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的先祖

　　满族人的先祖，从史书上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当时，在我国东北地区，居住着被称为肃慎的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相比，他们的社会组织、生产能力、文化生活都十分原始，应当是过着以狩猎、捕鱼、放牧为主的生活。周武王灭商后，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镐京建立周政权，肃慎很快称臣纳贡。《后汉书·东夷》载：“周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来。”楛矢，是可以制造箭杆的荆条；石砮，是经过打磨的石箭头。箭只有和弓结合在一起，才是一种兵器，没有了弓，箭的威力不要说远逊于刀矛，恐怕连棍棒都不如。可以推测，肃慎人的贡品“楛矢、石砮”之中，一定还包括弓，而制作弓弦、箭羽，都是离不开兽筋和鸟羽的。肃慎人在长期的狩猎、游牧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经验，他们进贡的弓箭，不但丰富了周武王的兵器库，而且弥补了中原农耕民族所缺少的物产，对中原农耕和边疆游牧两种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很大的推动。

　　中国古代，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统一的称谓，他们或以居住地为名，或以其中最强大的部族为名，或以其部落的首领为名。加之中原人对其了解不够全面，往往又将这些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其发音随意发挥。更有甚者，有些中原士大夫还以夏夷之分为理由，故意将一些少数民族的称谓加上一些犬、羊等动物的偏旁以示轻蔑。肃慎族在东北地区，很可能就是一个最强大的部落，因为对周王朝的纳贡而得到中原人的认可。范晔在《后汉书·东夷》里继续写道：“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其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皆施毒，中人即死。”《后汉书》所纪为东汉史，截止到公元220年，这时的挹娄，距周武王时期的肃慎，已有1200多年了。

　　《三国志》对挹娄的记载，大体是照抄《后汉书》，只是增加了一段：“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强，卒不能服也。”文中纪年黄初，应为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年号，换算成公历是公元223年前后。《三国志》作者陈寿，蜀国人，蜀亡后入魏为史官，当朝人纪当代事，可以信赖。

　　《晋书·四夷》记载更详细：“肃慎氏，一名挹娄……周武王时，献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入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至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元帝、成帝，先后朝贡……挹娄使者四年方达。”晋书的作者，为大唐名臣房玄龄，所纪可信。文中提到“文帝作相”，是被追谥为文帝的权臣司马昭，“魏景元”，是曹魏陈留王年号，约在公元264年前后。文中大意是讲，挹娄使者来魏国朝贡，傀儡皇帝陈留王曹奂将所贡物品送至权臣司马昭的相府，并回赠名叫傉的挹娄王鸡、锦帐、丝帛。文中还提到元帝、成帝时，西晋已亡，东晋国都从洛阳迁至金陵（现今南京），约在公元317至公元343年之间。所以文中追叙一句，挹娄使者辗转“四年方达”。

　　南北朝时，《北史·勿吉》称：肃慎、挹娄人改称勿吉，最知名的有七大部落，分别称为粟末、伯咄、安车、拂涅、号室、黑水、白山。辽宁师大瀛云萍教授考证，勿吉的名称，是因肃慎人大都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被中原汉人蔑称为“窝集”的谐音所至。

　　到了隋代，《隋书·靺鞨》又将古肃慎人称为靺鞨。该书仍将靺鞨分为七大部落，且名称和居住范围与《北史》所记一致无二，并明确指出：“在拂涅以东皆石镞，即古肃慎也。”瀛云萍继续考证，靺鞨原来写作靺羯，是汉人根据勿吉的谐音生造的革、羊旁字，后演变为全是革旁的靺鞨，发音也从“莫皆”变成了“莫合”。

　　古肃慎人在沉寂了一千多年后，在盛唐时有了一次飞跃，那就是建立了一个统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八县、历十五王、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渤海国王朝。《旧唐书·靺鞨》记载，居住在松花江一带的肃慎人，因松花江当时叫粟末水故称粟末部，该部首领原姓乞乞。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灭亡高句丽后，将乞乞仲象率领的粟末部迁往治所在现今朝阳市的营州，任命其担任名叫“大舍利”的高级军职，他的儿子就以官名的第一个字为姓，取名大祚荣。公元696年，高宗皇后武则天改元万岁登封，乞乞仲象叛唐击败唐军。后来，乞乞仲象去世，大祚荣根据乞乞仲象的封号震国公自行晋级震国王，随后在今敦化市附近开埠建国。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8年），大祚荣接受唐政府的招抚，改用唐封号，并派出次子大门艺到长安为人质。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唐政府派代理鸿庐卿崔忻出使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大祚荣改国名渤海，定都忽汗城，即今黑龙江宁安县渤海镇。

　　大文学家欧阳修在他编撰的《新唐书·渤海》中提到：“以肃慎故地置上京龙泉府；以挹娄故地置定理府、安边府；以拂涅（勿吉）故地置东平府。”与今天的地图对比，上京龙泉府在黑龙江宁安县；定理府在俄境海参崴、安边府在俄境捷尔内伊；东平府在兴凯湖北密山县。按欧阳修的记载，肃慎、挹娄、勿吉曾同时存在于东北地区。据此，瀛云萍教授也在他的《满族史》一书中称：“南北朝到隋以前，肃慎人活动在今宁安县一带。挹娄人活动在今海参崴东沿海一带。勿吉人活动在密山县一带。他们之间已不是先后三个时代一脉相同的同一部落，彼此之间也没有从属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都是满族的先民不会有错。

渤海国遗民进入承德

　　唐代灭亡之后，中原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轮番更替；淮河以南，吴、吴越、楚、闽、南平、南汉、南唐等国相继称雄，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在长城以北的辽水上游，唐末雄起了一个以耶律氏为首领的契丹族。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登上汗位。916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契丹国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帝。天赞三年（924年），阿保机西征吐谷浑、党项、阻卜等部，地处契丹东方的渤海国乘虚发兵攻掠契丹的辽州，杀死辽州刺史张秀实，掠走大批牛羊人口。天赞四年（925年）末，阿保机回师进攻渤海，天显元年（926年）正月攻破渤海都城，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渤海国灭亡。阿保机在渤海故地建东丹国，意指“东契丹”，以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将渤海国都忽汗城更名天福城。时隔不久，阿保机将渤海国最后一任国王大湮譔迁离渤海故地，安置在契丹皇都（现内蒙古巴林左旗）。渤海国灭亡时，有十多万户五十余万人口，渤海重镇扶余城破后，约五万人被迁往现今大连市一带，契丹先建“扶州”，后改“迁民县”。渤海都城攻破后，渤海太子大光显率十余万人投奔高丽，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灭亡高丽时，再全部迁往现辽宁盖县，设置“归州”以治之；阿保机在灭渤海后，再次迁渤海遗民近二十万人至西喇木伦河（现西辽河）流域定居。

　　契丹建国后改称辽，历九代君王，统治中国北方218年，版图超过被称为正溯的北宋，足见辽代当年的强盛。辽的政治成熟还在于他们的基本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一国两制”，凡长城以外游牧为主的地域，统归“北院大王”管理；而长城以内农耕为主的地域，则由“南院大王”统辖。按照这一思路，阿保机在灭亡渤海国后，仍在原地留下长子耶律倍继续统治“东丹国”，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动，很可能久而久之，这些渤海遗民会以“东丹人”的身份融入契丹族。可惜，阿保机在征渤海回契丹的途中病故，他的皇后述律氏以迅雷之速，将他的次子耶律德光扶上皇位。凭心而论，耶律倍与耶律德光都是一世英雄，且都是述律氏亲生之子，但德光以少子承继大统，毕竟有悖常理。所以他登上皇位之后，立即借耶律倍回契丹奔丧之机，夺掉哥哥兵权并将其囚居皇都，同时一改阿保机当年对东丹国的政策，于天显三年（928年）将渤海遗民尽数迁往契丹。至此，五十万渤海国人，除小部逃往靺鞨故地和新罗、朝鲜，大部先后几次被迁入契丹人发源的地区。这就是满族先民第一次大量进入承德。

　　辽代的地方设置，主要是道、府、州、县。辽代建国之初，即将疆土分为五京，每京设一道。辽代的京不是明清的京师，而是与省相类的行政区划。随着辽政权的扩张，辽五京也跟着变化，中期后大体稳定。辽代的五京分别是：上京道临潢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道辽阳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中京道大定府，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南京道析津府，治所在今北京市；西京道大同府，治所在今山西大同。

　　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在隆化县土城子中京道大定府增设北安州，管丰宁、围场、隆化、滦平、承德、兴隆部分。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在平泉设中京道大定府泽州，新增神山、滦河两县，管辖平泉、宽城、承德县等地。同时设松山州，将围场东北部全部划入。而现在的兴隆县大部，则归南京道析津府薊州管辖。

　　辽代所以在中京道设立北安州、泽州、松山州，既有完善地方政权的需要，更有统治几十万渤海国移民的需要。据史料记载，渤海国遗民迁入辽地以后，不准他们居住房屋，只准建筑房门开设在两山的马架窝棚，大部分无力迁徙的渤海遗民，甚至沦为契丹人的奴隶任主人买卖。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强大，并不能代替经济、文化上的成熟，大量渤海遗民进入这片以游牧为主的土地后，很快将他们二百年来积累的农耕文明播撒在这里，加速了承德发展为辽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区的步伐。

　　在农业生产方面，承德县博物馆陈列了许多出土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兴隆夹马石出土的铁锄与近代十分相似，说明当时已经能够耕种梯田。宋朝使臣苏颂在其《牛山道中》说：“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说的也是梯田。王曾在使辽《行程录》中记：“居人草庵板室，亦务耕种，但无桑拓，所种皆从垄上……”这说明当时百姓已经掌握了垄作技术。《辽史》亦称：“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相当八万五千斤），擢左散骑常侍。辽之农谷，至是为盛。”

　　辽代的手工业和铁矿开采，也大多在承德境内由渤海遗民完成。王曾在《行程录》中记载：“又过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河镇（今滦平红旗），河在馆旁，西北有铁治，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过松亭关，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今隆化韩麻营），惟有蕃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器。”文中提到的蕃户，即为渤海遗民。《滦平县志》记有：“辽代被迁徙至半砬子（今红旗）等地的女真部落渤海人，曾就地选矿石冶炼，打造兵器、车马具及各种农具。清代，当地匠人曾搜集其遗留铁锭、铁制品，锻打生产工具。”王曾《行程录》也说：“至富谷（今平泉蒙合乌苏），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

呼啸而至的金国铁骑

　　辽代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年间，留在黑龙江流域的靺鞨人迅速崛起，被称之为生女真的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于天庆四年（1114年）进军辽国重镇宁江州（现吉林松原市），一举将其攻破。宁江战败，天祚帝不得不将战略眼光从中原移回东北。

　　古肃慎人，以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部最先进入农耕社会，当他们建立渤海国时，留在黑龙江流域的居民被称为黑水靺鞨。唐玄宗开元年间开置黑水府，任命黑水首领为黑水都督。《松漠纪闻》载：“黑水靺鞨五代时始称女真”，“居混同江（今黑龙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以其服属契丹也。江之北者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

　　女真居住的地区由于气候寒冷、山多林密，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黑龙江流域盛产貂皮、猎鹰、珍珠、人参，都是契丹人用与北宋交换消费品的上好物资，辽国征掠无度，使得女真人早已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阿骨打统一生女真各部后兴兵反辽，首先打出的旗号就是“女真，渤海本同一家人，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辽军阵营中的渤海人闻之鼓噪反叛，女真兵首战大获全胜。

　　辽天庆五年（1115年）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国大金，建元收国。他在登基大典上陈设了耕具、马匹和铠甲，这表明大金国的建立，就是要带领女真人走向耕战社会。金建国以后，继续以“渤海、女真一家人”为号召，很快将东北收入囊中，建都黄龙府（今黑龙江阿城）。

　　阿骨打天辅六年（1122年）正月，女真骑兵攻克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二月初一，挥军横扫泽州（今平泉）、北安州（今隆化）。《金史》记载了皇四子金兀术的战绩：“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获五人。遂审得辽主在鸳鸯泊（现怀来）畋猎”，他报告主帅粘罕后，又随主力经丰宁向北追击天祚帝去了。

　　当时，金兀术还很年轻，仅是粘罕帐下的一员小将。统帅大军作战的是他的堂兄粘罕和女真文学的创制者希尹。粘罕、希伊分两路在现今承德境内与辽兵决战，收降奚族讹里剌部，杀散奚王霞末部，最后会师古北口将辽军主力消灭，从此天祚帝逃往山西，永远脱离了契丹的发祥地，直至三年后在山西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

　　金代建国，沿袭辽制，仍将辖地分为五京，后来随着不断南扩，废掉辽上京临潢府，将阿城改为金上京；将辽中京（今宁城）改为金北京；将金南京建在河南汴梁（今开封）；西京大同、东京辽阳依旧。

　　金代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于天德三年（1151年）下诏迁都，将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扩建为金中都，在五京之上又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首都。海陵王随后征民伕八十万、兵卒四十万，为建设中都大兴土木。二年后，金国首都从中京大定迁往中都，一同迁徙的几乎包括了所有女真贵族。为了防止女真人固守旧俗，海陵王甚至将始祖以下的十座祖陵一同迁葬北京大房山，并“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夷其址而耕之”，杜绝了女真人再退回东北的后路。

　　金代的地方政权设置基本上与辽代相同，只是把道改换成路，以下府、州、县依旧。金朝的北京路兴中府、大定府所辖范围，正是原热河省行政区。辽代的泽州，改为惠州，州治仍在平泉；辽代的北安州，改为兴州，州治仍在隆化。承德全境除兴隆归中都路蓟州管辖外，其余统归北京路大定府。金代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汗国南侵，在金世宗至金章宗（1161-1208年）年间，从黑龙江呼伦贝尔盟至河套西曲筑起一条一千五百公里长的军事壕堑，沿壕堑修建了无数兵站边堡，后人称之为“金长城”。如今，在丰宁、围场均能看到“金长城”的遗迹，丰宁草原乡一条10余公里长的界壕遗址北侧，还残留一座四方城垣就是当年的边堡。按照人们的习惯，当年我们承德地区的居民，都应该算做真正的“关里人”。

　　女真人占领承德以后，不但提高了大批渤海人的社会地位，而且从中原又迁入大批汉人来填补女真人进入长城以后的空缺，这更加快了女真人习俗的汉化和生产农业化。据史料记载，承德一带因为地处滦河、潮河流域，土质肥沃，气候适宜，是农业生产的好地方，金代几代帝王将这里视作供给对宋作战的粮、铁补给区，大力提倡居民发展农业、开采业、手工业。在这里出土的农具铧、锄、镰、镐、铲、耙齐全，可适应开荒、翻地、起垄、中耕等不同作业的精耕生产。滦平县出土的金代瓠种器，说明女真人已经改变了广种薄收的粗放生产。在平泉瀑河两岸，发现了大量银矿、铁矿遗址。隆化发现一处窑址分布达50多万平方米，不但出土了大量陶器，还有铁器两件。《承德县志》载：“天会元年（1123年）燕京刚被攻取，金朝将燕京豪族、工匠经松亭关迁往中京或上京。通过迁徙使汉族人的打造技术得到了交流和发挥”。

清代满族人进入承德

　　从明永乐年间开始，古北口外喧闹的土地，又开始静寂荒凉下来。明太祖朱元璋过世时，他的太子朱标已先他去世，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炆。朱允炆登基后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他接受了身边大臣的建议，先后废掉了周齐二王，进而又准备对封地在元故都的燕王朱棣下手。哪成想，不等建文帝动手，燕王朱棣先下手为强，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发动了“靖难”之战。朱棣与建文帝的父亲朱标为同父同母兄弟，兴兵之后，他先北上大宁府，夺了同父异母弟弟宁王朱权的兵马，一把火烧毁大宁城，率“大宁之众及朵颜三卫卒俱南，已卯，到会州”，誓师挥兵南下，经四年苦战，终于赶走了亲侄子，在南京登上了皇位，改年号永乐，后被谥为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朱棣为了答谢大宁蒙古兀良哈人“靖难”之功，下诏命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兵民人等，全部迁往长城以内，将长城以外辽金以来已经农业化几百年的土地，交由兀良哈人做了牧马场。在明代的二百余年间，明、蒙时和时战，明政府一直以长城作为边界，辽、金、元包括明初几代人在这里经营的行政机构至此冰融瓦解，承德再次变做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碰撞的沙场。

　　17世纪初，居住在白山黑水的古肃慎人，与渤海人、女真人先后迁往中原后，在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经三十年征战，很快统一了东北各部，1616年定国号后金，年号天命，将兵锋直指中原。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向明政府宣战；天命六年（1621年），连下沈阳、辽阳，后金由黑龙江阿城迁都辽阳；天命七年（1622年），辽东尽入后金版图，都城再次迁往沈阳；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全军队在山海关外宁远一线遭到明军顽强抵抗，努尔哈赤伤重去世。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改元天聪（1627年），他一方面从今宽城喜峰口入关连下遵化等军事重镇，一方面收降承德一带游牧的蒙古兀良哈部，继而征服成吉思汗嫡传后商察哈尔林丹汗部，将包括承德在内的漠南蒙古划入后金版图。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看到中原人对当年掳走徽钦二帝的金国女真人十分反感，果断地将国号后金改为大清，女真族改为满洲，更年号崇德，定都盛京。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突然病逝，他的幼子福临时年六岁，在叔叔睿亲王多尔衮的扶助下，登上皇位，改元顺治。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利用农民军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吊死景山的机会，倾全力攻占北京。同年九月，顺治封多尔衮为摄政王，并依照他的安排迁都北京，从此开创了大清朝二百多年的基业。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第一个把眼光盯住承德的，就是这位不是皇帝、实摄皇权的睿亲王多尔衮。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战后的荒凉，百里无人烟，千里无鸡鸣。但是人为的荒凉遮不住奇山秀水的本色，无数次率八旗铁骑呼啸而过的睿王爷，早就被巍巍燕山、滔滔滦水所吸引，他选中了秦汉时就被辟为白檀县的喀喇河屯，建起自己避暑狩猎的行宫，并于顺治七年（1650年）正式向全国九省征调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准备将这里扩建成大清朝的避暑城。哪里想到，同年底多尔衮在喀喇河屯突然病逝。他死后，很快被顺治皇帝夺爵治罪，修建避暑城的动议也因此搁置下来。

　　顺治八年（1651年），真正掌握了皇权的顺治皇帝开始了他第一次塞外巡幸。他出京师过独石口，到内蒙古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四旗厅等部，然后从今围场取道多尔衮修建的喀喇河屯行宫回京，一行两月有余。

　　康熙十六年（1671年），清代进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沿着他父皇的巡幸路线来到喀喇河屯行宫。康熙皇帝同样被这里适宜的气候、壮丽的山水所吸引，他决定把这里扩建成皇朝的避暑之地。但当时，南方的三藩之乱尚未平定，西北、东北的边患烽火常燃，清政府还无力在塞外大兴土木。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立即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两年后，康熙皇帝携太皇太后离京出古北口，经安匠、滦河、博罗河屯，沿伊逊河进入坝上草原，经一个多月的围猎、踏察，决定在坝上建一座皇家猎苑。一方面康熙皇帝深感清帝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一方面他也察觉到八旗将士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失去了进关时的强悍。他决定以秋狝为名目，来实行“绥远习武”的目的。

　　皇家猎苑在漠南蒙古亲王自愿献出的土地上很快建成，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一百公里，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北高南低，跨坝上坝下，十分适宜骑射。康熙皇帝特意用了一句满汉合壁的话起名“木兰围场”。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围场，就是汉话围住的猎场。

　　康熙二十九年（1609年），漠西厄鲁特蒙古首领噶尔丹，率三万骑兵将漠北喀尔喀蒙古三部赶往漠南，兵锋直指京师，康熙不得不调集中国北方的精锐迎敌，后因急病在博罗河屯（今隆化县城）行宫坐镇指挥，一举将噶尔丹叛军击溃于坝上乌兰布通。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康熙皇帝又三次出塞亲征噶尔丹，直至噶尔丹自杀，漠北喀尔喀蒙古完全实行盟旗制。在几次对厄鲁特蒙古的征战中，康熙皇帝越来越觉得，有必要从京城到围场的中途，扩建一座能代替紫禁城向全国发号施令的离宫。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喀喇沁旗一位叫乌拉岱的台吉推荐下，康熙皇帝改变了扩建喀喇河屯行宫的决定，将新址选在了磬锤峰下。

　　当年，这里是座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名叫上营。康熙皇帝考察了这里的滦河、武烈河以后，看到这两条河上有很多温泉，故滦河古称渜水、濡水，武烈河的蒙语为哈伦告鲁，译成汉语也是热水的意思，于是将这里命名热河，新建的行宫就称为热河行宫，后改名避暑山庄。从行宫建成到康熙皇帝去世，他每年夏季都在热河理政，同时还把木兰秋狝定为国制家法。作为少民族出身的帝王，康熙皇帝从根本上反对用长城把农耕和游牧的兄弟民族隔离开来，当古北口总兵请旨维修长城时，康熙在上谕中答复：“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且长城延褒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皇帝就是以这种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将长城以外的热河之地划为了京畿。

　　雍正皇帝自登基之后再没到过热河，但与他的父亲一样十分关注这块土地。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他下旨改热河直隶厅为承德州，从此热河特别区的治所就有了承德的名字。承德，原为盛京奉天府治所的县治名，源自“承天之德”，雍正将这个首都专用的名称用在山庄所在地，自然有着他的特殊用意。

　　乾隆元年（１７３５年），乾隆皇帝设立热河都统署，正式明确热河是由一品都统管辖的特别行政区，同时还明确了热河的行政区域，即包括现在承德市和辽宁朝阳市、内蒙古赤峰市所辖的各县、旗。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乾隆皇帝又撤热河厅置热河府，并改八沟厅为平泉州、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改四旗厅为丰宁县（包括现隆化县）、改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改三座塔厅为朝阳县、改塔子沟厅为建昌县，进一步完善了热河特别区和承德府的机构设置，使之向陪都方向发展。

　　为了加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清政府也注意到了满族所信奉的萨满教过于原始，满足不了西北边疆和中原汉民族的需求，于是在京师等地保留了萨满教，在承德大力提倡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政策。从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开始，到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间，清政府在山庄周围修建了十二座皇家庙宇，同时还发动各级官署乃至民间组织、个人大量修建各种寺院，至解放前夕，承德市区建有敕建、官建和民建寺庙、道观、书院二百余座，每到早晚，晨钟暮鼓响彻山城，凡逢庙会，香客游人摩肩接踵。乾隆皇帝说得明白：“山庄之普陀，与西藏之普陀一如，与印度之普陀亦一如，与南海之普陀亦何必不一如”，而他为西藏宗教领袖班禅修建的行宫，干脆就直接用扎什伦布寺的汉译命名为须弥福寿之庙，正是把承德视作了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

　　在经济发展上，康熙皇帝首先认识到，清初的跑马圈地是一种落后的奴隶制度，大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十六岁的皇帝刚刚亲政，即下旨停止圈地活动，提出长城以外包括承德荒地在内的垦荒制度，户部遵旨于次年明令：“古北口外空闲之地，分拨八旗。”随之从京畿各地迁来１３８个大粮庄分散承德各地，满族旗人再加之八旗驻防的兵丁，很快改变了承德居民的人口构成。

　　康雍乾三朝，历一百三十多年，黄河多次决口，旱涝连年，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灾民游离失所，清政府为减轻中原压力修改了清初逃人法，允许口外蒙地容留灾民投充旗下，这一政策鼓励了成千上万口里灾民落户承德做了旗人的佃户。大批长期精耕细作的灾民，将他们世代积累的耕作经验带到承德，无疑加速了承德经济的农业化。至雍正初年，承德每个大粮庄每年可缴粮３６０石，正常年景，全部粮庄可上缴粮食近７万石。《清圣祖实录》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东华录》算得更仔细：“京师小米一石值银一两二钱，麦一石值银一两八钱。而口外米价，虽报贵之时，秫米一石值银二钱，小来一石不过值银三钱。”北京比承德的粮价高出四倍有余，正说明了承德农业开发的成功。

　　随着农业的发展，承德的采矿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都得到了大力发展。加之皇帝每年在承德避暑，到围场秋狝，几乎是将京师的朝廷搬到承德，不但全国的消费品齐集这里，而且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国除山东、京师以外的最大孔庙在承德、中国内廷四库之一的藏书楼文津阁在承德、中国内廷四大戏楼之一的清音阁在承德。乾隆、嘉庆年间，承德真正发展成了我国的第二个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