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8日，我們陸軍士官學校第55期的學生畢業了。1922年7月2日出生的我，剛滿19歲，就成了一個比部下士兵還要年輕的軍官。這是因為在陸軍士官學校的歷屆學生之中，我們第55期學生由於受到戰爭時局變化的影響而在最短的修業時間之內就畢業的緣故。

　　由於1937年開始的侵華戰爭的擴大和傷亡大大超過了日本軍隊所預想的程度，所以陸軍現役軍官嚴重缺乏。於是在陸軍士官學校第53期學生於1937年春天入學以後，陸軍當局又在1937年的秋天擴大招生，並大幅增加了1938年春天入學的第54期學生的招生名額，本來應該於1939年春天入學的第55期學生也提前在1938年12月入學，因此入學考試也提前到1938年的9月。我當時作為參加陸軍士官學校入學考試的眾多中學生中的一員，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中學四年級的學生，也就是說，在五年制中學的第四學年的第一學期完了之後，我就參加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考試，並在四年級第二學期的期中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進入陸軍士官學校以後，我們第55期學生接受了速成教育。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11月，我們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就學完了通常情況下需要學習兩年的全部預科課程，其中許多的學科和科目都被刪減掉了。預科課程完成以後的部隊實習按照學制應該是半年，而我們第55期學生的部隊實習縮短到了四個半月。伍長和軍曹的勤務學習也分別用一個月的時間就草草地完成了。自1940年4月1日開始的本科教育也被大大縮短，原來兩年的學制被縮短為一年零三個月。就這樣，我們第55期學生到1941年7月就提前畢業了。這樣縮短學制的速成教育恐怕跟“關特演”(即“關東軍特種演習”，是日軍為了配合德國進攻蘇聯而準備發動對蘇戰爭的軍事動員)有關。無論如何，預科、實習、本科的全部課程只用了不足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就加快速度地完成並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了的我們第55期學生，大概是該校歷史上以最短時間接受軍官教育並成為現役軍官的一個年級了。

　　由於是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完成的速成教育，我們這些學生作為未來的軍官原本應該具備的知識顯然是欠缺的。實際上，當我們後來到了戰場上的時候，在陸軍士官學校所接受的那些軍事教育其實有很多都是毫無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在被刪減掉的學科裡面首先就有國際戰爭法。在明治大正時代，由於學習了國際戰爭法規，所以不管是日俄戰爭，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被日軍所俘虜的俄國人和德國人的待遇多少還能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注意。而我們這些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卻根本沒有學習過國際戰爭法規的相關知識。

　　接下來的問題是，陸軍士官學校的所有戰鬥教育和戰術訓練都貫穿着以蘇聯軍隊為假想敵的原則思想。因此在實際上，對於將要在中國與之作戰的中國軍隊，對於與八路軍的游擊戰作戰的方法，我們一次也沒有學習過。同樣，對於將要在太平洋戰場面對的美國軍隊的作戰方法，我們也是一點兒都不了解。

　　 1941年7月18日，天皇參加了我們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典禮。同日，我被晉升為曹長，同時被任命為見習士官。因此，在我腰間也掛上了長劍(即日軍軍官使用的軍刀)，取代了原來掛着的牛滂劍(短劍，即下士官和士兵使用的刺刀)。在我完成預科的學習成為士官候補生以後，就到了駐紮於東京青山地區的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簡稱“近步四”)擔任隊副的勤務工作。當然，作為隊副的實習期限也被縮短了。時至今日，作為隊副的實習情況在我的大腦里，也只剩下了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的將校團的前輩們說我“真是可愛”的、零零散散的記憶片斷了。

　　但是，在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之前的一個月，我接到命令，讓我轉而隸屬於駐紮在中國華北的第二十七師團所屬中國駐屯軍第三聯隊(簡稱為“支駐步三”) [ 註：原文為“支那駐屯軍第三聯隊”，翻譯時將原文中所有的“支那”均改為“中國”。 ] 的命令。這個第二十七師團的前身，就是自義和團事件以後，日本根據《辛丑條約》獲得了在中國華北的駐軍權，日本陸軍用來侵略中國的“中國駐屯軍”，也是那支發動盧溝橋事變、擴大侵華戰爭的部隊。1937年，該部隊被改編成為師團以後，其所屬的各聯隊以所謂“重視傳統”為名，仍然在部隊番號上附加了“中國駐屯”的原有名稱。

　　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們在畢業典禮結束後，就分別前往各自所屬部隊的駐地，分別之際互相說着“咱們下次見面將是在靖國神社” [ 註：靖國神社，日本祭祀對外侵略戰爭的戰死者的場所。日軍官兵戰死後，將在靖國神社供奉其靈位。 ] 之類的話。但是被派往中國的畢業生們並沒有立即赴任，而是分別到各自部隊的後備補充隊待命。其原因大概也是為了進行“關特演”而導致了運輸的大混亂吧。我所屬的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補充隊就是駐紮在青山的近衛步兵第四聯隊，所以一回到自己家裡，我就馬上去位於神宮球場對面的近衛步兵第四聯隊報了到。

　　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的那半年的隊副生活，除了部隊勤務的實習之外，還有讓我們這些將校團的後繼者去熟悉和適應各自聯隊的意味。但是在1938年、1939年，陸軍的很多聯隊都在中國戰場作戰，根本沒有接受士官候補生的條件。因此對於在中國內地和滿洲 [ 註：即中國的東北地區，當時是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以下同。 ] 的部隊，配屬了比實際需要更多的士官候補生。本科畢業前，對我們進行了面向戰地的再分配。而我雖然由於這次再分配，從近衛步兵第四聯隊轉而隸屬於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但仍然在補充隊待命，所以還是每天從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的營房大門進進出出。

　　不過，這時近衛步兵第四聯隊很快地就被轉而隸屬於近衛混成旅團。而近衛混成旅團為了參加侵犯南寧的作戰，正在向中國的出動之中。留守青山兵營的也只有該旅團的補充隊。我們每天在補充隊等待出發的命令，無所作為、百無聊賴地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我當隊副時所熟悉的那些現役軍官一個個幾乎都跟隨部隊投入了侵華戰爭，而我們還是像客人一樣待在補充隊裡，沒有任何事可做。

　　在此期間，我用自己的錢置辦了作為軍官的全套行頭，比如軍刀、手槍、望遠鏡、軍服、軍靴、圖囊、背囊等等。雖然發給我們每人60日元的服裝津貼，但那點兒錢根本就不夠用，還是需要家裡給我補助。因為父親告訴我望遠鏡應該儘量買質量最好的，所以我就買了德國製造的蔡斯公司出品的高級貨。軍刀則是把住在奈良的田原本 [ 註：日本奈良縣的一個地方。 ] 的母親的伯父所轉讓、由備前長船 [ 註：日本著名的刀劍製造家。 ] 製作的日本刀作為軍刀採辦而來的。其他很多東西都是在位於九段的偕行社買的。由於新任軍官和被徵召的軍官們的大量採購，所以偕行社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另外，我還利用這段時間到九段的照相館去拍了紀念照，跟剛剛開始放暑假的小學(中野本鄉小學)和中學(府立第六中學)的朋友們聚會。除此之外的日子裡，我跟同樣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同學伊藤俊和總是找各種藉口一起外出喝酒，盡情地看法國電影。就這樣渡過了這段日子。

　　就這樣在補充隊度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我幾乎不記得在此期間自己做過什么正經事了。與此同時，國際形勢卻在發生着急劇的變化。1941年7月末，日軍侵占了法屬印度支那(越南)，美國凍結了日本的在美資產，並對日本實施了石油禁運，日美關係日趨緊張。正在這個時候，終於下達了讓我前往中國的命令。1941年8月22日，沒有任何人來為我送行，我孤身一人從東京出發了，因為命令要求我必須秘密行動。到了廣島以後，我於1941年8月24日搭乘上開往中國的醫療船，跟眾多赴北中國方面軍服役的同學們一起從宇品港出航。去戰地慰問的高田青子舞蹈團也同船前往，還在船上為我們表演了舞蹈。

　　渡過玄海灘對我來說是第三次了(在中學時代往返於朝鮮，曾兩次乘船渡過關釜海峽 [ 註：位於日本的下關和韓國的釜山之間的海峽。 ] )。四天后，我們的船到了太沽岸邊，在混濁的海水裡拋了錨。我們換乘小型機動船溯白河而上，在塘沽上岸。在這裡踏出了走上中國戰場的第一步，那是1941年的8月28日。

　　前往第二十七師團赴任的見習士官有二十多人，我們一同乘坐前來迎接的卡車前往天津，當天就到達了位於天津的第二十七師團司令部。當天晚上，師團長富永信政中將設宴招待了我們這些新來的見習士官。在宴會上，我坐在師團長正對面的指定座位。負責分配席位的參謀對我說，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為我的成績在師團名列前茅的緣故。而直到那時為止，帶領我們二十幾名同學、並負有代表和申告之責的是從近衛步兵第一師團轉而隸屬於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的安滿謙一。不知為什麼，當時我總覺得安滿做了什麼事。但現在只記得，在宴會上聽到富永師團長問候安滿說：“你身體還好吧？”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因為安滿的父親(也許是祖父)安滿欽一中將是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的學生。而我一言不發，只顧一個人悶着頭享受高級美味的西洋大餐。

　　此後的一周之內，我們住在天津的偕行社，接受師團司令部對新任見習士官進行的集中教育。教育的內容有關於師團現狀、華北戰況的說明等，其實也沒有什麼重要的實際內容。與其說是教育，倒不如說是為了讓我們在趕赴前線之前，好好地適應一下天津市內的空氣的味道吧。我不記得當年的集中教育曾經就華北的局勢、八路軍的動向等重要問題對我們作過詳細的說明。其實，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跟着在天津執勤或者來天津出差的聯隊的前輩們一起去娛樂街區花天酒地、盡情玩樂。在那裡，給我留下了自出生以來從未體驗過的很多經驗。

　　 1941年9月5日，我跟隨着從河北省河間縣的聯隊本部來天津接我們的聯隊旗手池田壯八少尉(是陸軍士官學校第54期的學生)從天津出發。我們乘火車走津浦線到達滄縣。在滄縣，有前來迎接我們的一個分隊的衛兵和一輛卡車在等着我們。池田少尉告訴我，這一帶的冀中地區“治安”狀況非常不好 [ 註：日軍所謂治安狀況不好，就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頻繁、高漲，以下不再一一說明。同時為保持原文原貌，姑且沿用“治安”一詞。 ] ，就在幾天前，日軍的兩輛從滄縣去河間的卡車在中途遭到了襲擊。果然，我們在去河間的中途看到了路旁被燒毀的兩輛卡車的殘骸，此情此景使我一下子緊張起來。傍晚，我們到達了聯隊本部的所在地——河間縣。

　　河間縣位於津浦線與京漢線之間的冀中平原上，是一座有着古老城牆的縣城。聽說在馬可·波羅的遊記里都有關於這座縣城的古老街道的記述，所以河間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古老而蕭條的縣城和一片冷清而衰落的街區。

　　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聯隊長是山本募大佐。我代表一起前來的五名同學向聯隊長報到。一起來的同學有三山健助、加養榮男、石田久之、淺田政明四人，因為他們四人都是從近衛步兵第三聯隊轉過來的，所以我在以前跟他們都沒有見過面。後來他們四人之中的三山和石田戰死了，淺田轉勤到了空軍，只有加養活到了戰後。

　　我們這些新報到的見習士官在聯隊本部再一次接受了集中教育。這一集中教育仍然是形式上的，只不過是聯隊副官山田武等聯隊部的軍官給我們講話而已，一到晚上還是照舊跟聯隊的軍官們聚在一起喝酒。當然，這個河間縣城裡沒有像天津市里那樣的高級飯店和餐廳，總共只有一家兼作慰安所的餐廳。

　　在河間縣的聯隊本部逗留的一周之內，我才第一次知道，在華北地區與日軍作戰的主要對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八路軍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第八軍分區司令員常德全等後來十分熟悉的名字，也是在這時才頭一次聽說。河間一帶在1938年的武漢作戰期間完全在八路軍的控制之下，武漢作戰結束後，第二十七師團返回天津，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進駐了大城、任丘、河間等地，這一帶才於1939年初被日軍所侵占。所以這一地區的“治安”狀況完全不能說是已經恢復，道路和電線被破壞，駐地和卡車遭襲擊的事件層出不窮、屢見不鮮。這些事件的頻繁發生使我強烈地感到，自己已經來到了“治安肅正”作戰的第一線。

　　在第一線以游擊隊為對手進行的“治安肅正”作戰的方法，與在陸軍士官學校所教給我們的戰法戰術完全不一樣。不僅作戰的形式不一樣，連軍隊的狀態也完全不一樣。在國內，整個聯隊只有一所軍營，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全都在軍營內住宿，從起床到熄燈的每一天所進行的緊張而嚴格的生活和訓練都是按照條令規定好的。但是在占領區，軍隊都是高度分散配置，一個中隊分別駐紮在五六個地方。最小規模的駐軍充其量只是以一名下士官為長官的一個小分隊，大約十人左右。所以日常生活也好，軍容風紀也好，跟國內的情況相比當然就完全不一樣了。

駐紮景和鎮
　　在聯隊本部的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一結束，我們五個見習士官就各自前往所屬的中隊報到。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隊。中隊長是山崎龍一郎中尉，駐地位於河間與滄縣之間的景和鎮。1941年9月11日，我搭乘去滄縣的聯絡車前往景和鎮的中隊本部報到。景和鎮就位於一周之前我們去河間縣的聯隊本部報到時所經過的一個地方。當時，第三中隊的中隊本部在景和鎮，三個分隊分別駐紮在杜生鎮、王會頭、沙河橋三個地方，因此留在景和鎮的官兵還有六七十人。

　　中隊長山崎龍一郎中尉是高知縣出生的性情溫和的預備役軍官，武漢作戰以來歷次作戰的參加者。他舉出去年(1940年)的武漢作戰以後被分配到第三中隊的陸軍士官學校第53期出身的小川少尉，在肅寧附近的討伐作戰時因為獨自一人衝鋒而戰死的例子，一邊笑着對我說：“陸軍士官學校所教的作戰方法跟這裡的作戰可是完全不一樣的喲。就算是隊長一人率先衝鋒，也是不會有什麼人跟着他一起衝上去的。”

　　幾天后，山崎龍一郎中尉所說的那種實戰教育終於來到了。通常，山崎中隊長每天早晨都要主持“治安”維持會，並根據特別工作隊 [ 註：特別工作隊就是當地的地主武裝組成的漢奸隊。 ] 的情況報告，研究每天的行動。大概是1941年9月20日前後的某一天，有一份情報說，在景和鎮西北方向的村子裡有大約二百來人的八路軍。山崎中隊長說，對於藤原君第一次參加的作戰來說，對方的軍力大小倒是恰到好處，可以干它一傢伙。於是，山崎中隊長下令中隊全體出動。我被任命為第一小隊的隊長。中隊長特意指定有豐富戰鬥經驗的下士官野村鹿臧曹長做我的副手。山崎龍一郎中尉交給野村曹長的任務就是，當我要跳起來率先衝鋒時，及時地拉住我。

　　中隊集合後即向情報里所說的那個村莊急速前進。雖然在名義上我們是一個中隊，可實際上的兵力只有五十人左右。我作為第一小隊的隊長率領二十來人打頭陣。雖說是打頭陣，但實際上在我們隊伍的前面還有由當地中國人組成的特別工作隊的二三十人，他們排列成躲避子彈的分散隊形向前行進。

　　因為情報很可靠，所以我們一接近作為目標的村子，就看見了幾十名身穿土黃色軍服的八路軍士兵，零零散散地衝出了村莊。本來應該行進在我們前面的特別工作隊不知什麼時候突然連影子也看不見了。我立刻向跟在我身後的小隊發出“散開”的命令，緊接着又大聲地發出命令：“目標，村子前面的敵人，射擊！”就像迄今為止我們一直練習的那樣。野村曹長馬上拉住我，嘴裡說着：“可別衝出去啊！”我拿出望遠鏡觀察情況，非常清楚地看到散開在村子前面的八路軍士兵。這個時候，我方的步槍、輕機槍已經開始射擊，一時間槍聲大作，子彈紛飛，但卻一點兒也沒有命中目標的感覺。因此，我跟野村曹長商量，“是不是使用六○炮射擊”，隨後即命令位於小隊後部的六○炮分隊：“距離300米，射擊！”

　　由於距離的測定很準確，因此六○炮一開始發射，就命中了村莊前面的對方的散兵壕，八路軍士兵紛紛跳出戰壕以躲避炮彈的轟擊。見此情形，我一邊大聲命令：“衝啊！”一邊挺起身子沖了出去。野村曹長也來不及制止我了。我的部下都跟隨我沖了上去。我們好不容易衝到村子跟前，才發現面向村外的房屋的牆上都開着槍眼，八路軍士兵已經無影無蹤，只是在戰壕的邊上躺着幾具戰死者的屍體。這就是我的第一次作戰。

　　另外，我在這裡想介紹一下景和鎮的特別工作隊的情況。特別工作隊是獨立的武裝部隊，也可以說是高姓隊長的私人武裝。高隊長是當地的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親被八路軍鎮壓了，因此對八路軍懷有強烈的個人仇恨，跟八路軍打起仗來也非常兇猛。這個特別工作隊平時全權負責景和鎮的行政和治安，據說還干着任意徵收苛捐雜稅那種橫徵暴斂的惡劣勾當。儘管如此，特別工作隊對於日軍來說，卻是非常得力的合作部隊。

　　當上中隊副以後不久，我晉升為少尉軍官，當時我正好年滿19歲零3個月。在那些比我年長的部下看來，我還是一個孩子氣十足的年輕軍官。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留下了那張穿着嶄新軍裝、長着一張孩子臉的新軍官的照片。

　　在景和鎮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廳。“妓屋”就是慰安所，“妓”是日軍官兵對慰安婦的輕蔑稱謂，並且根據慰安婦的不同出身，分別稱之為“日本妓”、“朝鮮妓”、“中國妓”。這家餐廳實際上還有點心店和照相館。因為照相館並不僅僅是為日本軍人開設的，所以後來我才想到照相館一定還有暗地裡為賣鴉片作掩護的功能。

　　這家不管什麼業務都經營的餐廳的老闆是朝鮮人，女性招待員也都是朝鮮人。雖然說起來這家餐廳是依賴於日本駐軍而生存的，但是中隊並沒有對這家餐廳進行什麼特別的管理。作為一個御用商人，餐廳老闆與特別工作隊也有着相當深厚的關係。在聯隊本部所在地的飯店、餐廳都是由聯隊副官進行管理的。但是在中隊以下的單位，這種由那些與日軍部隊保持着不即不離的曖昧關係的御用商人所經營的業務繁多的商店就非常多了。

　　不管怎麼說，在景和鎮上以日軍官兵為對象，不管什麼業務都經營的餐廳或商店只此一家。因此，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們排列整齊，並經過服裝檢查之後，首先去的就是這家餐廳。所以這家餐廳在假日總是混亂紛雜、擁擠不堪的。在對士兵進行服裝檢查的時候，值周的下士官給每個士兵發放一個被士兵們稱之為“最佳突擊”的橡膠製品。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還被中隊辦公室的下士官們取笑過。軍官外出當然是自由的，但下士官以下的士兵外出就跟國內一樣要受到極為嚴格的限制。因為第二十七師團是現役部隊，所以軍紀相對而言比“獨混部隊”的鬆懈散漫稍微好一點。所謂“獨混部隊”就是承擔某一地區警備任務的獨立混成旅團的簡稱，這是1938年侵華戰爭進一步擴大以後逐步編成的後方警備部隊。以徵召的預備役軍人為主體，編制裝備比現役師團差，軍紀方面的問題就更多了。

　　駐紮在景和鎮的第三中隊作為分散駐紮的小分隊，可以說平時的軍紀還較為正規。起床、點名、吃飯、熄燈等作息時間的規定還能被遵照執行，而且像國內的軍營那樣用喇叭作號令。作為每天的必修科目，還熱心地練習擊劍、刺殺，實彈射擊也頻繁地進行着。因為我們是戰地部隊的緣故，所以比起國內的部隊，可以自由地使用真槍實彈。但是沒有像國內那樣設備完整的射擊場地，只是在城鎮以外的農田上設立靶子進行實彈射擊。對於當地農民的生命安全來說，日軍這種舉動是非常危險的，但是日軍卻旁若無人地照打不誤。我第一次參加中隊進行的實彈射擊時，看到日軍士兵一出了兵營馬上就在街區以外的農田開槍射擊，感到非常吃驚。為日軍隨隨便便就實彈射擊，完全不考慮可能會給一般中國人造成生命危險的行為而感到吃驚。像這樣對中國民眾的生命毫不在乎的情形反覆多次，我也就逐漸司空見慣、麻木不仁了。

　　我到中隊上任之後三個月，也就是1941年的年末時分，我們第三中隊在情況還不十分清楚的情況下就出兵參加討伐(掃蕩)作戰去了。所謂掃蕩作戰，就是根據有關發現了八路軍的情報，為進攻八路軍而發動的作戰行動。掃蕩作戰的規模不是固定的，有時是我們一個中隊單獨進行，但聯隊規模或大隊規模的也有過好幾次。這樣的掃蕩作戰大體上每兩次之中就會有一次跟八路軍交手打個遭遇戰。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我不止一次地經歷了作為小隊長的戰鬥體驗。在多數情況下，跟八路軍作戰的戰區都在河間縣城的東北方或東南方，也就是說，呂正操司令員所指揮的八路軍冀中軍區的第八、第十軍分區是我們的主要對手，偶爾我們也會跟八路軍的回民支隊交手。所謂作戰的戰鬥形式主要是，日軍遭遇八路軍後即散開臥倒射擊，八路軍往往主動撤退，日軍再奔跑追擊，這樣的戰鬥占據了我們作戰行動的大部分。只要不是有計劃的預先埋伏或出其不意的突然襲擊，那些由射擊和追擊所構成的戰鬥對我們來說，還不能說是最可怕的。

　　如果從華北地區的整體狀況來看，日軍在1941年下半年進行的“治安肅正”作戰多少有一些可以自我誇耀的戰果，八路軍暫時陷入了艱苦作戰的困難境地。即便是中國方面的歷史資料對這一點也是承認的。尤其是在冀中平原地區，日軍使用自行車的機動作戰一時奏效，特別是駐地與我們中隊相鄰的第四中隊(村田隊長)所組建的自行車小隊，更是被日軍吹噓為“銀輪部隊”。我們第三中隊也嘗試着組建了自行車小隊。我自己沒有機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騎自行車。但是如果被他人知道我什麼都不會騎也是很難為情的，所以我的小隊用徵發來的中國戰馬組建了一支十幾人的騎兵隊。

　　八路軍對付日軍自行車隊的辦法是在村莊周圍挖掘壕溝，而村與村之間則用坑道相連接，並有意造成壕溝和坑道的高低不平以妨礙自行車的自由行動。而居住在日軍侵占的所謂“治安區”和八路軍控制的解放區之間的村民們也有自己的對策：八路軍來了就挖壕溝，日軍來了再把壕溝填上。

　　有的時候，山崎中隊長在挖掘了新壕溝的村莊集合村民，讓作為代表的男性村民坐在壕溝里，再叫翻譯告訴村民們，要以挖掘壕溝的罪名槍斃那個男性村民。村裡的老弱婦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日軍是殺人不眨眼的，因此一齊哭着要求日軍不要殺人。所以，挖壕溝也好，填壕溝也好，對村民們來說都是為戰爭環境所迫。

　　我們第三中隊所駐紮的景和鎮是一個比較富裕的鄉鎮，“治安”尚且能夠維持，工商業也比較繁榮。我雖然是個外行，但也經常背起照相機，把居民們的日常生活的狀態拍攝下來。不過，這些安靜昇平的現象都是表面的，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了日軍將會是什麼樣子。八路軍的地下工作早已秘密地滲透到了日軍占領區的各個角落。即使是從滄縣到景和鎮、再到河間的幹線公路，也經常受到八路軍的襲擊，電話線、道路被破壞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這裡實際上應該就是日軍侵占的“治安區”與日軍控制不了的非“治安區”之間的“游擊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