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西斯主義基本理論的角度考察新聞體制的確立和特點

　　奉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是殘酷的、專制的，但是為何還能風行一時，與美英法的民主自由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並立，形成當時世界三大主要思潮，這說明法西斯主義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蠱惑性，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迷信它，追隨它，為它犧牲性命。新聞業正是實現法西斯欺騙性的強大助推器，以下將從法西斯主義的五大基本原理入手來分析其新聞事業體制的確立和特徵。

　　1、國家至上論

　　法西斯主義主張“國家高於一切”。希特勒把這種“國家至上論”謊稱為“國家社會主義”；日本在宣言“國家至上論”的基礎上，把尊神、忠君和愛國結合起來，帶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法西斯國家的新聞業最明顯的特徵是國家所有，國家控制，新聞事業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為國家服務，在國家的領導下對人民群眾進行法西斯主義宣傳。

　　希特勒取得政權以後立即實行法西斯獨裁制度，先後解散了反對黨的報刊，使這些黨派受到嚴重打擊。1933年2月20日“國會縱火案”以後，希特勒藉此將180多家報刊停業。隨後，他通過興登堡總統發布命令，宣稱“為了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安全，憲法規定的新聞自由暫時終止”。從而取消了《魏瑪憲法》規定的新聞和言論自由，肆無忌憚地實行法西斯“輿論一律”，統一的輿論形成合力，共同為法西斯國家服務，為國家的集權和戰爭政策的實施鋪平道路。

　　宣傳部是德國實現新聞界“國家至上論”的主導，在這個層面上，戈培爾是作為整個新聞界的“沙皇”出現的。一到合適的時候，戈培爾就要對新聞界發表一通講話，新聞界都必須遵循戈培爾講話所體現出來的政策方針。戈培爾就任宣傳部長之前，曾經對報 業代表發表演說：“政府認為報紙必須協助政府；為達到此目的，報紙批評有時當屬必要，但這種批評，絕不許可使其他國家用來不信任德國政府。因此，政府期望報業在國家宣傳部的領導下發揮其職能。”　戈培爾剛上任宣傳部長，就對新聞界說：“正如我早已強調指出的那樣，新聞界不僅要發布消息，而且還必須發布指示。在這裡，我首先要奉勸已公開聲稱為國家的報刊。你們將會看到這樣一種理想的狀況：新聞界被組織得那麼好，以至於它在政府的手裡可以說是可隨意演奏的一架鋼琴，是能夠為政府效勞的影響群眾的極為重要、極有意義的工具。”　不久，他又得意地宣稱：“現在鬥爭容易了，因為我們能夠利用國家的一切手段。電台和報紙都可供我們使用。我們要完成一個宣傳傑作。” 戈培爾還警告過德國新聞界，他們不能放縱破壞性的批評而必須在重建革命中積極配合，“批評的自由以及類似抨擊政府政策的東西在新政權下都是不允許的”。戈培爾發布命令，沒有宣傳部的許可，禁止出賣報社。此外，禁止通過教會或者宗教團體向報紙、雜誌提供經濟上的資助。1935年4月頒布的另一個命令說：只要獨立性的報紙與其他同地區的黨報之間發生了競爭，這家獨立性的報紙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日本在1932年成立了非正式的情報委員會，隨着形勢的變化，如電報通訊社和新聞聯合社合併為國家通訊社、無線電廣播的普及和發展等，委員會站在國家立場上，對新聞內容進行判斷、指導，使其不違反國家利益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官制”情報委員會建立了，它負責有關情報、內外報道、啟發宣傳的聯絡和調整。該機構又逐步發展為內閣情報部、情報局，成為法西斯控制言論自由的絕對權力機關。

　　通過頒布法律命令，設置新的國家信息機構，法西斯國家的新聞業實現了國家所有，新聞業已經完全納入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體系中，並且不遺餘力的為法西斯主義鼓與呼。

　　2、領袖至上論

　　希特勒極力推崇當時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超人”學說。“超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能力，是歷史的創造者，有權力領導和驅使“庸人”；“庸人”則應服從“超人”的命令和指揮，充當“超人”創造歷史的工具。希特勒利用這種學說，自詡為唯一能夠“拯救德意志”的領袖，通過納粹黨和“黨衛軍”大肆鼓吹對“領袖”的狂熱信仰．絕對崇拜和絕對服從，在納粹黨內和德國軍隊內實行“鐵的紀律”，對人民實行極端獨裁專制的法西斯統治。

　　日本軍國主義同樣鼓吹“領袖至上”，把天皇奉為天照大神賜給大和民族“萬世一系”世代繼承的“神聖領袖”。

　　無論奉行什麼理論，推崇何人為領袖，共同點就是就是要對這位領袖絕對信仰，絕對崇拜和絕對服從。新聞界也不例外，他們要絕對聽從領袖及其追隨者的宣傳調遣，如不服從，失去的將是陣地、權力甚至生命。

　　希特勒為了保證新聞業為其馬首是瞻，1935年成立了國家宣傳部，專門負責管制全國報刊電台的言論及新聞報道，並負責國社黨的總體宣傳工作。對待反對希特勒或者對其統治提出質疑的新聞媒介，國家宣傳部有一系列的懲治措施。納粹政府對違反政策的報紙，制裁非常嚴厲，有時是直接沒收報紙財產 ，或者將負責人送進監獄或集中營。戈培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威脅說要把任何膽敢褻瀆國家重要新聞程序的人投進監獄。1936年《埃森總匯報》被暫停發行期間，發行人吉拉德特博士和執行主編、編輯主任等曾一起被保護性監視。1934年，《格呂恩郵報》編輯厄姆?維爾克由於抱怨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紙變得乾巴巴的，立即被戈培爾撤職，送往集中營，報紙也被停刊三個月。

　　日本的新聞界要絕對效忠天皇，關於言論自由，幾乎成為一個反面的概念，最多是在順從方向的角度偶爾被提到。1944年2月，《每日新聞》發表文章記者新名丈夫的述評《戰爭至此，決定勝負的已不是竹槍，而是飛機、軍艦》，這一論調惹怒了東條英機，當天報紙被查禁，作者被充軍。

　　3、種族優秀論

　　希特勒鼓吹，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其他種族都應當接受日耳曼民族的領導和統治；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種族，應當對之實行種族滅絕。

　　日本軍國主義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只有大和民族才能統帥亞洲各民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一同對抗歐美民族，與西方平分世界。

　　種族優秀論同樣也作用在法西斯新聞事業的體制中，具體表現在對其他民族和種族的新聞媒介進行打壓或者強行併購，對新聞從業人員進行限制和迫害。

　　德國法西斯剝奪了非日爾曼人的傳播權，1935年，沃爾斯坦報團在“反猶”運動中被沒收財產，由納粹黨的耶埃出版社接管，完全成為法西斯宣傳的工具。《法蘭克福報》的老闆因為是猶太人被報社清除。1933年10月，德國頒布了《新聞記者登記法》。該法規定：“各個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必須由宣傳部長直接任命；一般記者惟有符合下列條件：（1）必須為德國人；（2）具有公民權及管理的資格；（3）受過專門教育；（4）祖籍為純種的雅利安人而未與其他各族成員結婚者方可成為記者。第四條對新聞從業人員的種族作了明確的限制，前三條對此作了間接的規定，畢竟是否有國籍、公民權和受教育權還是法西斯說了算，非日耳曼民族只能是被動的，無力的，悲觀的。

　　日本政府對處於其殖民統治下的朝鮮、我國台灣和東三省的新聞事業實行統一管制，通過殖民總督或行政當局進行對口管理，或者分別納入日本國內各大報系統進行控制。

　　4、意志至上論

　　希特勒創造了“權力意志”的概念，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掌握和發揮權力，“擴張自我”。這是一種極端自大狂妄，權力欲薰心；只要個人意志，不要理性思維；只憑個人奮鬥，蔑視廣大民眾；不顧客觀現實，不尊重客觀規律的荒謬邪說。希特勒深受尼采學說影響，寫了自傳體的《我的奮鬥》一書，鼓吹堅強意志和主觀奮鬥精神可以戰勝一切，“謊撒得大，就多少總有一些東西會得到人們相信，因為廣大人民群眾受大謊的騙比受小謊的騙更容易……”

　　日本軍國主義則堅持他們的武士道精神，這種精神的首要要求就是絕對效忠天皇，有仇必報，堅定的精神可以戰勝一切。

　　這種意志至上的思想從根本上違背了物質第一，意識第二這個基本的哲學觀念，反映在新聞事業上就是徹底了拋棄了新聞的客觀公正性，新聞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法西斯宣傳的需要。

　　戈培爾是運用新聞界進行宣傳的好手，尤其是在對廣播的運用方面。他堅信“謊言說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　宣傳部經常通過新聞發布會發布一些指令。這些指令詳盡地向記者們講解如何從事他們的工作，多達數10頁，它要求記者們依照政府想要他們了解的事件進行報道。這些指示涵蓋了納粹黨基本路線的每一個方面。這是新聞界該報道的，當然對哪些問題堅決不能報道，宣傳部也作出了具體的指示，比如禁止刊登國家領導人宴會照片，不得報道德國的侵略戰爭，即使報道也要美化和贊同，不能站在猶太人的角度來報道“反猶”運動等。

　　日本新聞界在法西斯政府強大的“統一指導”的戰時新聞體制下，完全成為政府操縱下的喉舌和宣傳機器，即使在二戰接近尾聲，日本軍隊節節潰敗的情況下還要繼續狂熱的報道戰爭消息，吹噓“皇軍”的偉大勝利和“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欺騙日本人民。

　　5、暴力和強權就是真理論

　　在法西斯主義國家，暴力和強權達到了最高的層次——戰爭和征服。希特勒和東條英機東西呼應，堅決反對民主自由、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認為這些學說使人心浮動，社會動盪，國家渙散軟弱。他們認為，武力能戰勝一切，“強權就是公理”，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都必須實行強權統治，進行武力征服。

　　戈培爾把整個德國置於瘋狂的法西斯戰爭中，強迫新聞媒體用觀點一致的新聞報道來美化對外侵略戰爭，為侵略找若幹個冠冕堂皇的理由。1939年8月上旬，納粹德國報紙叫賣的中心調門是：擾亂歐洲和平的是波蘭，是波蘭以武裝入侵威脅德國。《柏林日報》的大字標題的警告：“當心波蘭！”《領袖日報》的標題是“華沙揚言將轟炸但澤——極端瘋狂的波蘭人發動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挑釁！”希特勒原定在8月26日侵略波蘭，此時成了戈培爾在報紙上發動宣傳戰爭的高峰。事實上，納粹德國自己早在半個月以前就開始動員發動戰爭。