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往中國赴任到與八路軍作戰，我沒有得到過任何關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農民現存狀態的知識。從一開始，我對於在陸軍士官學校所教給我的那些軍國主義的東西，即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就是“要嚴懲不屈從於天皇神威的中國”等陳詞濫調，一直都是原封不動地接受和相信的。因此，對於侵華戰爭“是讓中國民眾得以沐浴天皇之仁厚恩慈”的說教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當我到達中國戰場後，立刻體驗到的卻是日軍隨便燒毀村莊、任意屠殺農民的嚴酷現實。我開始慢慢地感覺到，這一嚴酷現實跟那些日軍所宣揚的什麼“民眾愛護”、“天皇仁慈”之類的美麗謊言不僅風馬牛不相及，而且簡直是太可笑了。在跟那些被稱讚為“勇猛的指揮官”的上級軍官近距離地直接接觸以後，這樣的疑問就更多了。
　　我到小隊駐地赴任以後，跟聯隊長、大隊長的直接會面，只是在掃蕩作戰的過程中。那時我對兩位長官的印象各有不同。聯隊長山本募大佐，後來在緬甸戰場上作為步兵團長以“作戰勇猛”、“剛毅果敢”而馳名，得到了日本陸軍上層的很高評價。在中國戰場的某一村莊，他曾經以懷疑村民串通八路軍為由，親自大聲下令：“燒光。”誰都明白，那個意思就是把一切能燒掉的都一把火燒掉。當我聽說此事時，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是聯隊長直接下令，所以士兵們更加像發了瘋似的點燃了一間又一間農民的房屋。留在村子裡的一個老婆婆緊緊抓住日軍士兵的腳，請求他停止放火。那個日軍士兵一腳把老婆婆踢倒在地，繼續放火燒農民的房屋。看到那樣的情形，我不由得產生了“這樣做是正確的嗎”的疑問。
　　第一大隊長山田秀男少佐當大隊長已經兩年了，早已成為掃蕩作戰的老手，而且每每取得“輝煌的戰果”，得到了方面軍和師團的表揚。1942年，他轉任日本陸軍最早的傘兵部隊——挺進第一聯隊的隊長。但是當時我想，挺着那麼大的肚皮，他能乘着降落傘從天而降嗎？在大隊長直接指揮下進行掃蕩作戰的時候，如果到設置在途中某一個村莊的大隊部去，准能看見在樹枝上吊着雙手被綁在身後的農民，以及日軍士兵正在為追查八路軍的所在和去向而拷打審問那個農民的情景。有時候，那個一看就是老百姓的老人被吊在那裡，褲子向下滑落，露出了下半身。大隊長一邊大聲地讓那個農民把褲子穿好，一邊指揮部下拷問。那時，我第一次聽到了侵華日軍所創造出來的中國語言。由大隊長親自下令指揮拷問，是我當時感到非常疑惑和不可理解的事情之一。
　　原來當過第三中隊長的有大隊部的植田正爾中尉、第一機關槍中隊隊長福田紀典中尉等年長一些的老軍官，他們經常在酒席上談論如何以各種手段拷問被捕者的事，而且很多是針對女性的性虐待的拷問，好像是特意講給我這個什麼也不懂的年輕人聽似的。可是，他們說的那些事情實際上我並沒有親眼看見過。
　　一天或幾天的掃蕩作戰結束後，我們回到駐地景和鎮。那時，日軍士兵們的手裡肯定會提着從非“治安區”搶來的“戰利品”，其中大部分是食品和副食品。當然，在景和鎮及其周圍的地方是禁止搶劫的。
　　景和鎮的街區並不是很大，但就像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商業還是比較繁榮的。特別工作隊經常給中隊軍官聚集的中隊部送來各種物品，比方說200個水餃、50個梨什麼的。顯然，那些都是特別工作隊從居民那裡強行徵收的實物稅的一部分。
　　我們的兵營位於鎮子的西南角，兵營的四周環繞着土牆，土牆上蓋有炮樓，院子中央是集中點名和操練劍術的場地，炮樓的正下方是哨兵崗位，這裡是兵營的唯一的出入口。我們中隊的本部龜縮在這個院子裡，隨便外出是不許可的。因此，出動參加掃蕩作戰對於士兵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外出機會。因為，士兵們得到長官的默許：一旦走出“治安區”以外，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搶劫。主要是尋找和搶劫各種食物。
　　就像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我們中隊駐紮在景和鎮的1941年下半年期間，幾乎每三四天就要出動掃蕩作戰一次。很多時候都是像我下面所說的那種情況。日軍每天都會從日軍豢養的密探、特別工作隊和“治安”維持會那裡得到關於八路軍的情報。在對這些情報的可靠程度進行分析研究之後，中隊長會選擇他認為合適的攻擊對象，並決定是否需要出動作戰。一旦中隊長作出了出動作戰的決定，首先，負責人事的准尉要做成編制表，確定出戰的人員。我們第三中隊大體上每次出動40人至60人左右，中隊長以下編成兩三個小隊，我擔任第一小隊隊長。小隊的兵力有20人至30人左右，編成配備輕機槍的兩三個分隊以及六○炮分隊。
　　我們出發的時間一般總是在半夜，以便藉助漆黑夜色的掩護接近作為攻擊目標的村莊。這樣以偷襲八路軍為目的的作戰在很多情況下都因為作戰機密被暴露而連八路軍的面也見不着。也許就連景和鎮內都有為八路軍探聽消息、通風報信的人。而且，日軍如果是夜間行動，四面八方的狗都會吠影吠聲地叫個不停，把我們的秘密行蹤全都給暴露了。
　　而八路軍也在自己控制下的地區禁止養狗，並組成了殺狗隊巡迴於各個村莊之間捕殺村民養的狗。因為狗不僅要吃掉很多食物，而且它們的叫聲也同樣會暴露八路軍的行蹤。可是，根據我的經驗，在日軍控制區與八路軍控制區之間的游擊區，一直都能聽到遠處傳來的犬吠聲。因此，恐怕還是日軍無法隱蔽自己行蹤的情況更多一些吧。
　　儘管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是八路軍的情報工作更為出色。因為八路軍得到了民眾的擁護。解放區就不用說了，連游擊區的鄉鎮村落，八路軍也都組織了自衛團，進一步讓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都組織了救國會。在村莊、房屋的牆壁上用很大的字刷寫着抗日的標語口號。其中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日語書寫的針對日軍的宣傳標語，比如像，“敵人就是日本軍閥”、“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軍閥”啦，“不許焚燒中國人民的房屋”啦，這樣的標語很多。特別是“不許燒房屋”的面向日軍士兵的標語和傳單非常多，說明房屋被燒毀以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痛苦是多麼的深重。這樣的事實和在聽到聯隊長所下達的“燒光”的命令時，自己內心所受到的巨大衝擊，也因此而一直留在我的記憶里。
　　另外，我們接到了一旦發現村民中有剪短髮的女性就立刻逮捕並引渡給憲兵隊的命令，據說是因為剪短髮的女性肯定是婦女抗日救國會的成員。日軍在拷問被捕的農民時，也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有沒有婦救會的人？”但是我自己連一個剪短髮的女性也沒有看見過。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有關在戰場徵發戰爭物資的問題。我已經說過，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習階段，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有關戰時國際法方面的教育。後來在聯隊本部集中受訓的時候，我曾經看見過一本秘密的題為《戰時服務提要》的小冊子。這個小冊子是南京大屠殺之後的1938年7月由陸軍教育總監部編寫，分發給初級軍官使用的。在小冊子裡很簡單地講述了徵發物資與搶劫掠奪的區別。徵發物資既有由高級指揮官(師團長以上的高級軍官)或師團經理部長下令實施的情況，也有各部隊直接自主進行的情況。而各部隊自主進行的物資徵發，應該在高級指揮官指定的地區實施，在軍官的指揮下，由專門組成的徵發隊進行。徵發物資之後，應該給予賠償，或者為日後進行賠償而給予證明文件。除此之外，就不能算是徵發物資，而是搶劫掠奪。如果中隊以下的單位出動徵發物資，或者下士官，或者士兵們隨便進行的物資徵發，當然也是搶劫掠奪。但我在第三中隊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小冊子，也從來沒有看見過為日後進行賠償而發放的證明文件的實物。因此，日軍所謂的“徵發”實際上都是搶劫。而搶劫作為日軍的日常行為，是得到上級縱容和默認的。
　　 1941年秋天，我在景和鎮的時候，第三中隊頻繁地進行掃蕩作戰，出動作戰的次數相當多。在這一階段，我們中隊的戰死者只有石井軍曹一個人。當時，石井軍曹騎着自行車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剛走到一個村子前的時候，就被一發狙擊的子彈擊中。隨後，野村曹長麻利地指揮部下在露天的野地里堆起小山一樣的柴堆，給石井軍曹舉行了火葬。初次遇到中隊裡有戰死者的現實，讓我感覺到了戰爭的嚴酷氣氛。
　　因為有下士官被打死，所以在戰鬥報告裡寫上了比實際上大得多的戰果。中隊長跟野村曹長商量以後，決定寫上繳獲步槍七八支。結果，一次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戰果的戰鬥，在戰報里卻變成了“敵方遺棄屍體二十多具，繳獲步槍八支”的吹噓和誇大。至於作為繳獲步槍的實物，我們中隊為應付這樣的情況，早已做好了相當數量的儲備。
　　就這樣，我在每天從早到晚都是由駐紮和掃蕩所構成的戰地生活中度過了1941年，所接觸到的中國民眾也僅僅是景和鎮的居民而已。景和鎮的居民們不得不“好好地對待”日軍，並努力跟特別工作隊“搞好關係”。我在閒暇之際，也曾遠眺過鐵匠鋪、豆腐房裡人們幹活的樣子，但這只是在日軍所控制下的“治安區”的街區才能做到。而在日軍掃蕩所到之處的“非治安區”就完全不一樣了，民眾全都逃走了，留在家裡的只有老人，特別是年輕女性更是難得一見。“治安區”與“非治安區”的情況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就這樣，到達華北以後已經過去了四個月，我逐漸習慣了經常在“非治安區”與八路軍作戰的日軍警備部隊的生活。可是，難道這就是至今為止軍國主義教育所教給我的、我也深信不疑的“聖戰”的樣子嗎？教育與現實之間所相差的距離也太大了。
　　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發生了日軍發動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而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又恰好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不管是在小學，還是在中學，我所接受的都是軍國主義教育。這一教育只是簡單地告訴我，侵華戰爭是“正義的日軍”懲罰“罪惡的中國軍”的戰爭。從中學四年級畢業以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軍國主義教育也稍微有了那麼一點理論的色彩。說什麼日本軍隊的使命就是要讓天皇的“威光”廣被全世界，也就是所謂“八肱一宇”，現在進行的戰爭就是作為那個“神聖使命”而邁出的第一步，就是為了把中國民眾從歐美列強的欺壓之下解放出來的“聖戰”。但是，“聖戰”的現實卻讓人感到非常的奇怪。我不得不認為，就像日軍所干的那些燒毀村莊、逮捕村民嚴刑拷打的事實，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什麼“愛護民眾”、“解放民眾”的言詞聯繫到一起。
　　我這樣的感想跟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相比，恐怕多少還是有一些不一樣。我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時，同學中人數占據壓倒優勢的是山口縣、鹿兒島縣出生的那些比我年長一些、而且矢志不移(一定要考上陸軍士官學校)的一期浪人、二期浪人(即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在家裡閒待了一年、二年的人)，與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那股子堅韌剛健同時並存的，無疑是他們對天皇的信仰和忠誠。因此，他們的感情與陸軍士官學校所教育的那種為了天皇視自己生命為鴻毛的價值觀念，在一剎那之間就達成了高度的默契。他們把山本中佐所寫的《大義》視為必讀書，百看不厭，奉若神明。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是真心實意地在畢業紀念文集上寫下了“下一次再會于靖國神社”的豪言壯語。《大義》這本書是1938年在侵華戰爭中戰死的山本五郎中佐的遺著，他傾心於葉隱 [ 註：葉隱，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武士，為創立武士的道德規範、行為準則作出過很大的貢獻。 ] 的武士道，鼓吹只有為天皇獻身才是武士的最高美德，並視為規範日本軍人的生死觀、價值觀的準則。
　　然而我當時在陸軍士官學校的時候，卻好像很難與那種軍國主義的情調心心相印、莫逆於心。因為我是一個出生於東京，經歷了在大都會的中小學生活，閱讀了父親書庫所藏的《世界文學全集》《明治大正文學全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等名著的文學少年。所以，在我的內心深處，還有被人道主義、人類博愛之類的思想感情所吸引的一面，跟同學們的那種浸透身心、如出一轍的軍國主義情調總是不能水乳交融。
　　也許正是因為自己心裡所懷有的這種人文感情，成為我對於日軍對待中國民眾的做法抱有疑問的原因。但是，我心裡同時也懷有自己作為帝國的軍人、天皇的軍官，如果抱有那種對於日軍的疑問就應該感到羞恥的想法，並且長期無法從這一想法中擺脫出來。處於這種左右為難、無所適從的立場，使我經常感到苦惱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