌營出發的。當第二大隊聽到從北方傳來激烈的槍炮聲後，不久即得到了淺葉小隊情況不明的報告。第二大隊主力立刻編成救援隊向北方急速行軍，我也作為臨時編成的救援隊的小隊長參加了救援行動。當我們到達建昌營西南方的義新莊附近時，發現了淺葉小隊36人以及配屬的機關槍三枝(分隊長的名字)分隊12人的屍體橫陳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灘上。由於冬天的嚴寒，所有的屍體都變成了疹人的黑色並浮腫起來，呈現出悽慘的樣子，武器和裝備也全部被奪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肅立，寂靜無聲，我們連八路軍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八路軍在全殲淺葉小隊後，早在日軍救援隊趕到之前就已經越過長城撤退到熱河省那邊去了。八路軍巧妙嫻熟地運用其得心應手的伏擊戰法，將淺葉小隊一個不剩地全部消滅。像這樣表明八路軍的戰術成功，日軍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東地區特別多，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也經常有小部隊被八路軍全殲的事例發生。這是因為八路軍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在情報戰方面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的結果。這也是一件讓日軍痛感無法掌握中國民眾之心的事。

　　淺葉小隊被全殲後，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本部很快就來到建昌營，指揮所屬部隊在長城兩側進行掃蕩作戰。看來，這也是根據北中國方面軍的指示所進行的製造無人區的作戰。也就是說，在長城兩側製造無人區，切斷八路軍翻越長城對日軍進攻的路線。

　　冀東地區的警備部隊長官是步兵團長鈴木啟久少將(後來晉升為中將，戰後作為戰犯被審判)在《戰史叢書》中有如下的回憶：“(1942年)8月下旬，方面軍為了把八路軍控制的地區與現政權 [ 註：系日軍扶植的當地偽政權。 ] 控制的地區徹底地隔絕開來，在地圖上劃出了切斷線，其實這樣做完全無視當地的實際情況。當地的日軍警備部隊根據方面軍的指示挖掘了連續的壕溝，構築了無數能夠以火力控制壕溝的碉堡，竭盡全力切斷八路軍的活動和物資的流通。為了構築這些工事，徵發了超過60萬的勞工，使當地農作物的生產和收穫受到不少的損害。日軍的殘暴行徑正好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的好材料，結果年輕人不斷從勞工隊和日軍控制區逃亡。北中國方面軍命令把作為八路軍根據地的長城沿線地區變成無人區，日軍警備部隊於是使用武力強迫當地居民背井離鄉，這一作法就是特別招致當地居民怨恨的‘三光政策’(燒光、搶光、殺光)，同時也是八路軍的宣傳所極力揭露的日軍的殘暴行為。”(《戰史叢書·北中國的治安作戰(2)》，第234頁)

　　我沒有直接進行“三光作戰”的經驗，救援淺葉小隊以後，我從未見到過當地的居民，也許就是因為當地已經被日軍變成了無人區吧。在這裡，我們迎來了1943年的新年。1月下旬，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本部回到了沙河鎮。之後，小野聯隊長還要舉行軍旗典禮。從舉行前一次軍旗典禮到1943年的1月還不到半年，我覺得聯隊長可能是那種特別喜歡舉行典禮的人吧。結果，在非常短暫的旗手生涯中，我就經歷了兩次軍旗典禮，一動不動地手持軍旗長時間地站立在那裡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的。除了那種痛苦的記憶之外，我幾乎回憶不起那兩次軍旗典禮的其他細節了。

　　聯隊本部事務的總管理者是聯隊副官，我擔任聯隊旗手期間的聯隊副官開始時是井上大尉，從1942年的年末起是市川定一大尉。市川定一大尉是基於這樣一種制度，即讓下士官中間的志願者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一年以後，再任命為現役軍官的制度，而成為少尉候補者的。在武漢會戰期間，他作為聯隊的機關槍中隊的隊長參加了作戰，是一個有經驗的、溫和忠厚的人。聯隊本部的具體事務有專職的秘書下士官一手處理，此外還有各中隊派出的勤務兵、衛兵輪流值班。

　　作為中隊這一級的部隊感到煩惱的是，聯隊本部和大隊本部以各種各樣的理由額外增加的勤務兵徵用。儘管在我們第三中隊的花名冊上有二百來人的員額，但被徵用到聯隊本部和大隊本部當勤務兵的就有五十多人，因此中隊實際上能夠使用的兵力就減少了。我在第三中隊時，也對大量、頻繁地從下級部隊徵用勤務兵感到不滿，但是當我到了聯隊本部以後，就變得也能夠接受大量徵用勤務兵的理由了。

　　在聯隊本部擔任勤務的下士官和士兵們往往被要求從事與部隊事務毫無關係的雜務和小僕人幹的雜事。這就使得他們無法遵守軍人的規章和紀律，從而很容易發生軍容風紀方面的問題。

作為聯隊旗手的日日夜夜
　　在沙河站的聯隊本部任職期間，我多次跟隨小野聯隊長前往位於天津的師團司令部和設在灤縣的步兵團司令部。多次按照聯隊長的吩咐，為他在國內的家人購買各種商品，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讓人感到麻煩和討厭的。使我因此而產生了好像缺少軍人那樣的潔身自好的感覺。

　　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本部任職的時候，我也經常出入灤縣和沙河鎮的餐廳、飯館。雖說是餐廳、飯館，但是那裡也有被迫把在夜裡招待客人作為本職工作的女性。我並不是輕蔑那些女性，也不認為她們是骯髒的，更沒有什麼努力地自我禁慾的想法，也許是我得了臆病吧，直到戰爭結束，我沒有接觸過任何女性。

　　我還記得，在那個時候，就在這樣的餐廳或飯館裡，我常常一邊喝着酒，一邊跟幾個軍官談論諸如戰爭的將來、日軍與中國人的關係等嚴肅的話題。談話的對方總是特別志願軍官(就是幹部候補生出身的預備役軍官，志願被編入現役，沒有被解除召集的現役軍官)的小澤清一少尉(後來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鬥中，是與我們中隊相鄰的第四中隊的隊長)、高杉良雄少尉(作為第七中隊的隊長，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鬥中戰死)，以及尾崎軍醫(此人是東京大學醫學部的教員，戰後我考入東京大學，作為學生與作為教員的他再一次相見)等人。通過這樣的談話，使我了解到除了自己以外，部隊裡還有其他也對戰爭抱有懷疑的軍官。儘管是志願加入這樣一支不知何時能回國的現役部隊的候補幹部，也產生了對這場戰爭的不滿和不安。而軍官們的這種心理狀況，恰恰反映了處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的實際情況。

　　在聯隊旗手的工作中占有相當比重和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的是《陣中日誌》和《戰鬥詳報》的記述。雖然記述《陣中日誌》和《戰鬥詳報》是聯隊副官的職責，但是在很多聯隊裡都是旗手或秘書來記述的。而記述內容則是軍隊的規則所決定的。《陣中日誌》由中隊級以上的部隊負責記述，以便作為將來寫作戰史的資料，記載各部隊或各人的經歷、遇到的各種情況、所看見的諸多事情等。《戰鬥詳報》是戰鬥結束後各級指揮官做的文字報告，內容包括戰鬥前敵我形勢的概要，各階段戰鬥的經過，有關部隊的行動，敵我交戰的兵力，對方部隊的番號、編制、裝備、戰術、指揮官的姓名，以及戰鬥結束後敵我形勢的概要等，所記述的內容都是被條令所明確規定的。另外，與《戰鬥詳報》有所區別的還有《戰鬥要報》。這是根據作戰指令，在某一階段的戰鬥結束後，或者當天的戰鬥還沒有完全結束，但太陽落山以後，立刻向各部隊指揮官提出的報告。主要內容有當前的戰鬥經過概要，敵我的形勢，對方情況的判斷以及自己對下一步作戰的計劃，敵我損失情況的概要，彈藥和燃料的消耗數量和剩餘數量等。如果說，中隊在駐紮或掃蕩作戰期間還能夠做成和提出《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的話，那麼一旦參加長期的大規模作戰，就完全沒有時間這樣做了。《陣中日誌》也差不多沒有時間記述了。可是，在聯隊本部，對於上述各種文件我都要認真地記述，並且也把有關《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以及《陣中日誌》的記述事務看作是自己的本職工作。

　　但是，中隊或大隊上報的《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中的內容，通常都被認為只不過是認真做成的作文而已。特別是在日軍方面損失較大的情況下，《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的記載往往有擴大戰果的傾向。如果日軍官兵死傷嚴重，《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就會擴大對方死傷的人數和繳獲武器的數量。為了應付上級的檢查核實，各中隊都會在平時儲備一定數量的武器。

　　我的上司小野聯隊長原來是陸軍省恩賞課的課長，為了做成有利於恩賞功績的資料，要求《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一定要記載得詳細而繁瑣。而我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我所記述的《戰鬥詳報》和《戰鬥要報》裡，總是儘量排除“作戰武勇”、“戰果卓著”之類的字眼，努力記述客觀的情況。

　　 1943年的2月初，聯隊旗手一職由陸軍士官學校第56期畢業的村上勛少尉擔任。我被任命為第三中隊的副隊長。由於第三中隊的山崎中隊長很快就要被解除服現役的召集命令，所以中隊副的任命實際上是為準備讓我出任下一任中隊長而做出的人事安排。隨着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本部轉移到灤縣，第三中隊也移駐到了灤縣的兵營。2月中旬，我作為小隊長率隊向灤河下游的樂亭方向行動，在行動中經常使用船隻，但是沒有遭遇任何戰鬥。

　　 1943年2月19日到23日，我參加了北中國方面軍在長辛店舉辦的中隊長教育班，接受對中隊長們的教育。我記得教育的內容有關於對八路軍進行情報戰的參謀講義，有介紹如何整頓軍容風紀的中隊長經驗的高級副官訓話。這個教育班的開設以及教育內容的安排說明方面軍終於認識到，八路軍絕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對手，因此有必要對軍容風紀的混亂進行反省和整頓。方面軍在對共產黨的認識發生變化的同時，也發覺對八路軍的作戰不能僅僅憑藉武力，在道義上也需要取得勝利。這個在長辛店舉辦的中隊長教育班上，集中了很多在同一個方面軍的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我聽到了很多關於這個人、那個人的傳聞，已經陣亡的同學的數量之多，令我感到意外。比如在我們聯隊的石田同學，已經在任丘附近的掃蕩作戰中戰死。這恐怕是因為，即使是小規模的戰鬥，由於小隊長總是要站在前面，所以陣亡的比率也會很高。

　　 1943年3月下旬，在相鄰的中國駐屯步兵第二聯隊負責警備的永清縣，發生了以往與日軍合作的紅槍會進行的暴動，以及第二聯隊見習士官以下的士兵死傷的事件。紅槍會是一種宗教性的秘密社團，也帶有很強的民眾自衛組織的色彩。紅槍會在抵抗偽政權實行的武裝鎮壓的時候，與日軍發生了衝突。我們第二十七師團認為，紅槍會有與八路軍接近的跡象，企圖給予堅決的討伐，遂下達了派遣第三聯隊為增援部隊的命令。我也被委派為這個增援部隊的混成中隊長。可是，我們增援部隊於3月25日到達當地後，紅槍會的主力已經投降，我們並沒有進入真正的戰鬥。

　　永清縣一帶是因為華北大水災的禍害而變得貧瘠凋敝的地區。我們解除了紅槍會的武裝後，遇到了一群在河流的大堤上避難的村民。其中有一個骨瘦如柴的母親，她懷裡抱着一個皮包骨頭的孩子，孩子的嘴裡吸着草棍，來代替母親的乳頭。這一場景給我的心靈以強烈的衝擊。我們一直被告之，日軍是為了亞洲的解放，為了愛護中國民眾而戰鬥的，但為什麼反而使貧苦的農民們陷於饑寒交迫之中呢？難道掃蕩這些貧苦的農民就是皇軍展現出來的形象嗎？這樣的疑問開始浮現在我的心裡。我感到所謂的“聖戰”與鎮壓民眾的實際情況之間相距甚遠，又親眼看見饑寒交迫的母子的樣子，這樣的現實給我非常深刻的感受，使我強烈地感受到日軍燒毀村莊、製造無人區的行動，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我所抱有的對中國戰爭的疑問帶來決定性轉折的，是在永清縣鎮壓紅槍會的作戰。在冀東進行的“三光作戰”還在持續着，而在這裡又親眼目睹饑寒交迫的農民，使我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