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纏足、性別分工和經濟變革

邵曉，任保平

一、導言
在近代中國的許多限制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習俗中，影響最為深遠，表現最為典型的就是纏足。
婦女纏足這一陋俗在中國大約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有實物可考的歷史是在宋代，南唐李煜說只是出現在一些文章記載中，沒有相關文物佐證。初期纏足的主要是城市和上層社會或是特殊行業婦女，鄉村勞動婦女纏足者並不多見。婦女纏足普遍在城市、鄉村各個階層的婦女中盛行是在清代。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後，起初極力反對漢人的纏足風俗，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纏足，但此時纏足之風已是難以停止，到康熙七年（1668年）只好罷禁。這件事一度被漢族無聊文人渲染為“男降女不降”，婦女纏足披上了民族氣節的外衣。此後，纏足發展到了中國的社會各階層。
在不同的學者在纏足的空間和階級分布的估計上存在着分歧，這是因為在中國的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社會階層中纏足的程度不盡相同，而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成果中的分歧主要是因為在資料的使用和分析中存在着部分的以偏概全的問題，沒有說明自己所得結論的空間和時間。比如有學者認為纏足主要限於漢人上中層社會, 在廣大勞動婦女中非常有限；而在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人民(包括漢軍旗人) 中，即使上層社會婦女也不纏足。因此對於大多數中國婦女來說, 這種迫害並不存在（李伯重，2002）。這個結論是就江南一帶的情況所言，其時間應是明清時期。民國時期的一些地方報送的放足報告的數據和其它調查數據與上面的說法並不一致（楊興梅，1998，2000）。從邊區婦女放足的情況來看，纏足在北方大部分地區的農村中還是相當的普遍，勞動階級的婦女同樣也普遍纏足。當代學者對這裡部分農村的調查也表明，1940年以後出生的婦女95%以上沒有留下纏足的痕跡，1930年至1940年出生的婦女90%以上有纏足的痕跡，但已放足，當地稱“解放腳”。這個調查基本上能夠反映邊區當時放足的情況，同時也就反映了在此之前此地勞動婦女纏足的普遍（黃正林，2004）。李景漢領導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也顯示在定縣所抽樣本中，民國十八年時，40歲以上的婦女纏足比例占99.2%（李景漢，2005）。這些都說明了纏足在晚清時的中國已在各階層的婦女中廣泛流行。勞動階級沾染了有閒階級的習氣，男子也要娶一個小腳的妻子，母親也只能早早的就纏上女兒的雙腳。 在城市等接受新文明較早的地區已經放足時，邊遠偏僻地區纏足卻仍然普遍。
有關纏足對社會經濟以至民富國強的影響很早就為有識之士所論及，以下就較有代表性的言論摘錄。甲午戰敗之後，梁啓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論女學》云：“然吾推及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不寧惟是，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內違聖明之制，外遺異族之笑，顯罹楚毒之苦，陰貽種族之傷。”梁啓超還在《戒纏足會敘》中寫道：“且中國之積弱，至今日即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僇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為人弱也。”在此之前的還有陳虬發表《求強十六策·弛女足》，“宜嚴禁裹足，又設女學以拔取其才，分等錄用，此自強之道也。且以中國丁口約五萬萬，今無故自棄其半於無用，欲求爭雄於泰西，其可得乎？”同時，鄭觀應也提出：“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學，罄十年之力，率以讀書，則天下女子之才力聰明，豈果出男子下哉？”這些都要是中國的有識之士在亡國滅種的危亡關頭時對婦女纏足的批評，認為纏足是中國貧弱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根源，中國富強須調動占人口半數的女性的智力，要求興女學以自強。
以上的論述雖然說明了纏足對於國家民族貧弱的影響，但總是限於描述性，而且側重於非經濟的領域。筆者所要討論的不是纏足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意義，而是要討論纏足和一切束縛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習俗對近代中國農村中的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的影響，以及這種性別分工對經濟結構和經濟變革的影響。
纏足對婦女勞動力的束縛是顯而易見的，但需要具體的確定纏足束縛的是婦女的哪一種勞動力？束縛到什麼程度？會對家庭中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產生什麼影響？又會對社會經濟產生什麼影響？這些是這篇文章所要嘗試探討的問題。分析這些問題時所用的方法是在經濟學的理論和框架下進行分析，某些部分要使用模型化和數量化的方法，以求得出簡潔有效的結論。
在這篇文章的討論中同樣將一切限制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習俗都與纏足放在一起加以討論，這是因為筆者所要討論的是這些習俗的經濟後果，而其它的習俗和纏足有着同樣的經濟後果，並且這樣處理有助於簡化分析過程，也有助於得出簡潔有效的結論。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討論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纏足等習俗是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的歷史背景或約束條件。
二、有關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的簡要文獻回顧
1．一般理論
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社會學領域的女性主義（Feminism） 理論和經濟學領域的家庭經濟學中，這些不同領域的理論有差異也有重合。
(1)社會學中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
之所以要在這裡回顧一下社會學的相關研究是因為這些研究有很多部分與經濟學是重合，或者是可以給經濟學以某些方面的啟發。
社會學中公認的首先論述家庭生產中的性別分工以及性別分工對婦女壓迫性質的是恩格斯。在恩格斯的理論中，隨着私有制和個體家庭的出現，家務勞動失去了公共的性質，妻子成為家庭的主要家庭女僕，被排斥在社會生產之外。只有現代大工業才又給婦女參加社會生產的途徑（恩格斯，1999）。恩格斯的論述已經被認為基本上是很好的說明了家庭中性別分工的社會性質，並被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研究性別分工等問題的學者廣泛引用。
另外西方女性主義學者中有一些論述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論著，其中有婦女參與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婦女與發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WAD），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三個主要的理論體系。這些女性主義學者在研究這些問題時多是從性別分工來討論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應當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些論著從方法和對象上都更接近發展經濟學的領域，放在社會學理論中回顧是因為研究者多是女性主義學者。
這些學者也都對社會經濟變革和性別分工之間的關係作了研究，恩格斯認為只有在現代社會裡，婦女，尤其是無產階級婦女才從家庭勞動為主的性別分工中解脫出來，並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恩格斯，1999），即經濟社會的變革是原因，性別分工的改變是它的結果。當代著名女性主義學者Ester Boserup在其研究成果中就所觀察到發展中國家的現象認為現代化沒有給婦女帶來更高的社會地位（Ester Boserup, 1970; Lourdes Beneria, Gita Sen, 1981），從而動搖了現代化可以自然的解放女性的傳統觀點。筆者對此的認識是：從長期看來，經濟發展、現代化與性別分工改變是統一的過程，很難說明孰為因果。
（2）家庭經濟學中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
對家庭經濟學和性別分工的研究主要由加里·貝克爾（Becker, Gray S.）及其追隨者做出。在貝克爾的研究中，社會學的研究內容用經濟學的方法加以處理從而使其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流派——家庭經濟學（Becker, 1998）。同時對性別分工的研究也成為勞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
簡而言之，家庭經濟學研究的特點在於其獨特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分析微觀經濟組織如何實現福利最大化。除了方法不同以外，與其它社會科學沒有太多的區別。而且在家庭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多是考慮微觀的效率，缺少對經濟社會變革的分析，這一點正是社會學理論重點討論的。
2．對中國近代農家的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的記述
中國婦女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婦女一樣，在歷史上處於“失語”狀態，對婦女勞動的特殊性的研究並不多見，在當時的那個時代所做的專門的記述也不多見。
在民國時期的一些國內著名學者曾經做過一系列的田野調查。在這些調查中有關家庭手工業生產有內容中記述了農村婦女的手工業勞動。這些調查部分的涉及了這個時期農村婦女勞動和性別分工。在李景漢所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作了六年之久的社會調查，並編成《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在這本書中對婦女所從事的各種職業、纏足等都有記錄。
在當前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多視角的經濟史研究開始關注家庭和婦女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李伯重，2003）。除此以外大陸學者在經濟史的理論和框架下研究家庭和婦女的成果不多，更多的是在婦女史框架下研究農村勞動婦女的生產生活（呂美頤、鄭永福，1993）。在方法和資料來源上，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從文人筆記、方志等文獻中尋找相關的記載並進行一些估計。
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涉及家庭生產和婦女的研究主要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卜凱教授在中國所做的研究，其中詳細記述了民國時中國農家經濟，並涉及了婦女勞動等問題（1936）；也有國外學者系統的在小農經濟的框架下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農家經濟進行了調查和研究，並分析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商品化在向資本主義轉型中不同與歐洲的表現，其中也較多的涉及到了婦女的生產生活（Philip C.Huang, 1992）。在國外的研究中，方法上重視調查方法和調查資料的使用。
對於這一歷史時期，纏足等束縛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的習俗的研究並不多，缺少對其經濟影響的分析。有學者認為民國時長江三角洲部分地區的婦女很少在水田從事重體力活是因為纏足(Philip C. Huang, 1992）。較為系統的有學者依據少量數據和記述比較了纏足婦女只能從事農田中的部分農活而放足的婦女可以從事一些和男子相當的田間勞動從而認為纏足束縛了中國婦女的勞動力，還認為因為纏足減弱了婦女的勞動能力，就相應的使得勞動密集的田間勞動需要更多的男性勞動，從而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C. Fred Blake, 1994）。
三、文章的分析框架、相關理論和模型化
前文中已經提到，這篇文章的邏輯順序是：纏足等束縛婦女勞動的習俗如何影響性別分工，性別分工在中國近代又是如何影響經濟結構和經濟變革，最終得出合乎歷史和邏輯的結論。
雖然在分析中涉及了習俗、經濟結構和經濟變革，但在這篇文章的分析中不使用制度主義中產權和交易費用的框架，這是為了在分析中便於使用模型化的方法，從而使結論更為直觀。在分析纏足等習俗對性別分工的影響時使用新古典經濟學中家庭經濟學的框架，這是因為家庭經濟學中在分析為什麼會存在性別分工時使用了模型化的方法，從而可以直觀的得出影響性別分工的具體因素和作用機制。又因為在農業生產上存在着特殊性，因此這篇文章在分析近代中國農家的性別分工時將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纏足等習俗引入模型，希望能在原有模型已經揭示的機制的基礎上構建一個適於分析當時中國農家具體情況的模型。
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要建立一個適合分析中國傳統農家的模型。將性別分工問題放在近代中國經濟結構和變革的背景下，可以發現，在近代中國農村中的性別分工對應着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這一現象，這兩個現象很難說明孰因孰果，在中國歷史中長期共同存在並相互強化。恩格斯及其後的女性主義學者認為是傳統經濟導致的性別分工，在現代經濟中女性開始從事社會勞動，才可能從家務勞動和生育中解放出來。但在這篇文章的推導中將會看到，性別分工也會強化傳統經濟，即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
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如何阻礙經濟的變革，已經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說明，在這篇文章中對此不作太多的論述。在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阻礙經濟變革的同時也是性別分工阻礙社會分工的過程，這將在這篇文章中得到說明。
在分析歷史現象的影響時，由於掌握的材料不足，或是材料之間有些相互矛盾，就不得不藉助理論的推導或是統計方法的應用，這樣才能避免以偏概全，並有助於發現歷史中紛雜現象之間的邏輯關係。這就是筆者為什麼要借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和模型化的方法來說明這樣一個似乎顯而易見的問題的原因。
1.對家庭經濟學中性別分工模型的述評
對於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的問題，已經有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涉及在一定的男女性別差異，不同的人力資本存量的條件下，家庭內部如何進行分工來獲得最大的產出或效用（Gary S. Becker, 1998）。貝克爾在分析這些家庭內部分工的時候，假定有兩個不同的部門（家庭部門和市場部門）、兩種不同的資本投入和兩性間具有不同稟賦，在不同的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下會出現什麼樣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實現家庭的效用的最大化。
另有學者認為貝克爾的基於生理學的差異而認為女性在從事家庭家務和生育活動更有比較優勢的分工模型與現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背離的，兩性的差異在實際上是很小的，導致兩性在分工上的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初期的人力資本的投入是不同的，女性為了在婚姻市場上獲得優勢，在結婚前已獲得了大量的從事家庭分工的人力資本，因此，兩性的差異不僅有生理上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婚前人力資本投入方向的差異（Gillian K. Hadfield, 1999）。
這些分析都為這篇文章的分析近代中國農家的兩性分工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但所分析的對象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在貝克爾的分析中家庭分工中存在市場和家庭兩個部門，在中國傳統小農家庭經濟中同樣存在着市場和家庭兩個部門，但市場部門的重要性並不大，存在於家庭手工業和經濟作物的生產中，而且這兩種產品的生產中婦女的作用並非不重要。而糧食作物的種植反倒更多的是為了家庭的糊口，屬於家庭生產。另一個不同之處，也是可能產生創新的地方，就是農業生產具有很強的季節性，這在以往的家庭分工模型中都沒有反映。季節性表現在：一方面，在農閒時田間勞動不需要太多的勞動，這時的勞動力多是配置在手工業部門，另一方面，農忙時勞動力又有些不足，這時勞動力就又多配置在田間勞動。這種生產的季節性造成了分工的季節性變動。
2．模型的建立
首先，建立這個具有季節性變動的家庭分工的模型時需要知道農戶的家庭生產中所能配置的資源，以及所配置的方向，也就是各種要素對生產的約束條件。在這個模型中筆者同樣假定有兩類要素可以應用到農家的生產中，一類是實物的投入，包括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但因為在中短期內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變動是異常緩慢的 ，所以這些要素在模型中是外生變量，表現為函數的參數。另一類是勞動的投入，表現為男女勞動力的勞動時間的投入，這個變量的變動是比較靈活的，不同的季節的勞動投入的量和方向都是不同的。要素投入的方向主要在兩個部門：家庭農業和家庭手工業。
其次，對於傳統農戶的目標函數，理論上存在爭議，部分學者（主要是社會學、人類學和史學）認為傳統農家的生產的主要目的在於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並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標（Chayanov, 1996），馬克思在論述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時也是這樣的觀點，即這個時期的生產是為了獲得使用價值，而不是為了價值的增殖。而在另一派學者的理論中，傳統農家的生產同樣追求利潤的最大化（Theodore W. Schultz, 1987）。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學者的追隨者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沒能分清各自黨派在研究過程中都抽去了一些不重要的因素，而將任何一種模式用於中國的小農經濟都是不合適的（Philip C. Huang, 1992）。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對這兩派理論作了一定的調和，認為一方面農戶處於一個生產是為了糊口的狀態，家庭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需要，生產的目標首先是為了家庭的生存。另一方面，農戶也需要用所生產的產品用來交納貨幣地租、購置鹽鐵等生活必需品，自然與市場有着一定的聯繫，這就必然使其生產要追求最大化的利潤。由於農戶在市場中的為數不多的活動，生產的兩種不同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是統一的。
在這裡筆者將農戶生產的目標統一為追求產出的最大，這即可保證生存風險的最小，也可以追求最大化的剩餘產品用於交換。但是農業和手工業同樣都具有增加產出的作用，但仍然是農業為主，手工業為輔，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業解決的是最主要的生存問題，而且農民束縛在土地上，沒法找到其它的穩定工作 ；另一方面，家庭手工業以棉紡織為主，其原材料出於農業，因此家庭手工業只能是家庭的附屬生產 。
首先筆者構造一個典型農戶，之所以這樣處理是因為中國地域廣大，不同地區的生產方式的差異很大，但總有些共性的東西，為了分析的簡化起見，用典型農戶來強調筆者所要反映的事實背後的邏輯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在繁雜的歷史中尋找其背後的邏輯關係。這個典型農戶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中的傳統農家經濟的平均水平，但可以完整準確的代表傳統農戶生產的各種特點。
（1）假設
a、假設農業生產分成三個時期，農忙、農閒和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時期，在農忙時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很大，中間時期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較小，在農閒時期不再對農業部門投入勞動；
b、如前文所述，只有勞動力投入一種內生變量，其它的實物的投入都視為給定的外生變量，在模型里以函數的形式和參數反映出來；
c、如前文所述，可能的生產部門只有家庭手工業和家庭農業兩個部門，農戶只從這兩個部門獲得收入 ；
d、男性和女性在從事相同的勞動時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且男女的勞動效率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相同的勞動力投入的邊際產出是一樣的，這也就意味着男性在農田中並不具有比較優勢，女性也並非天然的適於從事家務勞動，這一點在下文中還要提及，在此不做太多的說明；
e、為了便於分析男女勞動力各自的邊際產出，在這裡將男女勞動的投入視為不同的要素。
（2）符號和函數設定
I：婦女不纏足，具有和男性相同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
設農忙時，農業的生產函數為：
中間時期，農業的生產函數為：
手工業的生產函數為：
現在分析農戶如何在這兩個生產部門中配置自己的資源使產出最大化。
上文的假設（1）和假設（3）可以寫成以下形式：
， ，
假設（5）可以寫成以下形式：
， ， ，即兩性之間不存在明顯的比較優勢。
這裡討論兩種情況：
當 時，不管在農忙還是中間時期都應把全部的勞動力投入在農業部門，直到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出等於手工業勞動的邊際產出為止；
當 時，這時對應着農業生產的農閒時期，要素應該更多的配置在手工業勞動，直到手工業勞動的邊際產出和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出相等為止。
II：纏足 後的兩性勞動力的配置及產出
假設纏足後的女性從事農為勞動能力減少為 ，（此時 是一個外生變量）從事手工業勞動的生產能力不變，此時的手工業部門的生產函數不變，農業部門的生產函數變為：
農忙時： ，中間時期：
婦女在農業部門的邊際產出變為：

此時男性勞動力的配置不變
比較 ， ， ，當 ，在農忙時婦女從事農業勞動，因纏足導致的產出損失量為： ；當 時，農忙時婦女不從事農業勞動，而從事手工業勞動，此時因纏足導致的產出損失量為： 。
一般而言，在中間時期， ，這一點可以在歷史上看到大量的實證，因此，在中間時期的勞動力的配置就成了“男耕女織”。如果在中間時期存在 ，則因纏足導致的產出的損失量為： 。
從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纏足一方面加強了男性在農業勞動中的比較優勢，這種情況下，男耕女織是農戶生產的理性選擇，從而加劇了生物學上的分工。
從模型中還可以得出一些引申的結論。因為纏足使婦女的勞動能力減弱，對於勞動集中的農田生產而言需要更多的男性勞動來從事農忙時的生產和保護產權，這就使得對人口的需求加大和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成本減少。
（3）模型適用性的檢驗
從現有的證據而言，男女性別分工的強化過程正是和婦女纏足的普及過程相一致，體現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如此。
從空間上在言，中國也存在部分地區的婦女是不纏足的，這些地區的“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並不普遍，婦女同樣從事農業勞動，甚至要重於男子。如廣東、廣西一些地區和客家人的女子不纏足，和丈夫共同勞動，而且其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也比較高。從時間上來看，抗戰和內戰時的解放區解放後動員婦女放足和參加勞動，婦女在農業生產上的效率並不比男子為差 。
綜合以上例證，這個模型對於模擬農戶的家庭內性別分工行為還是比較合適的。纏足使女子進一步的從田間勞動中退出 ，而更多的從事生育、家務和家庭手工業等附屬地位的勞動。
3.對性別分工、經濟結構和經濟變革的進一步分析
從上面這個分析性別分工的模型中可以看出：纏足等限制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的習俗強化女性從事家務、生育和家庭附屬生產的性別分工 。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各種形式的分工，主要是印度公社的分工和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製造業的分工進行了比較和分析，認為印度公社的每個手工業者直接從事商品生產，資本和勞動沒有分離的形式是印度社會長時期一直保持穩定狀態的“秘密的鑰匙”，這種分工形式與資本主義的分工形式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馬克思，1953）。在亞當·斯密所討論的分工中，是以手工製造業的分工為例來分析的（Smith, 1983），並沒有論及家庭、公社等組織的分工形式對生產效率的影響，但仍然可以用分析手工製造業分工的一些理論來比較家庭內性別分工的落後性質。
手工製造業內的分工的優點被斯密歸納為以下幾點：（1）可以發展生產者的技能；（2）可以節約由於工作變化而損失的時間；（3）有利於從事專項作業的勞動者改良工具和發明機械。社會分工也大致可以起到這樣的效果。
這此優點在以性別的生理差異為基礎的分工（這種生理上的差異起初是不大的，但在一定的社會習俗下被過分擴大，如纏足等習俗）中是否存在，說明了性別分工是否具有效率。婦女更多的從事家務和生育（內），男性更多的從事農業生產和交易（外），但在大部分的生產中家庭成員都可以從事生產中的任何一個部分，因為一方面生產所面對的市場並沒有大到足夠的程度可以容納這樣的分工，另一方面同一工作場合的勞動多到一定程度是分工的前提。因此手工製造業的普遍分工在家庭生產中是不存在的。
但家庭生產還是出現了部分的分工或分化，男耕女織雖然只是一個理想的分工在歷史上並不是普遍存在（吳承明，1981；李伯重，2005）。但還是說明了男性與女性在各部門中所投入的勞動的比例是不同的。這種分工或分化可以更加的提高勞動者的技藝，中國和印度的棉紡織業的精細程度在世界上已很有名氣（Smith, 1983）。但對於節約更換工作的時間是做不到的，因為這只是一種大致的分工，沒有精細到每人只操作一個流程，這就更加的談不上對發現和新工具的使用了。
因此家庭內的這種分工談不上斯密所言的手工製造業的分工的優越，它所體現的一方面是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恩格斯，1999）。另一方面是家庭手工業與家庭農業的互補，是與社會分工是相對立的。這種互補性的生產方式同樣也是解釋中國傳統社會長期穩定的秘密的鑰匙。而在家庭生產中纏足等習俗使女性更加適合於家庭手工業、家務、生育領域，起到了強化男性對女性奴役和強化家庭生產自給性質的作用，其中所導致的效率損失已由前面的模型給出。
四、經驗驗證
在這一部分要用民國時期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一些數據和資料來說明這個時期束縛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習俗和具體的特徵。
社會勞動是一具社會學的概念，在這裡指的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勞動，或是一個家庭與社會發生聯繫的勞動。田間勞動雖然其產品的市場化程度不高，但其中體現着與社會聯繫的屬性，因為其中所涉及的土地、生產資料的使用這些方面與社會有着豐富的聯繫，其產品的分配同樣也是社會性的。而為了自給的家庭手工業生產往往不具有這種性質。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家庭手工業生產也被認為是社會勞動，這是不言而喻的。
以下筆者要考察的具體問題有婦女的田間勞動量，和家庭手工業生產中男女勞動力投入的差異。
1.婦女的田間勞動
因為史料中有關婦女勞動的貧乏和不可用，考察那個時期性別分工、婦女勞動是很難的事。但所幸的是當時有一批著名的中外學者在中國作了大量的細緻的農村經濟社會調查。在卜凱教授的《中國農家經濟》一書中，中國北方農村婦女的田間勞動參與率很低，幾乎為零（1936），如下表所示：
表 1：卜凱調查北方婦女田間勞動所占比例
省縣 田間勞動女子所占比例
河北鹽山（1923） 4.28%
河北平鄉 0.90%
河北鹽山（1922） 0.86%
山西武鄉 0.42%
山西五台 0.00%
（資料來源：卜凱：《中國農家經濟》）
在日本經濟特務組織滿鐵的調查中也認為北方農村婦女不參加田間勞動 。
李景漢等人所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26——1933年在河北定縣社會調查中的相關數據里，515家中13歲經上的1176婦女中以田間工作為主要工作者，也可以說為正業者，計943人，大約占80%（李景漢，2005）。
造成這些不一致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1）一般認為在卜凱教授的調查中，抽樣所抽富裕戶的比例較大，結果存在偏差；（2）卜凱教授調查的時間並不太長，由於農業勞動的季節性，可能會使調查者認為某季節的情況就是整年的情況；（3）在以詢問為基本調查方法時，被調查者可能對調查的內容造成誤解，結果可能出現偏差；（4）在卜凱教授的數據中所調查的是女子勞動占所有勞動的比例，而在定縣調查中反映的是婦女的職業情況，而且李景漢的書中提到，“婦女的目常工作自然是在家做飯做衣。此外亦從事許多其他工作”。即使是在這943個以田間勞動為主要職業的婦女中，亦有445個同時在從事紡紗、織布、染線，做豆腐等手工業勞動作為副業（見表2）；（5）同樣是田間勞動也存在着性別的分工，婦女和兒童從事着差不多的勞動，比如摘棉花、車水，此外成年婦女亦從事收穫勞動，耕地等強勞力勞動婦女不參加。以此可以推知，婦女即使除了家務勞動外以田間勞動為主業，仍然不可能在田間勞動的總量中占太多的比例。
表 2：定縣調查515家13歲及以上1176女子現在職業之分配
正業 工業人數 副業 副業人數
田間工作 943 紡紗 346
紡紗兼織布 76
織布 6
染線 3
做豆腐 3
摘棉花 2
做掛麵 2
蒸饅頭 2
傭工 2
軋花 1
染布 1
紡紗 138 縫紉 1
紡紗兼織布 25
入學 3
織布 2
傭工 2 1
縫紉 1
賣燒餅 1
乞丐 1 1
普通家事 60
總合 1176 445/447
（資料來源：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對於為什麼婦女勞動在田間的比例比較小的原因，在卜凱認為可能是因為婦女纏足的緣故。定縣的放足就當時而言在全國應算比較早，書中記載，在民國三年就已強制放足，而且成效比較好，在定縣調查中四十歲以上的纏足比例較大，但十四歲以下已經少見，如下表：
表 3：定縣調查民國十八年515家中按年齡組女子纏足和天足人數
年齡組 天足 纏足 共計 纏足比例
5——9 169 0 169 0%
10——14 152 9 161 5.6%
15——19 120 29 149 19.5%
20——24 52 77 129 59.7%
25——29 24 106 130 81.5%
30——34 6 97 103 94.1%
35——39 6 103 109 94.5%
40及以上 4 488 492 99.2%
總和 533 909 1442 63%（平均）
（資料來源：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若以14 歲以上的女子為女性勞動力，則這部分婦女中有71.4%纏足，放足成效較好的定縣尚且如此，整個北方自不必說。在現有的資料中很難直接的說明就是纏足導致的婦女參與田間勞動的比例較小，但與解放後大量的動員婦女參加勞動相比，這個時期的婦女勞動占田間勞動比例相對很低，因此可以認為是纏足等一系列習俗影響了婦女參與田間勞動。
2.婦女的家庭手工業勞動
在所有的家庭手工業生產中，有一些產品的商品化已經比較高，因此考察婦女勞動在社會勞動中所占的地位還必須考察婦女勞動在這一部分商品化比較高的家庭手工業生產中的地位。
在定縣調查的中一區71村從事各種家庭手工業之家數、性別、產值的數據中，可以看到中一區的手工業生產中同樣是以紡紗和織布為主，婦女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下表：

表 4：定縣調查中一區71村各種家庭手工業之家數、人數、全年出貨總價值
家庭手工業 家數 男 女 共 婦女比例 總值 平均每人每年創造
紡線 2417 50 3084 3134 0.98405 62000 19.7830249
織布 547 200 392 592 0.66216 94000 158.783784
編蒲鍋蓋 170 200 145 345 0.42029 1700 4.92753623
編柳罐 149 181 129 310 0.41613 50000 161.290323
做豆腐 52 65 43 108 0.39815 14000 129.62963
做高香 15 45 30 75 0.4 3000 40
織毛毯 25 45 25 70 0.35714 5000 71.4285714
豬羊小腸 15 30 15 45 0.33333 55000 1222.22222
磨麵 25 26 15 41 0.36585 20000 487.804878
軋花 25 69 10 79 0.12658 49000 620.253165
制繩 5 12 7 19 0.36842 1700 89.4736842
做豬胰 17 18 6 24 0.25 2500 104.166667
做大火柴 7 9 5 14 0.35714 280 20
做爆竹 5 10 5 15 0.33333 150 10
制花生及棉籽油 23 73 4 77 0.05195 27000 350.649351
編葦泊 7 6 4 10 0.4 1000 100
做粉條 30 112 2 114 0.01754 15000 131.578947
磨香油 5 10 2 12 0.16667 1000 83.3333333
編鐵絲笊籬 10 20 0 20 0 27000 1350
做竿子及叉子 43 125 0 125 0 18000 144
做掛麵 18 53 0 53 0 7000 132.075472
做棉紙 1 6 0 6 0 5500 916.666667
做掃帚 124 136 0 136 0 5000 36.7647059
做轆轤頭 7 7 0 7 0 2600 371.428571
做草紙 12 48 0 48 0 2000 41.6666667
鐵器作 1 4 0 4 0 1500 375
做各種皮條 1 2 0 2 0 200 100
做笤帚及炊帚 1 1 0 1 0 150 150
編竹筢 1 1 0 1 0 140 140
做木犁架 1 3 0 3 0 50 16.6666667
編柳條笊籬 1 1 0 1 0 40 40
總合 3760 1568 3923 5491 0.71444 471510 85.8696048
（資料來源：李景漢：《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從表中可以看出：（1）婦女勞動主要集在人均產值較低的紡紗上，其次就是織布，在其它的人均產值較大，市場化較高的手工業中，婦女勞動所占的比例往往比較小；（2）婦女所能從事的家庭手工業門類遠遠沒有男子多，很多家庭手工業婦女是不參與的，尤其是商品化比較高，或所需技術較複雜的家庭手工業；（3）婦女所從事的手工業生產多是在家庭院落這一範圍內，而男子可以在專門的作坊里進行生產。
從表2的定縣515家的調查中也可以看到，婦女在家庭手工業生產中所從事的主要是粗淺的，與家務相關的勞動，沒有男子所能從事的生產豐富。筆者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主要有：（1）纏足所導致婦女的體力較弱，使婦女只能從事需體力較少的生產；（2）人力資本的投入的不同，在婚前，父母主要是在與家務勞動有關的生產和紡織等方面予以培訓，其它領域，尤其是精細的手工業，往往不教女兒；（3）婦女即使在生產的同時還要負責家務，生育等方面，這就決定了婦女家庭手工業的生產主要囿於院落範圍。
對理論做經驗檢驗時因為數據不足或不適用，無法使用統計或計量的方法進行相關的驗證，這是這篇文章的一個不足。統計或計量方法應用的優點在於正確的應用這些方法時所做的假設檢驗，這些假設檢驗一般都要將否定自我理論的情況作為原假設，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就必須接受原假設，也就是要否定自我理論。這種方法的嚴謹性是語言和圖表的方法所不具備的。但在這篇文章的分析中因為資料的缺乏，尤其是定量的截面或時序資料的缺乏，只能用不太嚴謹的方法來加以說明，這是一個最大的局限，儘管前面的邏輯的推導是嚴謹的，但這一缺陷還是影響了這篇文章的嚴謹性。
五、一些有用的結論
這篇文章在分析了纏足以及一切束縛婦女參加勞動的習俗對於性別分工、小農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即束縛婦女的習俗強化了農家的生產中的性別分工，這種分工在本質上不具有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討論的手工製造業中分工的優勢，這種分工一方面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反映的是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另一方面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在第三部分的模型中，纏足等束縛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性別分工造成了效率的損失，並且這種分工加劇了家庭生產的自給性質，小農業和小手工業緊密結合。這種生產方式與社會分工是排斥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是建立在這種家庭自給生產的瓦解的基礎之上，並強制的將其中的勞動力（包括女性勞動力）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或者社會化大生產的範疇內。
目前我國農村同樣還處在從傳統的生產方式轉型到現代經濟的社會化生產這樣一個既有中國國情特色又具有人類社會進化共性的時期。在這個轉型過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必然要以某種形式發揮作用。已知的人類歷史的這個過程是一個勞動力普遍的納入現代經濟生產體系的過程，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限制勞動力進入現代部門的結果歷史已經給出了說明，其結果必然是單個的勞動力和資本相結合，在家庭內部兼營多種行業，因為農業收不足必然要使多餘的要素尋找可能的出路，這個可能的出路就是在家庭中小資本和少量勞動結合，每個家庭生產單位直接面對消費生產商品。這種制度無疑是纏足的現代版，同樣起到了束縛勞動力的結果，也因此而同樣束縛了傳統經濟的變革。已有的研究已經證明，解放這些潛在的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已經大大的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並使世界的各個地區都可以看到廉價的中國勞動力製造的廉價的中國商品。
這篇文章的所有的推導和證明都是要得出一個結論：解除對人的體力和智力的束縛對於經濟的變革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現代經濟的成功正是在於其迫使人的潛在能力的發揮，並容許和鼓勵這種能力的發揮。當然這個結論已經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證明，這篇文章只是用中國近代的史實重新證明了一下。
如果把這個結論應用在發展社會學或發展經濟學中的婦女發展問題，仍然是有效的，對婦女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對於婦女發展，降低生育率的影響已被前人證明。但在這篇文章的邏輯中同樣可以看出，對婦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使其從事更多的社會勞動，對於改造傳統的家庭生產，進而影響經濟結構和經濟變革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