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彰 [日本]

我出生於1922年，在日本近代歷史上，這是一個以和平與軍備控制而廣為人知的年份。在這一年的2月6日，海軍軍備條約在華盛頓簽字。3月25日，日本國會的眾議院通過了由各黨派共同提出的縮減陸軍軍備的建議案。日本陸軍迫於這一內外形勢，也於8月11日發表了包括縮減兵員定額7萬人的第一次縮減軍備方案(通稱為“山梨 [ 註：山梨，日本地名，現為一個縣。 ] 軍控案”)。在那個年代，反戰與和平成為時代的風潮，而日本軍部卻把這一時期稱為最惡劣的時期。

　　我的父親是日本陸軍經理部的軍官，當時的職務為一等會計(軍銜相當於大尉)，在駐紮於青山 [ 註：青山，東京市內的一個地區。 ] 的日本陸軍第一師團服役。我們家位於東京府北豐島郡西巢鴨町的一個被叫做植木屋的地方。我的父母於1921年結婚，租借了植木屋的主要房屋旁邊的一所小房子，把這裡作為新居，並在這裡生下了他們的長子——我。1923年，我們也是在這個家裡遭遇了關東大地震。

　　我的父親出生於奈良縣生駒郡法隆寺村，一個祖輩在法隆寺內做雜務的貧窮家庭，是一大群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父親的一個哥哥到位於河內 [ 註：奈良的一個地名。 ] 的屬於淨土真宗的一家寺廟做了養子，後來當上了寺廟的住持。他在日俄戰爭爆發後被徵召出征，考慮到寺廟的繼承人問題，就讓他最小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親——接替他到寺廟做養子。父親的養父名叫藤原順道(從我這裡說起來，就是養祖父，也就是伯父) [ 註：從寺廟繼承關係看，是養祖父；從家族血緣關係看，是伯父。 ] ，在中國旅順的203高地戰死了。父親雖然姓了藤原，但因為還是小學生，所以繼續在法隆寺的自己家裡生活。父親的家庭原來根本沒有把自己的孩子送進中學的財力，但因為養祖父得到了金鳥勳章和年金，於是就把那個年金作為學費，使父親得以進入當時奈良縣唯一的公立中學——郡山中學。可是當父親從中學畢業的時候，並不想再去做寺廟的養子，因此放棄了年金，報考了不需要繳學費的高級中學。父親參加了陸軍經理學校和上海同文書院這兩所學校的考試，並且都合格了。由於同文書院在每一個縣只招收一名學生，而我父親有一位關係非常要好的同學在考生的序列里正好處於可以補缺的位置，於是我父親把同文書院的入學機會讓給了那個同學，他自己進了陸軍經理學校，成為該校第十期的會計候補生。

　　日本陸軍的經理部軍官的補充，原來的做法要麼是從其他軍事學科轉學過來，要麼是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日俄戰爭以後，開始同一般軍事學科的士官候補生一樣，從中學畢業生中選拔會計候補生，在經理學校對他們進行教育。父親作為在這一制度下選拔出來的候補生，從中學進入了經理學校，後來成為陸軍經理部的軍官。但我認為他雖然是一名軍人，卻是屬於那種學識淵博、思維敏捷的知識分子類型的人。

　　父親因為在經理學校的畢業考試中成績優秀，得到了天皇頒發的獎品“恩賜的鐘表”。可是因為軍隊事務繁忙，失去了進入與陸軍大學相當的經理學校高等科的考試機會。母親常常為這事感慨萬分。我父母的結合是在那個時代裡罕見的自由戀愛。當時，作為候補生的父親因為胸部的疾病而從經理學校休學一年，並隨後回到了家鄉，在法隆寺附近的龍田當上了小學的代課老師。父親所教的學生中，就有龍田神社的神主 [ 註：神社的主持人。 ] 的長女，也就是後來我的母親。即使是在孩提時代的我看來，父母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好的。1928年，日軍侵略中國山東省的濟南事件發生之際，父親正好從第一師團臨時調到第六師團服役並出征，母親那種焦慮不安的心情連我這個不懂世事的孩子都能很明顯地感覺到。當時的我正好是在身體和精神這兩方面都有所成長的五歲零十個月。我出生於東京的西巢鴨，後來全家一度搬到廣島居住，不久又回到了東京，住在中野一帶。

　　我是我們家裡的長子，在我下面還有三個妹妹，一共是兄妹四人。因為正好是處於軍備控制後的緊縮時期，父親的晉升較慢，加上家裡孩子又多，所以家庭生活也較為清苦。至今我仍然能夠回憶起童年時代許多節衣縮食的生活往事。到了上學的年齡，我進入了剛剛創立的中野本鄉的尋常小學，成為該校最早的一年級學生。

　　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日本正處於經濟大蕭條的時期。1929年7月，取代田中內閣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雖然實施了財政整頓、軍備控制等政策，但在當年10月仍然遇到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日本社會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隨着經濟危機的加深，即使是都市中的私立小學也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影響。因為家庭生活困難而沒有帶盒飯上學，有的同學在午休時上街閒逛，有的同學乾脆休學去幹活，我的好朋友石山君就成了給文具店打工的勤勞少年。所以，父兄會 [ 註：日本的中小學生家長的組織。 ] 為吃不飽飯的孩子們發放食品，市政機關也為沒錢參加休學旅行的學生提供經費。

　　我剛升入小學三年級的第二學期，就發生了柳條湖事件 [ 註：即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九一八事變。 ] 。日本突然進入了長期戰爭的年代。在學校每天早晨舉行的儀式上，校長都要向全體師生介紹滿洲 [ 註：即中國東北地區。 ] 的戰爭情況，這已經成為了學校的慣例。在校園裡樹立的木頭柱子上掛着白布。學校里也掛起了銀幕，放映着反映滿洲戰況的新聞片。等天黑以後去學校看電影成了孩子們的一大樂事。除了新聞片以外，還經常上演一些娛樂片。像《戰友》《乃木大將與賣納豆的少年》《愛藤號巡洋艦》等電影，至今仍然留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上述這些情況對於造成學校的軍國主義氛圍無疑具有相當大的作用。

　　我們在小學使用的教科書是以《花、鳩、豆、斗》這類國語讀本為代表的第三期國定教科書，其內容還多少受到大正年間民主思想的影響，所以與後來第四期所使用的《最大、最多》，第五期所使用的《紅色朝日》相比，教科書裡面的軍國主義的色彩還沒有那麼濃厚和強烈。儘管如此，在我所能回憶起來的像國語、修身那些教材里，仍然充斥着讚美天皇、禮讚軍國的內容。像妻子鼓勵出徵士兵的《一太朗》；母親勸兒子戰死的《水兵之母》；以及哪怕作戰至死，軍號也不撒手的《木口小平》那一類情節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時至今日仍無法忘記。在我小學五年級的冬天，即1933年12月，皇太子的誕生激動了整個日本社會，那種所到之處都在傳唱着《皇太子殿下聖誕》歌曲的狂熱情形，至今仍記憶猶新。

　　就像當時日本國內所有的普通少年們一樣，我也是在軍國主義的氛圍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的。但如果說我與其他人有什麼不同的話，那恐怕就是我比一般少年更早地開始閱讀大人們閱讀的小說。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曾看到母親和一個除了親戚關係之外還有其他什麼淵源的、從奈良縣來的女性皺着眉頭使用差別用語說話。聽到她們的話以後，我就問她們在說什麼事，她們說小孩子沒有必要知道，接着就把話題轉移了。所以有一次，當小學的老師對學生們說，不管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的時候，我就問老師那種差別用語的意思。廣島縣出身的橘和清一老師稍微沉默了一會兒說：也許你可以讀一讀有一位叫做島崎藤村的著名作家所寫的一部小說《破戒》，你試一試讀完了這部小說之後再告訴我吧。於是，我從父親的書架上找出了那部小說，雖然是很辛苦、很費勁地才把它讀完了，但也因此而了解到，在這個一如往昔地冷漠無情的社會中，存在着毫無道理的各種差別。從此以後，我的心就深深地被閱讀小說的趣味所打動了。

　　當時，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家附近的鍋屋橫丁的夜間商店開門的時候，父親總是帶着我去愉快地散步。我們花上一元、兩元錢買上幾本父親稱之為“一元書” [ 註：每本一日元的叢書。 ] 的小說，然後一本接一本地開始讀。不過，小學生的理解能力總還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只能看懂非常單純的愛情小說。但不管怎麼說，除了閱讀大人小說這一點之外，我當時接受的還是普遍的皇國史觀和軍國主義的教育，並被培養成為一個軍國的少年。

　　在進入中學的入學考試之前，按照重視體育的父親的意見，我選擇了東京府的府立六中(即現在的新宿高中)。府立六中的開學是在1935年4月，這個學校有很多軍人子弟，是以軍國主義教育而聞名的學校。校長就是後來當上了府立高中校長和滿洲建國大學校長的精神主義者阿部宗孝。新生入學後，除了全套的教科書之外，還需要購買《明治天皇御製集》(即收集了天皇所作之短歌的詩歌集)。學校每周要從天皇所作之詩歌中選出一首，在每天早晨的儀式上，讓全校學生齊聲高唱這首天皇的詩歌。接着按照“默想”的口令，我們都必須閉上眼睛沉思默想。與此同時，學校的“興國之鐘”轟然鳴響。所謂“興國之鐘”，就是在日俄戰爭的日本海大海戰中，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旗艦“三笠”號所使用的時鐘。校長特意請求海軍轉讓給我們學校，作為學校的寶貝，並為這座漂亮的鐘修建了塔樓。但學校只有在正式而隆重的典禮上，才會真正地敲打那座從軍艦上轉讓來的鐘，而我們每天默想時學校所敲擊的鐘，只不過是另外做成的仿製品而已。

　　中學入學考試結束後的1935年3月，由於陸軍的定期調動，父親被調往駐朝鮮的日軍司令部服役，我們全家也因此搬到了在朝鮮京城(現為漢城)的日軍陸軍軍官宿舍。而剛剛參加完中學入學考試並且合格的我卻留在了東京，借住在父親的同級生田中佐太朗的家裡。田中夫婦兩人相依為命，居住在位於駒場的偕行社(日本陸軍軍官的互助團體)的住宅里。這樣，我的中學生活就以從駒場到涉谷、再到新宿 [ 註：東京西部的三個地區。 ] 的通學形式而開始了。

　　我進入中學的班主任老師是1935年春天剛從東京大學國史學科畢業的年輕的風間泰男先生。風間先生是以科學的歷史學作為學術研究目標的歷史研究會的創立者之一。也許是還不太習慣直接面對學生，所以風間先生在課堂上總是面向黑板、扭轉身體講課。因此學生們很快就給他取了一個“彆扭先生”的外號。為了對所講授的課程作出合理性的說明，風間先生和另一位哲學專業出身的新任倫理學老師安部先生一起，教給了我們全新的、合理的思維方式。但他們的真實意圖到底能不能傳達給受到軍國主義薰陶的學生們，我還是有點懷疑的。

　　 1935年7月，在中學的第一學期剛剛結束，我就不得不按照父母的強烈要求，轉學到了朝鮮的中學。從東京到京城 [ 註：即韓國首都首爾(漢城)。 ] ，我背着學生書包，經過了三天兩夜的旅行。因為是孤身少年的旅行，所以一路上售票員和旅客們都非常關照我。可是，在從下關到釜山的渡船上，我卻因為劇烈的暈船而痛苦不堪。在朝鮮的京城火車站，母親和妹妹們一起來接我，幾個月沒見面的母親激動得熱淚盈眶。

　　陸軍軍官宿舍所在的龍山街區，簡直就像是一個軍事要塞。在這裡，以總督官邸為中心，匯集了軍、師團、旅團的司令部，以及步兵、騎兵、工兵、輜重兵等各聯隊的兵營，還有軍隊和鐵路部門的宿舍。我轉入的那所龍山中學也有很多的軍人子弟，並與京城市內的京城中學在任何方面都進行着孰優孰劣的激烈競爭。令從東京過來的我感到吃驚的是，龍山中學充斥着軍國主義的粗魯、蠻橫的風氣。休息時全校學生集中到庭院裡，高年級學生以低年級學生禮數不周為由橫加制裁的情形，簡直是司空見慣的。而校方則對這種私下的暴力制裁行為採取了默認和縱容的態度。這一事實對於我這個剛從東京過來的新生，真是一個恐怖的經驗。

　　龍山中學簡稱“龍中”，學生社團的活動非常盛行。我參加了劍道部。這個運動激烈勇猛，活動時間完全自由，而且可以專門跟某個人組成一對一的對手進行訓練。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跟石川同學組合的原因，我們在訓練中往往很快就扔掉竹刀扭打在一起，臉貼着臉，都竭盡全力要把對方的頭壓下去，直到有一方忍受不了痛苦而大喊“我受不了”才罷手。

　　從參加劍道部一開始我就積極地參加每一次訓練，每三次對抗中總有一次能擊敗對手，使之俯首稱臣。我的劍道技術和技巧日益精進，中學二年級的第一學期結束之際，我參加了全市中學的學年運動大會，獲得了劍道比賽的第三名。

　　我加入的另一個學生社團是地理作業部，這是一個只有幾個成員的小社團。我們的活動是，把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貼在厚紙上，再剪下來，做成立體的地形圖。因為地理作業部的學生成員都是地理老師特別指定的，所以儘管每個年級只有一名地理部成員，但經過出色的工作，我們做成了好幾個地圖模型。

　　在這些學生社團的活動中，我逐漸習慣了龍山中學的生活。在學業方面，由於轉校的不利條件，我沒能取得周圍的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優秀的成績。六中也好，龍中也好，每個學期都要把全體學生的考試成績按照年級序列公布出來。在六中的一年級第一學期時，我是全部270名學生中的第三名，但到了龍山中學以後卻滑落到第十名左右。

　　轉學到朝鮮以後約一年多的1936年8月，父親要轉勤回到東京的陸軍省經理局服役。我不想離開好不容易才熟悉並感到親切的龍山中學，就跟父母撒嬌，請求他們不要讓我轉學回東京，讓我自己留在朝鮮京城住宿舍。結果父母很堅決地表示，必須回到東京。為了辦理轉學的手續，我和父親一起在家人之前回到東京，住在位於九段 [ 註：東京的一個地名。 ] 的軍人會館，步行前往學校和老師家拜訪。大概因為恰好是暑假，用不着插班的原因，所以府立六中答應我從1936年9月的第二學期開始回六中繼續上學。

　　在府立六中，從二年級的第二學期開始到四年級的第二學期為止，還有兩年的在校時間。對我來說，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培育自己一般文化素養的時期。因為兩次轉校的影響，我從中學第一學年時的年級第3的成績，大幅度滑落到第二學年結束時的270人中的第150名。很少生氣發怒的父親給我回憶了他的貧困的中學時代，形成我人生記憶中一次被申斥、被告誡的深刻印象。

　　實際上，我的學習成績大幅下降的原因，是我把學校的學習扔在一邊，作業也懶得做，一門心思地往來進出於圖書館，專心致志地埋頭在文學作品裡。讀完了父親藏書中的《明治大正文學全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以後，我又出入於上學途中的淀橋圖書館，讀完了《世界文學全集》以及森鷗外和夏目漱石的文集。並且和今井文雄等同學一起合作辦起了手寫的同人雜誌，在愛好文學的同學之間互相傳閱。就在這個同人雜誌上，我發表了以在朝鮮的春川出生的朝鮮獨立運動人士為主人公的處女作。那時，我崇拜森鷗外，經常跟尊崇夏目漱石的今井就森鷗外與夏目漱石誰是更偉大的作家而爭論不休。

　　升入三年級以後，我又對電影着了迷。經常出入新宿三町目的名畫座等放映老電影的電影院。像《摩洛哥》《未完成的交響樂》《舞蹈會的筆記本》《穿制服的處女》《女性之都》《活躍的會議》等外國電影，我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反覆觀看。當時的日本有一個叫做“學生輔導協會”的組織，如果他們發現穿制服的中學生到電影院和咖啡館等娛樂場所去，就要對那些學生進行訓導，所以我總是換上便服以後再出去看電影。

　　我一升入四年級，就不能不考慮下一步升學的問題。朋友們回憶起成績優良時期的我，認為我四年級畢業後當然會報考第一高等中學。但是我連考前輔導都沒有參加，對自己完全沒有信心。正好在那個時候，陸軍士官學校宣布，將比往年更早地在四年級第二學期之初即舉行入學考試，而且錄取名額也將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就領取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申請書，參加了入學考試，結果取得了合格。所以我沒有參加其他任何高中的入學考試，直接進入了陸軍士官學校。

　　我雖然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少年，但參加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考試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異樣感覺。這也許是跟我崇拜作為軍醫的森鷗外有關係吧。我父親是一個軍人，我就讀的學校也特別受到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可是，喜歡讀小說、看電影的我，絕不僅僅只受到軍國主義思想的薰染。母親希望她唯一的兒子成為一名醫生，所以知道我將參加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考試後，立即表示反對。而父親則默許了我的選擇。1938年12月1日，我作為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第55期學生入學。陸軍士官學校的本科在去年遷移到神奈川縣的座間市，東京市內的市谷校舍就成了只有預科使用的校區，而且只有第55期在這個校區，也就是說，在市谷校區里沒有高年級學生。儘管如此，從入學之日起，在我們面前就出現了像高年級學生那樣發號施令、指手劃腳的傢伙。他是我們同年級的學生，陸軍幼年學校出身，比我們早幾天入學並擔任着生活指導的工作。在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出身的人從一開始就不管什麼事都專橫跋扈地掌握着行動主導權。在為期三年的學習期間裡，從小就穿着軍服的他們和從普通中學出來、剛剛開始軍隊生活的我們之間，當然有着很大的差別。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不利條件。除此之外，還讓我感到畏縮膽怯的是，那些鹿兒島一中、山口中學出身，費了好幾年的勁才考取陸軍士官學校的年長的同學。他們倒並不一定是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但體力強壯、精力充沛、剛強倔強、桀驁不馴。如果有哪個同學在不經意間表現出了軟弱柔和的態度，那些年長的同學們恐怕就要以切磋技藝為藉口而拳腳相向了。剛剛開始上預科的時候，東京出身、中學畢業、年齡幼小的我，很難適應這裡的那種氛圍。而且因為在體力上較弱，就是想跟隨在那些出身於農村的同學們後面，也是力不從心的。

　　就這樣，我開始了在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學習生活。對我來說，這絕不是那種愉快舒心的生活，而且與其說是不愉快舒心的生活，倒不如說是辛苦艱難的生活。也許，這就是我沒有被軍國主義完全馴服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