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皇太極

滿清入關前，從用人就可以看出滿清君王的器量和戰略。

祖大壽，在明末清初，可以說是如雷貫耳。袁崇煥威震遼東之時，祖大壽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將，寧遠保衛戰、寧錦大捷、北京保衛戰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遼東將士中，他是唯一親見自己主帥在殿前被捕下獄，一怒之下領兵反叛，毀山海關東走。可是袁崇煥在獄中的一紙書信又把他招了回來，他的母親及孫承宗勸他奮勇殺敵以贖出袁督師。在遼東將領中，他是營救袁崇煥最力一員，曾請求削職為民，以自己的官階贈蔭換取袁督師性命。但袁崇煥最終還是被他奮勇保衛的人千刀萬剮了。之後祖大壽率領袁崇煥舊部，這支大明最精銳的部隊，駐守寧遠、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禦清兵的入侵。

崇禎四年，祖大壽奉孫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極以傾國之師，把大凌河城團團包圍住。祖大壽突圍不得，援軍又被擊退，只能閉城堅守。皇太極不斷地送信勸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堅守了三個月，城裡糧食吃完了，開始殺馬吃。馬殺完了，開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開始吃軍中的老弱病殘。軍中的老弱病殘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該是健壯將士的互相殘殺了。無論如何，城是沒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將領，除了副將何可綱，都認為只剩下投降一條路了。

於是祖大壽長嘆一聲：“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盡忠報國，惟惜此身命。”於是殺了誓死不從的何可綱，與皇太極在城外設壇盟誓，算是正式投降了。然後他向皇太極獻策，他願意帶一支兵馬去錦州，在城裡當內應，皇太極滿心歡喜。但祖大壽進錦州城後就抵抗清軍。皇太極惱羞成怒，兩次御駕親征攻打錦州、寧遠，都無功而返。

祖大壽又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禎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傾國而來包圍錦州城。

這一次整整圍了一年，洪承疇的十四萬援軍在松山被擊潰，洪承疇投降；祖大壽糧盡援絕，城中又開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

這樣的情況下，皇太極仍沒有殺他。只是沒給他部隊，沒再重用他了。史書中記載他投降以後的唯一事跡，是曾經寫信勸他的外甥吳三桂投降。吳三桂當時還沒有“衝冠一怒為紅顏”，這種勸降信自然毫無作用。祖大壽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順治十三年，老死。

可以說征戰天下的戰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戰略。

皇太極對祖大壽這種強敵，有殺害無數清兵、背信棄義的事實，還能夠容忍下來，接納下來，並且讓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這樣的器量，也難怪滿清能夠使無數的人才死心塌地為之效忠。試問漢人皇帝之中，上千年來幾個君王能有這樣的器量呢？這樣的君王能夠做到人盡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趨之若鶩。明朝的皇帝實在是差得太遠了。

皇太極總有統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他那個形勢下看來，幾乎是完全沒有指望的。明朝的實力，包括土地、生產力、人口、人才、兵力、軍事力量，是滿清的百倍。

《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鸞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盡。”

《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

《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十月，皇太極責罵主張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數之兵，若稍虧損，何以前圖？”

皇太極對明朝及其客氣，甚至給袁崇煥的信中稱呼“汗致書袁老先生大人”。皇太極所求者，只是明朝對滿清在遼東地位的承認，和給予一定的錢糧。當然滿清有乘機占明朝便宜的心理，但是顧忌也很多，一個袁崇煥的幾千兵力就可以幾次擊敗滿清，逼迫滿清繞道而走。

滿清就這樣，在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三代人的小心經營下漸漸壯大起來，把握住了明朝內潰的戰機，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戰略：統一中國。

8.明朝最後戰略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改元，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關寧鐵騎成了最後一張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禎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這其實是飲鳩止渴的一步棋，吳三桂入關，就意味着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後一道屏障。面對這個難以決斷的問題，大明朝的官僚系統最後一次典型地表現了它的低效性。先是，滿朝的文武大員面面相覷，怕承擔責任，都不敢發言。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這位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卻等於什麼也沒說，可是滿朝文武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調兵之事一議再議，遷延了一月有餘仍然沒個結果。

李自成卻不必等待廷議的結果。這一個月之中，他的大軍已逼近畿輔。北京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只有到這個時候，朝廷才下了最後決心。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

可是吳三桂還沒來得及趕到，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城。

其實明朝本來有最後一次戰略的機會。他可以選擇與滿清求和，來集中精力對付李自成，甚至可以通過割地賠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來打擊起義軍。

可是明朝是一個什麼局面呢？

崇禎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洪承疇於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松山、錦州失守。崇禎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崇禎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崇禎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甚麼？崇禎每次親筆寫手詔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泄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去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和滿清議和。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將皇帝的密詔留在他書房中的几上而去。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譁然，立刻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詔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甚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詔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於皇上的聖意。崇禎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着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泄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連崇禎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中國讀書人的傳統思想認為談和就是投降、就是漢奸、就是秦檜。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明末，更是中國歷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時期。

想死還不容易嗎，可是最後為明朝而死的又有幾個人呢？

於是，這個對於明朝可行的最後一個戰略也被放棄了。

9.吳三桂的三個選擇　　　　　　　　　　　　

吳三桂駐守山海關的時候，局面之艱難、承受的壓力只有比袁崇煥更大。

滿清征服了蒙古和朝鮮，已經沒有後患和牽制，並且可以不經山海關進攻北京城。洪承疇失敗投降，松山、錦州的占領，滿清戰略位置極佳，實力也是空前強大。並且自己也有了大炮等裝備。

寧遠方面，袁崇煥被殺影響深遠，明朝軍心早已渙散，軍餉問題達到最嚴重的地步。而且自己一方的戰略防守位置已經不成形了，只是獨立支撐。

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李自成大軍直逼北京城。

這個時候崇禎要吳三桂放棄山海關，全力救北京城。

此時，大明朝已經處於崩潰邊緣。李自成的軍隊連戰連捷，士氣正旺。吳三桂的三萬關寧鐵騎能擋得住李自成的百萬大順軍嗎？

吳三桂應該與大明朝共存亡。並且就算是送死，也該興沖沖地趕着去嗎？

吳三桂很猶豫，但是聖旨不可不停，於是他帶兵慢慢的走向北京城。然而，李自成出乎意料地很快攻下了北京城（多少也是吳三桂期待的）。崇禎自殺，國都易主。

這個時候，吳三桂該向誰效忠呢？吳三桂的軍力，不過數萬而已。

當時他可以有三個選擇。

一、領兵殺回北京，爭取奪回明朝皇帝后裔，然後以他的軍事才能，保住一方領土，然後手握重兵，權傾一時，達到個人政治的最高峰。可是首先的問題是：他打得過李自成嗎？軍力相差太多了。而且，滿清在關外虎視眈眈，他吳三桂腹背受敵，可能嗎？要想活下來，則必須連大順抗清，或連清抗大順。否則必死無疑。

二、投降滿清。馬上開關，與滿清合兵攻打李自成。吳三桂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這也是顯而易見的，吳三桂背不起漢奸之名，何況明朝潰爛，吳三桂早已知曉，李自成軍紀嚴明，而且有招降之意。

三、投降李自成。說實話，要作到這點很不容易。吳三桂是大明提督，而且大明剛剛被滅亡，不思報國猶自可，馬上投奔“反賊”，只怕招致很多人非議。可是從戰略眼光看，不可能選擇腹背受敵的做法，也不可能面對國內這樣大的變化不做反應，既然排除了投降滿清的選擇，自然倒向李自成。畢竟大家都是漢人，這樣能保證國家不受到外敵的入侵，對自己和士兵的北京家屬問題也是一個交待。

吳三桂是個一代名將，他看到這樣的局勢下，投誠李自成是最好的選擇。於是吳三桂把山海關交給了大順軍，帶領部隊到北京來見李自成。

然而李自成卻令吳三桂失望了。

在回京路上，吳三桂聽到了李自成手下衝進他的私宅、查封他的家產、抓走他的家人、搶走他的愛妾陳園園的消息。

吳三桂勃然大怒。就這個消息看，吳三桂可以理解為李自成對吳三桂的示好置若罔聞，這種不友好的態度令吳三桂無法信任李自成了。試想自己身為邊防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後面的統治者卻玩花樣，搶走財產、打擊家人、甚至把老婆也奪去，簡直是對吳三桂及其遼東軍隊的奇恥大辱，而且連吳三桂都保不住自己的家人，那些邊防士兵的家屬想必更不用說。

一下子，國讎家恨集於一身。吳三桂當即退回山海關，並且開始聯絡滿清多爾袞，意圖借兵復國。

不久，李自成大軍進攻山海關，滿清奇襲李自成，並且擊潰了李自成，清兵順理成章的進駐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借清兵打擊李自成這個戰略在當時是認為正確的。

政治上，南明朝廷為這個舉動很是誇獎了吳三桂，並且認為滿清是友軍，希望能夠聯合清兵征討李自成。

在軍事上，既然已經和李自成撕破臉皮，當然要考慮下一步的李自成大軍進攻山海關問題。山海關固然可以防守清兵，但是這次李自成是從關內來的，對內的防禦肯定不足。此之為不借兵不行。

至於引清兵入關，其實明朝崩潰，對清兵的防禦早已實行同虛設，只有山海關的吳三桂有戰鬥力。滿清數次進攻北京都是繞道過來，不存在需要吳三桂開關引清兵。此之為不開關清兵也能入關。

崇禎也有過要吳三桂放棄山海關破“賊”的旨意。

謂之吳三桂“漢奸”“賣國”，實在太苛。其時，吳三桂已經沒有選擇。何況明朝亡於李自成，而非滿清。中國又豈是吳三桂一人可以賣得了的？也太抬高吳三桂了。

10.李自成兵敗

在事實上，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李自成攻入北京後，軍紀相當的嚴明。

大順軍在北京一共經歷了四十二天。大順政權當時占領的範圍，包括了整個西北、華北、山東、河南兩省、湖北、江蘇的部分地區。

大順政權的主要政策包括：一、接管政權，穩定人心。二、向南方地區派兵占據要地、委派地方官穩定地方。三、調軍南下，準備南征南明朝廷。四、準備即位有關事宜。五、清點府庫，沒收皇宮、宗室、勛戚、太監的財產，打擊官僚。

就這些政策來看，李自成並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也不存在急劇腐化，政策並沒有任何錯誤。經歷山海關兵敗後才出現軍紀問題，但總的來說，李自成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腐化問題。

那麼李自成失敗在哪兒呢？

一、人才的錄用。

李自成文官除牛金星、顧君恩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大順政權後期缺少的是了解情況、統籌全局、能夠制定戰略方針的人才。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員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可是大順政權規定的是文官受武將節制制度，要求的是起義將領居於支配地位，對降官不能重用，這就是戰略上的最大錯誤。

李自成過於迷信軍事上的勝利，在政治上沒有作為。這與他缺乏政治上的遠見和不能夠重視政治治理人才有關。他的軍餉主要來自追贓助餉，這樣能夠做到不擾民而補給充足，但是畢竟不是長遠之計，軍隊龐大需要大筆的開銷，樹敵多，沒有開展農業生產，缺乏合適的政策在占領地上實行，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持，看上去占領大片領土，其實並沒有良好的治理，而這些政治上的政策不是武將能夠了解的。一旦兵敗，馬上就不可收拾，號稱百萬大軍的大順軍之所以到後期毫無抵抗力，一敗塗地，也就是這個原因。

滿清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范文程、洪承疇等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能夠徵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才，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對曾經對仗的敵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納。

可見人才只有在能夠重用他們的君王手下才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二、追贓助餉。

大順政權堅持“三年免徵”賦稅政策，通過沒收明內帑、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和對明朝官員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攻克北京後，繳獲屬於皇帝的私財（即內帑），可信的說法大概是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數量相當龐大。

就戰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實行追贓助餉是不合時宜的。當時僅沒收的明廷內帑，就足夠大順政權兩年以上的全部支出，不存在財政上的緊迫性。並且，李自成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政策上沒有作出相應調整。在大順政權統治地區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人人自危，造成樹敵過多的局面。

當然，其間最大的失誤就是造成了吳三桂的倒戈。

之前李自成讓吳三桂之父安撫吳三桂，並且順利交接了山海關。但是在京城裡，沒收吳三桂的大筆財產、將吳三桂的家人下獄、甚至劉宗敏搶走吳三桂的愛妾陳園園，使得本來對李自成不太信任的吳三桂失去了對李自成的信心。

直接導致了吳三桂的奪回山海關、交好滿清，以國破家亡的哀兵抗擊大順軍。

李自成進攻山海關失敗，在於低估了吳三桂的實力和當前的形勢。吳三桂的遼東兵力其時只有三萬，卻是整個明軍中最精銳的部隊，與滿清的搏鬥中積累了豐富的戰鬥經驗，而且據關而守，有火炮相助，再加上滿清上十萬鐵騎的出其不意。

李自成的大順軍實力也是相當的強，並且有兵力上數倍於敵人的優勢，山海關險要，可畢竟此時此刻不比吳三桂有整個大明作為後援的抗擊滿清，說吳三桂是負隅頑抗也不為過。

李自成首先將山海關團團圍住，還意圖勸降。這樣延誤了戰機。攻擊山海關的時候，面對的是明軍中的最強軍力，抵抗之強是李自成沒有料想到的。

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清兵出現，山海關還是可以攻下來的。

可是多爾袞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戰機。在吳三桂兵力接近崩潰的時候殺了出來。突然出現這個效果是吳三桂和多爾袞刻意隱瞞造成。李自成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看到突然出現的龐大數目辮子軍，知道這一戰必敗無疑，所以選擇了主動離開戰場，不久殺害吳三桂的全家，放棄北京城。

在軍事指揮上，李自成的能力極高，並不存在大的失誤。是政治上的失誤導致了李自成的失敗。

之後李自成經不起屢戰屢敗的打擊，又漸漸剛愎自用，重用牛金星，殺害大將李岩，自潰長城。儘管手上有幾十萬的軍力，但是在天才將領吳三桂及其遼東精兵、多爾袞的滿清鐵騎，還有南明的部隊合力攻擊下，迅速的兵敗了。

11.滿清

滿清進入北京後，多爾袞在范文程、洪承疇等的建議下，提出了“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說，以前的貪官污吏行為一概不計較，只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這樣，滿清征戰方面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制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國家，鞏固占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其實軍事上滿清仍然沒有優勢，只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問題，自我潰敗而已。）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好了準備。

同樣是明朝這些降臣，在崇禎手下成了空談、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諛奉承之輩，成了李自成軍餉的來源。而到了滿清手下，卻變成了中興之臣，真是令人驚異。

在人治的制度下，人才的應用直接決定了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所以儘管有滿漢之分，儘管有“揚州十日”，儘管有讀書人“懷念前明”，儘管有以後吳三桂的“大周天下”，儘管有台灣鄭氏的“反清復明”，儘管有“文字獄”，大部分的普通老百姓仍是安安穩穩的過自己的日子，能夠讓人活下來就心滿意足。

清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基本上都是實行的“輕賦稅”政策，順利地完成了大亂到大治的過程。什麼民族矛盾，民族仇恨，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治理天下，說難不難，說易不易。用人治國的道理，都懂，這些都是漢人總結出來的道理。明朝皇帝明白，李自成也明白；亡國的經驗教訓大家都聽說過，明朝皇帝聽說過，李自成也聽說過。可是那個時候真正做到的確是少數民族的統治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不能不讓人反省，中國的制度和道德究竟問題出在哪裡。

更不要說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提及過的民主和科學了。我們的目光又局限在中國大陸這一片土地上，那個時候，沒有人能夠有遠見的看到世界戰略的形成，或者說，那時的中國沒有培養有世界戰略遠見人才的土壤吧。

12.南明小朝廷

南明小朝廷更是將明朝的弱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甲申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們面臨解決王朝繼統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只有從藩王中挑選，而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面三者分別在廣西、四川，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只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兒路王朱常芳。（在鹿鼎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為自己擁護的皇位繼承正統，這些愛國志士內鬥不斷）

閹黨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謀此事，阮大鋮建議立福王朱由崧。其時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鋮、馬士英認為這樣的皇帝容易控制，於是就聯絡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布擁立福王。

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讀書、干預有司，這種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會誤國誤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與高弘圖無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南明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其物力、財賦、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區雄厚。

當時南明設江北四鎮，共擁兵三十萬。武昌的寧甫侯左良玉，擁兵二十萬。

福王繼位後，組成了東林黨和閹黨混合的內閣，閹黨因為擁戴有功，掌握朝廷權力，竭力排擠，打擊東林黨人，史可法受排擠，離開南京，督師揚州，高弘圖被迫辭職。

阮大鋮入朝後，任兵部尚書，借作“順案”之名，恢復了特務機構東廠，處死了東林黨和復社人士。史可法曾上書要求給士兵加餉，然而馬士英卻將奏摺扣下，將史可法的士兵的薪水全扣了下來。當時眾將慫恿史可法反南京，以“清君側”為名，將馬士英殺掉，但史可法以大局着想，沒有同意。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政事全委託給馬士英處理。

皇帝如此，大臣們也不遜色。將領們一樣只知道吃喝玩樂，對目前的現狀毫無了解。

江北四鎮中，二劉之兵皆“虛誇不中用”，惟高傑兵戰鬥力強。高傑兇悍桀驁，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扼守揚州，以身殉國。他的頑強抵抗招致滿清的“揚州十日”大屠殺。

孫可望後期的飛揚跋扈，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

鄭成功有大志、有軍事才能，卻私心自用，斷送華南抗清大業。之後退守台灣，一心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

明清之際優秀軍事家李定國也是悲劇，出滇抗清前期遭孫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的虛應，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後只好死而後已。

整個南明前期是建立在錯誤估計形勢上的，朝廷加上繼承了昏庸腐朽的傳統，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後期南明團結了幾十萬大順軍、張獻忠的戰敗部隊，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共同對付清兵。但是大勢已去，各個將領各自為政，沒有任何政改吏治，既不得民心，又沒有軍心，被吳三桂各個擊破。

南明前期的戰略很重要，當時滿清剛進入北京，政權不穩，而且準備也不足，南明有足夠的實力收復北京。但是南明面臨滿清這樣的強敵無動於衷，認知上出現方向性錯誤。一直以李自成為敵人，認為吳三桂攜清兵入關是救了明朝的江山，以滿清為友，打如意算盤，想和滿清共同討賊，圖謀劃江而治的天真戰略。後來清兵兵臨城下，滿清早已穩定北方，只要不出現戰略的重大錯誤，南明的滅亡已經是無可避免，更何況南明一直應對失策，回天乏術。此長彼消之下，南明之亡毫無懸念了。

為什麼南明前期會出現戰略上的重大失誤呢？當時亡明者，李自成也。明朝的國都是李自成攻克下來，皇帝也是被李自成逼死的，明朝的天敵是李自成，而沒有把滿清當成敵人。

13.史可法

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軍事才能，卻身居兵部尚書之職，後來更是擔負起揚州督師。

揚州城破後，清兵開始大規模的屠殺，大約有八十萬人左右被殺死，史稱“揚州十日”，那是一段極為慘烈的歷史。

史可法揚州守衛已經是大勢已去。

他所效力之南明弘光朝腐敗已達極致，同時還受馬士英阮大鋮牽制。他的對馬阮之流退讓，放棄了特殊時期的中央集權，尤其是對兵權的控制。

他不顧實力（這點和袁崇煥大相徑庭），只顧報君父之仇。在當時情況下，自顧南保半壁尚不足，卻還要欲圖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先討伐李自成軍，使得北岸清兵贏得時間和精力。

他前期戰略失誤，最後要作困獸斗，固守一城而不知不應計較一城一池之失的兵家常識。

史可法到底是怎樣考慮戰略的呢？

讀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書”，這是當時史可法死守揚州，多爾袞勸降時候,史可法的答覆，應該說是真實地反映了史可法的想法和思路，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戰略觀來。

先看史可法對當前形勢的判斷。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叄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罷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複次江淮。

這一段是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最佳辯辭。

言下之意很清楚，如果我史可法是吳三桂，我也會這麼做的。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做的對。史可法的態度是和南明一致的，也就是說，明朝的繼承人包括朝廷、大臣都理解並且贊同吳三桂的引清兵入關。

這一點從戰略上講並沒有錯誤。如果吳三桂不引清兵入關，死守山海關，則必死於李自成的大順軍之手，一旦李自成部隊把守住山海關，擋住滿清入侵，甚至是和滿清談和，休養生息，積蓄實力，南明更是岌岌可危。

再看史可法對未來戰略的觀點。

“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火召）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

史可法原來是打算用“同仇之誼”來感動滿清，幻想連同清兵一起消滅李自成而已。之後想必是貫徹南明那一套劃江而治的政策。

由此可見，史可法的戰略是大錯特錯了，史可法和南明一樣缺乏戰略的遠見。

在揚州之戰中，史可法本身就是缺兵少糧，明明知道既無外援，敵軍強大不可勝，城破是遲早的事情，還要作近乎自殺的抵抗。讀《銀河英雄傳說》，這樣對自己的士兵和老百姓不負責任的將軍，我想來是深惡痛絕的。

固然八十萬老百姓的死守先該歸咎於殺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這八十萬個老百姓當成一回事，考慮過他們的生死呢？

在我看來，史可法選擇自殺殉國，讓手下人獻城，並且要求清兵善待百姓比較好一點。

這當然是題外話了，在滿清的戰略來講，大規模的屠殺是讓頑強反抗者害怕，殺一儆百。在史可法看來，全城的百姓都能夠死得有氣節，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史可法的行為已經是不能夠用戰略來衡量，當時又不能夠全城人投票決定是否要無謂的死守招致報復。

如果我是揚州城裡的一員，我會怎麼想呢。也許我會被史可法的精神感動，我能夠無畏於生死與滿清搏殺。可是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啊，我每天交稅就是為國家作貢獻，國家也沒有對我很好過，賦稅很重，自己經常是吃不飽穿不暖，那些明朝的士兵，燒殺劫掠，和強盜沒什麼分別，我和我的家人生命算是早不保夕，聽說北方的老百姓過得還不錯，清朝的稅很輕，只是要留辮子而已，但是起碼能活下來，我敬重史可法，可是也沒必要一定要自己死啊。

難道老百姓連活着的權利都沒有了嗎？史可法有權利要求全城的人都像他一樣殉國嗎？

崇禎還知道自殺，還知道要李自成“勿傷百姓以一人”呢。這八十萬人的死難道沒有史可法的一點責任嗎？

不過與其說這八十萬人死在史可法手上，不如說這八十萬人和史可法都是死在封建遺毒的手上，歷史就是滿紙的“吃人”，死在封建思想下的中國人還多得多呢。

史可法愛國，自己也不怕死。可是打戰不是愛國和不怕死就可以打贏的，軍事統帥必須要有軍事才能，否則就是對國家和士兵不負責任。戰敗的過錯不是愛國和殉國可以抵消的，今天我們不會去指責他的行為，但是如果還要去表揚他的行為，就難以苟同。畢竟戰爭的成敗決定於實力和戰略戰術的運用。不懂軍事的人，沒有自知之明，卻指揮部隊，就是失敗。

史可法的行為不值得提倡，它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可以為自己的理想犧牲，但是不能夠以自己的標準要求任何人。

我對史可法，一個字，“敬”。一是敬重，二是敬畏。

14.歷史

相對於神宗、熹宗，他們身為君王有那樣不可思議的行為，這樣的不稱職和瞎胡鬧的事情來說，這還不是最不可理解的，他們行為的原因很複雜，但是至少還能在生活中看到類似的現象。但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教育、傳統理念，竟然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將們無條件的向這樣完全失德的皇帝效忠，並且不可以有質疑，有反抗，有拋棄的權力，背叛者謂之“漢奸”、謂之“奸賊”，只要戰死就能冠以忠臣之名名垂千古。

“百姓”是中國的特色叫法，現在我們可以叫做公民了。老百姓包含了封建時代制度、皇權下的臣民或者奴才，弱者以及無權利救濟的這些概念。中國家國特徵是血緣關係為單位的聚合體，“百姓”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族為單位，所謂“百”，表示多，用“百”字囊括各種家族。

封建時代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為依歸，個人在家族中是沒有地位，所謂中國人強調集體利益在本質上是強調小集體的利益，當個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與家族利益衝突時，後者就變得至高無上。當皇族利益與民眾家族利益衝突時，皇族利益當然高踞一切。封建時代的特徵，就是一切行為不以公平正義理念為基準，而是以家族利益為判斷標準。

當家族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由於沒有統一的超越性正義標準，只好用武力來決定該保留誰的利益——此所謂成王敗寇。歷代的皇帝只不過是成王家族的代表而已，《二十四史》也不過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不過在中國的傳統道德中，卻不考慮利益的代表人——皇帝不稱職或者乾脆瀆職的情況，道德根本對皇帝沒有約束，只是簡單粗暴的要求所有人無條件的忠誠，直到事情惡化到無可救藥。這樣永遠導致的是暴政取代暴政，是王朝一代代的衰弱。

所以看待歷史，我們根本不可能有立場。沒有誰是真正為了老百姓，強權都是打着為民的招牌謀自己利益，自我標榜是為了爭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國幾千年來，換了這麼多王朝，不過都是“逐鹿中原”，那隻“鹿”就是老百姓，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到今天我們能夠提出公民的概念，能夠從憲法保證公民的權利，並且從憲法引申出整個國家的法制，就是走向了制度化的進步。可以說擺脫了封建思想的束縛。雖然到今天，還有不少人無法用現代公民的觀念來思考問題，看待歷史，但是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相信歷史會有還原本來面目的一天。

看歷史，不能夠強求古人有今天的思維方式，但是對於他們的行為，需要表示理解。那個時代，根本是無法以對錯來衡量，他們都在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奮鬥，為了活命，為了過得好一點，為了生存下來，在不公道的命運作弄下苦苦掙扎。

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地看待，沒有什麼可以責怪和非議的。他們的選擇都是一種自己的追求。我想是要了解當時的大環境，了解歷史人物的戰略觀，並且從中體味到他們的選擇都是不得已的悲劇。他們的確這麼做了，並且或多或少的改寫了歷史，我們需要的是真實的了解過去，那個時代如此的具有代表性，其間反映出中國的特點和劣勢，將會一直影響到中國落後，影響到中國近代那段最慘烈的歷史，甚至影響到今天，或者還能夠影響到中國的以後。

到今天我們的思維方式並不會比古代人高明什麼，如果對歷史不能正確看待，對教訓不能夠汲取，我們豈不是連古人都不如了？難道需要後人來消化我們連古人都不如嗎？不過這樣也很正常，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孫子兵法》，上千年來人人都讀，可是總是有大量不懂軍事常識統帥犯下簡單的錯誤，即使是現在，因為我們對軍事的思維一定高過孫子兵法的範疇嗎？未必。

到今天，很多貧困者的生活也不會比千年以前貧困者的生活好，到今天有些冤案也和古代冤案一樣冤。那麼今天我們的進步表現在了什麼地方呢？我以為主要是教育，教育主要是常識和思維方式的教育。常識是我們判斷的基本條件，思維方式應該是啟發式的、獨立的、開拓的，不受定式影響的。如果是教育只是將常識學習變為在考卷上淘汰所謂“差”的學生，將思維方式變為只能唯一的思維方式。那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與歷史上的教育並沒有任何的進步。學生只是從一種奴隸變成另外一種奴隸，但是被奴役的事實並沒有改變。

如果不能用戰略的眼光看歷史，我們就不能夠明白自己的過去，不了解自己，還談得上什麼“知己”，另一方面，我們對西方和西方文化、政治、思想了解同樣不多，一點點見識全來自於仇恨的歷史，又怎麼談得上“知彼”。

知己知彼都做不到的話，我們憑什麼在世界格局的戰略中判斷形勢，制定良好的應對之策，從而強大自己呢？

難道憑的是像明朝皇帝一般的固執、狂妄和無知的自信嗎？

(文/林洛 摘自軍事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